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的奇迹》出版以后相当长的时间里，学界普遍认为我们对中国经济增长的预测太乐观了，但实际上，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2014年中国的经济规模已经超过美国，按照市场汇率计算，中国的经济规模在2030年左右超过美国现在已经成为全球各个经济发展研究机构的共识。那么，中国成为世界经济学的研究中心、引领世界经济学理论新思潮的大师在中国辈出这两点，如何才能成为现实？在我看来，关键仍然是1995年那篇文章所强调的“本土化、规范化、国际化”，不过在做规范化研究时必须把握经济结构差异和扭曲的内生性。

中国本土问题的重要性随着中国经济在世界经济的重要性提高而提高，同时，在研究本土问题上中国经济学家有近水楼台之便，这一点应该没有疑义，并且，可以从近些年来中国经济学家有关中国现象的研究论文在国际顶刊上发表的数量越来越多可以得到印证。但是，目前有关中国经济的研究绝大多数是以现有的理论来解释中国的现象或以中国的资料来检验现有的理论，这样的研究成果尚不足以引领国际经济学理论的新思潮。中国经济学家要从研究中国经济现象中创新理论以引领经济学的新思潮，则需要在进行规范化研究时了解中国作为一个处于快速发展进程中的国家经济结构和已经成熟的发达国家存在系统性差异，这种差异是内生的，以及中国作为一个转型中国家经济体系中存在许多扭曲，这些扭曲也是内生的。现代经济学经过亚当•斯密以来近250年的发展已经枝繁叶茂，经济运行的方方面面都有成熟的理论，如果对上述的两个内生性没有高度的自觉，发生在中国的许多现象似乎都有现成的理论涉及，很容易对号入座，难于摆脱以现有的理论来解释中国的现象或以中国的资料来检验现有理论的窠臼而无所创新。反之，若能把握住上述两个内生性，中国的经济现象会是经济学理论创新的富矿。

首先，现有的经济学理论绝大多数总结于发达国家的现象，并以发达国家的发展阶段、产业、技术、制度等等结构作为暗含前提。例如，现在的金融经济学教科书或文献中的理论，主要探讨的是公司金融和资产定价。公司金融的理论讨论股票市场、风险资本、大银行、公司债等等如何动员资金、配置资金、分散风险；资产定价则研究金融工具或某种证券在不确定条件下的市场均衡价格，即收益率、回报率如何确定的问题。对于资本丰富、技术先进的发达国家，作为经济中资金需求主体的企业，所在的行业绝大多数是需要大量资金来投资和运营的资本密集型产业，技术创新的方式则主要是依靠资金投入和风险都非常巨大的自主研发，金融应该服务实体经济，这些理论对于了解和解决具有上述金融需求特性的发达国家的金融问题非常合适。但是，中国50%的税收来自于微型、小型、中型企业，70%的 GDP和80%以上的就业来自于规模很小的农户与微型、小型、中型企业，资金的需求规模小，而且所在的行业和所用的技术一般是成熟的，相比于靠自主研发的发达国家而言风险要小得多。目前发展于发达国家的公司金融和资产定价的各种理论难于用来解决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中以小规模的农户和企业为主体的实体经济的金融需求。金融应该为实体经济服务这个原则不因为发展程度不同而有差异，但是，如果不了解不同发展程度国家之间的实体经济结构有本质性的差异，即使一篇学术研究可以在顶级期刊上发表，这样的研究成果也难于解决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实体经济的金融需求。反过来，如果从中国实体经济的结构特性作为出发点来研究金融如何服务实体经济以及存在于中国的许多金融现象，那么，一定会有许多不同于主流理论的创新性视角和观点。这一点不仅在金融，在货币、财政、产业组织、劳动力市场等等现代经济学的各个分支领域也都是如此。

