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筑大师吴良镛：让人们诗意地居住

来源：文汇报 2012-02-23

　　他是一位温和敦厚的建筑界泰斗，曾手书“匠人营国”；

　　他一生都在践行“谋万人居”的理想，至今仍不离讲台。他，就是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两院院士，著名城市规划及建筑学家、教育家吴良镛。

　　90岁的他获得了一生中最重要的荣誉：2012年2月14日上午，在人民大会堂的主席台中央，胡锦涛总书记把大红的2011年度国家最高科技奖的获奖证书交到了吴良镛的手中。

　　他说：“我的人生很平淡，但少年时国难当头、背井离乡的经历，让我对‘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这句话有了较深刻的理解，使我感到一种沉甸甸的责任和义务，这也让我走到了今天。”

言传身教诲人不倦

　　1922年，吴良镛出生于江苏南京一个普通家庭。1937年日寇入侵，让他体会到国破家亡、流离失所的痛楚。

　　“那是一个毕业统考考完最后一门科目之后的午后，日本飞机轰炸了合川，整个城市几乎一半都给烧了。这件事，对我刺激很大。”回首那不堪忆及的场景，吴老的双眼湿润了。

　　1940年，他进入重庆中央大学建筑系学习，开始了一生“匠人营国”的生涯。

　　1946年，抗战胜利后，吴良镛协助梁思成先生在清华大学创办建筑工程学系。建系之初，梁思成在美讲学，只有林徽因教授与吴良镛二人执教。1948年夏，经梁思成推荐，吴良镛赴美，在著名建筑师E·沙里宁主办的匡溪艺术学院进修。1950年当他获得该学院硕士学位时，梁思成来信：“新中国急需建设人才！”他毅然回国，重新执教清华。

　　1951年，吴先生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呼吁重视建筑教育，建议“更有效地更多地培养基本建设的生力军”，其后又多次提出建筑专业和建筑教育要结合实践等建议。他与农业大学汪菊渊教授联合建议清华大学与农业大学合办园林绿化专业，并在清华大学招收了我国第一批园林规划设计专业学生，这就是后来北京林业大学园林规划系的前身。

　　1952年，全国高等院校进行调整，原北京大学工学院建筑工程系并入清华，建筑系规模迅速扩大。吴先生在担任建筑系副主任期间，负责主持日常教学行政管理工作。他注意汲取国外经验，并注意从国情和本专业教学特点出发，开始制定建筑系的全新教学计划。经数年努力，清华大学建筑系师资队伍不断充实，学生数量进一步增加，教学质量稳步提高，很快成为在全国最有影响的建筑教学中心之一。

　　1980年代以来，吴先生悉心研究现代西方建筑教育的成就与不足，总结了我国建筑教学发展的经验教训，提出了对中国建筑教育的系统设想与建议：关于“建立多层次的教育结构，广泛培养多种建筑人才”、“教育机构、研究机构与生产实践结合”、“注意职业教育的地区性”、“重视建筑师的社会培养与社会联系”、“教学上将建筑设计扩展为人类居处环境的创造与设计”等，是对我国建筑教育特点的概括，也是对建筑事业发展战略的倡议。在他的积极推动下，1988年清华大学建筑系改为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培养出一批批建筑学、城市规划学、园林学等方面的专业人才。他所致力探索开辟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建筑教学道路，也为推动教育改革做出了重要贡献，在国内外产生了重要影响。

