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德与树人

　　——以《儒林外史》匡超人为例

　　□主讲人：李汉秋

　　主讲人简介：

　　李汉秋，第七至十届全国政协委员，原中国《儒林外史》学会会长。70岁退休后，重返学术界，至今仍笔耕不辍。退休十年出版专书八部，计百余万字；主编论著三部；发表文章四五十篇；现仍承担着国家级课题。

　　编者的话：

　　随着高考、中考的临近，中学生们并没有因为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而“停学”，居家复习、线上辅导正紧张有序地进行着。文学名著是学生们学习复习中的重要内容。清代吴敬梓创作的长篇小说《儒林外史》不仅是教育部统编教材推荐的必读书，其中有些章回也入选中学语文教材之中，如第十五回后半回至第二十回前半回的“匡超人传”。学生们在感受古典名著魅力的同时，也培养了阅读习惯、提高了审美鉴赏力，从中感悟人生哲理。本期讲坛邀请原中国《儒林外史》学会会长李汉秋先生以古典名著《儒林外史》中“匡超人”这一文学形象为例，讲述立德与树人。

　　青年人的精神走向很能反映时代的文化状况。在世界文学名著中，塑造了很多栩栩如生的青年形象，有一类叫“被引诱者”“从善良走向堕落者”。如，法国巴尔扎克的小说《高老头》里的拉斯蒂涅，作为外省青年，本有淳朴的道德观念，来到巴黎逐步蜕变，是历经了著名的“人生三课”——经过当时的社会现实和浊流文化熏染，他为追逐名声和金钱而堕落成不择手段的极端个人主义者。

　　在拉斯蒂涅形象出现前近一个世纪，中国文学就出现了“被引诱者”“从善良走向堕落”的青年形象——《儒林外史》的匡超人。

　　匡迥，字超人，是温州府乐清县乡下的贫寒农村青年，“上过几年学”，是小知识分子，跟商人到省城杭州谋出路求发展，结果流落街头，衣食无着，又无盘费回家，靠测字算命骗钱度日。在此艰难时刻，马二先生主动向他伸出援手，资助盘程，赠予棉衣、鞋子，连回乡后做小生意的本钱都倾情相送。匡超人感激涕零，“两泪交流道：‘蒙先生这般相爱，我匡迥何以为报！’”

　　匡超人“为人乖巧”，自小就“乖觉”，易受习染，可塑性极强。年纪轻轻就历经六门“社会大学”课程的习学：乡土人伦—科举做官—名士招牌—商品赢利—黑道伎俩—官场厚黑，场场名师指引，场场好学速成，场场成绩优异，步步超越升级，终成“当代英雄”——“从善良走向堕落者”。

　　匡超人的“孝养”“孝敬”

　　匡超人的起点是乡土人伦文化。在马二的帮助下他得以回乡，“大柳庄孝子事亲”，他的孺慕之诚出于至性，淳朴可爱：

　　匡超人望见自己家门，心里欢喜，两步做一步，急急走来敲门。母亲听见是他的声音，开门迎了出来，看见道：“小二，你回来了！”匡超人道：“娘，我回来了。”放下行李，整一整衣服，替娘作揖磕头。他娘捏一捏他身上，见他穿着极厚的棉袄，方才放下心。……他父亲匡太公在房里已听见儿子回来了，登时那病就轻松些，觉得有些精神。匡超人走到跟前，叫一声“爹，儿子回来了！”上前磕了头。

　　于此黄小田评点曰：“此处一‘娘’字，……一‘爹’字，出于赤诚，（反观后来）愈令人惜之恨之。”小说就围绕自然人性的“孺慕之诚”——孝，展开他在乡土人伦文化里的表现。

　　传统美德孝，起码之点是“孝养”，赡养父母是为人子女者尽孝的起码责任，应当尽力满足父母的基本物质需求，父母长亲生老病死时都要悉心照护。在这方面匡超人做得很到位，他勤勤恳恳经营起赡养父母的小营生，养猪卖肉，磨豆卖豆腐，从早到晚不辞辛劳。服侍父亲（匡太公）出恭（大便）一段尤其难能可贵：

　　太公过了一会，向他道：我要出恭……（匡超人）连忙走到厨下端了一个瓦盆，盛上一瓦盆的灰，拿进去放在床面前，就端了一条板凳放在瓦盆外边，自己扒上床，把太公扶了横过来，两只脚放在板凳上，屁股紧对着瓦盆的灰。他自己钻在中间，双膝跪下，把太公两条腿捧着肩上，让太公睡的安安稳稳，自在出过恭；把太公两腿扶上床，仍旧直过来，又出的畅快，被窝里又没有臭气。他把板凳端开，瓦盆拿出去倒了，依旧进来坐着。

