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学人系列专访 31

斯文鼎盛，世运新潮。今年是北京大学中文系建系110周年，为了回看北大中文系的发展变迁，重温几代学人的身姿与风采，共同探索和创造中文人的未来，我们策划了中文学人系列主题专访“我与中文系”。参与专访的学人中，既有白发满鬓仍心系学科的老先生，也有忙碌在讲台与书桌之间的中青年教师。他们讲述着人生道路上的岔路与选择，诠释着个人与世界之间具体而微的密切关联；他们梳理着治学过程中的难关与灵感，传递着朴素坚韧的中文传统。这是中文学人的一次回顾、总结和反思之旅，沿着先生们学术与理想的历史轨迹，我们得以触摸“活的历史”，感受“真的精神”。更多专访将陆续推出，敬请期待。

受访人：吴晓东

采访人：李国华

时间：2020年10月29日

图一：2014年，吴晓东在威尼斯参加北京大学—威尼斯大学首届双边学术会议

受访人介绍：

吴晓东，1965年生，1984年至1994年在北京大学中文系读书，获博士学位。现为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北京大学人文特聘教授，北京大学中文系“现代思想与文学”研究平台主任，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研究领域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国新诗史、20世纪外国小说研究等。著有：《阳光与苦难》《象征主义与中国现代文学》《镜花水月的世界》《从卡夫卡到昆德拉——20世纪的小说与小说家》《二十世纪的诗心》《文学性的命运》《临水的纳蕤思——中国现代派诗歌的艺术母题》《1930年代的沪上文学风景》等。

采访人介绍：

李国华，2012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获文学博士学位。现为北京大学中文系预聘制副教授，研究员。主要研究领域为鲁迅研究、赵树理研究和左翼文学研究。

李国华：老师好，非常感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以前听您说过，来中文系学习和您父亲对北大中文系的理解有关，我比较关心的是，这样一个私人的契机，和您真正来到北大中文系之后的体认有哪些关联？这里会不会包含着某种“初心”？

吴晓东：应该说，我们那个时代到北大中文系读书的本科生，其实都是对文学有初心的。我之所谓“初心”最早的确来自父亲的影响。他是中学语文教师，也曾经是一个文学青年，向往北大。恢复高考的1978年，我还在上小学五年级，记得是一个大雪天，父亲对我说，你将来要上北大中文系，也帮我从小就树立了一个具体的努力目标。我从小就在父亲的书架里翻书，记得书架上有1958年版的《鲁迅全集》和10卷《鲁迅译文集》，还有不少现代文学作品。

而我对文学的更切实的感受，其实是受惠于1980年代。我们通常把它概括为“新启蒙”的时代，但从如今后设的眼光回头看，也许可以把80年代概括为“人文主义的时代”。整个时代的人文主义气氛是相当浓厚的，既延承了“五四”启蒙主义，又有新的西方人文主义因素的渗透，渗入整个人文学科乃至社会科学领域，对各个学科都构成的是一种文化的、知识结构的、甚至是某种精神性的支撑，因而是一种总体性氛围。80年代这种总体性人文主义的气氛，对我们每一个正在读大学的学子都有感召力。

当然如果做细的分梳，80年代也称得上是“文学的时代”，所谓的“文学”仍然可以按照柄谷行人在《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中讨论的话题来概括，即文学具有重大意义的时代仍然没有过去，或者说文学在70年代末到80年代中后期，仍然起着重大的社会历史作用。这个“文学的时代”，在某种意义上是从建国后的红色经典时代一直延续下来的。建国后红色经典的历史地位，首先标明了文学时代的来临，红色经典对包括我们在内的几代人都产生了非常重大的影响，我们通过文学理解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是怎样到来的，进而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最早通过文学认识世界。文学的方式背后蕴含着理解人生的方式，甚至蕴含着理解一个时代的思想和世界观的方式。

