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北京城漫长的历史中，她的角色不断被打磨、被深描。历史记载和生动影像在时间这双手中，将北京城描画得不同凡响。尤其那条恒久的中轴线，以及轴线上层层递进的门户，都在诉说着伟大的故事，并创造着新的历史。近日，李哲著作《中轴之门》由北京日报出版社出版，作者以300余幅珍贵老照片、舆图、古画为核心，通过抽丝剥茧的细节探究，将“中轴之门”的风云变幻、趣事逸闻、谜团考证一一呈现。经出版方授权，中国作家网特遴选该书序言发布，以飨读者。题目系编者所拟。

《中轴之门》，李哲 著，北京日报出版社2023年5月出版

这本《中轴之门》，其实只是开了个头——万事开头难，门正是开端，首当其冲、至关重要，所以才写中轴之门。这本小书，是中轴老照片和文字的融合，我写中轴线上的门，不想只是面面俱到，那就成了词典；也不想浮光掠影，那还不如不写；更不想复制粘贴，虽然我也引用了一些真知灼见。我一心想着把日常的小考证集腋成裘，奉献给怀着喜爱或好奇之心的人。

老照片是信息的集合，从前的拍摄者自己都不曾注意的细节，会神奇地传递到当下，点亮另一些充满兴趣的眼神。而后，当下的人循着蛛丝马迹，凭着逻辑，辅以文字的线索，可穿越到另一个时空去。百年之间，倏忽往来，这便是影像的魅力。但这本书不是一个图集，文字有着无可取代的魅力，每一篇文章都是气韵连贯的，需要一气呵成的阅读。

我按照传统的顺序，由南向北，穿过了这条辉煌而又充满烟火气的轴线，不只写了门，还写了门的配套，桥、石狮和牌楼等等，零零碎碎，以及由门引出的神奇的皇城街巷。

我们生活的这座城，是一座历史之城，也是一座未来之城。我们可以想象未来，但解读历史却不能只是想象。除实物以外，图像和文字就是历史留给我们最直接的证据。作为古都名城的北京，它的图文资料不可谓不丰富，但庞杂纷纭，缺少梳理。新的时代记录，在广度和深度上也多有缺憾。在如此便于记录、搜寻的电子媒体时代，我们对自己身处的这座伟大都市的解读，反而显得贫乏苍白了。

近二十年来，先是在网站论坛，而后是在微信、微博，我开始与同好一起，对北京的历史影像，不断搜寻和整理，考证和记录。我也书写，并一直尝试在考据、论述和随笔间搭建桥梁，至于文章能够登在传统的纸媒，那是很晚之后了。我对自己的定位，只是一个民间写手，我喜欢这种民间感。于是许多年间，我们凭着热爱，在百年的长河里打捞时光的碎片，不停歇地对有关北京的旧日影像搜集考证，并佐以文字解析，希图穿越百年，拼凑出更加真实的现场和更为生动的细节。

机缘巧合，或者命定如此，北京的旧日影像，在不断集中和梳理之后，层层叠叠地集中于那条“龙脉”，虽然经历了现代城市的大规模营建，但北京依然保有那条举世无双的中轴线，人们只是延伸了它，深描了它，整座城还在绕着这条轴线在缓慢地周转往复，创造历史。

也正是在这条轴线上，我们发现光影凝结于一些节点，如同琥珀，在反复和创造中形成经典，其中尤为凸显的，就是一座座门户。因为影像的记录，观察者的目光，往往首先集中于建筑群的门户上，门户总会给人深刻的第一印象，记录者也许能够登门入户，也许只能徘徊门前，但无论如何，门的影像和文字记录，在北京城市地理写作中，是俯拾皆是且熠熠生辉的。

