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区域国别学成为一级学科后，学术界对区域国别学与国际关系学的融合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国际关系作为一门较为成熟的学科，科学化取向是其主要特征之一，这与秉承诠释路径的区域国别研究存在较大差别。尽管如此，区域国别学与国际关系学仍然存在融合的可能，因为社会科学理论建构的经验来源于特定时空，社会科学理论由此带有了文化属性，文化理论也就成为搭建国际关系学与区域国别学融合的重要桥梁。以区域国别研究思路为基础，通过总结欧洲、中国、俄罗斯的历史和文化特征可以发现，依托国际关系理论，提炼出工具理性、关系理性和荣誉理性概念，能够更好地解释大国的地区一体化政策。探讨区域国别学与国际关系学的融合，有助于促进国际关系理论创新并形成多元理论格局，也有助于提升区域国别研究的理论化程度。

　　关键词：国际关系学；区域国别学；比较地区主义；文化理论

　　一、引言

　　2022年9月，区域国别学正式成为交叉学科门类下的一级学科，国内学术界掀起了讨论区域国别学学科建设与理论创新的热潮。然而，如何进行区域国别研究，促进区域国别学的学科发展与理论构建，学界却并未形成一致的意见。西方国家的区域国别研究发展较早，注重语言培训为基础和本土资料的收集，对对象国或区域进行实地考察；同时高度重视区域国别的历史与文化，主张采取“从内到外”的诠释性研究（hermeneutics）。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尽管以美国为代表的区域国别研究越来越重视政治学、经济学和社会学等学科的综合，采取比较甚至量化的方式，但诠释研究仍然是主流，与建立在遵循自然科学研究思维基础上的解释路径(explanation)存在较大差异。在区域国别学还未成为一级学科之前，我国从事区域国别研究的多为国际关系学者，这便不可避免地使人们将国际关系研究与区域国别研究联系起来。事实上，国际关系学较少关注具体区域或国家的历史与文化，而是侧重从宏观上探讨不同国际行为体的互动规律，这在研究的路径上与区域国别学存在较大差异。尽管如此，国际关系是区域国别研究的重要依托学科。有学者指出，国际关系的区域国别研究依托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对象聚焦某一区域或者国家的关系性经验，构成了国际关系学科发展的重要知识来源。

　　国际关系学与区域国别学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因而有必要讨论二者能否融合以及如何融合的问题。国际关系学与区域国别学属于广义的社会科学范畴，研究对象为社会世界，与自然科学研究存在巨大差异，这意味着不能完全借鉴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承认社会科学理论的时空局限性和文化属性，或可成为促进国际关系学与区域国别学融合发展的重要思路。有鉴于此，本文首先探讨国际关系学的科学化取向及区域国别学的诠释学路径，论证二者融合的困境。其次，基于社会科学理论的时空局限性特征，本文主张为了实现国际关系学与区域国别学的融合，可倡导文化理论，在理论建构中合理纳入地方性知识，在促进国际关系理论多元化发展的同时，提升区域国别研究的理论化程度。最后，本文以国际关系中的地区主义理论为切入点，探讨不同地区或大国如何通过文化实现地区建构，以此展示国际关系学与区域国别学交叉融合的具体途径，并以欧洲、中国和俄罗斯倡导的地区主义为例进行论证。

　　二、国际关系学与区域国别学融合的困境

　　作为一门学科，国际关系学逐渐朝着科学化方向迈进，国际关系理论发展史很好地体现了这种科学化研究趋势；而区域国别学主要依托诠释的方法更为关注历史与文化，这构成了国际关系学与区域国别学融合的重要障碍。学科建立之初，国际关系研究也带有很强的诠释色彩。在国际关系学的思想体系中，修昔底德、马基雅维利、霍布斯、洛克和康德等思想家遵循传统哲学的思辨式研究，影响了国际关系理论中的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等流派。古典现实主义遵循传统人文科学的研究路径，重视国家权力的作用，承认国家间利益的冲突性，反对从普遍的国际道德角度分析国家行为。20世纪上半叶形成的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也带有强烈的规范色彩。在国际关系学中，自由主义与现实主义的理论观点相对，自由主义不将国家视为国际社会中最基本的行为体，既重视非国家行为体的作用，也认为国际政治并非永恒的悲剧，人类社会最终会实现康德所谓的“大同世界”。然而，受科学行为主义和科学化取向的影响，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都朝着科学化方向发展，由此二者的研究路径基本相同，都希望提升理论的科学化程度。