图二：1996年，吴晓东参加92、93级文献专业敦煌实习，与樊锦诗先生合影（前排左起第四为樊锦诗，第五为陈晓兰；第二排左起第一为吴晓东，第三排左起第二为王风）

吴晓东：这个“文学的时代”可以说是在“新时期”达到峰值的，而我们那一代人恰恰是跟着“新时期”文学成长起来的。也许你们这代人难以想象，当年最早的伤痕文学，比如卢新华的《伤痕》、刘心武的《班主任》，包括后来的《新星》《乔厂长上任记》这样的所谓“改革小说”对我们这代人产生的影响，可以说文学真的构建了一个时代的社会认知、历史认知，甚至精神结构，而对个别人来说，影响的还有情感结构。比如我在高中读《晚霞消失的时候》，就特别迷惑于小说中提供的我以往的历史认知中从未接触到的一种新的历史观和宗教感。当时真的困惑了我好久，一直无法从小说的文学世界所展示的历史情境中走出来。这在某种意义上对我构成的就不光是文学启蒙，而且是思想启蒙，因为它迷惑了我的思想，也就触发我进一步思考思想和时代的关系，重新梳理自己的历史观和世界观。所以，这样的一些文学作品对我们这代人真是构成了切实的、切身的影响，也就是说文学和我们的生命、和我们对世界的认知、对人生的理解都密切相关，那个时代的文学在社会和人文体系中起到的结构性作用，也许是当今这个时代不可想象的。

李国华：由个人因缘带来的与文学的关联，对您而言，是不是与时代带给文学的那种荣宠相比，有更长久的滋养，包括带来了“文学性”话题在您研究中位置的凸显？

吴晓东：我觉得高中对《红楼梦》长达一年的多少带点儿研究性的阅读，包括订阅《红楼梦学刊》，可能和我后来走上研究道路，或者是理解文学、理解文学性，应该是有关系的。我进入大学之后，我的同班同学都在写文学作品，办了个班刊，把全班同学的小说、散文、诗歌习作编成了一本刊物油印出版。他们来要我提供作品的时候，我说我写不出来，我就写评论吧，结果我就给班上同学们的作品写了一个小评论，附在了刊物的后面。所以想走学术研究这条路，在当时构成的是我的某种朦胧的自我意识，也的确最后决定了我的人生选择。

图三：2010年，吴晓东与导师孙玉石老师合影

李国华：在中文系的学习过程中，据我了解，您在大学四年更集中的阅读兴趣是西方20世纪的文学作品，这和《红楼梦》之间还是有一些跨度的，这个跨度是以时代的方式完成的，还是以个人的方式完成的？或者是不是有某种个人的因素，某种细读文学的能力，让您来到了一个现代主义的世界里面？

吴晓东：进入大学之后，阅读西方现代主义作品是整个读书界的大气候，更有前沿性，也更容易让我们这些新进的本科生产生兴趣。80年代中期正是存在主义影响达到鼎盛的阶段。像卡夫卡，像加缪、萨特这些存在主义者，对我的前一代学子都产生过重大影响。这种影响不仅渗透到了精神体系、知识素养和对世界的认知结构中，也渗透到了当时中国的整个文化思想脉络中。这一点洪子诚老师在他的《我的阅读史》一书里谈得很好，他说，我们对加缪《鼠疫》的阅读，可能事关我们对“文革”的反思，而并不是以一种纯文学的方式来接受。其实我们对西方现代派的热情，从根本上说是从现实处境中生成的，也事关我们对现实和历史的认知和理解。现代派文学也许在某种意义上催生了文学界对“纯文学”的理解，但所谓的“纯文学”也并不真正纯粹，它是被剥离和抽象之后一个简化的概括，整个学术政治和文学政治早已潜移默化地渗透其中。所以我们这一代人其实并不是完全被所谓的“纯文学”这样一种学术思潮熏陶出来的，而存在主义所蕴含以及指涉的多重面相都构成了我们对西方文学的认知视野。

但是和恢复高考后最早的那批大学生相比，我们这代人经历的，用我的说法，是从存在主义到结构主义的历程。我进大学的时候结构主义已经开始影响学界，过了短短几年又变成了所谓的“后结构主义”，也就是解构主义开始成为某种占据主导地位的理论思潮，既而形成学术思潮，后来嬗变成某种文化思潮的时代。所以我的求学生涯经历的是从存在主义到结构主义再到解构主义这样一个思潮转向的历史阶段。

图四：2005年，吴晓东与导师钱理群老师合影

吴晓东：我还记得大一的时候旁听钱理群老师主持的学术前沿讲座课程，请的一批老教授中有王瑶和林庚先生。他们好像都是最后一次登北大的讲台，用钱老师说法，是“天鹅的绝唱”；请的另一批人是学术新锐，讲他们新的方法论、新的研究视角。我记得当时请了现代文学的第一个博士王富仁先生讲他的博士论文，这是我对王富仁先生的雄辩最早的印象。还有黄子平老师带来的是结构主义的研究思路，用“结构-功能”理论解读当代作品，是我最初所接受的结构主义的影响。可以看出，1985年这个“方法年”其实也渗透到了整个高校的人文研究领域。