　　传统孝道不仅要“孝养”，而且要“孝敬”，不仅要尽量供给父母的基本物质需要，而且要努力满足父母的精神需求。衣食无忧后，精神安抚越来越更加需要，因为有代沟，故也更加难能可贵。古人就说孝道难在“色养”———对父母经常的和颜悦色。脸色是内心感情的外在表露，真心爱父母、时时心存感恩，孝敬之色才能成为常态。

　　匡超人能够做到孝敬父母，凡有好吃的都先要盛一碗送予父母先吃。“早半日做生意，夜晚伴父亲，念文章”，父亲要折腾到四更鼓，他就陪到四更鼓才睡。陪护久病在床的父亲，不仅为父亲调理身体，而且努力“娱亲”，为父亲调节心情：

　　见太公烦闷，便搜出些西湖上景致，以及卖的各样的吃食东西，又听得各处的笑话，曲曲折折，细说与太公听。太公听了也笑。

　　在这方面，他哥匡大是个衬托：匡大为弟接风买了一只小鸡子兄弟消受，嘱弟不要告诉老爹。他不肯，把鸡先盛一碗给父母，剩下的才轮到兄弟俩。本村失火，烧到他家，兄弟俩的表现大异：

　　他哥睡的梦梦铳铳，扒了起来，只顾得他一副上集的担子。担子里面的东西又零碎：芝麻糖，豆腐干，腐皮，泥人，小孩子吹的箫，打的叮当，女人戴的锡簪子，挝着了这一件，掉了那一件。那糖和泥人，断的断了，碎的碎了，弄了一身臭汗，才一总捧起来朝外跑。……那火光照耀得四处通红，两边喊声大震。匡超人想，别的都不打紧，忙进房去抢了一床被在手内，从床上把太公扶起，背在身上，把两只手搂得紧紧的，……把太公背在门外空处坐着；又飞跑进来，一把拉了嫂子，指与他门外走；又把母亲扶了，背在身上。才得出门，那时火已到门口，几乎没有出路。匡超人道：“好了！父母都救出来了！”且在空地下把太公放了睡下，用被盖好。母亲和嫂子坐在跟前。再寻他哥时，已不知吓的躲在那里去了。

　　他的“敦伦”孝道相当感人，对哥和嫂也恪守悌道。在伦理氛围浓厚的乡村传统社会里，他是孝悌后生，不仅博得乡亲称赞，而且赢得好官赏识，成为后来膺荐的资本。如果能在虞博士倡导的仁义礼乐环境里成长，他会成为正人君子。可惜不是。

　　超人一步步变成“非人”

　　匡超人初遇的导师是八股时文选家马二先生。当时的科举制度既是选拔文士的举业制度又是逐级而升的教育制度。考试规定用八股文，又称时文、制艺文，当时可就称文章。马二就专门选每次考试的中式文章，加以评批，成为“选本”发行，成为广大考生的范文，让考生模仿，功能与现在范文讲评之类相近，从而成为考生的“辅导读本”。操弄这种“选政”的称为“选家”。

　　马二先生操持这种选政多年，是有点名气的八股时文选家。这位名师古道热肠，他看到匡超人“乖觉”而且有礼，流落杭州，因无钱回家奉养年迈双亲而伤心落泪；况且衣食无着之际还手持他新选的《三科程墨持运》在念。马二心生怜恤，就把他带回寓所，百般关爱。马先生着意要给这个可教的后生指点一条出路。于是循循善诱，循其孝心，把孝养引导到显亲扬名的大孝上，他说：

　　“奉事父母，总以文章举业为主。人在世上，除了这事，就没有第二件可以出头。……只是有本事进了学，中了举人、进士，即刻就荣宗耀祖。这就是《孝经》上所说的‘显亲扬名’，才是大孝，自身也不得受苦。古语道得好：‘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自有颜如玉。’而今甚么是书？就是我们的文章选本了。”……说罢，又到自己书架上细细检了几部文章，塞在他棉袄里卷着，说道：“这都是好的，你拿去读下。”

　　匡超人捧着马先生的举业读本回乡苦读。一个贫寒的乡村青年，想通过读书上进，改变命运“出头”，从理论上说这是无可非议的，“知识就是力量”“知识改变命运”，也有过众多成功的先例，是应当受鼓励的。当地知县李本瑛得悉他勤勉夜读，就着实奖掖他。但马二的举业诱导有个致命的毛病：读书做官论。他用宋真宗的“劝学”诗来诱导：“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自有颜如玉。”读书、考试与获得地位名利挂上钩，从正面效应说，可以起激励作用，但同时又产生负面效应，一些人过分追求名利地位，势利心膨胀，心理失去平衡，诱发出种种人格堕落。

