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种意义上，解读这部历久不衰的经典电影，站在不同角度，每个时代的人会得出不同结论。值得探讨的是，鲁滨逊司法悲剧的根源在于种族歧视，但歧视是如何左右司法的呢？

从法社会学的角度看，歧视是不同群体因利益冲突而产生的情感反应与行为。争夺利益是社会歧视的根本原因，歧视者觉得被歧视者侵犯或可能侵犯自己的利益。在每个人的利益无法得到充分满足时，歧视现象普遍而长久的存在着。它是一种集体意义上的失败，不该存在却又难以消除。

司法实践中最常见的是身份歧视和地域歧视。前者主要表现为因性别、种族乃至国籍而给予有差别的诉讼待遇，后者主要表现为司法地方化和争夺诉讼“主客场”现象。电影中，作为案件的裁判者，无论是法官还是陪审团成员，抛开社会赋予的角色，他像纽扣一样镶嵌在所生活的群体中。一项司法决策的作出不仅是法律职业逻辑的结果，往往也隐藏着裁判者自身利益的理性思考。他和普通人一样，更喜欢与有共同点的人一起生活，更愿意维护所在社区和群体的利益，而对不熟悉的人和事有某种不适应感。这令人沮丧，却也是人性使然，如同人们普遍害怕夜的黑。

电影中诬告鲁滨逊的白人女子的家庭在梅岗镇上是最破落不堪的，她的父亲鲍伯是个素养低下、令人厌恶的酒鬼，但只因是白种人，在明知是她勾引并诬陷了鲁滨逊时，乡邻们仍选择维护她，法庭仍要考虑占据统治地位的白人的“集体声誉”和特权，否则，司法决策将难以获得当时当地社会的认同。试想一下，如果裁判者作出相反的决策，与当时社区群体主流观念形成尖锐的冲突，司法的社会效果体现在何处？法院及裁判者本人该如何安身？芬奇又怎能称之为英雄？不要忘记，法律是最低限度的道德，是大多数人的普遍共识，主流社会的情感认同直接关乎司法的生命力。

马克思曾富有洞见地指出：“我是个人，凡是合乎人性的东西，我都觉得亲切。”我们不能对人性的弱点视而不见，抑或讳莫若深，也不能苛求裁判者都成为完美无缺的、冷冰冰的司法机器，短期内更不可能让每位履行裁判职能的人都成为芬奇式的英雄。相反，对于人性的弱点，我们应该客观地正视它、理解它甚至接纳它，从而才可能逐步改善它。

（三）

裁判者身处社会，天然地存在人性的弱点，司法决策时难以对所在社区的利益、群体多数人的看法置若罔闻，因为这样，所以有时也会对生活群体之外的人有失公允的现象就随之发生。然而，司法职业则要求裁判者不能让正义被蒙住眼睛，坚持法庭上人人平等，要敢于揭示并维护案件真相。这种生活角色与职业角色的现实冲突，除了依靠规则和制度进行调和外，能够调适两者的便是司法良知。

司法良知是一个外延较小而内涵巨大的话语，犹如一口古井，井口虽小却深不见底。古今中外无数人的苦苦思索和不懈实践，只为勾勒出它的容貌；司法史上那些浩繁卷帙和感人事迹，都在念颂着它的姓名。我们很难甚至不可能精准界定司法良知的完整内涵，但可以肯定的是，裁判者如果忘记或背叛了司法良知，随便杀死“知更鸟”的悲剧将难以避免。这看似矛盾却并不奇怪，如同人类对待真理的态度，真理永无止境，但我们从未停下追寻的脚步。

如何秉持司法良知？王阳明在《传习录》中的阐释给人启迪:“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面对每一个具体案件时，裁判者都应明辨善恶是非；作出任何一项司法决策时，裁判者都应为善去恶。无论遭遇何种舆论压力，囿于何种利益困境，都不能侵害一只无辜善良的“知更鸟”。这不仅是现代文明对司法职业的要求，更是裁判者应有的伦理底线和行动自觉。

行走于日常生活里，裁判者要懂得以平等的眼光看待所有人，谦卑地认识这个世界，洞察人性的张力，心中始终住着善良。如同芬奇，哪怕是在种族歧视横行的年代，依然能够善待所有黑人，擦亮微弱但温暖的生命之火，照亮整个梅岗小镇。

在影片中，芬奇的儿子吉姆旁听了案件审理，看到辩护失败后为父亲感到难过。邻居莫蒂安慰这个小男孩：“我不知道这对你是否有帮助，但是我要告诉你，这个世上的一些人，生来就为我们做一些别人不愿意做的事，你爸爸就是其中一个。”

为善去恶是司法者不可让与的神圣使命。只有不断地拷问司法良知，才可能实现有良知的司法。

（作者单位：安徽省淮南市中级人民法院）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