我印象深刻的还有大二的时候，中文系请了李欧梵先生讲了四讲关于鲁迅的《野草》以及三十年代中国现代文学中的现代主义的话题，让我第一次领略海外汉学视野。我们对新方法、新思潮的接受真的是如饥似渴，这种求知欲其实从1977、1978级的学长那里开始，也延续到了我们这一代人。

李国华：您对西方现代派的阅读，包括后来的研究，和学院之间似乎是有距离的，这背后其实有一个非常大的话题，就是您在北大中文系问学的过程中，到底什么对您而言更有影响力或冲击性，是学校里边还是院墙外面？

吴晓东：虽然中国的大学校园一般都有围墙，也构成了与西方大学的一个重要的区别，但我们问学的时代其实围墙内外有一个良性互动，就是我们可以超越院墙。学院空间和整个社会思潮的互动性比较强，学院里的思想可以溢出围墙直接影响社会，社会思潮、文化思潮也同样影响了高校的学者以及学生的求知，所以我们当时受整个时代思潮，包括文学界思潮的影响应该是很大的。

在这些影响中，现在回顾起来最重要的是讲座，我们当年听讲座完全不是只限于中文领域，像经济系的经济预测、国政系的国际政治分析、社会学系的关于中国农村问题的讨论，包括李泽厚来讲美学，我们都是趋之若鹜，所以讲座真的是对我们开阔视野有特别大的影响。

当然接下来就是阅读，包括对经典的阅读、对西方现代派的阅读，然后就是上课，老师们带来的东西当然很多都是有前沿性的，虽然基础课的设置稍有滞后，但北大最大的好处就是永远有老师开新的选修课，也就会带来新的理论、新的方法。而且北大老师也会请国内国际的知名学者把最新的研究带进来，所以我们永远不缺新潮的刺激。

图五：2012年，吴晓东与新诗研究所同仁在安徽胡适故居（前排左起顺次为李红雨、孙玉石、谢冕、洪子诚、姜涛、耿占春，后排左起为刘福春、吴晓东、吴思敬）

李国华：文学性的话题，可能也是洪老师当年跟您对谈的时候处理的一个非常关键的话题，在那次对谈的基础上，我还想问一个问题。首先为什么是文学性这样一个概念、符号或者它所关联的方法和视野，构成了某种中枢性的存在？另外，刚才您的说法中也包括如何打开文学性或者拓展文学性的边界，我自己更关心的问题是，为什么要这么做，这个是为了回应什么？是回应自我的焦虑、问题，回应自我的某种学术生产和生长的需要，还是想重建人文知识者和时代的关联？

吴晓东：“文学性”概念的运用可能首先是一个策略性的考虑，因为1980年代的“纯文学”和“先锋文学”的范畴在1990年代已经耗尽了历史能量，需要寻求新的描述方式。而你说的最后一点可能是终极落脚点，即在回应自我的焦虑与问题、回应自我的学术生长需要的同时，也多多少少隐含着重建人文知识者和时代关联的内在心理驱动。

李国华：我还想问，整个80年代以来，是不是存在着某种重建感性学的愿景？

吴晓东：对。比如在李泽厚那里，他在新时期对学界和思想界最初的影响是对康德的整体性研究，横亘康德的哲学和美学，但最后的指向可能还是立足于美学的，背后就是感性学的重建。或者说李泽厚试图借此重新激发一个感性时代，重新建构中国人的情感生活，或者是美学视野。这个美学当然就和感性学概念的重新还原和激发密切相关，当然也就跟文学视野建立了密切的勾连。

但是就文学的学科化进程而言，我们总要为文学研究寻找自己的范畴和概念，也许“文学性”就是这样一个策略性的范畴。但是“文学性”概念也内涵着一眼就能看出来的危险性，即一旦说“文学性”，就很容易导致对它的本质化的理解。而我觉得1990年代有一个良性的学术发展脉络，这个脉络就是反本质主义，或者说力图建构一种相对主义。当然今天也许要重新反思某种过度相对主义的诉求，但1990年代的确是一个解构本质主义的时代，而“文学性”同样是一个容易被本质化的概念，之所以选择了“文学性”作为策略性的范畴，是因为我们不知道怎样来界定文学，或者说是不知道怎样为文学赋予关于它的本质性的理解。