　　有鉴于此，匡超人的父亲，以老农夫的见识，临终郑重叮嘱儿子：

　　“功名到底是身外之物，德行是要紧的。我看你在孝弟上用心，极是难得，却又不可因后来……添出一肚子里的势利见识来，改变了小时的心事。……”

　　这一条是父亲叮嘱的路，另一条是马二指引的路，这两条是截然不同的路，他何去何从？匡超人也不是一下子就选定的，像他父亲所预言，他是经历了“添出一肚子里的势利见识来”，而—步步蜕变的。

　　如果把匡超人的沉沦都归因于马二的举业诱导，那既不符合现实生活也不符合作品实际。他回乡后还是遵马老师之教把逐功名与行大孝相统一，而且如前所述，“孝养”“孝敬”（包括“色养”）种种孝行都优秀。

　　他第二次来到文化名城杭州，遇到第二类导师景兰江等斗方名士热心带挈他进入“杭城名坛”见习，经过“旗亭论辩”——进士、名士孰优辩，他“才知道天下还有这一种道理”——并不像马二说的，“除了这事（指刻苦举业），就没有第二件可以出头。”原来还有通过写诗而得的“异路功名”。凭着乖巧他学得很顺手，虽然原来没写过诗，拿本《诗法入门》看了看，写出来的也可以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展开他脚下的牟取功名富贵之路也不是难于上青天。花花世界令他大开眼界，牟取功名富贵之心更加跃跃欲试，他饥不择食，不加选择，只要有利可图他就干。

　　当时的杭州已是商品经济发达的大城市，沉浸在“流行文化”浊流中，他受到的功利诱惑太多了，渐渐开始失去方向，失去定力，道德防线最先失守。他谋生于书坊，为市场提供举业文化商品，除了举业本身无价值外，这原不一定会使人变坏，马二的品德就不亏，但他却不像马二那样笃诚，他学会的是以牟利为目的而东拼西凑，粗制滥造，商品经济的负面影响很快让他迷失方向，书坊为他铺设了一条牟取钱财之路，加上斗方名士教他的“异路功名”，他也可以巴望功名富贵了。

　　他的第三任导师是在布政司衙门当衙吏的潘三。《儒林外史》写人，大多都不是说坏就一坏到底。潘三固是黑恶势力，但对匡超人这个进城青年却是慷慨提挈。在他看来，匡超人相与的那些斗方名士只是“呆瘟”，他教唆这个知识青年要干就要干“有想头的事”。从此匡超人的功利心恶性膨胀，迅速失调失范失控，继道德防线失守之后，法律底线也失守了。比如，充当潘三的帮凶,作奸犯科，一应作案来者不拒……潘三分给他钱，帮他典房、帮他娶抚院衙门差人郑老爹之女为妻、不久生女，有妻有女有房，当稳城里人。而按黄小田的评点，昔日的孝悌人这时已异化堕落成“非人”。施展“非人”之心术，“自丧其天良”，“巧取人间之富厚”（卧闲草堂评）。吊诡的是，正是他“丧其天良”之时，他被“题了优行，贡入太学”！

　　按当时的体制，府、州、县各级学校的秀才具备成绩好或资历深等条件，可以通过推荐以“出贡”的方式进入国子监，并能够获得参与选官的资格。这样的士人称为“贡生”，根据出贡的方式不同可分为好多种，匡超人的“题了优行”是指优贡，标准是“品学兼优”，这名额极少，省级的学政三年任期已满才能经考选，一省推选几个人。

　　匡超人的堕落与“优行”竟是同时到来，这无异于说明当时的考选制度乃至社会体制黑白不分。他顺着这个攫取功名富贵的浊流凫泳（不是像王冕那样抗逆浊流），滔滔的浊流把他推涌成“当代英雄”。

　　败德必失人

　　匡超人迅速飙升，混到京城，进入官场，来到一个更高的名利场。

　　他嫌岳父的身份太低，于是谎称并未娶妻。李给谏派管家探询，拟招他为外甥女婿，他乍听“吓了一跳……要允他，又恐理上有碍”；但凭着他的乖巧他悟到，要钻入官场必须投权门做靠山，这送上门的机会哪能放过？他立即“又一转念道：‘戏文上说的蔡状元招赘牛相府，传为佳话，这有何妨！’”——其实，从最早流行于匡超人家乡温州一带的戏文《赵贞女》《蔡伯喈琵琶记》起，在民间戏文和说唱里蔡伯喈就是“弃亲背妇，为暴雷震死”或遭“雷轰”，原是挨千古骂名的。匡超人明知自己也“弃亲背妇”必遭唾骂，居然横下一条心，颠倒黑白强辩之为“佳话”，这是昧着良心找歪理给自己开脱！于是，他抛弃结发妻子，停妻再娶，当上给事中的甥女婿。他在京城这边“珠围翠绕，燕尔新婚”，得意忘形；在老家那边，被抛弃的发妻活活吐血闷死，正如老岳母血泪控诉的：“把我一个娇滴滴的女儿生生的送死了！”

