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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本文先通过语音分析建立历史地名“钩玉弄”和“狗肉弄”之间的同一性关系，然后以历史文献资料的旁证和周围相关街巷在名称上的内在联系，以及该地区地名体系的整体特征，拟测了在两个多世纪前该弄之所以得名的最可能的原因，以现当地城镇历史地名与日常经济生活关系之一斑。

关键词历史地名 行业地名 地名学

随着城市大规模市政建设的逐步推开，在上海市黄浦区相当于原南市区部分的老城厢一带，一些有着深厚社会和文化背景的历史悠久的老地名将伴随着古旧建筑一同趋于消亡，特别是那些在规划中靠近交通要道的地带将首当其冲。随着时代的推移，会有很多原因能够引起地名的改变以至消失，看来这也是无法避免的事，虽然一些旧地名还会在人们的日常口语中延续一段生命。

在相当于旧县城的小南门外原薛家浜以南的地方有一条“西钩玉弄”，旧称“钩玉弄”。看来这条弄在以前名声还很不小，这不仅是就其西段212米的路长而言——这在老城厢地带也算是具有一定规模的；而且从另一方面来看，这条弄周围的几个支弄曾经有过与此相关的派生弄名，这就证明了此弄在当时还是较有知名度的。这些派生弄名有：“东钩玉弄”、“北钩玉弄”、“东钩玉西街”。从这些地名的字面上看，还存在其他类似派生弄名的可能性。相对而言，这条原名“钩玉弄”的街道实在不能算是普通的小巷。

据一本研究上海城市发展史的专著称，嘉庆《上海县志》尚有6条暂时还找不到资料说明其特殊含义的街巷，如“钩玉弄、新街巷、仁巷里等，约占总数的10％”。本文仅讨论其中的“钩玉弄”。笔者以为，“钩玉”为吴语“狗肉”的音转，唯“狗肉”作街巷名似乎不太雅观，后来便使之文雅化而写作“钩玉”。

从文字学的角度来看，“钩”字原应写作“鉤”，俗作“鈎”（估计是草书的缘故），属于中古见母平声侯韵，“勾”字原也应作“句”（如越王“句践”今作“勾践”），中古亦属见母平声侯韵，作为声符与“狗”字中的“句”完全一致，唯“狗”字中古是见母厚韵字，但其中古拟音同为*kau，从音调而言乃是上声（“厚”今读上声的原因在于该字为浊音上声字，在现在普通话中这类字都已变作了去声），“钩”与“狗”两字的读音就声旁相同这一点来说，应该是有密切联系的——不同之处在于一从“金”一从“犬”，而且在《广韵》中又同属流摄开口一等，与今天一样，两者的区别仅仅在于声调的不同。可是“钩”字在今天北京音中声调值为55，“狗”为上声214，差别较大，但此处的北京音不足为凭，以吴音“钩”属阴调舒声，且位于阳调促声前而论，在连续变调时均有高平调的音读。再从后接的“玉”字的声调类型考虑，“狗”的阴上34与“玉”的阳入12属同一类型的微升声调，因而在发音时自然会产生不便，由音流周波特点的内在调节，首字的上升调式会变成高平调式的44型，从钱乃荣在《当代吴语研究》一书中得出的较古老的吴语单音节声调中的阴上为35型的结论来看，声调上升的特点更为明显，发音时困难程度必然会更大，所以在当时情况下，变调时取其中值的44是完全可能的（即所谓声调的Neutralization）。这样一来，“狗”字实际发音时的调值就很接近“钩”字的调值，尤其是平常在以自然语速实际发音时所客观表现出来的音流过程，作为一个完整词汇的整体来看情况更是如此。又据《上海市区方言志》的记录，作为阴平的“钩”字原调型为53，在实际的连续变调中就有44的类型，这与钱乃荣对较老的沪语声调中的阴平调的推测结论是一致的。

“玉”字与“肉”在中古的读音虽然有别，一个是鱼欲切，疑母烛韵，一个是六屋切，日母屋韵，但“烛”和“屋”同属通摄合口三等，且声母和韵母很接近，前者的中古拟音是，后者是*nziuk，又同属阴人。在近代吴语的实际发音中这两字极为相似，至少在沪语中这两个字是同音字。

