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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时期，章楶所处的时代背景与家世对当时的政局影响有多大？首先，在回答这个问题前，我们需要知道，章楶，字质夫，建州浦城（今福建浦城）人。章楶历经宋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徽宗五朝，曾任京东转运判官、提点荆湖北路刑狱、成都府路转运使、吏部郎中、考功郎中、陕西路转运使、环庆路经略安抚使、泾原路经略安抚使等职。

神宗熙宁变法后的政局

北宋中期，北宋政府面临的内忧外患更加严重，神宗皇帝即位后，决心变法图强，以改变“积贫”“积弱”的局面，在熙宁年间任用王安石推行变法。王安石的变法，在发展生产、富国强兵方面收到了一定成效，在一定程度上扭转了积贫、积弱的局面。随着政治的新气象，北宋的军事思想和对外政策也逐渐发生显著变化。

在宋代，主流的军事思想以保守和重内轻外为特征，“直接导致全面防御、被动消极防御国防战略的确立，放弃了以往历代攻防结合的原则”。“神宗一改真宗、仁宗、英宗诸朝以防御西夏为主的战略，转而为积极进取。”宋神宗发动对夏战争在政治上产生的影响远大于军事。

有学者指出，“北宋对外政策的转变是经过长期的酝酿”，“在‘复汉唐旧境’的理想与现实军事危机的交互影响下，各种拓境的策略自仁宗朝晚期陆续由边区守臣与朝中执政提出，至神宗即位，这些主战的提议终因得到君主的支持而逐步付诸实现”。

正是在此背景下，神宗朝完成了对外政策由和戎到拓边的转折。神宗皇帝积极整军经武、主导以武力压制西夏，于是在军事上发动一系列军事行动，力图解决西夏问题。

熙宁六年（1073），宋神宗根据王韶所上《平戎策》，发动熙河之役，从唃厮啰手中夺取熙河地区，取得较大军事胜利。但“熙河大捷后，神宗几度试图彻底征服西夏，迎来的却是元丰年间灵州、永乐之战的两度惨败”。

虽然两次军事惨败动摇了宋神宗的决心，对夏经略的思想开始向保守转变，“自是之后，上始知边臣不可信，亦厌兵事，无意西伐矣”。但“从北宋历史的长期发展来看，神宗的拓边之举是划时代的大事，宋神宗的对外攻势行动改变了自仁宗朝以来被动防御的态势”。

“北宋对西夏的大战略发生了重大转变，由战略防御转变为战略进攻，积极经略西北的战略思想始于宋神宗朝并为后世所继承”。

哲宗元祐更化时期的政局

哲宗即位之初，由高太后垂帘听政。“高后早在神宗在位时就反对新法和经略熙河，所以在她掌权后废除这些政策成为必然。”于是高太后起用保守派官员，除教育和科举的部分改革内容外，其他新法全部废除，史称“元祐更化”。伴随着政治环境的变化，北宋的对外政策也相应发生变化。

一方面，由于高后在外事上主张怀柔妥协、和平至上，使得北宋的对夏交往呈收缩态势。高太后的对外思想与保守派反对经略西夏的思想是不谋而合的，因此，“在司马光等反对新法和主张妥协的官员开始走上政治的前台后，原先作为一种政治呼声的反对经略西夏的看法，得以在司马光和文彦博等人的主持下实现”。

另一方面，神宗朝“兵败城陷、主帅阵亡的结果造成政坛上极大地震撼，使反战官员得以借此宣称拓边政策的失策，在神宗死后推动归还侵地以换取西夏和平的外交工作”。就北宋内部而言，多数官员并不认同神宗惟武力是视的立场，也反对拓边政策。

因此，“神宗死后，反战派官员随即掌控政权，不仅企图恢复宋夏和平，也要重新以礼义作为处理对外关系的原则，以求彻底改变神宗的做法”。由此，整个元祐时期，基本上秉承了司马光等人的对夏方针，“主和避战成为处理对夏关系的主论调”。

元祐年间，为了与西夏议和，北宋政府在保守派主导下主动归还西夏葭芦、米脂、安疆、浮图四寨，企图通过放弃神宗朝攻占的西夏疆土来表示诚意，以此换取双方长期的和平，但事实证明，“弃地论在宋廷内部争议和、战的环境中被提出，其实是北宋文臣自己设想出来的议题”。

元祐弃地求和的结果，史载：始议以先帝经略西边为好大生事。遂弃城寨，罢戍守，厚礼以招来羌人。意为可以息兵民。卑辞厚币无所不至。贡使未还，疆界未画，兵已犯境矣。时奸人在朝，君道不立，致使西人犯顺，内外束手，措置乖缪，使彼得计，如入无人之境，大获而归，诚可忿惋。西夏得到四寨后并没有满足，双方又围绕新疆界的划定产生了争议。