　　科学主义的兴起与国际关系研究的重心在二战之后逐渐转移到美国，这催生了国际关系学的第二次论战，也彰显了国际关系学的西方属性。此后科学主义逐渐成为主流研究方法，科学理论为大多数美国国际关系学者所接受。尽管不同学者对理论的界定存在差异，却对什么是科学理论有着相似的看法。建立在社会世界与自然世界的同一性基础上，科学理论主张对社会世界进行解释，强调科学研究的目标在于认识客观的外在世界，采取“从外到内”的研究路径；科学研究秉持演绎逻辑，从基本前提出发推导理论命题，并以经验验证命题的真伪，以获得确定的普适性知识。受科学理论的影响，在美国发展起来的主流国际关系理论采取科学研究路径，使国际关系理论呈现出趋同态势，制约了理论的创新和多元化发展。

　　作为科学理论的代表，新现实主义于20世纪70年代兴起，其代表性学者肯尼思·沃尔兹（Kenneth Waltz）以国际体系无政府状态为逻辑起点，构建出国际体系制约国家对外行为的理论命题。冷战后出现的新古典现实主义将结构作为自变量，国内政治作为中间变量，国家外交政策作为因变量，提出结构的相对稳定性使国家外交政策受到国内政治约束的主张。新古典现实主义采取科学化思维，重视国内政治却较少挖掘国家的历史与文化，思考比较意义下的国家政治制度、国家与社会关系等因素对国家行为的影响。针对现实主义理论高度科学化的趋势，近年来有学者提出需要重新思考古典现实主义的价值，关注历史的作用和社会世界的不确定性，这也体现了学界对现实主义理论的反思。

　　受到科学理论的影响，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各分支流派试图摆脱规范理论束缚，采取科学研究路径。在这些分支流派中，社会学自由主义将跨国关系作为核心自变量，国际和平与合作为因变量，论证人员跨国境流通提高国家间冲突成本，有助于维护国际和平的理论命题。相互依存自由主义将经济相互依存作为自变量，实证检验经济相互依存对提升国际和平的效果。新自由主义，也被称为新自由制度主义，在与新现实主义的论战中成为自由主义的代表性理论，是自由主义理论科学化取向的典型例证。新自由主义接受新现实主义的前提，主张国家是理性和统一的行为体，国际体系是无政府状态，国际制度有助于消除无政府状态的消极后果。

　　即使是强调文化因素的社会建构主义，也逐渐向科学理论靠拢。社会建构主义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末，其代表性人物亚历山大·温特（Alexander Wendt）基于社会学家吉登斯（Anthony Giddens）的结构化理论，强调体系结构与单元（施动者）之间存在相互建构关系，认为无政府状态是国家造就的。但体系结构和施动者之间的相互建构意味着社会建构主义难以进行因果关系分析，因为因果关系突出自变量和因变量之间的单向关系，这便使得社会建构主义与科学理论不能兼容。为了进一步采取科学理论的研究路径，温特在《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一书中基于实证主义的科学理论模式，不再突出体系结构与施动者之间的互构，而是承认社会事实具有主客观统一性以此论证国际体系结构（无政府文化）对国家行为的制约作用。温特的研究引领了主流社会建构主义的科学化取向，但这一研究进路引发了社会建构主义学派内部的争议。有学者指出，温特的理论是自由主义和社会建构主义的融合，属于自由建构主义。与自由建构主义对应，现实建构主义与古典现实主义结合，主张国际政治中的权力政治不可超越。同时，现实建构主义反对科学理论倡导的确定性原则，更加强调国际政治中广泛存在着不确定性因素，政治家需要秉持“审慎”原则，基于具体情况进行决策。

　　与国际关系研究不同，区域国别研究致力于获取地方性知识，不以普遍性知识为目标。区域国别研究的兴起与西方殖民主义密切相关。19世纪后期，西方国家系统地支持针对区域与国别的田野调查，以获得当地知识，服务殖民主义。费迪南·冯·李希霍芬（Baron Ferdinand von Richthofen）提出“丝绸之路”概念，正是起因于他被委托进行田野调查，描绘地图并修建从中国到德国的铁路。英国和俄国围绕中亚展开“大博弈”之时，双方派出诸多学者进入阿富汗，了解当地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状况，为进一步的殖民扩张做好前期准备。有学者评论道，西方区域研究起源于东方主义，是西方资本主义发展后进行殖民扩张、争夺霸权的“历史必然”。二战之后，区域国别研究在美国流行起来，在美国政府和洛克菲勒等基金会的支持下，美国的很多高校纷纷成立区域国别研究机构，提供语言教学，对某一区域或具体的国家进行综合性和系统化的研究。据统计，截至1971年，美国63所大学设立了106个地区和语言中心，提供近100种语言教学，以此服务于美国的霸权统治。

