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为了引出本文的话题，我们不妨从“新时期”文学叙述中几个富有代表性的人物设置及其饶有意味的变化入手。从旧有格局中破冰而出、被誉为“新时期”文学“春风第一枝”的《班主任》颇具象征性地设置了“新时期”文学人物关系的一种基本结构形态：一边是张俊石，他不但具有作为“人类灵魂工程师”的老师形象，而且是直接负有教书育人重责的班主任；另一边是谢惠敏、宋宝琦等带有各种内伤、有待教育引导和治疗的学生形象。刘心武不久之后创作的《醒来吧，弟弟》的人物关系与此具有同构性：一方是焦虑地试图拯救弟弟的哥哥形象，另一方则是信仰破灭意志消沉的弟弟形象。从这两个故事中，我们不难看到这样一种叙事伦理：无论是班主任，还是哥哥，都是理性健全、意志坚定、责任心强的引导者形象；而需要被引导的形象虽然总是充满了各种各样的问题，但也总是可教之子、可塑之料、可造之材。前者治疗后者，即使一时间不能治愈，但叙事者无疑已经看到了治愈的历史必然性。就这样，由教师/学生或哥哥/弟弟等相类似的叙事设置隐喻了“新时期”文学之启蒙/被启蒙、启蒙者/被启蒙者这样一种基本模式。在这一模式之下，即使那些颇具伤感意味甚至充满泪水的创作，也难以掩盖那种启蒙主义精神的向上攀升的历史感和启蒙哲学固有的乐观主义气质。甚至仅仅从“新时期”初期创作的题目中就常常流露出这种气息，像“爱情的位置”、“神圣的使命”、“高洁的青松”、“灵魂的搏斗”、“我不相信”、“走出迷惘”、“生活的路”、“献身”、“我们这一代年轻人”，等等，莫不散发着浓厚的理性底气。

然而不满十年，待到一九八五年刘索拉《你别无选择》出现，这一结构模式与叙事伦理便被无情地颠覆了。贾教授与森森、孟野之间不再是启蒙与被启蒙的关系，而代之以嘲弄与被嘲弄、压抑与反抗、彼此感到绝望的复杂冲突。在启蒙者眼中，后者不像话，纯粹是蹂躏音乐，是音乐世界的大破坏者，是神圣世界的污点。而在被启蒙者眼中，前者墨守成规，平庸无奇，教条刻板，毫无生气。显然，徐星《无主题变奏》中那位嘲笑一切的主人公更不可能会接受哪一位启蒙者的引导了。曾经的启明者（张洁《从森林里来的孩子》里的老音乐家就叫梁启明），这时候却被叙述者嘲弄为假教授（贾教授）（1）。

这一戏剧性的变化也许只是当代文学史上的一个侧面，但由此所引申出的问题却具有非常重要的探讨价值。我们应该如何重新理解“新时期”初期（2）启蒙文学思潮的高涨？潮涨与潮落之间为什么那么短暂？风起云涌的启蒙思潮其表相与本质之间有着怎样的矛盾？

的确，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末一直被公认为继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的又一轮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时期；相应的，这一时期的文学思潮，即所谓“新时期”文学也被视为五四文学之后的第二次启蒙文学高潮。《班主任》所发出的“救救被‘四人帮’坑害了的孩子”的呼声，因似乎与《狂人日记》“救救孩子”的呐喊同样振聋发聩，而使其历史的高潮感得以确证和强化。尤其在九十年代以后，因消费主义思潮的盛行和人文精神的失落而引起人们对于八十年代启蒙文化热情的追怀，也于新世纪后引起对于“八十年代性”、“八十年代文化意识”的再度推崇、热烈想象乃至深情向往。这无疑也更加凸显了“新时期”启蒙文学的高峰姿态：前后两端是低谷，惟有八十年代文学屹立在启蒙主义的高山之巅，定格为一道似乎永不再来的迷人风景。然而，也许缘于人们对于当下文化现状的失望，也许同时还因缺乏理性的梳理，造成了对于八十年代过度整体性的想象；这一方面导致了对于七十年代末至八十年代启蒙思潮之缺陷估量不足，另一方面也人为地夸大了八十年代后期启蒙阵营的分化，夸大了此前之启蒙与此后之后启蒙的对立性，不免遮蔽了新时期启蒙思潮自身所潜隐的走向衰落和转向的内在要素。进言之，通过反思“新时期”启蒙思潮的内在问题、其启蒙意识与启蒙内涵之间的逻辑悖谬，我们就能够重新理解八十年代后期乃至九十年代以后的文学思潮与启蒙的关系。比如说，启蒙高涨的“新时期”是否自身就含有反启蒙的因素；八十年代末以后的所谓“后新时期”也并非真的完全进入了“后启蒙”时代，从某些侧面是否可以说，只不过是启蒙的内涵被重新调整，启蒙的重心发生了位移。

