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黄维（1904—1989年）江西贵溪人，解放战争时期任国民党第十二兵团中将司令，1948年12月在淮海战役中被俘，经过27年的改造生活1975年被特赦，任全国政协常委、文史专员。本文是他回忆自己被俘经过及在北京功德林战犯管理所改造生活的亲身经历。

中原野战军缴获国民党第12兵团司令官黄维的印章

一、淮海战场被俘

我是1948年12月25日，在淮海战役中被人解放军俘虏的。9月间，蒋介石任命我为十二兵团司令官，负责指挥十八军、十军、十四军和八十五军。11月份，淮海战役打响，黄百韬兵团首先被歼，徐州成了孤城，蒋介石决定把十二兵团投入，由河南西部增援徐州，以解徐州方面刘峙的困境。

本来，我是国防部新制军官学校的校长。这个学校是由美军顾问团提出开办的，1947年9月开始筹备，以美国西点军校做蓝本。要培养海、陆、空三军的核心干部。学校设备将由美国提供，美国顾问已经有一部分到职，永久校址确定在北平，临时校址设在汉口。但是由于各方面的原因，筹备进展迟缓，尚未招生开学。就个人的本意来说，我愿意办学，不愿意带兵。

这倒不是说我黄某人怕死，当时我是从维护“党国”的长远之计考虑的。所以，当蒋介石把我从汉口叫到南京，要我当十二兵团司令官时，我就当面向他表示，说自己“离开部队久了，带兵怕有困难”。蒋介石却对我说：“打仗是现在最重要的任务，不把共产党消灭，什么事情都办不了。你不能从你个人来考虑。”于是，我从新制军官学校校长调任十二兵团司令官，仍兼新制军校校长。

我组成兵团司令部，并赴徐淮战场。原指望几个月后打完这一仗就可以返回学校，可是没有想到学校还来不及等到我回来，就已经匆匆忙忙地迁到台湾。而我呢，却当了共产党的俘虏。

记得在1948年9月下旬，我到确山时，除八十五军外，其余部队都在驻马店附近地区集结整训，随后奉命向河南西部南阳方面扫荡，这是解放军导演十二兵团的一次武装游行。解放军把十二兵团调遣到河南西部，而在淮海发动对蒋军的歼灭战。到这时我才如梦初醒，知道上了解放军的当，又急忙回师驻马店集结待命，随即奉命增援徐州。

我带着十二兵团于11月初，由驻马店地区开始行动，11月18日到达蒙城，同解放军展开全面战斗。起初十二兵团取攻势，由蒙城渡过涡河，攻下涡河北岸的解放军阵地，在北淝河攻下了解放军据守的坂桥集、乌集之线的阵地，进到浍河；又在浍河攻下南坪集。主力渡过浍河，眼看就要抵达离徐州不远的宿县了。可是这个时候，解放军对我节节阻击，我军陷入了解放军的袋形战线，我再想往前攻，攻不动了，而背后是几道河，后方已完全被解放军切断，怎么办呢？再这样子打下去是不行了，于是找就想把部队转移到固镇方面去。可是部队没有走出多远，就在宿县西南的双堆集被解收军黏住逃脱不了啦。从11月25日被四面包围，几次向解放军反攻，但都没能突围出去。

黄维兵团被围于双堆集态势图

十二兵团是美械装备的部队，有12万多人，拥有包括战车榴弹炮在内的机动车500多辆，还有各种火炮、轻重机枪、冲锋枪等。可是，这么多兵员、重型武器装备，不仅没能帮助我们在双堆集突围，反而成了作战的包袱。十几万人要吃饭，必须有大量粮食和柴草，机动车需要汽油和零件。当时正是隆冬季节，气候严寒，双堆集一带又是贫瘠的空旷地带，村民烯少，村屋零落，十几万人只能露天宿营，这一切困难都没办法解决。

当时，每天急需后方支援的给养至少200吨。空军空投的粮食和弹药不能满足需要，而且往往落到解放军阵地或两军前哨之外，都成了解放军的战利品。有的虽然降落到守军阵地以内，但由于没有燃料和热水，官兵们根本无法吃这种硬得像石头一样的面食。