其次，中国是一个转型中国家，存在许多政府干预所造成的扭曲。不容否认这些扭曲是有代价的，但是，需要了解这些扭曲中许多是内生的，也就是有原因的。如果不了解其存在的原因，按照主流理论采取的政策措施，经常会是事与愿违。例如，1988年中国发生了高达18.5%的通货膨胀，这是建国以来第一次发生两位数的通货膨胀。从主流理论来看，要治理通货膨胀应该提高名义利率，增加投资的成本，减少消费的意愿，使得总投资和总消费下降，如果能这样通货膨胀就会消失。并且，从主流理论来看，利率提高后，只有好的投资项目付得起高利率会被保留下来，不好的项目会被淘汰，消费也一样，只有必要的消费会被保留。因此，靠利率的变动来调整投资和消费以治理通货膨胀也有利于提高资源的配置效率。

1988年时中国政府的做法则是保持名义利率不动，通过治理整顿，以行政手段来砍投资砍项目。从主流理论来看，政府对各种项目的好坏不可能有足够的信息，用行政手段砍投资砍项目来治理通货膨胀，一定会有“乱点鸳鸯谱”的情形，很多好的项目会被砍掉，是一种不理性、不明智的政策选择。当时我也确实看到这种情形。例如，那时北京西二环路旁的新大都饭店正在盖一座18层的新楼，盖到13层的时候就被“砍掉”了，变成了烂尾楼。那时北京的饭店非常少，供给远远不能满足需求，中国政府的行为似乎印证了主流经济学对政府干预必然不当的批判。但是，如果中国政府真的像主流经济学理论所认为的那样无知和不理性，那么中国为什么能够从1978年至1987年连续9年维持平均每年9.9%的高速增长？一般来说，一个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即使在某一个年份能有9%的增长都已经是了不起的成绩了，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转型中的国家，却能够维持连续9年的稳定和高速增长。中国政府如果是不理性的，绝对不可能取得这样的成绩，那么，既然是理性的，为何中国政府的政策选择与以决策者是理性的西方经济学理论模型的选择不同？

实际上，这是由于决策者所面临的限制条件不同。当时中国从转型前的计划经济中继承下来大量的国有企业，规模很大、资本很密集，中国的要素禀赋则是资本极端短缺、劳动力非常丰富，这些国有企业所在产业普遍违反中国的比较优势，在开放竞争的市场中缺乏自生能力，能存活，靠的是廉价的资金支持。如果政府提高利率，这些企业会大量亏损。政府有两种选择：一是让这些“僵尸企业”倒闭，但这不仅会引起大规模失业，造成社会不稳定，而且，这些企业有些像电力、电讯关系国计民生，有些则和国防军工有关，如果让这些企业倒闭，那么经济将无法正常运行，国家也不能保证安全，国将不国，经济发展也就无从谈起。二是，为了不让这些企业倒闭，政府必须增加财政补贴，财政赤字会随之大幅增加，只能用增发货币来弥补，从而进一步加剧通货膨胀。这两种结果从当时的政府和社会的角度来看，都不如用治理整顿的行政手段来治理通货膨胀可行。从上述的分析可以知道，主张以提高利率来治理通货膨胀的主流理论是建立在发达国家不存在大量违反比较优势、需要依靠政府以压低利率来补贴才能生存但又关系国计民生和国防安全的企业。

总而言之，目前的主流经济学理论大多使用“一部门模型(One-Sector Model)”，这种模型暗含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只有量的差异，没有质的区别。即使“多部门模型（Multiple-Sector Model）”，通常也是将发达国家的结构作为唯一的理想的结构，只要与其结构不一样，就会被认为是扭曲的或是落后的。但是，不同发展程度的国家要素禀赋结构不同，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不同，规模经济和风险特性也不同，相适应的公司治理、金融、人力资本、监管、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等等也会不同，这些不同是内生的。要中国在内生的条件未改变前去采用发达国家的结构，或按总结于发达国家现象的理论来运行会有“削足适履”的问题。尤其中国作为转型中国家有许多“扭曲”也是内生的，套用发达国家的理论来解决中国的问题则会有“南橘北枳”的问题。在观察中国的经济现象或分析中国的经济问题时，如果能把握上述两个内生性，就能更好地了解中国各种经验和现象背后的道理学理哲理，就能产生许多和现有主流理论不同的新理论新观点，也就能够掌握中国成为世界经济中心所给予中国经济学家引领世界经济学理论新思潮的机会，这些年来我倡导的新结构经济学就是往这个方向所做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