图六：2012年，吴晓东与学生李国华在北海公园

李国华：那就是说，您是在解构主义的脉络上使用“文学性”概念的。

吴晓东：“文学性”概念只能在解构主义的意义上来理解。只有在解构主义的意义上理解，我们才能够为“文学性”的概念赋予我们希望赋予的内涵，这些内涵其实都是被文学发展历程，比如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发展、西方现代理论的发展，包括我们90年代以后的中国文学历史进程所赋予以及所打开的，所以背后仍然是一个历史的维度，只不过这个历史维度，需要把它真正带入“文学性”的理解框架之中。不管怎么说，想固守某种文学的疆域，肯定是不可能的，而且固守的姿态也是一种作茧自缚。而我们只有既扩展关于“文学性”的理解，但又坚守文学的某些所谓的本质——这又构成了一个悖论，“文学性”的概念永远是个悖论式的概念——可能才是一个可取的姿态，或者才可能生成某种可操作性。为什么要拓展“文学性”的概念呢？可能还是想建构一个可以操作的范畴。否则，从本质上理解，文学性最后肯定就变成了同义反复——“文学性”就是使文学成为文学的东西。但我们只有从历史的维度，或者说扩展它的外延和边界的意义上，才能够为它赋予内涵，在某种意义上，这的确是一个解构主义策略才能实现的目标和理想。

李国华：从理论上来说，您刚才的说法，其实是把结构主义和解构主义相互缠绕的对于文学性的理解，在布拉格学派那里，它对文学性的理解就是使文学成为文学的东西，但解构主义恰恰要把这个东西打破，把它变成一个拓扑学式的概念，拓扑学式的概念意味着内部似乎有东西，但其实是空虚的，以这样的方式去因应90年代以来的社会状况，这个社会状况不仅是中国的，也是国际性的。我想知道在这样一个状况中，您可不可以对您个人的应对方式中，想出击的、激进的面向和想守住的、固守的面向各自做一些描述？

吴晓东：这个话题很好，有助于拓展我们对“文学性”的理解。首先还是从结构和解构的辩证或者是悖论形态的角度来看。解构主义试图解构掉一切，但我觉得结构主义的合理性不能被抹杀，结构和解构的互动或者说彼此参照的视野可能更为全面和完整，当然它也是策略性的，但相对来说是可操作的，因为所谓的“结构”是建构某种东西，但是建构了之后未免自我封闭，一个封闭的范式经过若干历史阶段后，它的生命力肯定要耗尽和枯竭，就需要解构来打破，但是也不能把所有的结构都打成一盘散沙，变成一地碎片。所以我个人是在一个结构、解构互动的动态格局中，来理解文学、文学研究和文学性的，至少这是我的策略和理解。

这样带来的好处就是，结构的视野意味着我们会坚守一些东西，就是文学最基本的一些范畴，比如我们刚才提到的感性、审美、心灵世界、人类的生活的境遇和细节，这些东西也许是其他学科领域不会特别关注的。虽然社会学、历史学都会触及我刚才提到的问题领域，但是他们没有这么专门地、这么精微地处理我们生活世界的感性和细节，对感性和细节的关注恰恰是我们文学的优势。文学最后坚守的是形式和审美，因为如果没有形式、没有形式背后的审美，那么文学就什么也不是，这是我们必须坚守的东西。但另一方面，通过解构，我们又会在文学中带入很多更有历史感的、更有哲学深度的新的观照视野，从而真正把历史、社会的面向带进来，其后果不是冲垮了文学，而恰恰是丰富了文学，或者说形式背后无法祛除的正是社会和历史。最近若干年值得学界关注的社会史视野下的文学研究思潮，也正是试图把社会史带入文学。

但在我的理解中，我们带入的东西不是外在于文学的。如果带入的社会史视野和历史学视野，仅仅提供了一个外在于文学的历史解释，这当然不是我们所理解的历史和文学的关系。我要看到的恰恰是形式化的历史，或者说是内在化为文本世界中的、真正决定了文本的形式和文本内文学图景的具体生成的历史形式，也就是内化于文本中的或者文学形式中的历史，这种内化的图景对我们来说才可能是真正有意义的。不然的话，我们的文学研究可能仍然会成为历史学、社会学的一个附庸，而难以确立文学学科的自律性和自主性。

图七：2019年，吴晓东在“‘短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与历史学术研讨会”上作开幕致辞