这个时候，包围圈愈缩愈紧，解放军天天在战场广播喊话，让我们起义投诚。中原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华东野战军司令员陈毅也曾通过广播和写信，敦促我放下武器。

我呢，把刘伯承、陈毅的劝降信撕得粉碎。可是这时部队已经不能继续生存下去了，军心开始涣散，特别是11月27日，当我对解放军发动全面攻击企图突围奔向固镇时，第八十五军第一一O师师长廖运周率所部主力阵前起义，接着第八十五军二十三师黄广华部放下武器向解放军投诚，在这以后，只是死守待援，等待覆灭降临。到了12月15日，我决心突围逃跑。这天夜里，我已逃离双堆集战场三四十里路。可是，四面八方的解放军和民众，就像张开一张网，逃不出去，十二兵团遂遭到了全军覆没的命运。

二、被俘之后的顽抗

我被俘以后，思想是很顽固的。开始的时候，我想不暴露自己的真实姓名和身分，当收容所人员要我在被俘人员登记簿上报名时，我对解放军说：“我叫方正馨，江西弋阳人，十四军军部上尉司书。”可是要想瞒过解放军是不可能的。没过多久，我的真实姓名和职务就被他们查清楚了。

当时，杜聿明在陈官庄还被人民解放军包围着，尚未就歼，负责管理十二兵团俘虏的是解收军中原野战军联络部长杨松青，他是黄埔四期毕业生，动员我们广播给杜聿明、邱清泉、李弥及各军军长写劝降信立功减罪，我坚决拒绝了。后来，听说由几位将领起草稿子，写了封劝降信，并签了名，只有我没有签。

一次，一个解放军的青年干部来找我谈话，问我为什么拒绝广播和写劝降信，要我承认自己的罪行，我回答他说：“我的最大错误就是打了败仗！”不久，我们被押上火车送往后方。途中路过河南商丘车站，有一个解放军干部拿着照相机要给我们拍照，我故意让他照不成，当镜头刚刚调准要按快门的时候，我就把头掉过去。后来火车到徐州以北的一个车站，大概叫韩庄车站，停了好几个小时。

附近一个解放军医院的负伤的指战员们听说抓到了我，都拥到车厢跟前，又喊又叫，非要看一看我长得是什么样子。押送我们的解放军干部起初无论如何不肯，可是人愈未愈多，围住车厢不肯离开。于是，押送的解放军干部就和那些围观的解放军指战员约定：看是可以看看，但不许辱骂。这才叫我和杨伯涛两人走到车厢门口站了站，负伤的指战员们才逐渐走开。

后来，我被转送到河北西部的井陉，被关押在解放军的华北军区政治部军法处看守所。我被单独关在一间房子里，和外面完全隔绝。当时我心情不好，总是想：我和共产党及解放军结下了那么大的冤仇，这个冤仇是没有法子解决的。现在既然被他们抓住了，就决不会饶恕了我。

我被关押在河北井陉的华北军区政治部军法处看守所里，后来才知道，同时被关押在那里的还有不少被俘的国民党军高级将领。比如在湖北襄阳战役中被俘的原国民党中央常委、第十五绥靖区司令官康泽、在洛阳战役中被俘的青年军整编二O六师少将师长邱行湘等人。

当时，我的心情非常烦躁和绝望，心想：我跟共产党打了那么多年的仗，从1932年开始，直到1935年红军北上离开江西，我参加过对江西红军的多次“围剿”，江西苏区的红军和老百姓对我都有仇恨，这次淮海战役中，我又指挥十二兵团十几万人马向解放军进攻，被围之后又拒不投降，顽抗了将近一个月的时间，仗打得非常激烈，使解放军受了很大牺牲。

我原以为自己是要受到惩办的，可事情却出乎我的意料之外，到了井陉看守所以后，解放军并没有杀我的意思，相反在生活上还处处优待我。除了一开始有一个姓张的科长来找我谈过一次话，了解了一下我的情况之外，此后再没有人来打搅我，找我的麻烦。我每顿饭是三菜一汤，一个星期配给5斤白面。这在当时来说，伙食算是相当不错的了。后来听说这个看守所的管理人员，无论是官还是兵，都是一个月才吃一次面粉，他们平日只吃玉米、小米和南瓜之类的粗杂粮。我在那里整天无所事事，就借几本旧书来看看，或翻翻解放区出的旧报纸，心情虽然不好，可日子倒也过得安稳。

