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必每个中国人都知道北斗七星。北斗七星的“文化内涵”十分深邃，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中华文明的起航，与北斗七星的指引密不可分。

　　汉字的“文”，本义是“图画”“图象”。天上的“图画”“图象”，就是“天文”。《易·贲·彖》云：“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易·大有·彖》亦云：“其德刚健而文明，应乎天而时行，是以元亨。”

　　“天文”映射于人世，“人文”才得以“明亮”。“观天察时”，应其而行，才得以顺利通达。

　　这是上古先民的哲学概括，也是代代辈辈的实践总结。

　　出于生产和生活的必须，中国远古先民就开始观测天象。上面说到的“观天察时”，有更准确的表达，叫“观象授时”。

　　“观象”，无非分为白天和夜间。

　　北斗七星

　　白天，阳光刺眼，人们采用了“立杆侧影”的方法。这个“杆”，称“髀”，本义是人的腿骨。可知，最早的侧影，靠的是观察人影。夜间，居于北半球的古代先民，很自然地抬头望向北方夜空。于是，在夜空的北端中央位置，发现了“北斗七星”。

　　第一，北斗七星十分明亮，易于看到。第二，星象稳定，现代天文学证明，近万年来，其所在视觉位置几乎没有变化。

　　何时的古人观察到了“北斗”？

　　距今6500年的河南濮阳西水坡M45号墓发现了蚌壳雕成的“北斗”图形，就是说，真正发现并引起注意，肯定还要早得多。

　　河洛古国北斗七星

　　距今5000多年的“河洛古国”遗址，不仅发现了“北斗七星”图形，还发现了两颗“伴星”，成了“北斗九星”。

　　神奇的是，智慧的先民，把“七星”想象成“斗”的“图形”“图象”。

　　《诗·大雅·大东》云：“虽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浆。”

　　仅凭“北斗”之变化，古人已可区分“四时”。

　　北斗七星，四星如斗，三星如杓。南梁昭明太子萧统《谢敕贲看讲启》云：“均斗杓以命四时”。“斗杓”亦称“斗柄”。《鹖冠子·環流》云：“斗柄东指，天下皆春；斗柄南指，天下皆夏；斗柄西指，天下皆秋；斗柄北指，天下皆冬。”

　　不但凭藉“北斗”可以区分四季，还可以精确到月，即所谓斗柄所指具体之辰，称“斗建”。如，正月斗柄指寅，称“建寅之月”；二月斗柄指卯，称“建卯之月”。

　　《汉书·律历志》曰：“斗建下为十二辰，视其建而知其次。”

　　以“北斗”作为基准坐标，上古先人建立了完全的星象体系。

　　第一步，古人重点观测了“北斗”的两侧，发现了东方的“角宿”和西方的“参宿”，而且总结出了“北斗”运行与此二宿的关系。《史记·天官书》说，“杓携龙角”，“魁枕参首”。古人以这二宿为主，划分了天上的东西二“宫”——“东宫苍龙”和“西宫白虎”——“角”即龙角；“参”为虎首。

　　向南观测，古人又发现了“南斗”。

　　《史记·天官书》讲了“北斗”与“南斗”之关系——“衡殷南斗”。司马迁说，“北斗”三星之勺的延长线，指向“东宫苍龙”的角宿；“北斗”四星之魁指向“西宫白虎”参宿首星；“北斗”第五星“玉衡”引出的直线，指向“南斗”。

　　距今6500年前的西水坡遗址中，北侧“北斗”蚌壳图形的东侧和西侧，分别是蚌壳组成的龙虎图形。接着，古人又划分出了“南宫朱雀”和“北宫玄武”。这样，古人将整个星空，划分成了“四宫”，也想象成了“四象”。

　　新石器时代北斗神像

　　这“四象”，分布于从地面观测太阳的周年视运行轨道的东西两端和南北两侧。每“象”，包含七个恒星群，称“七宿”，合共“二十八宿”。

　　古代先人对上述恒星的观测，是异常坚韧和持久的，每个星宿，都有几个甚至几十个被观测“星”，古称“据星”。正是这样持续数千年的观测，古先民们，建立起了庞大精确的“时空体系”。

　　《史记·天官书》记载了长期被观测的“星官”91个，恒星500余颗。东汉，张衡所记录的“常明星”，即恒星，达到2500多颗。而这一切，都是从最早对“北斗七星”观测开始，并以此为基准进一步延续而逐渐完善的。

　　古人在观测“北斗”的同时，逐渐形成了“分野”，即“天地合一”理论。

　　《史记·天官书》云：“北斗七星，所谓‘璇、玑、玉衡以齐七政’。……用昏建者杓；杓，自华以西南。夜半建者衡；衡，殷中州河、汾之间。平旦建者魁；魁，海岱以东北也。”这讲的大约是前两千年以前的原始“分野观”，考古证明，新石器时代的山东至浙江一带古代文化，普遍流行“斗魁”图形。西周墙盘铭文载：“清幽高祖，在微灵处。”这是说，殷王帝乙死后升天，居住在自己的“微灵”分星。《左传·昭公元年》说，天帝迁高辛氏长子于商丘，迁次子于大夏，分别主祀“大火”和“参星”。

　　这是以“二十八宿”为依据的“分野”理论。

　　根据“分野”理论，形成了“星占学”。

　　《汉志》录天文书二十一家，四百四十五卷，皆有星占内容。班固云：“天文者，序二十八宿，步五行日月，以纪吉凶之象，圣王所以参政也。”

　　刘彻

　　先秦至汉，诸侯到皇帝，大多迷信星占，汉武帝是典型之一。

　　《史记·天官书》中那句“所谓‘璇、玑、玉衡以齐七政’”，是司马迁引用《尚书·尧典》中的原话。这是说，帝舜不能推辞帝尧的“禅让”，于是正月吉日，举行了摄行天子之政的大殿。然后依天象以勤人事，观察“璇、玑、玉衡”北斗七星之星象，视其斗柄方向分别四时、节令、物候，处理“春、夏、秋、冬、天文、地理、人造”这七个方面与民生有关的要政。

　　可见，很早以前，“北斗七星”的星象，既是君王行权的依据，又关乎生产和民生。

　　总体来说，观测包括“北斗”在内的星象，在农业社会，对农业生产具有首要的意义。但同时，“观象”又对中国古代文明与传统文化的形成，具有深刻影响。

　　具体来说，从观测“北斗”开始的“天文观象”，不仅是古人赖以建立时空体系的重要手段，而且，成为古代哲学观、宗教观、政治观、与科学观，以及包括祭祀在内的礼仪制度的渊源。

　　中国的上古先民，正是在天文观测同时，逐渐形成了上述观念，从而也构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古代宇宙观，形成了古人对于天、地、人相互关系的深刻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