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强在《决战之后》中的戏份不少，这是可以理解的：要讲起功德林战犯管理所的事情，他比姚伦还清楚——姚伦调走了，沈醉特赦了，文强却在里面呆了足足二十六年半。

文强黄维在功德林战犯管理所送走了一批又一批“同学”，他们的心情如何复杂咱们不知道，但是坐过山车的徐远举，却没能等到跟文强等二十多个将军级特务一起特赦——他1973年1月23日零点20分死于北京复兴医院，再等两年，就全部特赦了。

徐远举不像周养浩那样狡诈善于伪装，他在重庆关押期间就已经认罪，并且劝沈醉和周养浩也实话实说：“决不保留，决不扩大缩小，老老实实交代。（以下黑体字，除特别注明外，均出自沈醉回忆录）”

徐远举并不像《特赦1959》演的那样顽固使坏，在重庆期间，他就是主动交代罪行的典型，从第二批特赦开始，徐远举多次代表“待特赦”人员上台发言，沈醉还认为第三批特赦名单上就会有徐远举的名字呢。

沈醉在回忆录中也替徐远举遗憾：“我在离开监狱与徐远举握手告别时，叮嘱他好好争取一下，第三批一定有他。第一批特赦时代表致辞的是庞镜塘，第二批便有他，依此类推，第二批特赦时，代表致辞的第三批便肯定有份了。但徐远举却把头一摇说：‘不合辩证法！’如他所说，第三批不但没有他，四批、五批也没有他，而且都是由他代表在押战犯致辞。送走一批接一批，就是没有轮到他。”

据沈醉回忆，徐远举不但认识到了自己的罪行，对特赦也是十分渴望的，1959年要特赦战犯的消息刚出现在报纸上，徐远举就挥舞着报纸，发疯般跑去告诉王耀武、康泽、杜聿明，结果康泽太过兴奋，直接晕了过去。

高兴劲儿过去，徐远举冷静下来提醒杜聿明和沈醉：“不能太乐观了，报上说的是‘一批’而不是全部。‘一批’究竟是多少，有哪些人？还未明令公布，要看下文分解。”

徐远举在军统局本部当过行动处上校副处长（少将处长是程一鸣，我方潜伏特工），在察言观色方面确实有一套，他甚至从第二天记者拍摄镜头停留在不同人物上的时间长短，推算出第一批特赦的，必然有杜聿明、宋希濂、王耀武。

徐远举性格多变，一方面冷静地告诉杜聿明沈醉特赦不是全部而是分批，另一方面在得知第一批特赦名单上没有自己的时候，又暴跳如雷：“我也认真学习，劳动也流汗水，积极写材料，我哪件事不如人家，哪里不符合特赦标准？”

如果认真学习、积极写材料就能把过去的罪恶一笔勾销，那才不符合辩证法，我们细看第一批特赦名单就会发现，从功德林走出去的十个将军，在抗战期间多数都立有大功，而且没有一个特务出身——战场伤亡在所难免，但是特务对手无寸铁的被捕者施以酷刑甚至展开大屠杀，那可不是几篇材料就能抵消的。

沈醉在回忆录中毫不客气地拿两个同学的罪行举例，其中有一个就是徐远举：“王陵基在四川几十年当中，杀过的人是数以千计，徐远举也杀过几百人。”

徐远举一方面积极认罪改造，一方面又心急火燎要出去，一半是海水一半是火焰，最后心脑血管就出了问题。

徐远举在战犯管理所写了一本《我的罪行实录》，从那里面，我们似乎能看到他确实认罪了：“我血染红岩的罪行是令人发指的，我沉痛地悔恨自己过去的罪恶，即使处以千刀万剐，也难慰烈士及死难家属的英灵于万一。”

徐远举是招认一切罪行，文强则是不肯认错，这两人在战犯管理所相伴到1973年1月，徐远举就出事了：他缝纫的衣服不合格被要求返工，当时的缝纫组长在杜聿明（第一任组长）和沈醉（第二任组长）特赦之后，不知换了谁，反正那人对徐远举是不太待见，说话也不好听。

徐远举怒火中烧，文强一边劝说一边表示要帮他一起做，但是徐远举暴躁起来，谁的话都不听，大冬天洗了一个冷水澡，然后就一头栽倒，再也没起来。

徐远举去世，按照惯例，是要举行一个告别仪式的，而告别仪式就得有悼词，我们有理由相信，那篇“悼词”，就是文强根据记忆默写下来的：“徐远举的所作所为，是人所共知的，但是他的罪恶，从某种意义上讲，不是一种个人行为，而是一个阶级，一个集团的产物。他的阶级被消灭了，他的罪恶向人民做了交代，特别值得提出的是，他是出于一种真诚——真诚地认罪，真诚地改造，真诚地在向新生之路上奔走的时候去世的，就凭这一点，也值得大家（指的是战犯们）怀念和学习。”

徐远举的“悼词”肯定不是出自宋希濂之手（宋希濂特赦十多年了），而极有可能是文强操刀，我们细看文强的诗词（文的古体诗写得不错），就会发现那挽联也可能是他写的——当时战犯管理所剩下的人已经不多，文强是最有文化的一个。

文强特赦后当了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文史专员、文史专员学习组组长、文史军事组副组长，王英光的历史原型姚伦邀请他参加电影《决战之后》的拍摄，那也是很正常的事情，但是他们给徐远举写的悼词，好像还没把他的罪行写全，而我们也不免会有这样的疑问：周养浩在1975年被特赦后，吃了秤砣一样要到岛上去找只剩半口气的老蒋，如果徐远举再活两三年，在特赦之后会选择留下还是离开？像徐远举周养浩那样双手沾满烈士鲜血的将军级大特务，怎样处置才更合情合理？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