三、初到功德林时最顽固的一名战犯

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不久井陉看守所机构迁到北平的功德林。功德林原来是一所庙宇，在德胜门外。从清朝末年开始，这所庙宇就被改建为监狱.一直用来关押犯人，被称作“第二模范监狱”。新中国成立以后，归国家公安部管，叫做“北京战犯管理处”。

功德林占地百来亩，四周有丈把高的围墙，院内除了一排排关押犯人的房子以外，还有运动场、花园、菜地等。刚到功德林，管理处宣布说：“政府作出决定，要对你们实行宽大改造政策。”可是那时我对共产党的话一点也听不进去，心想：“无非坐牢就是了，说改造只不过是好听一点罢了！”

转到功德林战犯管理处以后，我感到管理和要求都严厉多了，并且要参加有组织的学习。管理处规定我们除了同小组里的人以外，不许和其他组的人见面谈话。我那个小组共有七人，组长王某(原某地行政专员)，副组长董益三(原属军统)、李宰卿(某地方团队头目)。另有阎锡山的旧部梁培璜、傅作义旧部陈长捷、六十二军军长林伟俦。我们这几个人过去互不相识，又属于不同派系，因此彼此心存隔阂。

那时我的思想要算最顽固了，认定共产党的所谓的“宽大改造政策”只不过是欺骗宣传。不过事已至此，自己也身不由己，无可奈何了。改造就改造吧！改造到什么时候就到什么时候吧！由于心情不好，便经常和同犯争吵，抗拒管理人员的管理，以及诸如此类的事情。

我在功德林发生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和同犯争执以致动手打起架来。事情是这样的：管理处组织我们学习座谈揭露蒋、宋、孔、陈官僚资本主义剥削、压迫中国人民的书籍，我从内心就很反感。一天上午，董益三刚把一本书的一部分念完，我就说：“我不同意这本书的说法，什么国民党的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农业银行都是四大家族的，都是蒋介石一家的！按照这种言论，那么共产党现在不是有个中国人民银行么？这个银行也就是毛泽东一家的！”

话音刚落，董益三就大声批驳我，其他几个人也都对着我来了。还要我写书面检查，反省思想。可是你批你的，我黄某人无动于衷。午饭过后，我拿出管理处发的学习笔记本，坐在桌子跟前写起来。梁培璜以为我在写检讨材料，好奇地凑过身来看，不料他看到的并不是什么检讨，而是两句骂他们的打油诗：“龙困浅滩遭虾戏，虎落平阳被犬欺。”这下子把梁培璜气坏了。这时，组长、副组长人多势众，大兴问罪之师，并向我动起手来，我便回手迎战，因为用力过猛，自己却跌倒在地上，脸也碰破了。

值班管理员闻讯赶来，才制止了这场“内战”。10分钟以后，功德林的最高领导姚处长来了。

他没有斥责我们，听取了第三者林伟俦和陈长捷的汇报，然后严肃地说：这是一个严重的事件，严重性在于这是发生在功德林里的第一个打人事件，打人是严重违反共产党的政策规定的。过后，他又分别找我和董益三谈话，指出我的发言“观点是错误的”，希望我继续学习，明辨是非。他批评董益三虽然“坚持正确观点，要求进步是对的，但身为组长，动手打人，并不能表明进步，只能表明落后”。

1960 年10月19 日，周恩来总理在颐和园会见黄埔校友。前排左起：李奇中、周恩来、陈赓、邵力子、张治中、郑洞国。中排左起：黄维、唐生明、覃异之、侯静如、杜聿明、周振强。后排左起：王耀武、杨伯涛、郑庭笈、周嘉彬、宋希濂

犯人夜间睡觉的房间里不准关灯，这是为了便干管理。但我却认为这是不通情理，就向管理员提出“抗议”，指着一个值班的管理员的鼻子骂他。管理员受了我一肚子气，只说这是制度，不理会我的无理取闹。我一直佩服这位管理员有修养，够水平。由于我当时对战犯生活不满，遇事抵触，就藉笔记本当作浅发牢骚的唯一场所。有一天，我在笔记本上写了几首古人的诗，第一首是明朝于谦的名诗《石灰吟》：

