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胡同浩繁有几千条，他们围绕在紫禁城周围，大部分形成于中国历史上的元、明、清三个朝代。北京的胡同也犹如北京的一座座民俗风情博物馆，记录着北京的历史变迁。胡同是北京的文化符号，它就像血管一样曾连通着北京的血脉。胡同连接的是京味民居，大的是王府，小的是四合院，规规整整坐落在紫禁城周围。

胡同代表着北京人的生活状态。憨憨的门墩、精巧的砖雕、破落的影壁、垂花的二道门，貌似到处都透着那么一股子神秘和由内而外的文化气息。

今天

团团就 带大家

走进东城的几条胡同

感受下这里面的人间烟火！

菊儿胡同

菊儿胡同位于北京东城区西北部，东起交道口南大街，西至南锣鼓巷，南邻后圆恩寺胡同，北与寿比胡同相通。明朝属昭回靖恭坊，称局儿胡同；清乾隆年间称桔儿胡同，宣统时称菊儿胡同，民国后沿称；1965年整顿地名时改称交道口南二条；1979年将小菊儿胡同并入，复称菊儿胡同。

和周边许多胡同一样，菊儿胡同里不乏名人足迹。 胡同3号、5号和7号曾是清光绪大臣荣禄的宅邸，之后，7号院做过阿富汗大使馆。41号院是宏德禅林遗址，据说庙里的开山和尚是清代某位皇帝的替僧。

从1978年开始，由吴良镛先生领导的清华城市规划教研组对北京市旧城整治开展了一系列的研究，1987年选定了菊儿胡同41号院作为试点开始新四合院危房改造试验工程。改造后的“新四合院”院落带有一丝徽派建筑的特色，由公寓楼取代了围合而成的平房，层层进深，错落有致。吴良镛教授也因此获得了 “世界人居奖”。

近年来，菊儿胡同渐渐聚集了一批喜欢北京或者初到北京的外国人，这里既有胡同的外貌，也有良好的内部生活环境，足以满足他们的北京梦。入夜，从胡同口往里看去， 三三两两的外国人，如同自己人回家般在胡同中穿梭而行，那些匆忙回家的背影，和路灯下交头接耳的黑色影子，总有一种大家都是一家人的感觉。

东堂子胡同

东堂子胡同位于东城区建国门地区，是一条有着近800年历史的古老胡同，也曾是北京保存最完好的胡同之一。明代，称“堂子胡同”；清代因与“金鱼胡同”北面的“堂子胡同”重名，遂将此“堂子胡同”改称“东堂子胡同”，彼“堂子胡同”改称“西堂子胡同”；“文化大革命”中一度改称“瑞金路十二条”，后复称“东堂子胡同”。

从小街进东堂子胡同东口，很显眼地看到南侧有座红色砖墙和 红色瓦楞铁两面坡顶的三层洋楼，这是 中国现代医学先驱伍连德的故居。1910年底，东北鼠疫肆虐，死伤数万，伍连德医生不到4个月就扑灭了这场震惊中外的特大流行鼠疫，避免了一场世界性的灾难。第二年，他成为这座由 著名建筑设计师华南圭设计建造的洋楼主人，1960年去世前，将小楼捐赠给他亲手创办的中华医学会。

胡同里有着清朝末叶专司外交事务的 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坐落于东堂子胡同49号，原为清大学士赛尚阿的宅邸。 这里记录了19世纪末叶日薄西山的中央帝国与欧美各列强进行外交周旋的全部过程。现为公安部接待站和宿舍，属于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

还有 蔡元培、沈从文、吴阶平、林巧稚、丁西林等对中国近现代历史文化科技发展有着举足轻重影响的历史文化名人的故居。 其中蔡元培故居位于东堂子胡同西口的75号和77号，是1917年蔡元培先生自南京临时政府教育总长任内北上出任北京大学校长一职后租住的房屋，该院落分东西两院，前后三进，是保存比较完好形制比较规整的大型四合院， 这所院落陪伴蔡元培先生目睹了五四运动的全过程，是中国近代史的见证物，目前是东城区文物保护单位。

炮局胡同

炮局胡同位于东城区东北部，雍和宫东侧，呈东西走向，西端南折，东起东直门北小街，西至柏林胡同，南与后永康北巷、后永康一巷、后永康二巷相通，北与炮局头条相通。“文化大革命”中，曾经一度改称“双胜胡同”，后又恢复原名。

炮局胡同在元代属于居贤坊，明代将居贤坊分成南北两块儿，炮局胡同属于北居贤坊。 到清乾隆时此地为制造大炮的地方，因此得名：炮局。清末改建为监狱，民国时期延续其功用，改名为 “北平陆军监狱”。

民国23年（1934年）11月，国民党特务将爱国将领吉鸿昌逮捕关押到这里，同年11月24日， 吉鸿昌于监狱内英勇就义。吉鸿昌就义前写下的五言绝句：“恨不抗日死，留作今日羞。国破尚如此，我何惜此头”充满了英勇无畏的气魄！

七七事变后，炮局胡同挂起了膏药旗，炮局监狱又成了日军华北最高军法机关多田部队军法部的监狱。最多时关押3000多人，许多抗日志士在这里惨遭杀害。 炮局监狱，浸透了抗日志士和北平老百姓的鲜血。抗战后期，这里变成了“劳工中转站”，日军将抓到的中国百姓关押于此，人数凑齐后海运至日本本土各地，充当由于战争而缺乏的苦力。抗战胜利后，那些在北平耀武扬威的侵略者、认贼作父的汉奸卖国贼，进了炮局监狱，其中最为人熟知的，便是大名鼎鼎的川岛芳子。