保护“土木的史书”更不易

　　西方的建筑是“石头的史书”，中国的古建筑是“土木的史书”，保护起来更为不易。

　　从1978年起，吴先生即开始对北京旧城区中心地段的整治进行研究，其后又深入到对破旧危房地区改造和新型四合院的规划设计工作。依据他提出的“有机更新”理论及建造“类四合院”住房体系构想，以满足现代生活需求、又能适应旧城环境及其肌理的原则，1988年，在北京市政府的支持下，吴先生主持了北京菊儿胡同四合院改造工程的规划设计。吴先生认为，城市是一个有生命的机体，需要新陈代谢。如果把城市当作“木乃伊”去保护，当然矛盾重重。要把它当作有生命的机体，不能大拆大建，而是要通过城市的“新陈代谢”，进行循序渐进式的有机更新，保护城市文化，清除“死亡细胞”，更生“新细胞”，恢复城市的“微循环”，做好旧建筑的适当再利用。他将胡同的房屋按照质量分为三类：质量较好的70年代以后建的房屋予以保留；现存较好的四合院经修缮加以利用；破旧危房予以拆除重建。重新修建的菊儿胡同按照“类四合院”模式进行设计，高度基本上是2-3层，维持了原有的胡同、院落体系，同时兼收了单元楼和四合院的优点，既合理安排了每一户的室内空间，保障居民对现代生活的需要，又通过院落形成相对独立的邻里结构，提供居民交往的公共空间。

　　菊儿胡同改造得到国内外建筑学界的充分肯定。1991年，菊儿胡同试点被评为北京市优秀设计一等奖，获1992年度亚洲建筑师协会金质奖和世界人居奖。1990年，英国一位知名建筑评论家曾说，菊儿胡同的改造对亚洲发展中国家的危改都具有指导作用。吴先生认为，这才是菊儿胡同改造的实质所在。他所做的项目，都是依据这种思路，以解决问题为导向，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吴先生强调说，现在大家都在说创造性，不能只说空话，而要做实事。最近20年来，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找到一条适合中国特色的城市规划建设道路。

　　改革开放以来，形形色色的建筑流派蜂拥而至，对我国的城市建设产生了很大影响。短短20年时间里，尽管房子盖了不少，但是“千城一面”，这些未经消化的舶来品破坏了城市原有的文脉与肌理，以致中国的一些城市成了外国建筑大师或准大师“标新立异”的建筑设计的“实验场”。谈到这个问题，吴先生不免有些神情激愤，“并不是说不能借鉴西方，我也不是反对标新立异，恰恰这是文化艺术最需要的。我本人就是留学生，也经常出国和国外的建筑师接触。这其中当然得学习国外的东西，但不能照抄照搬。他们有些是成功的，也有些是不成功的，我们有的人甚至认为昙花一现的东西也是中国的未来，这是不能认同的。”失去建筑的一些基本准则，漠视中国文化，无视历史文脉的继承和发展，放弃对中国历史文化内涵的探索，显然是一种误解与迷失。可惜我们自己的建筑师对中国文化的认识还不够，钻研不深。吴良镛对此深为担忧，“我们在全球化的进程中，学习吸取先进的科学技术，创造全球的优秀文化的同时，更要有一种文化自觉意识、文化自尊态度、文化自强的精神。‘中学’和‘西学’要结合起来”。

　　山东曲阜孔子研究院是由吴先生主持设计的。吴良镛说：“现在有些建设本来位于非常好的地点，特别是一些文化建筑，却没有中国文化的内涵在里面，我心里很难受。我们做孔子研究院的设计，就把其定位于在特殊地点（孔子家乡）的特殊功能的建筑（以研究和发挥儒学文化为内容）。它必须是一座现代建筑，又屹立在这个文化之乡，必须具备特有的文化内涵。在对战国时代的建筑文化以及对中国书院建筑发展的沿革、形制进行一番探讨之后，从建筑构图、总体布局、室内外造型包括装饰纹样等，都做了一定的探索。然后再运用西方和中国建筑的技巧予以现代形象表达，创造一种‘欢乐的圣地感’。”整个设计独树一帜，被誉为该市的现代标志性建筑。

　　吴先生认为，像中国这样一个历史悠久的国家，可以让建筑师、规划师“借题发挥做文章”的城市、地段几乎所在皆是。有了丰富的历史、地理、文化知识，就好像顿生慧眼，山还是那个山，水还是那个水，但有了李、杜题韵，东坡记游，即刻光彩照人。“科学和艺术在建筑上应是统一的，21世纪建筑需要科学的拓展，也需要艺术的创造。艺术追求的高低、文野、功力等一经比较即可显现，这是我们的建筑师必须补上的课。”吴先生谆谆告诫。