“千锤万附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骨碎身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在这首诗的右下角，我写道：“这是于谦骂狱吏的诗”。另外还写了石达开在大渡河兵败时自悲英雄末路、壮志未酬的一首诗，我拿他这首诗自况。

管理处为了对我们进行教育改造，鼓励我们多读书，允许我们白己掏钱买书。恰好这时我的内人给我寄来一点钱，她当时被政府安排在上海图书馆。我在管理处开列的书目中挑选了几本书，其中有一本名叫《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苏联小说，并不晓得它的内容，只觉得书名还合我的性格和胃口，便买来看。谁知买来一看，里边是讲些共产党人如何如何的事情，大感失望。

于是我就悄悄地把它一页页撕下来作了手纸用。不料这事又被同组的人发觉了，他们决定开会批判我，说我“侮辱革命，侮辱布尔什维克”，措辞非常严厉。我却不以为然，说：“这本书我已经看完了，我现在是在发挥它的第二次使用价值，这又有何不可！”双方相持不下，谁也不服。有人去邀请管理员来解决矛盾，被请来的管理员又偏偏是上次因为“电灯问题”挨过我骂的那一个。谁知他却说：“黄维手纸不够用，没有要求多发手纸，这是他的不对；可是我作为管理员，没有发现，这是我的失职。至于那本书，黄维自己看完了可以借给别人看嘛，大家也不要因为他处理得不恰当而作出同样不恰当的结论来。”这一席话，说得我们几个人都哑口无言了。

总之，那时我对学习非常抵触，常常说些挑衅性的怪话或做些挑衅性的动作。功德林里的人，无论管理员或同犯，都认为我最顽固，事实也确实如此。

四、生病四年得到积极有效的治疗

1952年开始，我害病了，结核病突然暴发。本来我身体是很壮实的，没有害过什么大病，可是被俘后，心情不好，对改造生活思想上想不通，于是到了1952年4月，病发了。这一病还很厉害，很凶。肺结核、腹膜结核、淋巴结核、精囊结核、副肇结核，好几种结核病一齐暴发出来。其中特别是急性腹膜结核、腹膜炎最危险，因为腹水很多。肚皮肿胀得老高老高，两条腿肿得发亮。从发病那天开始，我就躺下不能动了，这一躺就整整躺了四年的时间。

管理处把我送进了现在的复兴医院。复兴医院那时是公安部的职工医院，我们这些国民党战犯也在那里看病。我们在复兴医院住院，事先都是由管理人员联系好了的，一去就可以马上住院。那时复兴医院专门单独划出来几个病房，供战犯们住院治疗使用。我们住院都是单间，不和别的病人接触，战犯管理所派专人管理，什么都不用自己发愁，由他们安排妥当。

当时给我治病，那是费了相当大的力气的。那时治疗结核病的药物，如链霉素和青霉素，我们国内自己还不能生产，都得靠苏联进口，可苏联的链霉素药物性能不好，而英、美两国的链霉素质量虽然过关，却对中国大陆封锁。

于是，我需要的药物都是通过公安部的卫生机构专门派人到香港、澳门买回来的。所以我的病治疗得很及时，很不错。事实上，在国民战犯中，除了我以外，杜聿明、康泽、文强，以及杜建时、范汉杰、徐远举这些人，都先后患有严重的结核病或其他严重的疾病，他们都和我一样，得到了及时有效的治疗。

我在病床上不能动弹，生活完全不能自理、就连小大便也不能下床，都是由管理员负责照料。长时间这样做，真是不容易啊！中国有句俗话说：“久病床前无孝子”。骨肉亲人之间尚且如此，何况我还是个战犯，曾经是共产党的仇人，在监狱里能得到这样的照料，是不敢想的！过去旧社会对待犯人是什么样子？国民党对待共产党是什么样子？这些是大家都知道的。在国民党的监牢里，是不管犯人的死活的，死了活该！再有，就是有钱的人才能保外就医。