　　区域国别研究兴起的实用主义诉求塑造了它的特征，即强调语言学习、重视田野调查和超越人文与社会科学边界的多学科对话，深入挖掘当地的历史与文化，获得地方性知识。研究路径上，区域国别研究采取“从内到外”的方式，与科学理论强调“从外到内”的研究不同，属于诠释理论范畴。诠释理论认为，与自然符号的客观性不同，社会符号带有主观性特点，需要具备相应的历史与文化背景知识才能理解。进一步来说，依托社会符号的社会事实不同于自然事实，它是具体时空环境下的产物，难以完全具备自然事实那样的普遍性。对于社会符号的理解也需要立足于研究者的自身经验，在缺少相应背景知识的条件下，就会出现理解偏差或完全无法认知的情况。诠释理论重视文本研究，认为文本构成了社会世界，只有在具体的情境中才能理解文本，进而理解社会世界。依托诠释理论，区域国别研究重视地方性知识，主张每一个区域都具有独特性，这使得区域国别研究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区域中心性”（area-centricity）的问题，既限制了研究者对区域本身的认知，也阻碍了区域国别研究的理论发展。

　　主流国际关系理论的科学化取向运用抽象与概括的思维，遵循演绎的逻辑和实证主义路径。科学理论的问题在于将社会世界与自然世界等同起来。然而，社会世界不同于自然世界，毕竟社会世界是由人组成的，人具有主观能动性，并非社会结构的被动接受者。随着科学的发展，人们认识到，即使自然世界也并非一个纯粹的确定性世界，比如量子物理的出现就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自然世界的确定性观点，并对社会科学研究产生重要影响。区域国别研究的问题在于，它过于注重地方性知识和案例研究，不注重将具体的地方性知识升华为理论，使社会世界与自然世界区别开来，并使其在认识论上缺少独立性和主体性。尽管如此，国际关系学和区域国别学也具有一定的相似性：二者都是在西方发展起来的学科，具有强烈的西方中心主义色彩；二者都是建立在西方经验的基础上，遵循西方的逻辑构建知识，是知识依赖权力的真实写照，导致西方的知识和经验处于主导性地位。然而，世界上存在诸多非西方的历史与文化，在此基础上塑造出的经验有别于西方，或可有效推动理论的创新。比如，全球国际关系学的兴起挑战了西方国际关系的理论叙述，认为西方主导了国际关系的学科建设，需要打破“政治学牢笼”，立足多元主义，超越西方中心论，在理论构建中更多融入非西方世界的经验。从事区域国别研究的很多学者也意识到“西方中心论”的弊端，要求平等对待世界上不同区域，重视社会实践，突出背景知识，发掘有别于西方的区域国别视角与经验。因此，国际关系学与区域国别学虽存在融合困境，但在认识社会科学理论特性的基础上，找出国际关系学与区域国别学协同发展的路径仍然具备可行性。

　　三、文化理论：国际关系学与区域国别学的融合路径

　　国际关系研究的科学化趋势与区域国别研究注重理解地方性知识，阻碍了彼此的融合发展。主流国际关系理论基于自然科学路径研究社会科学，更容易使文化与历史成为空洞的概念；同时强调社会世界与自然世界的相似性和确定性，认为学术研究的目的在于发现隐藏在表象背后的客观规律，通过演绎逻辑构建出自洽的理论命题并采取实证主义验证命题的真伪。由于坚持客观性、确定性和因果逻辑，主流国际关系理论难以认识到人的思想观念的作用和能动性，缺少对具体历史与文化因素的思考，在思想上是“贫困的”。区域国别研究重视特定区域与国家的历史与文化，遵循诠释学路径，且强调社会世界的主观化，导致其理论建构的困难。破解国际关系学与区域国别学的融合困境，推动二者协同发展，可以进一步加强文化的作用——文化是区域国别研究的重要内容，国际关系研究中也不乏对文化的探讨。因此，尽管国际关系学对文化概念的界定存在争议，我们仍然需要重塑文化理论，探讨文化理论在国际关系学与区域国别学中的兼容性，以及二者融合发展的具体方式。当然，这并不是否认国际关系研究的多样性，国际关系理论中存在实证主义，也有后实证主义；存在宏大理论，也有中层理论。与此同时，这也没有否认区域国别研究的跨学科属性，诸多区域国别研究学者从不同学科进行构建，尝试使区域国别知识理论化。

