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的时候，她们的故事让随同人员哭成了泪人；根据她们故事写成的文字，让创作者数度泣不成声；根据她们故事拍成的纪录片看哭了在场审片人——她们，就是三水“红头巾”。

“红头巾”是早年新加坡对当地从事建筑粗工的广东三水籍华侨妇女的称谓。她们头戴鲜红头巾，飘洋过海到异域谋生，主要在各个建筑工地工作，以吃苦耐劳著称。

红头巾感动了一个国家

如今，新加坡以各种方式纪念她们：

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

在未来几十年里，中国人民和中国领导人将会遇到的一个大挑战是，如何管理全球除去13亿中国人后的那57亿人对中国的情绪。

红头巾让国人看到了如何在不同国度和文化背景下，赢得他国发自内心的敬意和喜爱。

她们在新加坡经历了什么？

“红头巾”陆带好提及过去充满了自豪感：

我（建过）亚历山大医院、高等法庭，还有一些私人屋子，在大世界的那些楼我们也有做。亚历山大医院起了10年。

在没有机械的年代，又身为女子，来到异国他乡，徒手盖起这些大楼一点都不容易。

中国最后一名“红头巾”黄苏妹曾回忆起往事，6毛钱一天，她截断了手指，从四楼摔下差点丧命，发布君看完泪奔，详情请戳视频

我经常在菜市场捡人家扔掉的烂菜叶回去煮着吃，午饭就在工地吃自己带的冷饭，咸菜都不舍得吃，有时咖啡泡饭将就一餐。

红头巾养女刘风珍回忆：

她们（手）碰到带刺的板，摸那个刺就挑出来，挤出淤血，有时甚至有铁片在里面，就拿刀片烧红了，挤着挑出来，也不舍得看医生。我经常在她们身上闻到很多红花油、豆蔻油，她们痛的时候，就拿去擦背擦手。

背井离乡的三水女人们来到新加坡后，大都在牛车水附近的豆腐街、松柏街和海山街一带贫民区落脚。她们往往是好几个人合租一间房，栖身于一排排拥挤的上下木架床位。1930年代一个床位每月1元，1950年代则提高到5元。她们为了节俭，窝睡在空气污浊、闷热、数人拥挤的硬木板上，长年煎熬着。

新加坡石叻坡文化馆馆长陈来华（曾收藏了大量与“红头巾”相关的史料和物品）：

红头巾一般来新加坡，都会在这边安家。老实讲所谓安家也未必是家，只不过一个床位罢了，因为没有钱能够租整间房。

当时有各式各样五花八门的行业，在她们的那个年代，新加坡的妓院有好几千间，但是她们洁身自爱，选择用自己的能力来自力更生。

红头巾为何出走新加坡？

三水区文联副主席黄敏：

跟顺德“自梳女”（即不嫁的女子）不同，明知婚姻不一定能摆脱苦难，或许还可能是另一重苦难的开始，三水女人还是选择早早出嫁。

即使未婚，家乡已有指定婚配的，到南洋后也要以生鸡（公鸡）拜堂完婚，所以绝大多数“红头巾”都是已婚妇女。这些已婚的红头巾，基本都是无法在夫家生活下去而出洋的。

也有一些三水女人，是为了挣脱自己不喜欢的男人而南渡的，还有一些则是丈夫早逝，生活没了依靠不得不南下。

三水资深民俗专家、原三水文化局局长陆探芳：

在20世纪初形成的比较大规模的劳工中，三水的出走人群比例很大。这里有几个原因，其中水灾是最重要的原因。三水人永远不会忘记1915年三水历史上发生的那场最大的水灾，三水决了40多条堤，整个三水差不多都完了，而当时大批去南洋的大塘跟芦苞的妇女，跟这场洪水有很大的关系。

后来在1994年三水也发过一场大水，甚至比1915年还厉害，但是（那一次）三水安全渡过了，这是因为咱们国家强盛了。

不管什么原因离乡背并，这些三水女人南下后并没有获得真正的解脱。因为，即便暂时脱离了樊笼，传统家庭价值现依然追使她们要不断地为夫家、为娘家埋头工作至年老力衰。

红头巾何亚莲的婆婆是一个刻薄的长辈，当年去新加坡时因为怕被婆婆知道，只挑了扁担、箩筐就走了，衣服包裹都没有带，更没有带钱，两手空空离开了家。

但是，她在新加坡一直惦记着家人，努力赚钱寄回来养家，事实上，她的儿子并非亲生，而是过继的侄子，但他们之间的关系不是血缘胜似血缘。每次写信回来，何亚莲都会问家里有没有钱，需不需要她寄回来，儿子非常体恤老人的辛苦，总是让她不要寄了，但她仍是会按时寄。

编后语：

她们，是一群再普通不过的妇女，和我们的母亲一样，有皱纹、有笑容、有泪水、有思念、有自力更生的双手。但，她们，又是不普通的，20世纪初，她们从三水出发，漂洋过海，头包着红色的头巾，肩挑着沉甸甸的箩筐，用她们的平凡和普通，影响了一个国家，这个国家为她们建了纪念馆，拍了电视剧，还把她们写进了学生课本……她们有一个不普通的名字，叫红头巾！她们在新加坡用生命诠释了什么叫做“自重自爱、自立自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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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划|三水区委宣传部、佛山新闻网

文| 方琳

鸣谢|三水收藏家麦国培

部分资料| 三水区文体旅游局、三水区文联、三水区群文科、三水博物馆、《飘逝的“红头巾”》《三水县华侨志》《三水县妇女志》《走读广东》、中央电视台栏目《见证》等

责编 |刘丹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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