“钩玉弄”之所以是“狗肉弄”的音转，除了凭借上面语言学本身的技术分析之外，还有一个旁证可以支持这一结论。以前在上海黄浦江东西两侧曾经有过一条很有名的称作“洋泾浜”的支流，这条支流穿过今天上海浦西的闹市区，并在各主要路口有许多木质桥联结南北两岸。其中原来有一座连接今天山东中路和山东南路的桥在当时称作“带钩桥”，但同时又有文献记载称这座桥还有一个俗名——“打狗桥”。很显然，所谓“带钩”这个似乎很费解的桥名原本就是“打狗”的谐音，是一个经过文饰的正式地名，而且，那一带的桥名后来又大多演化为桥梁所在地附近的习称地名，因而这类地名的生命力和社会影响力相当持久，以致于“打狗桥”与“带钩桥”之间的时间距离已变得不再重要了，也许所有的区别仅仅在于使用的场合的不同。但这里的“钩”在实际使用过程中可以音转为“狗”的替代词是毫无疑问的了。至于“带”与“打”的字音在吴语中确实不同，但其实后者是前者的元音鼻化，至于声母和音调则是完全一样的，所以“带钩桥”即是“打狗桥”的记载也同样有着语音学上的依据。

按照薛理勇先生的说法，作为一条小巷名的“钩玉弄”，虽是原“狗肉弄”的改写，但与狗肉完全没有关系，因为原文篇幅不长，现全部抄录如下：

在今董家渡路以南，南仓街的东西两侧各有一条叫“东钩玉弄”和“西钩玉弄”的小巷，在旧书中也常把这两条路叫作“狗肉弄”的，这是什么道理呢?原来上海人有养狗看家的习惯，但上海人一般不食狗肉，近代以后，上海的人1：1增长很快，而中国人养的大多为草狗，既不向有关部门登记，养狗又失去看门的作用，并且不少狗带有狂犬病毒，给城市卫生和安全也带来困难。所以在清代就逐渐规定了一些措施，并多次采取行动进行捕杀，这些狗就集中在这里宰杀，于是这里就被叫作“狗肉弄”了。因为狗肉弄难听，上海人又忘食狗肉，于是又谐音改为“钩肉弄”了。

这里提到的上海人不食狗肉，不知是指以前的生活习惯还是现代的推测，如是前者亦应有所证明；如是后者当另作别论：上海的相对发达还是1843年开埠以后的事。在以前城市生活还不象后来那样充裕的时候，一般居民是否依旧保持不吃狗肉的习俗仍然还有考究的余地，人们自然不能以现在上海人的饮食习惯来反推当时。如果“狗肉弄”与狗肉无关的话，人们会更有可能把此弄称作“杀狗弄”、“屠犬街”之类，就象当地“萨珠弄”的原路名叫作“杀猪弄”的情形一样，因为那时上海县城的许多街巷名就带有行业特征。照薛书的解释，这里杀狗是为了杀死可能“带有狂犬病毒”的狗，出于这样的考虑，杀狗者不会有兴趣公开卖狗肉，再大胆的食客估计也不敢试着去买些这样的狗肉来品尝一番。且薛书所凭以立论的依据看来主要是近代以后由于上海人口增长很快，导致人们多次“采取行动进行捕杀”，由于就是在此屠宰，所以有了“狗肉弄”这样的地名。倒是文中的“上海人有养狗看家的习惯”一语透露出了一丝往昔的风俗习惯。

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在乾隆年间编修的《上海县志》的坊巷类中就有“勾玉衡”的记载，远在所谓的“近代以后”之前很久。根据地名学的基本原则，地名中的很大一部分反映了一地的历史文化和社会生活，而历史地名更是过去历史和自然景观的积淀和折射，是一种活化石。而据笔者的推测，嘉庆以前的上海县的城厢地区，人们还远未达到以后才有的物质文明的发展程度，由此形成的日常生活习惯也完全可能与今天不同，其中也可能包含人们吃狗肉的生活习俗。这条里巷正是以这种作坊的营业业绩而被命名，而且随着此弄影响的日益扩大以及周围地区不断的开发，附近的一些更小的街巷便似众星拱月一般地获得了与此弄弄名有关联的派生弄名，如上面所举的一些例子。更有可能的是由于出售狗肉，便自然而然需要收购活狗以供屠宰之用，这样可能从另一角度扩大了此弄的名声。所谓弄以“肉”名，多半是因此之故。但即使是在当时，一般人心目中“狗肉”在质量上也是无法与“猪肉”之类相比的，也有可能出于其他各种原因的综合影响，最终导致了狗肉行当的衰落。到了清末，情况起了质的变化，先是生意清淡，后来随着城市里家狗的绝迹，便再也没有什么痕迹遗留下来，“狗肉弄”之名遂逐渐被人淡忘。