　　基于文化视角搭建国际关系学与区域国别学融合的路径，首先需要了解国际关系学中已有的文化研究及其存在的问题。尽管国际关系学者承认文化对国家行为的影响，却对文化概念有不同理解，据此构建出了存在差异性的文化理论。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对于文化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持不同的观点，新现实主义忽视文化，新自由主义承认观念（文化）对国家外交政策产生的影响，虽仅仅将其视为中间变量，却也开启了文化研究的先例。新自由主义的代表性学者罗伯特·基欧汉（Robert O.Keohane）和朱迪斯·戈尔茨坦（Judith Goldstein）指出，世界观、原则化信念和因果信念三种观念通过界定利益、充当路线图与发挥黏合剂作用，共同塑造制度并影响一个国家的外交政策。两位学者将观念比喻为铁路中的扳道工，关键时刻会引领国家的发展方向。随着国际关系学科的发展，国际关系学界围绕实证主义与后实证主义展开论战，文化研究迎来高潮，主要基于三个层面论证文化对国家行为的影响，但仍然存在局限性。

　　首先，在个体层面，一些国际关系学者从个体普遍心理特征论证文化对国家行为的影响，但并未阐述个体思想的历史与文化根源，这与区域国别研究对文化的理解存在较大差异。理查德·内德·勒博（Richard Ned Lebow）的《国际关系的文化理论》是典型代表。勒博认为，个体存在三种普遍性的行为动机，分别是欲望、精神和理智，与国际关系中的利益、财富、权力和安全相对应，但这一阐释忽视了不同文化环境对个体心理的影响。他指出，当理智无法克服欲望和精神时，国家将威胁其他行为体的利益，引发国家间战争。20世纪上半叶之所以爆发两次世界大战，原因在于国家对于地位和欲望的追求（精神动机）。罗伯特·杰维斯（Robert Jervis）采取了类似的逻辑，他认为，知觉是信息处理和加工的过程，决策者基于对客观世界的认知做出决策，而非客观世界本身。知觉产生的机制包括三种，分别是认知相符、诱发定势和历史学习，形成统一性知觉、自我中心偏差、愿望思维和认知失调四种错误知觉，构成国际冲突爆发的重要原因。杰维斯从普遍性角度论述了个体知觉和错误知觉的产生机制，但未论及特定文化传统与个体心理行为的关系。

　　其次，在体系层面，文化在国际关系领域被理解为共有观念分配，是约束国家行为的外在条件，因而导致文化概念的空洞化，缺少对差异性文化根源的探究。亚历山大·温特曾指出，本体论上，共有观念是主观的；认识论上，共有观念在一定时空条件下具有客观性，可以对其进行实证研究。在温特的建构主义理论中，文化是一种体系结构，它的塑造与具象的文化无关，这意味着他的文化概念是空洞的，缺少具体区域或者国家文化的支撑。随后的社会建构主义遵循温特的路径，论证作为共有观念的文化（国际规范）对国家行为的约束，将基于西方文化的国际规范视为理所当然。社会建构主义者承认，受到国际规范影响，国际社会中的国家遵循恰当性逻辑，而非工具性逻辑。正如玛莎·芬尼莫尔（Martha Finnemore，也译为玛莎·费丽莫）所指出的，国家利益需要根据国际公认的规范来理解，即通过国际社会中的善和恰当行为来界定。作为国际规范的倡导者，国际组织并非国家的仆从，它们是官僚机构，垄断了合法性知识生产，具有自主行为能力，是国际政治中重要的权力来源。然而，在国际组织中，西方国家居于优势地位，这导致国际组织倡导的规范不可避免地带有西方中心主义的偏见，因此，非西方文化因素对于重构国际规范仍然不可或缺。