在这四年当中，我的病情有过几次变化和反复，好几次都差不多要完蛋了，又被抢救过来，有好几次病情已经稳定。回到战犯管理所休养室休养治疗，可病一反复，马上又被送回复兴医院。我这两条腿在病重的时候肿得油光发亮，皮肤裂开并流水，腹部水肿也很厉害。一般的腹水是可以用导管来放水的，可我患的是结核病，用导管排水会使结核扩散，只能靠药物来排除。

有一次我病情恶化又被送进复兴医院，打青、链霉素，每隔四个钟头打一针，这样我就一连打了好几百针，记得大概打了有300多针，当然还用了许多其他药物。再有我的饮食，是吃小灶病号一饭，每顿二菜一汤，每天有牛奶，鸡蛋、猪肉，一直吃到1958年，连三年经济困难时期，我也没有断了喝牛奶。正因为一方面积极有效的治疗，另一方面吃得比较好，营养比较好，才使我的病慢慢地好转过来了，到了1955年冬天，能从床上爬起来了。但这时还没完全好，又一直休养了好几年。在这几年的生病过程中，我的思想慢慢发生了变化。

直到现在，我还常常这样想：假如我仍旧在旧军队里，得了病就得离职回家。我黄某人的家底并不算厚，经济力量毕竟有限，即使典当一空，恐怕也未必能支付得起医治10年的那一笔数量可观的医疗费用，共产党对于像我黄维这样的一个战犯如此照顾，图的是什么呢？这样，我的思想才有点转变了。

五、通过学习参观思想发生了巨大变化

我的病经过四年的治疗基本稳定以后，我恢复了在功德林战犯管理所的正常活动。那个时候，我们在改造过程中有一定的劳动，不过我们和一般犯人的劳改不一样，是半天学习，半天劳功，而且是力所能及的。至于像我这样的病号，健康情况不好的，那只不过是象征性的劳动而已，只做一些轻微的、辅助性的劳动。比如其他战犯种菜，我就带着收拾一下菜种呀什么的。

种西红柿，我就帮着锄锄草，盖草帘子，以及打打尖、绑一绑架子，都是很有限度的，累了就休息，干不了就不干，并不是非干不可。我干的最重的活是打草垫子。另外我还养过兔子，我对养兔子还觉得满有一意思的哩。那个时候，功德林战犯管理所还组织大家成立了许多劳动专业小组，除喂猪、养鸡、种菜以外，还磨豆腐、卷烟什么的。杜聿明在国民党军队里带过机械化部队，会修理机器，又曾经组织军队眷属办过缝纫车间，懂得裁剪缝纫技术，于是就由他领头，成立了一个缝纫小组，有十来个成员，四五部缝纫机。

从此功德林里100多名战犯春夏秋冬、里里外外的衣物，都由这个缝纫小组生产。我也参加过缝纫小组，在做棉衣、棉褥的时候，我负责铺棉花的上作。总之都是干些最轻微的活。后来大多数战犯都到离北京城40公里的秦城农场劳动去了，而我和其他少数几个身体有病的战犯没有让去，继续留在功德林养病。

至于历次政治运动，战犯管理所也有，但无非是大家讨论讨论，提提意见。1958年大炼钢铁，战犯管理所没搞这个。三年困难时期，我们还不困难，我们照样吃，感觉是感觉到了，那时猪肉吃得少了。我们自己还喂猪喂鸡，生活没受到什么影响。粮食虽然也定量，每月45斤，但是亏空了另外可以报销，等于不定量。有些年轻的很能吃，我那时也很能吃，大馒头一顿要吃四个。

在战犯管理所里，促使我思想发生变化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组织我们参观学习，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在以前，我做了对不起老百姓的错事，这是无可讳言的！可是，到了功德林以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我并不认识这一点。总认为，带兵打仗嘛，各为其主，无非是兵对兵、枪对枪，不是你死就是我死，谁打胜仗就是谁有本事，打了败仗活该。过去我进攻江西苏区，打了多少仗，红军指战员遭受多大牺牲，老百姓遭了多大殃，过去我都不认识。解放后，通过参观、学习，反省自己的所作所为，逐渐对这些问题有所认识。最大的收获是进行新旧社会的对比。旧社会不讲生产，不发展社会生产，不把发展生产当作为国为民的一件事。解放后，给我教育最深的，就是共产党把发展生产作为头等大事来抓。