李国华：这样一种思路，我觉得可能带有某种理想的成分，认为文学研究把政治、历史或社会视野带进来之后，会生成一种内化的、形式化的图景。事实上，它们之间应该是会有矛盾的，这个矛盾怎么处理？那种把文学性解放之后，重新带入更加宽阔的视野的研究，比如说您近十多年的研究，从《〈长河〉中的传媒符码》，到郁达夫的审美主体问题、风景问题，再到对张爱玲小说中阳台空间的解读，在这样一种研究思路的变化过程中，会不会有一些比较大的焦虑或矛盾需要处理？

吴晓东：你所提及的我的上述研究，这个过程一开始可能是一个被动的过程。90年代所谓的“学术转型”，具体来说是历史学转向，对我们这一代人都有影响，我一度也想做点历史学的研究。这种历史学转向有很多正面的影响，不光是文学研究的史学化，而是像心态史、文化史等视野，的确带来了从历史的维度重新理解文学的某些向度。这些向度其实是有魅力的，所以我对史学转向的思潮，也曾经一度很着迷，有些我自己的研究，所谓的“被动转向”就是受到了这些方面的影响。但对我产生直接影响的是新历史主义，是文化诗学，文化诗学也试图把历史的因素带入文学研究中，但是它会和所谓的形式诗学相结合，它不是去文本中心的，而还是能够把历史和文本整合在一起，进而重新建构一些文学内部图景，重新在历史中安置文本，或者从历史中钩沉文本。

比如达恩顿的《屠猫记》这样的新文化史研究，它所带来的一系列文本和个案的解读，令我耳目一新。我对沈从文小说《长河》中传媒符码的关注，也正是借助于现代传媒研究的新视野，不借助这一视野来观照，可能就不会发现《长河》中存在如《申报》《大公报》等这样一些传媒符码。而既然我们有新的视野来观照文本，我们就可能带出一些新的讨论空间，同时这些讨论空间又和文本研读并行不悖。所以我有一段时间试图尝试的就是这样一些解读方式，但是借鉴的痕迹，比如像《中国现代审美主体的创生——郁达夫小说再解读》一文，背后就受到了伊格尔顿的《审美意识形态》以及福柯的知识谱系学的影响。但我个人还是试图从正面的意义上来估价这样的影响，正是借助这样的一些影响，我们能够发现郁达夫、沈从文等作家的创作中某些以往我们不是特别关注的面向，有助于重新理解一些经典的作家和文本。

图八：2017年，吴晓东与学生们在人文学苑合影

吴晓东：后来我的研究路数略有调整，比如最近写的两篇文章，一是解读骆宾基的《北望园的春天》，一是解读钱钟书的《围城》。我试图使一些研究思路更内在于文本和文学研究的脉络之中，比如讨论《北望园的春天》中的反讽问题，我就觉得我所讨论的“反讽”是内在于文本中的，而反讽又是需要我们去辨识的，只有把外在的语境引入文本，才能辨识小说中的反讽。在这个意义上，文本仍然不是自足的，它仍然内在于1940年代的语境，不理解战争年代的文化政治语境，我们就很难辨识小说中反讽因素的存在；但这个反讽又毕竟是通过小说内部的研究，包括对叙事者的关注，对小说中所生成的各种距离的观照才能辨识出来的。

总的来说，对文学性边界的拓展其实是解放了我们文学研究者的研究思路，否则就容易被束缚住手脚。但另一方面，这个解放又不是无边的，而仍然还想再坚守一点文学的东西，这些文学的东西在我这里也许是关注文本、关注文本细读，我试图建构一个以文本为中心的、兼及理论和历史的解释框架。这个解释框架其实也很平常，大家也都在实践，只不过我还是想强调文本的中介性和文本的细致解读的重要性，因为只有把文本真正打开，才能够为理论和历史安置它们的“肉身”。在某种意义上，我也还是想笼统地强调一下所谓的“文学研究”，即使不谈“文学性”研究，但至少可以重新回归某种经典意义上的文学研究，因为这些年来的文学研究的历史化蔚为大观，在某种意义上，文学本身的确是被忽略或者被放逐的。不过近几年来，重新回到文学的声音也越来越响亮了。