　　最后，在国家层面，文化理论从文化差异性的根源入手，探讨国家历史与文化对国家行为的影响，对国际关系学与区域国别学的交叉融合做了有益的探索，但其理论化程度有待进一步提高。彼得·卡赞斯坦（Peter J.Katzenstein）编著的《国家安全的文化：世界政治中的规范与认同》从不同角度论述了国家的文化与制度如何塑造国家认同，进而影响国家安全政策的制定。但该书并未构建出一套统一的理论框架，论证国家安全文化与国家安全政策间的关系。江忆恩（Alastair Iain Johnston）在《文化现实主义：中国历史上的战略文化与大战略》中讨论了中国文化对中国对外战略观念与行为的塑造方式。他认为，国家战略并非完全遵循理性选择，而是受到国家观念和历史文化的影响。通过对《武经七书》等中国古代经典文本的解读，他总结出中国古代的战略文化，即“不战而屈人之兵”等思想的影响使决策者优先使用仁政等防御性而非进攻性战略。尽管如此，江忆恩并未回答如何提升基于中国历史与文化经验构建的文化理论解释力的问题。

　　综上所述，国际关系学中的文化研究理论虽然呈现多元化特色，但上述文化理论或者缺少具体区域国别历史与文化的支撑，使文化概念空洞化；或者是理论的解释范围有限。为此，重塑文化研究有助于推动国际关系的文化研究与区域国别知识的合理结合，提升基于特定文化基础的理论的解释力。然而，文化具有相对性特征，与理论的普适性要求存在一定的内在矛盾。为此，我们需要从社会科学哲学层面出发，挖掘社会科学理论蕴含的文化内涵，重构文化理论论证国际关系学与区域国别学融合的可能性。

　　首先，社会科学理论来源于特定的时空环境，其中蕴含的文化内涵为国际关系学与区域国别学的融合发展提供了可能。科学理论对普适性有着明确的要求，需要不受时空限制，具备广泛的解释力。实际上，科学理论是将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延伸到社会科学的尝试，却在这一过程中忽视了社会科学的特殊性。相应地，社会科学理论往往不具备所谓的普适性，而是在一定时空条件下才能成立，这源于社会事实的属性。社会事实不同于自然事实，是因为它是在人类社会实践中产生，是特定区域中集体意志的产物。因此，国际关系理论与区域国别研究在文化维度上有一定的重合性，这构成了二者融合的前提。

　　其次，社会科学理论带有文化属性，通过对理论的重塑，使得文化成为理论的构成要件，这也成为国际关系学与区域国别学融合的理论基础。社会理论与自然科学理论不同，不能简单地将其理解为自变量和因变量的关系，它更多地表现为一种系统化思维，并深受文化的影响。我国学者秦亚青指出，社会理论分为形上元与形下元两部分。形下元发挥着感知功能，注重从外部汲取信息，接收并传递至形上元。形上元为认知功能，处理形下元传递过来的信息。形上元由文化体的背景知识孕育产生，带有鲜明的文化特性。背景知识在社会实践中产生，不同场域的社会实践构建出不同的背景知识，塑造出差异性的形上元。形上元处理形下元传递过来的信息，意味着即使是同一种社会现象，因形上元差异也会导致不同的结果。区分理论的形上元和形下元层面，有助于理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趋同。在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中，形上元来源于西方的理性主义传统；而区域国别研究的兴起虽然也带有西方中心主义色彩，但通过对地方性知识的探求与挖掘，区域国别研究仍然有助于识别形上元的差异，理解不同的文化背景。从这个角度来说，国际关系理论是在一定文化背景下产生的，与区域国别研究是相互配合、相互补充的关系。

　　最后，通过区域国别的历史与文化构建国际关系理论，实现国际关系学与区域国别学的融合，需要找出克服文化理论狭隘性的路径。文化理论不可避免地存在狭隘性特征，这既是因为它来自特定场域中的经验，也是因为它的主要解释对象为特定场域中的事实。更为重要的是，人总是生活在一定的文化中，无法形成对社会事实的充分理解，这就使得文化理论不具备普适性。尽管如此，文化理论的解释力不应局限于特定场域，而应找出扩大其解释力的途径。因此，从人类社会实践的相似性出发，有助于扩大文化理论的解释力；而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交流与借鉴，同样有助于提升文化理论的解释力。