　　人异化成“非人”，失去了人之为人的道德底线，甚至法律底线，既丧尽天良，自然也就厚颜无耻，言谈举止令人发笑。匡超人一反农村青年原本淳良的天性，仅为炫耀一下自己，就不惜在众人面前叛卖恩师马二先生。马二曾指点他“文章才气是有，只是理法欠些”，现在他反讥马二老师“理法有余，才气不足，所以他的选本也不甚行。……惟有小弟的选本，外国都有的。”——真该请教匡先生，不知何时外国也行八股举业了？——他唾沫四溅、得意忘形地吹嘘：中原五省读书人家家都供着“先儒匡子之神位”。又有牛布衣当场揭破：“先儒”用指已死之人，你是活人何得称先儒神位！他还死撑面子耍赖狡辩：“不然！所谓‘先儒’者，乃先生之谓也！”牛布衣见他如此说，也不和他辩。“不和他辩”者，不是辩不过他，而是辩也无益，他已不是无知而是无耻！凡人该有羞耻之心，一旦到了恬不知耻的地步，良知泯灭，就成了不折不扣的无耻无赖，适足表现了“非人”的丑陋。

　　真该相信“知子莫若父”，匡超人老父亲的担忧一一成了现实。经过浊流文化的阵阵冲刷，农村青年所秉承的传统美德的底色，已被冲洗殆尽，“德行”“孝悌”抵挡不住“功名”“富贵”的“势利见识”，这种诱惑是当时整个社会的机制体制布下的天罗地网！作者精心设计让匡超人历经种种浊流文化的熏染，让人看看会染出什么结果，并且以匡太公的临终遗言点明立意。

　　古人谓“上孝养志，其次养色，其次养体”。（桓宽《盐铁论·孝养》）我们是从低讲到高，次序与桓宽相反，前面已讲了匡超人在乡时的孝养（“养体”）孝敬（“养色”），现在看“养志”如何？养志也可叫孝志，指努力实现父母的善良合理的志向、愿望。匡父的愿望已如前引的临终遗言所述，匡超人都反其道而行之，而父亲所谆谆告诫的，匡超人反都一一实践了。此时的匡超人不仅不会再回乡为上人养体、养色，而且与养志正相反，老父亲要他做好人之“志”，早被他抛到九霄云外去了，即使从传统孝道角度来说，他也已是彻头彻尾的不孝！

　　王冕的母亲也有临终遗言，与匡父的异曲同工：“这几年来，人都在我耳根前说你的学问有了，该劝你出去做官。做官怕不是荣宗耀祖的事……”当然，不能一概否定“做官”，“为官一任，造福一方”才是好的。作者写的是一个农村老妇人朴素的直觉，她是针对当时所见而言；而且，她是简单地把“做官”和“做好人”分列在对立的两极，一旦中了“读书做官论”的毒，一心追逐功名富贵，就会如匡父所说，“添出一肚子里的势利见识来”，人品蜕变了。王冕遵母嘱，葆住高洁的品性，成就嵚崎磊落之人，与匡超人相对照，贤愚悬隔不啻天壤。

　　匡超人的母亲初见儿子回家时絮絮叨叨地诉说：“自从你跟了客人去后，这一年多，我的肉身时刻不安！……一夜又梦见你来家望着我哭，把我也哭醒了。一夜又梦见你头戴纱帽，说做了官。我笑着说：‘我一个庄农人家，那有官做？’傍一个人道：‘这官不是你儿子，你儿子却也做了官，却是今生再也不到你跟前来了。’我又哭起来，说：‘若做了官就不得见面，这官就不做他也罢！’”

　　《儒林外史》写梦多深含寓意，有的是隐喻。匡母的梦有多层含意，从有形的形迹来说，你儿子“做了官，却是今生再也不到你跟前来了”，这就是民间戏文里说的蔡伯喈式的“弃亲”，匡超人也是，几次有机会回乡省亲，都压根儿没有探亲的念头，只顾功名富贵，不顾报恩亲情。从无形的精神来说，“这官不是你儿子”，灵魂已经全非了，往日“在孝弟上用心”的儿子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了。她“又哭起来”，不仅哭儿子的“肉身”回不来，而且哭儿子的灵魂永远丢失了！这就是匡超人形象以灵魂为代价留下来的教训：败德必失人！

　　匡超人看似步步成功的“当代英雄”，是喜剧性的；实质上如开头所说，是“被引诱者”“从善良走向堕落者”，是悲剧性的。这个形象是喜剧性和悲剧性相融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