对于启蒙思潮的深层反思自然应从启蒙哲学的内在结构入手，这包括三个层面，即启蒙主体、启蒙对象和借以进行启蒙的思想资源及其思维方式。如果表现在文学创作中，将作家主体世界与对象世界联结起来的环节便是体现作家主体性及其艺术思维方式的启蒙叙事。以下拟从思想资源、启蒙叙事及作家主体精神等层面切入反思对象。

二

如果从思想资源这一角度来反思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初这一阶段的启蒙思潮，我们会发现一个值得注意的特殊现象，那就是无论在政治领域，还是在文学界，抑或是理论界，都在共同而热情地探讨人道主义的问题，而且对于人道主义的弘扬或者辨析又莫不与“回归马克思主义”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也是八十年代启蒙与五四启蒙的一个极大的差异。

作为弘扬人道主义的扛鼎之作和“反思文学”最重要的代表作，戴厚英的《人啊，人！》塑造了一个历经苦难终成正果的知识分子启蒙者形象―――何荆夫，其呕心沥血之作的书名便是《马克思主义和人道主义》，他的深邃的哲学思想以及关于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的精辟见解，不但给思想陷入迷惘中的孙悦带来了一颗启明星，也极为典型地体现了那一时期的时代精神。接下来，在张贤亮以“唯物论者的启示录”为总标题的《绿化树》、《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中，《资本论》之于章永�，在张炜的《古船》中，《共产党宣言》之于隋抱朴，都如同黑暗中的灯塔、大海中的航标一样指引着知识者通往精神超越之途和大爱的彼岸。在张贤亮的笔下，“我”即使在最苦难甚至最自惭形秽的时候，也始终坚信自己在精神上高于周围的普通人，他的自我反思也主要是出于精神超越和主体自我完善的需要，并不影响他作为启蒙者的自我感觉和姿态。因为他是一个被“无产阶级专政”教育洗过脑子的人，通过“抱着一种虔诚的忏悔来读《资本论》”，他的精神得到了升华和超越。至于在“新时期”政治领域和文艺理论界，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更是如影随形的热点命题。在这里，笔者感兴趣的自然不是“新时期”怎样讨论这一命题，如何讨论两者的关系，又是怎样将其转化为启蒙的思想资源；而是这一现象的潜在前提何在，它是否包含着未经批判和反思的形而上学。

如所周知，掀起整个“新时期”思想解放运动的是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没有这一命题的提出也就没有启蒙思想的高扬。然而，当人们为弘扬人道主义旗帜而寻找根据的时候，却不约而同地回到马克思主义，而不是首先从实践中寻找依据，以实践来证明人道主义是一个真理；比如人道主义在西方启蒙实践中的价值，人道主义在中国革命实践中的遭遇等，只有这些历史的或现实的客观实践才能为人道主义的真理性辩护。《人啊，人！》中，以启蒙知识分子何荆夫的推论，为什么要提倡人道主义？―――因为“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并不是水火不相容的，马克思主义包容了人道主义，是最彻底、最革命的人道主义”。而这时期理论界种种支持人道主义的文章也是以“人道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必不可少的因素”、“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等不同推衍方式加以论证的。其逻辑理路不难归纳为一个三段论，即：因为马克思主义是真理，而马克思主义包含人道主义，所以人道主义也是真理。也就是说，要弘扬人道主义，则必须首先证明人道主义符合马克思主义，只要符合马克思主义，它就是我们应该倡导和弘扬的，它就成为新时期启蒙的思想资源。人们似乎忘了，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也需要实践这唯一的标准来检验，何况对于马克思主义的阐释本身从来就是复杂的，并且还常常存在着一个解释权的问题。显然这样就难以避免从理论到理论、从真理到真理的循环问题，以至于很少有人察觉到它与“实践是检验是真理的唯一标准”相矛盾的问题。而这一矛盾所潜在的危机必然会在日后显露出来。