　　总之，承认社会科学理论的文化属性，重构社会科学的理论内涵，为在理论建构中合理地纳入区域国别知识提供了空间，是实现国际关系学与区域国别学融合的重要路径。一方面，文化理论承认社会事实不同于自然事实，不能完全采用自然科学路径研究社会科学，为区域国别对历史与文化的研究提供了空间。另一方面，区分理论的形上元和形下元层次，克服文化理论的狭隘性，扩大理论解释力，有助于使国际关系研究走出“西方中心论”，构建多元理论，促进全球国际关系学的发展。

　　四、国际关系学与区域国别学融合：比较地区主义的思路

　　国际关系学与区域国别学的融合发展，既需要突破“西方中心论”和走出狭隘的“区域中心性”，倡导多元理论；也需要摆脱主流国际关系理论“硬科学”模式和区域研究的诠释传统。近年来，比较区域研究（comparative area studies）和比较地区主义（comparative regionalism）的兴起，为区域国别学与国际关系学的交叉融合提供了较好的路径。区域研究的诠释特性根植于西方的殖民统治需要，由此形成了“我们”与“他者”的二元对立。类似地，在地区研究中，欧盟被视作地区一体化的成功样板，由此形成了欧洲和欧洲以外地区的“二元对立”。区域研究中比较方法的兴起，本质上是认识到现有研究路径的不足，因而采取多维方法，强调跨区域比较，促进理论的发展与创新，也为国际关系学与区域国别学的融合做了有益的探索。通过比较区域研究，我们可以探索不同区域社会实践中产生的背景知识，塑造出对形上元的认知，进而结合国际关系理论进行抽象和概括，达到二者融合的目标。

　　地区主义以地理上相邻国家的合作与一体化塑造出的地区组织为主要研究对象，也是区域国别研究的重要内容。在主流的国际关系理论中，现实主义不承认地区组织的独立性，认为它是地区大国的附庸和实现国家利益的工具。自由主义承认地区组织的自主性，其强弱与地区组织的制度能力直接相关。鉴于欧盟已经成为超国家的组织，制度能力较强，可将其视作国家合作与一体化的模板。社会建构主义重视地区身份对地区组织的建构作用，认为地区身份是国家合作与一体化的前提，没有地区身份，国家难有构建地区组织的动机。然而，主流国际关系理论从“硬科学”思维出发，希望通过比较分析获得普适性的地区主义理论，却往往忽略了地区特殊性以及社会理论建构的文化背景。例如，欧洲一体化的成功使诸多地区主义学者推崇欧洲模式，认为其他地区应借鉴和学习欧洲。然而，世界上不同地区存在差异性规范，与欧洲的经验不匹配，即使按照欧洲模式成立的地区组织，也难以保障地区一体化，反而形成所谓的“纸面上的一体化”。

　　因此，地区主义并非单数，而是复数。社会实践塑造了特定的地区历史与文化，构建出背景知识，为理解世界上存在差异性的地区主义理论提供了思想武器，凸显了地区主义研究中区域和国别的重要性。在地区一体化的进程中，地区大国发挥着独特作用，它们的地区一体化政策受到自身历史与文化的限制。近年来，欧洲一体化面临较大困难，出现了诸多去一体化的现象，英国脱欧是最典型的案例。结合区域国别研究，比较英国和德国一体化政策的历史文化差异，有助于理解欧洲一体化的困境。历史上，英国从来就不认为它是欧洲大陆的一部分，而是欧洲大陆的权力平衡者。尽管英国参与了欧洲一体化进程，却一直“三心二意”。在逆全球化的影响下，英国国内民粹主义抬头，“疑欧”声音上升，导致英国最终脱欧。与英国不同，德国是欧洲大陆重要的力量，它的崛起是两次世界大战爆发的重要原因。德国之所以愿意推动欧洲一体化，很大程度上是出于政治动机，防止欧洲再次爆发大战。基于这一历史，德国成为欧洲一体化的坚定支持者，也是欧洲一体化的主要驱动力量。

　　在欧洲一体化的发展进程中，法国和德国是主要驱动力量，这是因为法国和德国更容易采取一致的步调推动地区一体化。以欧洲文明为基础，法国和德国依托工具理性，从功利角度理解一体化，成为欧洲一体化构建的关键。而中国和俄罗斯属于两种不同的文明，有着各自的思想文化以及思考问题的方式，对地区一体化也存在不同的理解。中华文明历来重视关系，构建出关系理性，基于关系理性，中国的区域政策不同于西方，这成为理解中国所倡导的地区主义的核心所在。俄罗斯文明介于东西方文明之间，既受到西方文明影响，又因蒙古统治而受到东方思想的熏陶，广阔的地理空间导致俄罗斯人内心有着极度的不安全感，激发出他们内心对荣誉的渴望，荣誉成为国家行为的主要权衡因素之一。由此，俄罗斯形成了一种基于荣誉的理性，笔者将其概括为“荣誉理性”，理解这一特征或对理解欧亚一体化有所助益。