北京作为首都，有得天独厚的条件，在照相发明的初期，北京便成为沿海地区以外最受摄影者瞩目之地，留下了数量远超想象的旧日影像。摄影术的发明是在1839年，仅仅21年后，摄影术就进入北京，将一个从古典时代缓缓走来的北京城记录了下来。北京1860年有了第一批老照片，早期多是玻璃湿版所印蛋白照片，且多为外国来华人士拍摄，主观视角和客观条件均有其特殊性。内城的东南部以及前门、崇文门内外，影像尤多，这是靠近当时的使馆区的缘故。一个常见的拍摄路线，就是从东交民巷东口出来，登崇文门，俯拍城门内外，甚至还能在城墙上向东向西探寻，拍摄东南角楼、观象台和贡院，西边则可拍摄正阳门和宣武门，甚至还有人走到了西南角楼、醇亲王府南府一带。下了城墙，还可以向东单溜达，沿途拍摄。而北京饭店的客人，则多会拍长安街。若要去隆福寺逛逛，则会拍东四南北大街，东单牌楼、东长安街牌楼、东四牌楼都是要拍的，尤其东四南大街两侧店铺，常常入镜。甚至还有口耳相传的“打卡地”，尤其以茶叶店、饽饽铺和药铺居多，因为这类店铺往往装饰精美，夺人眼球。他们还喜欢拍街头的婚礼和葬礼队伍，尤其是葬礼的仪仗，由此也记录了作为背景的店铺、寺庙和人群。城楼、寺观、坛庙、衙署和王府等大型建筑也往往是摄影师的关注点，尤其是城门，无论是内外城的城门，还是皇城各门，摄影师路过总忍不住举起相机，这些东方的宏大建筑太过壮丽，那种冲击力是难以抵挡的。

其实在早期，外国摄影师的活动范围是很受限的，即使清廷不阻拦，他们自己也会有安全顾虑。皇家禁地即使能靠近，也难得一窥堂奥，顶多对着大门一通拍。繁华的街巷倒是可以一去，若不是常年在京的“中国通”，还真不敢随意深入，别的不说，只是架上那方方大大的摄像机，就足以引来大批的围观群众，好奇心也会带来困扰，而在义和团运动开始后，更是会带来危险。1860年的英法联军和1900年的八国联军两次侵入北京，这些摄影师反而得以更深入、更广泛、更系统地拍摄这座古老帝都，中轴影像也由此迎来了它的高峰，但拍到的却是满目疮痍，是面无表情的受难的百姓。

从1860年拍下的第一张北京老照片开始，一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近一个世纪的记录，为北京城留下了大量珍贵的影像画面，费利斯·比托（Felice Beato）、约翰·汤姆森（John Thomson）、谢满禄（Robert de Semallé）、山本赞七郎（Sanshichiro Yamamoto）、小川一真（Ogawa Kazumasa）、西德尼·戴维·甘博（Sidney David Gamble）、海达·莫理循（Hedda Morrison）、喜仁龙（Osvald Sirén）、唐纳德·曼尼（Donald Mennie）、约翰·詹布鲁恩（John David Zumbrun）、海因茨·冯·佩克哈默（Heinz von Perckhammer）等等，都是北京摄影史上不可回避的人物，他们的作品在时间、角度、资料性和艺术价值方面各有所长。比托和汤姆森的作品特点是早且精，可惜留存不多。谢满禄的作品是个“富矿”，范围广而且角度少见，目前多在收藏家手中，整理有待时日。山本赞七郎和小川一真是日本摄影师的代表，精细而且注解到位，尤其在庚子国变期间拍摄了不少皇家禁地影像。甘博注重社会调查，所拍摄作品是那个时代的真实记录，且数量很多。海达·莫理循和詹布鲁恩拍摄的作品则都具有量多质高的特点，而且艺术性很突出，这是长期在北京生活的摄影师，有着对北京城的深刻理解。喜仁龙则是将影像记录同对北京城墙、宫殿和园林的调查研究深度结合，曼尼、佩克哈默则将拍摄的北京城市影像，制作成影集、明信片，使这些影像得到了广泛传播，虽属于短期采风，但拍摄作品艺术性很高，拍出了那个时代西方人眼中北京的美景大观。正是这些各有特点的摄影师，给北京留下了多彩的时代画卷，珍贵的影像资料。当然，这只是比较有代表性的摄影师，还有一些机构和个人也拍摄了大量旧京影像，以及录像资料，比如20世纪30年代北京寺庙调查影像资料、“华北交通株式会社”影像资料等，再比如德国公使穆默、美国公使馆一秘固力之、丹麦摄影师瓦德马尔·蒂格森等，其作品和收存都有很强的资料价值。

暂且抛开艺术价值不论，从北京历史文化的考证研究来说，这些影像是文字记录所无法取代的宝贵史料。拍摄者所括入镜头的一切，都在无声地讲述一个真实直观的过往，这些影像并不因为拍摄者的关注点而显得单一，相反，我们能够在其中看到无比丰富的信息，如果照片足够高清，甚至还能如福尔摩斯一般发现一些蛛丝马迹，探寻到不为人知的历史机密。

随着时间的推移，研究的深入，北京老照片的数量和内容，都在不断刷新我们的认知，我们逐渐意识到，北京老照片是海量的，并且新的内容不断在浮出水面，一笔笔描画着时空彼岸的那个古都，让我们得以踏浪而行，一睹真容。

