《什么是医学史》[美]John Burnham，用自己独特的叙事风格，将医学史的发展呈现出来。“我建议最有用的方法是将医学史看成五幕同台上演相互交织的好戏。每一幕剧本都是学者们千头万绪的工作。但每一幕历史剧都是且演且编，并无确定的结局。”在Burnham看来，医学史中，最令人着迷的是“医学化和去医学化”的问题。治疗者努力获得更为广泛的认同，这使得他们借助专业的知识体系以及围绕自身而建立起来的社会组织，不断推动医学思想塑造生活面貌，这是医学化的过程。而另一方面，还存在一种力量，在努力保持一些领域不受医学的影响，甚至将某些内容从医学的领域迁出，事实上，随着社会在医学领域的投入的不断增加，设法去医学化，或将决定治疗的权力从治疗者手中转移到政治家或者社会公民团体手中的力量也正与时俱增。医学史自身，也表现出这样的变化，书写权，正从医者（治疗者）手中转移出来，从描述医学的不断进步、光荣、伟大和一贯正确，转向社学学家以及其他的一些人，他们从更多的侧面，甚至是非医学技术的侧面，去打开医学史，而医学史真正令人着迷的地方也正在于此，叙事正在多元，价值评判变得丰富，人们不在简单满足于接受，相反却在共同参与中，使医学史变得莫衷一是，和前途未卜。

    第一幕：治疗者

   在每一个已知的社会里，总有人担任治疗者的角色。

   每一个生物体在受伤的时候或者遭到细菌之类活的敌害侵扰的时候，都会调动防御机制，设法维系生命。动物会舔舐伤口、休息、饮水，还会进行其他的治疗活动。而人类不同凡响的地方在于，他们引入了第三方来照顾和处置病人——这就是治疗者。人类甚至还发明出一整套社会结构，来界定病痛和矫正病痛，按照现在的拗口叫法，此物被称作“保健供应体系”。

    1、治疗者与祭司

    他指出，治疗者身上有神职与医职的重叠。“治疗者过去扮演过，而且一直扮演着祭司的角色”。这种判断本身就使得现代治疗者身上“科学光环”与古老蒙昧时期的“萨满”扯上了关系，变得暧昧神秘。

    2、古代医学中的自然主义

    事实上，医巫的揖别早在医学史很早的时期就发生了，希波克拉底宣称的一些过去认为是神圣的疾病有着自身自然的原因，这是现代医学“自以为是”和所有信仰发生的根底。

    3、开业和职业

    在古代，除了祭司医疗和自然主义医疗之间的巨大鸿沟之外，还存在着另一种分裂。把治疗的内容弄成某种预先确立的公式，应用到每个个体的病人身上，并且强调成龙配套的手续，这不仅仅是一种知识传递的需要或者治疗本身的需要，也是治疗者确立自身在社会上的地位以及谋生的手段。为此，他们一直着迷于建立与之配套的价值观念——如行业准则。从这个角度来说，希波克拉底誓言我们还可以品出别样的味道来。为自己设立专业的形象和标准，抨击那些不符合这些标准的治疗者，以示区别，都是谋求更大层面社会认同，并理所当然获得高的社会地位和回报的手段。

    4、力求承认

    如果剥离了医者自身对医学史光荣正确的进步史的描述立场，那么地盘的争夺就成了治疗者自身设法塑造社会生活，进而谋求更高社会地位取得更多回报的不变斗争戏剧。对于民间医生（江湖游医）和其他传统医学的打击由来已久，其动机无非如此。

    5、治疗和施善

    当然，历史并不仅仅是如此的简单。治疗者在更高道德诉求上的践行，同样存在在谋求社会地位斗争的过程中。与人道和施善的靠拢，也种下了医疗不应以追求报酬为目标的种子和自身难以调和悖论。

    6、传记

    7、英雄人物

    对于历史的书写者来说，从治疗者具体人物身上的多维挖掘，代表了治疗者作为医学史本身一个角色便宜的切入角度。那些历史上活生生的人物，既可以成为塑造医学贡献的有力武器，也可以成为揭示医学化和去医学化斗争的证据。

    第二幕  病人

    1、患病的人

    “不消说，治疗者治疗的是病人。但随着医学化的不断推进，何谓病人成了一个问题。”一般来说，治疗者会把判断是否是病人的权力握在自己手中。“在一个人身上，观察者能检测出来的、尤其医生能检测出来的就是疾病（Disease），一个人自己的知觉和感受称作病痛（Illness）。”20世纪中世纪以前，构成医学史核心史料来源是医生的记载。但是，新的写史趣味使人们察觉，普通人同样热衷于记录自身罹患的各种疾病症状，以及对此所做出的判断。当你企图抛开或不仅仅依靠治疗者的划分来弄清楚“每个病人或者每群病人真正经历着什么时”，就会发现疾病的划分至少是从治疗者那得来的观念是不完全的。比如社会的认知及个体的主观感受同样会决定一个人是否属于病人。那些本来并非是疾病的内容同样可以成为医者治疗的目标，比如“肥胖”。

   2、病人的角色

   病人角色，是从社会文化角度提出的。生病是一种对社会的偏离。而文化力量指引病人与治疗者建立一定的关系，目的是使病人摆脱病人的角色。病人角色有四个方面的潜台词：“第一，该人的正常责任得到豁免。第二，人们不认为该人对患病负有责任，也不认为他/她可以仅凭个人意愿而康复。第三，该人必须把患病看作不可取的状态，并应有康复的愿望。第四，该人有义务配合起治疗作用者以变得不在偏离。”这使得“病人”可能被滥用。历史上出现过对左撇子儿童的矫正，对新生儿阑尾的切除，对可能造成社会不稳定的人的处置，宣布他们有某种疾病而强制治疗，等等。“文化中的个人究竟要对文化服从到什么程度？”而医学化的倾向，又在多大程度上助长了这种力量？“你有病”这样的帽子，隐藏着怎样的沉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