事实上，由于这种从理论到理论的循环论证以及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不同阐述方式，人道主义所遭遇到的阻力也是打着马克思主义的旗号进行的。比如，有些人就从人道主义不是马克思主义的角度出发，对人道主义提出质疑。陆梅林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思想，并不是如某些人所认为的是从人出发的，而是“从社会物质生产实践出发，从而揭示了：正是由于物质生产把人和动物区别开来，才有了人类社会的历史”，因此，他认为“人道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是两个对立的概念”（3）。杨柄则认为，“马克思在《一八四四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及其他著作中提到了人性复归、人的解放问题”，但是这些“人性用语在这里仅是用语而不是实质”，他们“是将人性复归、人的解放跟无产阶级解放联系起来，是从无产阶级革命提出问题，不是撇开无产阶级革命去抽象地解放‘人’，也不是撇开现实的劳资矛盾去抽象地分析‘人’”。到一八四七年上半年，马克思在他的《哲学的贫困》中，进一步分析批判了无产阶级“人道学派和博爱学派”，“这以后，无论是马克思，还是恩格斯，都没有认为存在着由他们来谈论人道主义的必要，何来‘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4）可以说，在启蒙思想的探讨和启蒙主义精神的发扬过程中，如果始终不能绕开马克思主义这一前提，关于人道主义的矛盾也就永远纠缠不清，而启蒙精神的深化也就必然受到无形的拘禁和限制。当大家自觉不自觉地以回归马克思主义为唯一的合法性依据的时候，也必然限制思想视野与方法论的开阔，当有些学者在马克思主义的范畴内固步自封时尤其如此（5）。

张贤亮自己曾这样表达过：我没有什么“新的追求”，只想回到马克思主义上去（6）。在作品中，主人公甚至不厌其烦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原理对人生诸多遭际，包括性欲、食欲以及男女之爱等等进行思考。当时的文学评论界也是以创作是否符合新的主流意识形态以及国家宏大叙事的目标为最终评判标准的。比如之所以肯定“反思”文学，理由在于：《剪辑错了的故事》、《李顺大造屋》是歌颂在极左思潮泛滥时农民热爱党、识大体、忠厚老实的优秀品质的，《内奸》则歌颂了商人田玉堂在革命中所作出的贡献。这些作品的题材，跟四化建设虽然没有直接关系，但是它们“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正好帮助我们在四化的征途上脚踏实地永往直前。文艺为四化建设服务的途径是十分广阔的”（7）。在当时文艺界大范围的“歌德”与“缺德”之争中，“暴露文学”的支持者也常常以其政治方向和文学性质与毛泽东《讲话》所阐述的基本原则完全一致而赋予其合法性，以其符合马克思的基本原理为最终的裁夺。

“如果简单地认为中国当代‘启蒙思想’是一种与国家目标相对立的思潮，中国当代‘启蒙知识分子’是一种与国家对抗的政治力量，那就无法理解新时期以来中国思想的基本脉络。尽管‘新启蒙’思潮本身错综复杂，并在一九八○年代后期发生了严重的分化，但历史地看，中国‘新启蒙’思想的基本立场和历史意义，就在于它是为整个国家的改革实践提供意识形态的基础的。中国‘新启蒙知识分子’与国家目标的分歧是在两者之间的紧密联系中逐渐展现出来的。”（8）作为文学创作的启蒙精神与作为主流政治意识形态的思想解放运动之间这种高度媾和，既表现在它们共同的历史进步性上，更体现于其哲学缺陷和理性之不足上的同步性。即便在“十七年”时期，我们也不时能够发现国家政治宏大叙事与作家个体叙事之间的些许裂隙，也正是在种种夹缝中，我们从“十七年”创作中仍然能够发现文学与审美未丧失的某些尊严。由其本性所决定，即使主流意识形态带有思想启蒙的因素，它也只能是将审美意识形态化，将启蒙主义工具化，它天然地就处于启蒙思潮的另一面。然而，“文革”后，文学与政治之间却出现了如此少见的“蜜月期”，这无论如何是极其不正常的。