　　理性是欧洲文明中的重要概念，作为启蒙运动的主要推手，理性精神助力欧洲走出黑暗的中世纪。在欧洲哲学中，理性与经验相对应，是获取知识的主要方式。在长期的发展中，理性出现不同变体，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是两种主要类型。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深受欧洲文化的影响，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主要是基于工具理性，国际社会理论则立足于价值理性。随着行为主义的兴起，国际关系研究中的工具理性与实证主义结合在一起，以逻辑推演和经验验证作为可靠的知识来源，构成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主要特点。在欧洲一体化经验基础上形成的一体化理论，其根基为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依托工具理性论证国家之间如何实现合作与一体化。从博弈论中的“囚徒困境”模型出发，两个理性的“囚徒”彼此之间难以合作，根本原因在于信息不畅和信任难题。国际制度有信息功能和惩罚措施，能够提供走出囚徒困境、实现国家合作的保障。而且，国际制度能力越强，越有助于提供相关信息，降低成员国间的不信任感，提升合作的程度。欧洲一体化始于煤钢联营，之后演进为共同市场和经济联盟，并扩展至政治和军事领域，塑造出超国家的地区组织，体现了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逻辑。其核心在于通过制度约束成员国的机会主义，根治国家间的欺骗行为，构建出一种新型的多层治理机制。

　　关系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概念，是理解儒家社会的关键要素。如果说西方社会是个体社会，个体理性有助于理解西方人的行为，那么中国传统社会是集体社会，关系理性成为中国人行为的动机所在。当然，关系理性并不意味着它不具有理性含义，它是关系感性思维与逻辑理性思维的融合：逻辑理性判断中含有关系感性，关系感性中暗含逻辑理性内涵。关系性逻辑的要义在于，关系中的行为体通过关系运作实现自我利益和目标，同时允许作为背景的关系环境发挥制约作用。关系性逻辑基础上塑造出的关系治理模式，与西方在工具理性上形成的依托外在制度构建出的规则治理存在本质差异。关系治理不以制度建设为目标，具有非正式和非强制性特征。关系逻辑认为，关系之所以能够实现治理目标，维护秩序的稳定，核心在于成员国间构建出的信任关系。关系理性之所以能培育行为体之间的信任，是因为在中国传统的集体社会中，人与人之间构建出了关系网络，彼此之间相互交织在一起，使得规范而非规则成为社会秩序稳定的根源。在关系理性下，地区合作与一体化目标不在于建构外在的强大制度，而是依托成员国间的信任关系。例如，地区主义中的东盟模式建立在关系治理的基础上，这是因为东南亚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儒家传统文化的影响。上海合作组织则是另一个重要案例。作为以中国城市命名、由中国倡导构建的第一个地区组织，上合组织与中国主张的地区理念密切相关。按照西方地区主义理论，上海合作组织协议多于落实;然而，在关系理性视角下，上海合作组织建立在成员国互相信任的基础上，依托信任与规范，即使不存在强大的外在制度，也有效约束了成员国的行为，维护了中亚地区秩序的稳定。