历史地名学的经验告诉我们，无论是现在和过去，地名总是处在一种动态的调整过程中，“狗肉弄”也不例外。从今天的地图上可以看到，黄浦区东南部一条名叫“西钩玉弄”的横街就位于原来“钩玉弄”的地方，而在一些《市区旧今路名对照表》之类的地名资料中，都只记载“钩玉弄”即相当于今“西钩玉弄”。这里不禁使人产生疑问，为何原来的“钩玉弄”到后来会变成了“西钩玉弄”，这个方位附加名“西”字是怎么被加上去的?在今西钩玉弄的西端，略往南有一条同走向的小街今名“南硝皮弄”（原名即是“硝皮弄”，因在豫园东边又有一条“硝皮弄”而改作“南硝皮弄”）；又在“东钩玉弄”的东面也有一条称作“老硝皮弄”的小路，据记载是因为原有硝皮作坊而得名。所谓硝皮就是用朴硝或硭硝加黄米面等处理毛皮，使皮板柔软，这是一种传统的制皮工艺。两条“硝皮弄”与“狗肉弄”的距离非常近，恐怕很难以巧合来解释，在此屠宰别的家畜的可能性不是没有，但其数量因受地理环境的影响自然不会很大。从“钩玉弄”两头都有以硝皮作坊得名的地名的情形来看，当时这里的屠宰业一定颇有名气，虽然不能就此判断这里曾有过多大规模的制皮业，但这里既然能以专业屠狗出名并由此引发制皮业，则狗肉的利用也是自然而然的事了。这里的制皮业不一定都是指狗皮，但如从外地将生皮运到此处加工，即使可能其数量也不会多，在物质生活条件还有限的情况下，存在一定数量的狗皮贸易的可能性估计也还是有的。无论如何，当时在县城内养猪肯定是困难的，而在缺乏有效运输工具和制冷技术的情况下也不容易从外地运进大量的猪肉，所以在城内以狗肉补充附近居民的肉食需求也就很有可能了。如此，则制皮业和屠宰业在空间上的结合既符合相关产业分布的一般地理特征，也相当程度上解释了这些街巷名最可能的由来。

在以前的上海老城厢地带，有许多以行业名作街巷名的情况，这种街道往往以全城同行的相对集中而著称。根据这种情况，考虑到这条用“狗肉”为名的道路在东西两端都有冠以“硝皮”之名且确有硝皮作坊的街巷的事实，完全有理由相信当时的确是出于实际的考虑，人们对这条街道的路段进行了精确的区分。在全部老城厢地区的地名体系中，象这样在原地名前面用冠以方位附加名的方式，把原来的一条街巷拆分为两条的事例是非常罕见的，更何况此事发生的年代还是那么早，这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狗肉弄”在历史上一度具有的地位和影响。

通过以上语言和历史两方面的分析，可以有把握地说，早在乾隆四十八年的《上海县志》中就已出现的“勾玉衡”的确在此以前叫过“狗肉弄”。乾隆《上海县志》共有两部，分别修于乾隆十四年（1750年）和四十八年（1784年）。前者载有27条街巷，共计1湾、2里、9巷和15衡（后来写作“弄”）4个通名；而后一部是42条，分别是1场、2栅、2湾、2里、10巷和25衡，共计6个通名，由此可见，仅仅34年的时间文献道路数量就增加了15条，超过原先数量的50％以上。其中又以作为相对较小的通名“衡”的数量的增加最为引人注目，占到全部增加数的三分之二，因而完全有理由相信第一部乾隆《上海县志》是漏载了“勾玉衡”。另据有关资料得知，这部方志其实编得很匆促，“三月即告成稿”。由此，则“钩玉弄”（“勾玉衡”）的历史恐怕还要早于1750年，而“狗肉弄”名称应当更早于此。

END

文章作者：周辉

文章来源：《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1年第4期

选稿：周辰

编辑：刘优华

校对：刘言

审订：张纯瑜

责任编辑：刘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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