三

启蒙资源及其思维方式的上述特点必然内在地规整着启蒙文学思潮的启蒙内涵和启蒙价值等，甚至使启蒙叙事不自觉之间就滑行到自身的反面。《人啊，人！》中，作为坚定的启蒙知识分子形象的何荆夫尽管热情地呼唤人道主义的知识分子的独立性，但有两个方面却是绝不含糊的。第一，他对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壁垒仍然保持着高度的警惕性，绝不混淆。其著作《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中这样强调：“朋友，且慢担心。我承认，我从资产阶级人道主义那里汲取了营养。但是，我还是要把资产阶级的帽子还给你。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只是肯定和实现少数人的个性，而要多数人为少数人牺牲，过着非人的生活。这种人道主义无疑是虚伪的。然而，还有另一种人道主义，那就是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它要解放全人类，要每一个人都成为自由的、独特的个体……朋友，你不认为马克思主义赋予了人道主义以最彻底的、最革命的意义吗？你不认为为了达到共产主义的理想境界，我们必须消除一切压制人的天性，扼杀人的个性的封建残余吗？难道你认为，封建的专制主义对我们是永远合适的吗？是温暖如春的、难以割舍的吗？”与此相类似，《班主任》中也有这样的字眼：资产阶级标榜“自由、平等、博爱”，讲究“个人奋斗”、“成名成家”，用虚伪的“人性论”掩盖他们追求剥削、压迫的罪行。

第二个方面则表现为绝对不从根本上反对阶级斗争。当整何荆夫的人给他扣上“反对阶级斗争”的帽子的时候，抗辩者回答说，何的著作好像只反对把阶级斗争扩大化，并没有反对阶级斗争的学说，他只是反对把阶级斗争当作目的，反对夸大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

这样一来，政治宏大叙事的基本规范就构成了阻挡启蒙叙事的一道坚硬的屏障，以致使个性觉醒、个体意识、理性与情感价值等等这些启蒙本质要义被大大打了折扣。对于“新时期”文学，尤其是“伤痕”、“反思”文学等早期创作，文学史叙述一般赞誉其突破禁区，打开了描写人性的通道，重新回到“人学”的正常轨道。其实，即使那些因弘扬人伦亲情、自我发现与爱情理想等而打动人心的小说叙事，也往往充满着现代与传统、保守与解放、启蒙与反启蒙的复杂悖论。

我们看，作为“新时期”第一篇“为爱情正名”的小说，刘心武《爱情的位置》到底把爱情置于什么位置呢？孟小羽由此发出追问：越往深里想，我就越觉得有个“爱情的位置”问题，也就是说：“在我们革命者的生活中，爱情究竟有没有它的位置？应当占据一个什么样的位置？”这也就是说，文本所描写的爱情首先框定了一个前提，那就是革命者的爱情，是“无产阶级革命者的爱情”，不是个人主义的爱情，不是小资产阶级的爱情，等等。孟小羽与陆玉春的爱情又是怎样产生的呢？―――他们在电车上初遇，在书店抢购“毛选”第五卷时相识，一直在北京图书馆约会，俩人共同的爱好是酷爱中外“红色经典”：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李准的《李双双小传》、王汶石的《春夜》、孙犁的《山地回忆》等等。这就是他们因志同道合而彼此吸引和相爱的过程。那么，爱情的力量以及对于个人的幸福又何在呢？孟小羽的一段心理活动作了明确的回答：“细想起来，这很奇怪，难道当我以前所未有的热情用新刀具试车零件时，那眼光和整个神态里所流露出的异样成分，不就是爱情的力量吗？”现有文学史大都评价该小说通过两人的恋爱曲折，突破了爱情这个文学禁区，恢复了爱情在文学和生活中“应有的位置”。然而这得以恢复的爱情“应有的位置”却是多么地“十七年”化，多么地革命化。从小说的叙事伦理倾向而言，个体的价值和个人的尊严并未真正进入启蒙者的视野。

正如有学者意识到的，在宏大政治叙事中，人们只关注到政治给《班主任》中的谢惠敏带来的伤害，“却遮蔽了她作为女性形象否定女性气质的不正常心态，性别压抑在强大的政治叙事前被忽略了。作者只把她纳入到性别模糊的社会领域，成为社会话语的承担者，自语被代言功能完全遮蔽”（9）。同样，在刘心武启蒙叙事的代言下，孟小羽的性别意识、个性心理和女性气质也是难得一现。