在这海量的北京老照片里，中轴影像可谓独树一帜，因为中轴线对于北京这座古都，的确是一种代表也是一种象征，而百年来镜头后那一双双审视的眼睛，也被这样的象征性所深深吸引。这些老照片不仅能让我们看到部分已经消失的中轴建筑的真容，也能让我们追溯一座座建筑的变迁，时代的刻痕在这些历史影像中历历在目，这样的视觉冲击力是文字所无法取代的。而且那可以不断放大的细节，会印证、会解答，也会去伪存真。

如今，中轴线申遗进入了一个关键时期，但申遗只是开端，保护才是目的，选择中轴门户作为这本书的主题，也是考虑到中轴保护的广泛参与性，如何深入浅出地介绍中轴，如何让民间和专业的交流畅通无阻，如何让不甚了了的人们登门入户，我想，从中轴线上一座座门户开始，其传播效应是显而易见的。

结合这些中轴老照片，利用微博和微信群这些交流平台，我和同好们在不断地发现新的细节，在蛛丝马迹中看到了一个不同以往的北京，具象的、微观的、生动的北京，在其中浮现出来。如今我将这些糅入这本书里，试图勾勒和深描我们意识到的那个更原真的老北京和中轴线，但又意识到任务的重大和自身的浅陋，遂以门户为落脚点，做此最初的呈现。

也许您会好奇，是什么让我们如此痴迷于北京老照片，为何图像让文字更加立体和真实？首先，利用老照片，能够直观地感受到旧日风貌。比如庚子国变后两宫回銮，是怎样的一种场面，朝廷如何组织这次迎驾活动，甚至慈禧太后和光绪帝如何在正阳门瓮城内进香，慈禧太后如何向城头观礼的洋人打招呼致意，都是只有通过老照片才能深入了解的。其次，老照片可以有力地推动考证，弥补史缺。如书中提及的正阳桥牌楼匾额，庚子国变时曾遗失，重修时补上，但文字资料并未记录到的是，这满汉双文的匾额，其实文字顺序前后更换了，换之前是满文在右，换之后是满文在左，而老照片则记录了这一变化。又比如地安门庚子国变时被日军轰毁，文字记载很少涉及，且语焉不详，但一张当时从景山俯拍地安门一带的老照片，就直接给出了答案，地安门已经消失。这些，在书中都做了生动的讲述。再次，老照片可以纠正一些误判，有一锤定音的效果，缺乏专门文字记载的，正可以通过解读老照片加以弥补。比如大清门匾额质地，最常见的说法是青石匾，还有一面刻大明门、一面刻大清门的传说，而根据1917年张勋复辟失败后拍摄的老照片，这明显是一块木匾。

老照片之外，老地图也是非常重要的图像资料，两者概括来说可称为旧京舆图。老地图里包含着丰富的信息，其资料价值并不逊色于老照片，甚至对于善用者，更是能够提供珍贵有力的信息，如清乾隆十五年（1750年）绘制的《乾隆京城全图》、清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绘制的《皇城宫殿衙署图》等古地图就具有尤为重要的史料价值，清末民国制作的现代地图，更是为研究提供了精准详尽的信息，尤其是在地名、设施、交通，以及城市变迁等方面，有着无可取代的研究价值。

结合地图，还有航拍图值得注意，自1901年庚子国变时期法军热气球航拍北京后，京城景观开始呈现出前所未有的视角。1921年，航空署组织开展了北京上空的“空中游览”，使民众也可以有机会在北京上空，俯瞰这座城市的壮美风貌。因为北京这座城市地位的特殊性，军事航拍图则在各个年代都有拍摄，尤其是1943年、1951年、1959年和1966年航拍，都有很高的资料价值。

总而言之，旧京舆图，尤其是中轴老照片，在北京历史研究和文化传播中的作用不容忽视，这本《中轴之门》是一个尝试，而如何在收集、研究、利用、传播方面形成闭环机制，打通学界和民间研究壁垒，搭建资源共享平台，并建立良性运转的图像研究利用模式，以及创作更多具有广泛传播性的作品，将是我们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无疑也是助力中轴申遗和保护的一个有力举措。

而我们所要做的，就是不断解读和创作，在深挖的同时也推广，让更多的人参与到中轴申遗、名城保护中来，使古老的北京城、辉煌的中轴线更加魅力恒久、活力焕发，让我们和我们的孩子们拥有更真实的认知，更深刻的理解，和更美好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