“宋欲以弃四寨地换取和平，然在交割四寨的过程中，四寨与宋其它寨堡相连处如何取舍，双方各执一端，尤其是西夏对兰州附近的质孤、胜如两堡请索不已，且于元祐五年(1090)九月发兵攻取，此举虽未果，但它成为宋夏交恶的导火线。”

同时，西夏又对北宋西部边境开始了新一轮的侵扰，彻底宣告了北宋弃地妥协政策的失败。北宋弃地妥协政策的失败，也带来北宋转变对夏政策的新契机。元祐年间“主张弃地的官员固然反对神宗的拓境政策，但并非无条件的和平主义者，又自认采行的政策拥有道德的正当性，当西夏不接受宋所提的条件，重回武力对抗的老路就成为必然的结果”。

元祐七年（1092）二月，北宋下诏“陕西、河东边要进筑守御城寨”，指明“以自来夏国讲和未曾修建堡寨，今既绝彼贡奉，可以乘时踏逐地基修筑”，游师雄、范育、穆衍等人由此提出修建汝遮城的建议。这些情况说明宋夏双方“表面上的划界议和虽然在维持，但在行动上北宋对夏已经由和转攻”。

总之，随着北宋对夏战事的一些胜利以及后来宋夏和局的再度破裂，最终驱动哲宗朝的对外政策在元祐后期发生转折。

哲宗绍述时期的政局

元祐八年（1093）九月，高太后去世，宋哲宗开始亲政。哲宗亲政后，重新起用章惇、曾布等变法派官员。新党重新上台，“专以‘绍述’为国是，凡元祐所革一切复之”，复行熙丰新法，并贬谪元祐臣僚，史称“哲宗绍述”，北宋政局再次发生重大变化。

有学者称“哲宗亲政后政局突变的发生，不仅出于皇帝意志的转变，也不仅由于新旧势力的消长，还与元祐臣僚政治路线论述的局限及其衍生的困扰有莫大的关联”。

对外政治方面，北宋的对外政策紧随国内外的形势发生了变化。首先，新党打击旧党，减小军事开拓的阻力。新党登台后，首先是打击旧党，元祐弃地求和的对外政策成为变法派打击旧党的绝佳理由。

“章惇等因开列初议弃地者，自司马光、文彦博而下凡十一人”，“以为蹙国弃地，罪其帅臣，遂用浅攻扰耕之说”。但绍圣之初，元祐旧党在朝中的势力不容小觑，章惇积极开拓的军事政策推行得并不顺利。曾布曾提到：“初兴边事时，人人以为不可为，从官而下，皆以为笑。”

绍圣元年（1094）五月，哲宗以“将生衅端，不若令边臣商议，待其背约，然后绝之”为理由，拒绝了大臣的“且罢画疆之议”。

直至绍圣二年（1095）八月，由于西夏“背约为迁延之词，辄虏捉说话弓箭手指挥使，骄慢如此”，还在参与边界会议时杀死宋方代表，宋哲宗才听从章惇、曾布等人的用兵建议，“宜增边备，勿复与议”，停止了与西夏关于边界的谈判。同时，“诏熙河经略使范纯粹趁机筑汝遮寨。”

这一军事决策又激起元祐臣僚安焘、韩忠彦等人的反对。曾布曾提到：安焘尝言，汝遮先帝（神宗）所不敢为，谁敢议此。初罢分画时，韩忠彦坚不肯，臣力与之争。既罢分画，安焘犹力说：‘臣云边事不可轻动，如此何时可了，负责不轻，不若如故。’臣答以已罢分画，何可中变。

总之，在绍圣初期，北宋政府元祐后期以来的大战略的转变并不彻底，新军事战略的实施也没能在短期内全面展开。伴随着新党对旧党的政治打击，北宋军事政策发生质的转变。绍圣元年（1094）闰四月，章惇首先采用左司谏翟恩的建议，开始整顿边备。

从元祐八年（1093）至绍圣三年（1096）冬，北宋政府重新调整陕西前沿的人事安排，命孙路为陕西转运使，不久迁环庆路经略安抚使，武将王文郁取代范纯粹成为熙河路经略安抚使，章楶出任泾原路经略安抚使，主战派开始占据上风。

绍圣、元符时期的开边就在哲宗皇帝的大力支持下，在尚书左仆射章惇和知枢密院事曾布的主持下拉开了帷幕。

结语

总的来说，哲宗时期的开拓政策取得了显著成效，后又为徽宗朝所继承，经过徽宗前期在湟鄯、兰州、横山等地区的军事开拓，极大拓展了宋朝疆土，改变了宋夏双方战略形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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