　　在勒博看来，荣誉是国家行为的普遍动机，而荣誉在俄罗斯文化中占据重要地位，或可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分析俄罗斯国家行为的一种视角。主流的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将工具理性视为国家行为的根本动因，荣誉则可有可无。但荣誉与理性的结合，意味着国家行为不仅以功利的结果为依据，也包括道德性因素，因为国家具有道德目的。荣誉存在积极和消极两个维度。积极维度的荣誉意味着行为体对地位的追求，消极维度的荣誉是行为者希望避免遭受耻辱。无论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荣誉，都能在一定程度上成为行为者采取行动的动机。尽管如此，有些地区对于荣誉的追求高于其他地区，这与特定的社会环境密切相关。研究发现，游牧经济占主导或者牧民定居的地区，荣誉文化高于其他地区，这彰显了地理环境对人行为的影响。俄罗斯对荣誉的重视不仅受到地理区位影响，与其历史与文化也有密切的关联。首先，地理位置对俄罗斯人的心理有较大影响。俄罗斯处于欧亚大陆中间地带，广袤的大草原使其无险可据，内心的不安全感促使俄罗斯极力向外扩张，最终成为世界上领土面积最大的国家，而这又成为俄罗斯人深感自豪的基础。其次，俄罗斯人的身份认同在西方主义、国家主义和文明主义之间摇摆不定。当俄罗斯希望融入西方，却不被西方所接受时，国家主义和文明主义对身份认同的影响力增加，作为“俄罗斯人”的独特性得到凸显，这引导俄罗斯人追求荣誉，恢复俄罗斯昔日的辉煌。最后，长时期的帝国统治导致俄罗斯仍然无法摆脱帝国思维。基于这一帝国思维，俄罗斯仍将苏联解体后欧亚地区宣布独立的国家视为“近邻”和俄罗斯的“特殊利益区”。受荣誉驱使，俄罗斯认为它对欧亚地区负有特殊责任，地区一体化成为实现俄罗斯大国地位的依托。然而，俄罗斯并未构建出成熟的地区主义理论，不得不接受西方的理念，以此组建以俄罗斯为主导的地区组织，促使欧亚地区国家摆脱西方，实现其对这些“近邻”的控制。由于西方的地区主义与欧亚地区的规范并不相容，俄罗斯主导的地区一体化成效有限。

　　在比较地区主义视角下，欧洲、中国和俄罗斯因其历史与文化的差异秉持不同理念，三个地区的案例有助于理解国际关系学与区域国别学融合的路径。区域国别研究重视探讨三者的文化差异，却未能上升到理论层面。而国际关系研究基于欧洲历史与文化构建出地区主义理论，却未能意识到地区主义的多样性。因此，本部分通过分析欧洲、中国和俄罗斯的历史与文化传统，并对其各自秉持的地区理念加以抽象和概括，以期为区域国别的理论研究提供一种新的思路，进而推动多元地区主义理论的发展。

　　五、结论

　　在区域国别研究方兴未艾之际，国际关系学者是主力军之一，鉴于学科差异，有必要探讨如何实现国际关系学与区域国别学的交叉融合。国际关系研究受科学理论影响，科学化取向为主要特征之一；区域国别研究注重挖掘地方性知识，以诠释研究为主，二者的差异成为彼此融合的重要障碍。本文认为，认识到社会科学理论的文化属性，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克服国际关系学与区域国别学融合的障碍。社会科学理论的文化属性具体体现在理论的形上元层次，这使得理论建立在一定的文化背景之上，为国际关系理论纳入文化知识提供了路径。国际关系学和区域国别学的融合，既有助于使国际关系学走出“西方中心论”，实现理论创新与多元化发展，也有助于推进区域国别学的理论研究，逐渐走出区域国别研究的诠释性“移情式”研究传统。

　　地区主义研究通过国家的合作与一体化实现地区建构，是区域研究的重要内容。本文基于区域国别研究，结合文化理论发现，地区大国依托自身理念进行地区建构，导致地区间差异，成为比较区域研究的重要对象。在欧洲，理性是重要概念，对工具理性的关注使得欧洲以超国家组织建构为目标，来解决国家间合作与一体化中存在的囚徒困境问题。在中国，传统文化塑造出了关系理性，基于亲疏关系培育出的信任关系又影响了国家的合作与一体化。在俄罗斯，荣誉理性主导了欧亚地区一体化，这根植于它所处的地理位置、长期的历史经验和帝国统治传统。在荣誉的推动下，俄罗斯将国家合作与一体化作为实现大国地位的手段，却缺乏解决合作中的囚徒困境问题的方案，导致地区一体化效果有限。

　　文化理论是国际关系学与区域国别学融合的重要途径，为未来国际关系学者从事区域国别研究提供了有益思路。当然，国际关系研究含义广泛，区域国别研究也不完全局限于文化，因而这并非国际关系学与区域国别学结合的唯一途径。更为重要的是，实现国际关系学和区域国别学的交叉融合，需要国际关系学者和区域国别学者摆脱固定的学科束缚：国际关系学者可以关注区域国别学者的研究成果，并将其纳入到自身的理论建构中来；区域国别学者则可以借鉴国际关系学者构建的理论，进而更加深入地推动研究工作。当然，搭建跨学科团队，构建国际关系学者和区域国别学者定期沟通和交流的平台，将更加有助于实现国际关系学与区域国别学的协同发展。（注释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