人居环境广义建筑

　　蓝天、绿地、碧水，清洁、安宁、宜人的环境，是全人类共同的渴望，也是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基本要求。然而，近半个世纪人类对资源的消耗以及对环境的破坏，几乎相当于有史以来的总和。人类在享受人类大脑所创造文明的同时，也在遭遇大自然的惩罚。在付出惨重的代价之后，人类终于认识到人类对自然的态度必须改变。如何创建优美的人居环境成为永恒的主题。

　　作为国内“人居环境科学”研究的创始人，吴先生认为，当今科学的发展需要“大科学”，人居环境包括建筑、城镇、区域等，是一个“复杂巨系统”，在它的发展过程中，面对错综复杂的自然与社会问题，需要借助复杂性科学的方法论，通过多学科的交叉从整体上予以探索和解决。他举例说，过去我们以为建筑是建筑师的事情，后来有了城市规划，有关居住的社会现象都是建筑所覆盖的范围。现在我们城市建筑方面的问题很多，要解决这些问题，不能就事论事，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可通过从聚居、地区、文化、科技、经济、艺术、政策、法规、教育、甚至哲学的角度来讨论建筑，形成“广义建筑学”，在专业思想上得到解放，进一步着眼于“人居环境”的思考。

　　吴先生说，他毕生的目标就是创造良好的、与自然和谐的人居环境，让人们能诗意般、画意般地栖居在大地上，这是一个建筑师的追求和情怀。

　　1989年，吴良镛把数十年在建筑学、城市规划学的理论研究与实践心得，写成了15万字的专著——《广义建筑学》出版。这本分为聚居论、地区论、文化论、科技论、政法论、业务论、教育论、艺术论、方法论及广义建筑学构想等10章的学术论文，是我国第一部现代建筑学系统性理论著作，是他对建筑学进行广义的理性探讨和观念更新的研究成果。本书从更广范围和更高层次论证了建筑的本质、建筑学科的重要性和科学性，揭示其内涵的广博和综合性质。在总结历史经验及对国外相关理论消化吸收的基础上，结合国情，有的放矢、理论联系实际，针对当前我国建筑界存在的问题，展示了一个系统的建筑学理论研究框架，并对实际建筑与城市规划设计工作提出了多方面建议，热情地提倡建筑工作者必须培养崇高的社会责任感和职业道德。这也是他在梁思成、林徽因先生和沙里宁的影响下，一直努力从中与西、新与旧之中寻求适合于中国建筑学术方向的主要研究成果。该书出版后，引起我国建筑界的广泛关注，被推荐为“一本建筑师的必读书”。1991年，被授予国家教委科学进步一等奖。

　　1999年，国际建协第20次世界建筑师大会在北京召开，会上通过了由吴良镛教授起草的《北京宪章》。作为对宪章的诠释，吴教授同时发表了《世纪之交的凝思：建筑学的未来》一书，在建筑学发展历史的关键时刻提出了一些崭新的观点，与近年来在国际设计领域广为流传的两种倾向，即崇尚杂乱无章的非形式主义和推崇权力至上的形式主义，形成了强烈对比。非形式主义反对所有的形式规则，形式主义则把形式规则的应用视为理所应当；尽管二者的对立如此鲜明，但它们却是源于同一学说，认为任何建筑问题都是孤立存在的，并且仅仅局限于形式范畴。此外，出于获取愉悦、表达象征或者广告宣传的考虑，为数众多的先进技术手段被用于满足人们对形式的热切追求，成为当今时代的另一特征；从分析形式的风格和类型，到表达复杂的形式构成，再到构筑最奢华的形式梦想，其中的技术手段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先进和发达，也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屈从于对形式主义的幻想、好奇和迷恋。

总规修编走出同心圆

　　“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不谋万世者，不足谋一时。”吴先生近年来为促进北京城市的理性发展一直不懈努力。