▲1975年，文强（右一）、黄维（右二）等在全国政协接待美籍人士、原国民党国防部故旧的来访

从1956年3月开始，战犯管理所就组织我们参观。大家听说要出去参观，都非常高兴，情绪很高我记得最初是参观新中国成立后修建的最大的一个水库——北京郊区的官厅水库。以后战犯管理所经常组织我们参观各种新建设，而且每年到了“五一”国际劳动节、“十一”国庆节时，还让我们去天安门广场东边的公安部大楼屋顶上专门搭的棚子里，从早晨开始，一直看到晚上放完焰火。

我们观看广场上百万人的群众游行和集会，大家都很高兴。我们有生以来谁也没有见到过这样大的场面。解放前，要想搞这样一个上百万人的大集会，那是根本办不到的呀！看看广场上百万群众个个兴高采烈、喜气洋洋.那么整齐，那么有纪律，那么精神焕发！这不能不使我们在思想感情上自然而然地产生共鸣和震动，确实受到很深的教育。

从1956年以后，每隔一二年就要组织我们进行一次大规模的参观。1957年，我们参观了东北许多大型的重工业项目，印象最深的是参观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过去我们中国土地上跑的汽车，无论大小，都是外国货，万国牌汽车，现在我们看到中国人自己生产的“解放牌”汽车，那是很有感触的。我们这一大群原国民党的高级将领，过去哪一个没有汽车？可是这个时候一个个就好像从来也没有见到过汽车是什么样似的，都涌上前去，东瞧瞧，西摸摸，上下左右打量着，称赞不已。杜聿明竟然情不自禁地钻进了驾驶室，踩着油门，开着它跑了好几百米，大家高兴得拍起掌来了。

在东北参观以后，我们接着南下武汉参观。在武汉又看到了不少新的大型建设项目。不过其中印象最深的还是参观武汉长江大桥。这是我们新中国的第一座长江大桥。参观那天恰好是大桥正式通车的前一天，大桥建设指挥部的领导亲自陪同，给我们作了详细的讲解和介绍。

对干武汉三镇我是熟悉的。我在担任国民党新制军官学校校长兼陆军第三训练处处长时，以及刚刚组建十二兵团司令部时，在这里住过许多时间。新中国成立才不过几年工夫，就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化，这是想不到的。特别是武汉长江大桥，那是个了不起的工程，在世界上也是数得着的重大建设项目。这些参观，对我来说是教育非浅！

1959年是新中国成立的l0周年大庆。这一年我们参观了北京的十大建筑。参观完北京之后，过了一段时间我们又南下参观。这次是到东南沿海，先后参观了南京、上海、杭州一带。这一次的参观感受也很多。比如在南京，我们去看了中山陵，看到陵园维护得很好，而且还有新的建筑，这出乎我的意料之外。

感到共产党对历史还是尊重的，对孙中山先生还是很崇敬的，并没有把孙先生一脚踢倒。总统府我们也去了，这是我过去常去的地方，现在旧地重游，回想当年的情景，感触很多，不能不承认失败。

在改造期间，我们前前后后外出到南北各地参观过好多次，特赦出来以后又参观过几次。这些参观概括起来起到什么作用呢？

可以说对于我的思想转变起到了决定性的影响。过去我对国民党不重视发展生产、不搞建设也看不惯，也知道老百姓生活很苦，对我们不满意。每遇同好，也常暗地里发发牢骚。可是呢，对国家的前途、人民的生计，又拿不出任何办法来，相反，跟着国民党愈陷愈深。现在，确有了不起的成就，这使我感到还是共产党有办法。

六、特赦前后

现在我谈谈特赦的问题。本来1955年的年底，政府就要实行第一批特赦的。把我们集中起来，向我们宣布说，要处理我们了，要加速改造。同时还宣布从此可以同家属联系等等。这一来大家都很高兴。可是后来发生了变化，没能兑现。为什么没能兑现呢？没向我们宣布。这一来我又产生了想法，觉得：闹了半天，讲要放我们是不算数的呀！思想又有反复。

那时，战犯们之间常常开展问题辩论，在一次关于“我们应该坚持什么样的民族气节”的大辩论中，我黄某人成了整个功德林战犯管理处的批判中心。在学习讨论会上，我第一个发言说：“我要坚持文天祥的民族气节，决不向自己的敌人投降！”这一句话说出来以后，遭到了全体战犯整整三天的说理批判，最后我也不得不服输。