这种情况甚至在女作家那里也难以幸免。张洁就曾对采访的记者说，《爱，是不能忘记的》不是“爱情小说，而是一篇探索社会学问题的小说”，是她学习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主义原理》、《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之后，“试图用文学形式写的读书笔记”。此非虚言，苦苦相恋的男女主人公竟然连一次手都没有握过，圣洁到剔除了一切物质的、世俗的和性的因素，甚至只剩下了纯粹的精神渴慕，或者还有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学的基本原理。

作为首篇“反思”文学创作的《剪辑错了的故事》也首次典型地展现了宏大性/“反思性”叙事模式。它把笔触伸向一九五八年的“共产风”、“浮夸风”的时候采取了匠心独具的叙述方式，即把“大跃进”与战争时期加以“衔接”，通过艺术剪辑突显了领导与农民之间从鱼水关系到主仆关系的变化、颠倒，过去革命是为了下面的老百姓，而现在戏法则是变给上面看的。作家的叙述功力更表现在这种富有宏大意味的关系的改变，又是与个人与个人之间感情关系的改变联系在一起的，“老甘不一定就是甘书记，也不一定就不是甘书记，不过老寿还是这个老寿”。正是这种极其朴素的感情使得老寿即使“被搬了石头”，几近神经失常时还在“回忆过去，怀念老甘”。这里对于政治意识形态背离实事求是的现象之反思令人深思不已，同时也流露出对于政治意识形态扭曲人性（即把老甘变成甘书记）的慨叹。然而小说并没有遵循启蒙叙事的方向由此追溯和深挖下去，而是再度回到政治宏大叙事的思维方式。老寿在幻觉中拒绝供养甘书记这样的干部了，他准备自己干了，他披挂上阵，“使出了自己所有的英雄气概。以此来自慰他孤寂的、被人遗忘的、靠边站的一个共产党员的不可折服的自豪心情”（10）。小说最后的一小段尤其不能忽视：“……结尾于一九七九年元月，老寿老甘重逢之时，互诉衷肠之际。奋斗，寻求多少年的理想，多少年，多少代价啊！终于付于实现之年，中国人民大喜，大幸，大干之年。”这说明，当甘书记重新变回老甘，即错误的路线政策被纠正过来之后，一切问题都会迎刃而解，政治意识形态也就不再是反思的对象，而是中国人民之“大幸”的保证。如果只读这一小段话，让人怎么看都不像是“反思文学”，甚至也算不上“伤痕文学”了。

饶有意味的是，因为存在上述启蒙叙事的内在症结，结果是叙事者强调启蒙/被启蒙、启蒙者/被启蒙者的思想距离之启蒙愿望越迫切，强调塑造/被塑造、改造/被改造的责任意识越强烈，那么反而越发接近形式主义的意味，反而越发远离启蒙精神的内在本质，直至发生启蒙/被启蒙之间实质性的倒转。

在《醒来吧，弟弟》中就是这样。哥哥的启蒙愿望极为迫切：“我要努力去理解他们，然后才好开导他们。”然而在笔者看来，事实恰恰相反：不醒的是哥哥，而不是弟弟，愚昧的是启蒙者，而不是被启蒙者。启蒙者与被启蒙者在实质上发生了严重的错位。“弟弟”在“文革”结束后信仰崩溃，变得异常冷漠，不关心世事，整天只是弹吉他、喝酒。“哥哥”，还有身边的人都想方设法帮助他，希望他能“为了我们的祖国，为了我们的民族”而醒来。小说中的“弟弟”的确也正在逐渐醒来，但其实这不过是叙事者与“哥哥”形象共谋的一个结果。叙述者一定要给“弟弟”这类失去信仰和生活信念的人一个可能醒来的必要条件，而“哥哥”一定要通过启蒙、开导“弟弟”，唤回他对祖国的爱，对真理的信仰，即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信仰，使他从“红尘”之外，从愤世嫉俗而又无所作为的人，转变为一个被启蒙了的崭新形象。共谋的方式便是为弟弟的工厂设置了新来的卢书记这一特殊形象。是卢书记铁面无私、“动真格”地整顿厂子弄虚作假的风气，才终于使“弟弟”看到一点希望，看到一点可以回到“红尘”中的理由。有三个信念支撑着卢书记不畏艰难，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我爱咱们中国。我要她繁荣富强。我相信咱们的党。”显然，这个卢书记的存在和到来极具偶然性，在本质的社会生活层面上，更多的“弟弟”们是不会幸遇这样一个党的书记的，因而，更多的“弟弟”们也是不可能被“哥哥”启蒙的。“弟弟”们玩世不恭，恰恰是因为有个性和独立思考的能力，而“哥哥”们恰恰在此人格层面上付之阙如。

