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张宁 先晓

“下班摆摊，一天挣一千多”、“靠摆摊，在北京买了两套房”······朋友圈流传着各种各样地摊造富的神话。

地摊经济的气息在空气中弥散，苦哈哈的上班族们也跃跃欲试，工作闲谈时，他们聊的最多的就是组团摆地摊。

为此，司库财经探访了三名地摊主：卖生活用品的贾奶奶、卖水果的刘大姐、卖鸡蛋灌饼的张大哥。

通过真实采访，希望还原地摊生存现状。

卖日用品的贾奶奶

“一天卖二三十，你干嘛来啊，还是回去上班吧，那个稳当。”

八十八岁的贾奶奶，家住三环内，地道的老北京人。地摊对她来说，不是挣钱的手段，而是退休后的兴趣。

贾奶奶的三轮车，堆满了日常生活用品，指甲剪、软尺、袜子、背心、刷子、自己缝制的鞋垫……

这些商品价格低廉，多是家庭日常手使家伙。

贾奶奶把摊摆在居民区附近，紧邻连锁超市，时常有城管路过。

“我不怕城管，我岁数大，他们不敢把我怎么样。”

在黄金位置上，人流并不是难题，但她的生意也并不好做。

这些商品中，卖得最好的就是指甲剪，5元一个。

但一天也卖不了几个。

而像背心这类单价比较高的商品，更是一件也卖不出去。

“进价八块钱，十块钱卖，卖不动。”

没人买东西，挣得少，她平均一天收入二三十块钱。

而最好的一天，也只卖了五十块钱，“能卖50我已经高兴的不得了。”

在采访的最后，贾奶奶不断跟我们说：“我不用租房，有退休钱，挣多少都可以，你们还是回去踏实上班吧，没事别干这个。”

卖水果的刘大姐

“我才出来摆摊，没来几天，哪敢摆啊······”

在政府鼓励地摊经济后，外地来京的刘大姐才敢骑着平板三轮车出来卖水果。

西瓜两块1斤、油桃五块1斤、丑橘六块1斤、杏十五块钱2斤、樱桃十块1斤，相比菜市场和超市，刘大姐的水果既便宜，又新鲜。

但和以前比起来，她明显感觉到今年生意不好做。

“去年一个老爷子，经常来我这买东西，今年过完年，他每天来问，问了一百遍了，也没买。”

消费需求不足，她的收入直线下降。

刘大姐告诉我们，去年夏天，她一天能收入三四百块钱，但是现在也就一两百块钱，抛去进货成本、水果损耗，一个月也就有一两千的净收入。

“这点钱吃饭都够呛，租房都够呛”。

虽然忿忿不平，但她也没有更好的办法，“年龄大了，又没文化，只是为了陪孩子读书。”

与收入降低相比，她更害怕被城管驱逐。

去年城管管的严，经常连车和水果一起被没收，还要缴纳罚款，“罚多少，全看他们的心情。”

在一次与朝阳城管的争执中，刘大姐被水果刀捅伤，至今还有明显的伤疤。

“他们只赔了两万块钱医疗费，连一瓶水都没给我买。”刘大姐说。

地摊的生意不好做，刘大姐更像是在承受一种煎熬，“地摊挣不了什么钱，等明年孩子考上大学了，我就不干了。”

卖鸡蛋灌饼的张大哥

湖北的张大哥在北京摆摊卖鸡蛋灌饼二十多年，是地摊界的老江湖。

与其他新手不同，张大哥每年都会向城管缴纳不开发票的“管理费”。

“不缴纳天天抄你，而且没有熟人，没有关系的话，人家还不一定收。”

相比水果摊、日用品摊，张大哥卖鸡蛋灌饼挣了不少钱。

一个灌饼五块钱，鸡柳两块钱、火腿肠三块钱，生意好的时候，一天能卖出三四百张鸡蛋灌饼。

再加上豆浆、粥等搭配着卖，一个早上，张大哥能有将近三千块钱的收入。

按整体60%的利润计算，张大哥净收入能达到1800块钱每天。

但这种收入也只是纸面收入，并不安全。

鸡蛋灌饼、煎饼是现场加工食物，根据《北京市新增产业的禁止和限制目录（2018年版）》中，对餐饮面积不得低于60平方米的规定，张大哥的电动三轮车显然满足不了规定要求。

因此附近的早餐店、早餐车、超市一举报，城管就过来把他的三轮车、面饼、炉子这类食物加工的东西都抄走了，只留下桌子、生菜、土豆丝、粥、豆浆。

在接受司库财经采访时，张大哥说，今天八点半过来抄走了，正是生意好的时候，卖了一百个灌饼和煎饼，再加上十多杯豆浆和粥，忙一上午，净利润还不到400块钱。

谈及最近火起来的地摊经济，他说：“没有你想象的那么简单的，一天卖几千快钱？你以为在地上捡黄金呢。”

需求是有，但与城管的矛盾，搅扰他挣钱，这也是摆地摊的难处。

对此他也颇为无奈，“大家需要吃早餐，希望这个社会能有进步。”

遭到城管驱逐并不是个例，司库财经了解到，在梨园、鲁谷等地区，摆摊都遭到了城管驱逐。

一位正在执法的城管向司库财经表示：“政府支持你摆摊，但不代表你可以在任何地方摆摊，在不让摆摊的地方，我肯定是要管的。”

摆摊经济是矛盾的，这种矛盾在于，政府提倡，但地方政府没有划分区域落实。

而对于像摆摊创业的人来说，地摊经济更多的是上班族的幻想，它既无法给你带来高收入，也还要面对城管的驱逐。

更重要的是，在办公楼习惯商业规则的你，很难适应地摊中，看不见阳光的江湖规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