图九：2004年，吴晓东等人在上海鲁迅公园合影

（从左至右顺次为倪文尖、李冬木、高远东、叶彤、赵京华、董炳月、艾英、吴晓东、罗岗、旷新年）

李国华：90年代以来，学术界的科层制越来越明显，有很多学者，都有一个跨界或穿梭到不同的知识领域，试图打破科层制限制的过程，背后包含着对科层制划分之后知识研究的不信任。而您的研究基本上还是在一个相对比较稳定的范围内进行的，对您而言，这样的选择除了刚才陈述的原因之外，会不会还有其他的考量？

吴晓东：这个话题触及的是90年代以来整个当代学术的具有总体性的大问题。所谓的“跨界”、所谓的“边缘研究”，在某种意义上和我们现代学术的特征是有关的。大家都说现代性是一种整体性的方案，它触及的是整个历史和社会的方方面面，那么我们的研究在某种意义上也应该是整体性的、统合性的。但是整个现代学术发展的历程却很吊诡，一方面，现代社会和现代性本身具有总体性和整合性；另一方面，20世纪最大的学术发展特征，就是分工越来越精细、学科壁垒越来越鲜明。所以90年代后学界鼓励交叉研究、跨界研究，或者整合性的研究，这个思路绝对是合理的，或者是有某种历史必然性的，当然它也很难。总的来说，这是一个学术转型的大方向。

但我个人的选择可能一方面是出于对自己学术个性和限度的认知，另一方面也是出于某种个人的兴趣和选择。我觉得即使是跨学科研究，也得首先形成自己的疆域，然后去和其他学科的边缘接触和对话，也就是说，你首先得有自己的专门的研究视野，有自己研究的某些自足性，才能够跟其他的学科相融合，彼此才能真正构成互补和激发。所以我个人坚持一些文学性的研究，一方面可能出于个性选择、个人限度，因为我自己的研究可能不像学界公认的几位顶尖学者那样有更大的格局，可以引领学术发展的方向，这一方面可能受限于个性，另一方面可能我个人的特长也不在于此，而还是在于某种文学研究自身的东西，所以这就变成了双重选择，一种是个人兴趣，另一种也想坚守某些东西，然后才能够构成自己的个性和优势。

图十：吴晓东在课堂上

李国华：刚才已经讲到跨学科、学科交流的问题，那么作为中文系现代思想与文学研究平台的负责人，您对这个平台工作有什么设想？对未来的学术发展，尤其是北大中文系的学术发展，有什么期许或展望？

吴晓东：这个平台还是要依赖于各教研室老师的参与，一个人或者某个专业自身干不了太多事情，因为我们的平台设计理念背后有现代思想和现代性这样一些宏大视野以及科际整合的学术转型趋势作支撑。既然我们整合的这五个教研室在某种意义上处理都是现代学问，那么我们背后依据的就是现代思想、现代性这样的理念。刚才提到，现代性是具有总体性的理念和制度设计，涵盖的是社会的方方面面，当然也涵盖了所谓的现代的各个学科领域。所以它们彼此之间的相通和打通，其实是某种先在的规约，比如打通东方和西方、打通文学和理论、打通文本和思想，这都是现代学术自身的某种质的规定性，只有在总体上展开探讨，才能把现代思想和文学本身的关系说清楚。平台正是建立在这样一种基本理念上的。打通这五个专业，意味着可以冲破学科壁垒，一起做一些事情。

比如我们新近创设的北京大学“未名学者”中国语言文学拔尖人才培养基地是首批入选教育部拔尖人才培养项目，其中的“现代思想与文学研讨班”，就是为我们选拔出来的大一大二的本科生开设的经典阅读班，给他们开的课包括现当代文学经典研读、外国文学经典和现代理论经典研读，也包括民间文学和比较文学的经典，最后整合成现代思想和文学的经典，带领学生一本一本书，或者一篇一篇文章地精读和讨论。这个研讨班，就整合了五个教研室的学科，在此基础上生成的，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借助平台的设计才得以实践。所以这个平台的理念不光是务虚，背后也有很多可操作的空间。

图十一：2009年，中文系部分教师为钱理群老师庆祝生日（前排左起顺次为夏晓虹、崔可忻、钱理群、陈平原；后排左起顺次为王风、邵燕君、贺桂梅、吴晓东、孔庆东、姜涛、高远东）

助理采访：刘 东

责任编辑：刘 东

排 版：李岚

顾甦泳对本文亦有贡献

图片来源：图一、三、四、五、七、九、十、十一由受访者提供，图二由徐梓岚提供，图六由李国华提供，图八由路杨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