　　吴先生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即开始对北京区域规划建设进行研究；90年代中后期又对迅速发展的北京城市建设规划提出修改意见和建议；2002年受北京市政府委托，他作为《北京城市空间发展战略研究》的主要推动者和制定者，把他对北京区域规划建设研究的主要成果，如：完善中轴线和长安街“两轴”，强化“东部发展带”和“西部生态带”“两带”，构筑以城市中心与副中心结合、市区与多个新城相联系的“多中心”空间格局等，都写进了新修编的《北京城市总体规划》。

　　真正的城市规划是区域规划。因为不能够通盘解决城市所在地区的发展战略问题，就无法科学地实现一个城市的发展定位及空间秩序的合理安排。可是，由于区域规划理论及其实践的缺失，作为与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并列的我国三大城市群之一的京、津、冀北地区，城市发展的现状不尽如人意。一方面由于北京与天津这两大城市在区域上缺乏分工协调，产业结构雷同发展，导致天津的衰落。另一方面，由于区域缺乏统筹，导致繁荣的城市周围净是落后的乡村。而作为这一地区的特大型城市，北京长期以来只是围绕着建成区这一个点做文章，新城放在古城之上建设，不但不利于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还形成了以古城区为单一中心、以一圈圈环路向外扩张的“摊大饼”式的发展模式，使得城市的就业功能过度聚焦于中心区，郊区人口每天如潮水般进出城上下班，交通与环境问题持续恶化……

　　“我们必须从更大空间范围研究北京的发展，重点解决包括京、津、冀北诸多城市在内的大北京地区的发展战略，然后再回到北京的问题上。”他发出的这一声呼吁，今日终成现实。

水彩画家艺术气质

　　谦谦风度的吴良镛，似乎文人的气质、艺术家的气质更浓于建筑师的气质。他从两种专业修养中受益：从画中学建筑、城市、人居环境，复从艺术的角度去观察自然、体验人生。

　　在他眼中，城市是一个巨大的艺术品。他追求“大科学”、“大人文”、“大艺术”的融合。

　　多年来，吴老一直将迷人的建筑空间和美丽的城乡环境视为人类最伟大的综合创造，并努力以艺术的形式加以表达。

　　除了读书，闲暇时他仍然坚持多年钟爱的书法绘画，就连在养病期间也不曾间断。

　　吴先生自小就喜欢绘画。特别是他进入重庆中央大学建筑系就读时，徐悲鸿、吴作人、傅抱石等著名绘画大师都在该校的艺术系执教。吴先生有幸聆听他们的演讲，欣赏他们的画展，观看他们的教学，深受其艺术熏陶。毕业后的那几年，他又徒步行走于重庆、贵州、云南一带，边走边画，曾有很多优秀的画作问世。早在1944年他的水彩画《山村》就在重庆被选入全国第三届美展展出；1948年《吴良镛水彩画展》在美国匡溪博物馆展出；1981年《吴良镛画展》在西德卡塞尔大学展出；1979年参加北京书法协会展出书法；1986年参加北京水彩画展；1987年参加全国建筑画展；1992年在北京及南京举行《吴良镛画展》；1993年在澳大利亚举办个人画展；水彩画作品被选入《中国美术全集·水彩画卷》；《吴良镛画记》也已于2002年出版。

　　1990年，吴良镛先生被美国建筑师协会提名为该会荣誉资深会员，并被誉为“新中国的建筑与城市规划先驱者之一，杰出的建筑教育家，著名的水彩画家，多产作家。”

　　2012年2月14日上午，在人民大会堂的主席台中央，胡锦涛总书记把大红的2011年度国家最高科技奖的获奖证书交到了吴良镛的手中。

　　中国的建设大业，需要大量的人才，吴先生说，因为自己的阅历比较丰富，看问题相对细致，加上理论方面的修养，所以他时刻感觉到一种义务，希望能在尽可能的范围内多引导年轻的同行们。90高龄的吴良镛先生，至今仍致力于区域规划、人居环境、旧城改造等多方面的研究，为新世纪的中国城市规划建设出谋划策。

　　（摘自《建设人才》、新华社等）

2012年02月23日 14:11: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