一直到1959年，政府才实行第一批特赦。我们功德林得到特赦的大约有10个人，有杜聿明、王耀武、邱行湘等人。当时我自己给自己算了命：“肯定没有我的份！”因为自己的情况自己最了解。在战犯里边，我的表现是最突出的思想比较顽固，知道自己不会得到特赦，所以心里很安然。当记者来问我对特赦有什么想法时，我消极地表示说：“这是党的政策问题，就看党的政策怎么决定吧！”

后来我才了解到，第一批特赦时，周恩来总理点名要特赦我，我的名字是上了特赦名单的，并且已经通知了我在清华大学教书的大女儿来接我出去，可是被战犯管理所给顶住了，他们说我没有改造好，不同意特赦我，如果特赦我的话，别的战犯不服呀！实际情况也确实如此，那时不特赦我是对的。

▲1975年3月，最高人民法院向原国民党第十二兵团中将司令黄维发特赦通知书

后来，我被转到秦城监狱，继续接受改造。1968年转到辽宁抚顺以后，我的思想有了较大的转变，不再和管理人员对立，慢慢向好的方面发展变化。1975年3月19日我最后一批得到特赦。我自己认为还没有改造好，可政府却说我改造好了，也把我宽大释放了。现在回想起来，我对共产党和政府对我的教育改造是非常感激的，那真可以说是煞费了苦心，对我格外地下了大功夫。

就我来说，思想比较落后，接受新事物和思想转变比较慢，可是共产党和政府对我非常耐心，一点一滴地教育我，启发找，对我的改造费了相当大的力气，最后总算是把我黄某人改造过来了。

1975年3月19日，正式宣布了对全体战犯的特赦令。那一次宣布特赦的大会开得比任何一次都隆重，许多党、政、军高级领导人都参加了，这是过去没有的。在我来说，是整整改造了27年呀！也不容易呀！当我拿着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发给的特赦通知书，回到自己的房间时，禁不住热泪盈眶，失声痛哭。

抚顺特赦大会开过后，我们到了北京。各地的战犯都到北京集中。我们住在新建的前门饭店。这是北京几个最高级的饭店之一。3月25日，党和国家领导人专门接见了我们全体特赦人员，由我代表大家宣读了致毛主席、中共中央的感谢信。在感谢信中，我代表全体特赦释放的战犯，简单地回顾了20多年来改造自新的过程，表示今后要尽晚年余力，为祖国的强盛做点事。

这次来到北京，许多过去的老朋友都见面了，大家都很高兴。政府明确宣布：立即给每个人公民权；劳动全免。有工作能力的安排工作，没有工作能力的，由国家养起来，有病的，一律享受公费医疗；愿意回台湾的，可以回台湾，给足路费，提供方便。去了台湾，又愿意回来的，照样欢迎。

我被特赦出来之后，面临着一个去向问题题。我是江西贵溪人。离开家乡几十年了，一直没有机会回去。那里是生我养我的故土，于是我就提出请求，让我回江西老家去安度晚年。可是政府没有批准，要我留在北京，这也是我没有想到的。北京是祖国的首都，全国政治、文化的中心。能留在北京.晚年还能够为国家、为人民做点力所能及的事情，当然很高兴。不久，我就被安排当上了全国政协的文史专员，工资每月200元。

▲黄维填写的稿件处理单

特赦出来以后，我和妻子儿女得以幸福团聚，政协还为我安排了新居，开始是永定门内东街，环境很好。我得到特赦这一年，正好碰上美国总统福特来北京访问，我国领导人在人民大会堂举行欢迎宴会，后来福特总统举行告别宴会，这两次宴会我都应邀参加了。作为一个刚刚得到特赦释放的人员，受到这样的礼遇，当时的心情是很激动的。

回想当年我在参观人民大会堂时曾经想：“这么好的建筑，都是现在开会的地方，与我无关。即使我将来得到特赦，也进不了这个门”。现在，事实否定了我当初的想法。1978年3月，找又被推选为全国政协常委，按照周恩来生前的指示，政协常委是副部级的待遇，这真使我受之有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