传说北京老炮儿这个词儿的由来，也与炮局胡同有关。以前有一些拉帮结伙“茬架”闹事的领导级人物，经常被抓进炮局拘留所，所以被称为老炮儿。但实际上， 老炮儿应该是老泡儿，是指资格老、有一定知名度和威信的人，因为在这个圈儿里泡得久了，经验丰富、人脉广而称“老泡儿”。

钟鼓胡同

从地安门东大街往南，北河沿大街的西侧，藏着一条南北走向的小胡同，它北起后局大院，南止嵩祝院北巷，全长209米，乍一看，并不打眼。 它是钟鼓胡同，和音乐、文学颇具渊源。

说起钟鼓胡同的历史，有文献记载至少可以追溯到明朝。明时朝， 教坊司和钟鼓司是专职负责礼乐庆典等活动的机构，它们成天与宫廷内的音乐、歌舞、戏剧打交道，文艺气息浓厚。而钟鼓胡同的得名，就与这明代二十四衙门之一的 钟鼓司关系密切。

钟鼓胡同一开始并非此名，而是叫钟鼓司胡同。《顺天府志》载：“钟鼓司胡同，司亦称寺，有钟鼓寺，明钟鼓司即其地也。”明代沈德符《万历野获编》中也提及，“内庭诸戏剧，俱隶钟鼓司。皆习相传院本，沿金元之旧相事。多于教坊相通。至今上始设诸剧于玉熙宫，以习外戏，如弋阳、海盐、山诸家俱有之。”充分说明了钟鼓司在明代宫廷音乐中有着至关重要的地位。

清康熙年间，设南府（道光年间改为升平署）掌管宫廷演出事宜，钟鼓司和教坊司相继取消；到清朝末年慈禧太后掌权后， “钟鼓司”的衙署已经变成了“钟鼓寺”的禅房；宣统年间，人们大多把这里称作 钟鼓寺胡同。时间悠悠走到民国，百年跌宕间，钟鼓寺烟消云散，这里成为居民大院。随着钟鼓司的职能不再，钟鼓寺胡同也随之有了一段没落到辉煌再到没落的经历。

1918年3月，胡适在写给母亲和妻子的信中，谈起过想在北大红楼附近租一处较大四合院的事情，后来，他选中了 钟鼓寺胡同14号。当年，正房是胡适的卧室与书房，厢房则是客房及客厅。作为新文化运动的创始人之一、自由主义的先驱代表、拥有众多博士头衔的著名学者，胡适的到来像是给钟鼓寺渡上了一层文学的“光环”。

钟鼓胡同14号（现17号）

1921年9月20日，钟鼓寺胡同又迎来了 胡适好友高一涵，高一涵也是 新文化运动领袖之一，他曾与李大钊同办《晨报》，与胡适两个人同为北大教授，脾性很是相投。他搬进钟鼓寺胡同7号院之后，胡适为此专门在当天的日记中留下了这样一句话：“一涵与我同居四年，今天他移至同巷七号居住。”

从那时起，钟鼓寺胡同便成为成了京城才子墨客的根据地， 陶孟和、梁漱溟、王宠惠、汤尔和等文化名人都曾往来于此。现今的钟鼓胡同，一切归于平淡。漫步其间，钟鼓司的歌舞声似从远处飘来，鸿儒间谈笑风生，仿佛就在耳边。这条不起眼的小胡同，串起了歌舞升平和百年跌宕，串起了一个城市的繁华与变迁。

东厂胡同

提起东厂胡同，了解明史的人并不陌生，很自然想起明朝的特务组织——东厂。东厂胡同在中国美术馆的南面，是一条东西横贯王府井和东皇城根的胡同，全长319米，宽7米。

永乐十八年(1420年)，明朝国都由南京迁到北京。为了加强统治，明成祖朱棣在朱元璋所建锦衣卫的基础上，建立了一个由宦官掌领的侦缉机构， 由于其地址位于皇宫东安门北侧，因此被命名为东厂，东厂胡同由此得名。东厂由皇帝直接指挥，并派亲信太监掌管，专门从事“缉访谋逆、妖言、大奸恶”。

明朝灭亡后，东厂被废除，但其所在胡同名称却沿袭了下来。清乾隆年间，东厂胡同一度改名为东长胡同，道光、咸丰年间，大学士瑞麟曾在此居住，在东部的空地建造了一座精巧园林，将园子命名为 “余园”；民国初年，这里又住进了副总统黎元洪，后来黎元洪继任大总统，上任仪式就是在东厂胡同里举行的；日本占领北平后，将东厂胡同改名为东昌胡同，并在余园里设立了文化侵略的重要机构—— “东方文化事业委员会”；抗日战争胜利后，东昌胡同又恢复了原来的旧名——东厂胡同。

今天的东厂胡同已成为普通市民的居住地，昔日的东厂署邸已成居民住宅。位于东口的余园现在是 中国社科院考古所和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所在地，胡同的中部是公安医院的门诊部。上世纪九十年代，胡同两侧是早市，车水马龙，喧闹异常，胡同绿树成荫，忙于生活的人们行色匆匆，只有寻觅历史痕迹的人不时在此驻足。

胡同，是城市的脉络，它虽然不是北京的全部，但却是当代北京的珍贵的饰品之一。

宁静的胡同、宁静的院子，有时静得能听见野猫从房瓦上跑过的声音，车来人往，更迭不休，走在迂回蜿蜒的胡同里，就仿佛穿越了时光，回到了过去。

我们打胡同走过，路过花草的芬芳、嗅着柴米油盐的家常味儿~

你喜欢北京的胡同吗？

编辑丨丙振 排版丨金金 校对丨海燕

主编丨韩璐 审核丨关丽丽

来源丨故宫以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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