与此相联系的必然是个体性与康德所说的那种“大胆地运用理性”之勇气和能力的缺失。对于新时期初期的启蒙叙事来说，这一要求也许未免过高，但问题是即使你仅仅想从中寻找些许个体性和启蒙理性意识的倾向也惟有失望而已。我们从王晓华身上看到的是，以蒙昧始，以蒙昧终。八年前当妈妈被打成“叛徒”的时候，尤其听说是***亲自定的案时，她对妈妈有罪是坚信不疑的，八年后当“文革”结束，晓华接到妈妈告知她自己的冤案已经昭雪的信时还在怀疑和犹豫，只有接到妈妈单位盖着印章的公函后她才相信真相。她批判自己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感情，彻底和妈妈划清阶级界线这些行为都是按照“心内心外的声音”来做的。而且妈妈和女儿有一个共同的表现，那就是一旦平反便对党感激涕零。妈妈说的是：“孩子，感谢党，我又回到了我原来的学校担任领导工作。”女儿说：“妈妈，亲爱的妈妈，你放心吧……我一定不忘党的恩情，紧跟党中央，为党的事业贡献自己毕生的力量！”长达八年的骨肉分离和非人遭遇之痛彻被一句“万恶的‘四人帮’”所转移，被一句“感谢……”所化解。可以说，自始至终，晓华都坚定地信仰着“上边”的红头文件，她既没有通过历经磨难领悟出对社会对政治的一点批判理性，更没有产生对自我对个体的一点反省意识，没有心内和心外的真正的反思。

《伤痕》“悲剧”的重心落脚于母亲恰恰不幸地死于女儿赶到医院之前。可以想见，假如王晓华的母亲没有死，母女重聚，尽释前嫌，一个当校长的母亲，一个回城的女儿，她们的生活将会是光明一片。再假如“文革”没有结束，或者即使“文革”结束了，但并没有母亲单位盖着红印章的公函，王晓华会原谅自己的母亲么？自鲁迅以来，现代悲剧的悲剧性早已不再单单取决于物质生命的丧失与否，而更注重于精神生命及其个体性的丧失与否。比如鲁迅笔下的孔乙己死不死并不影响小说的悲剧价值，祥林嫂即使没有死去，《祝福》的悲剧程度毫不减弱，阿Q如果没有被杀头，小说的震撼性和悲剧意义也不会受到多少影响。但是，晓华的妈妈如果没有死的话，那小说的悲剧性程度就大大降低了。这一对比深刻地说明了《伤痕》的精神价值与鲁迅启蒙叙事的精神价值的差别何其大。

四

“新时期”初期启蒙叙事对于政治宏大叙事的因袭及其带来的一系列问题，既导引于作家思想意识与审美观念的历史缺陷及其过渡性，同时也内在地反映出作家主体性的不足和现代性悖谬。换言之，如果作家主体性的“伤痕”与笔下人物的“伤痕”具有某种同构性，又怎能指望启蒙主体精神的进一步熔铸和升华呢？

实际上，从作家主体性来看，“新时期”初期的作家在很大程度上追求的仍然是革命身份认同。比如在《剪辑错了的故事》中，之所以特意描写了一场老寿内心里设想出来的未来战争，茹志鹃自己有过这样的解释：“在文化革命的中期，由于长期的靠边生活，也由于那些比革命还要革命者的言论行动，我脑子里是曾盼过战争，觉得来一场战争，在战火中谁是真革命，谁是只能坐沙发、卖嘴皮子、专门批判别人的‘革命家’，都可以泾渭分明，立见分晓了。”（11）她坚持“要算政治账，不要算经济账”，而算政治账的结果就是如果我们再不发扬、恢复党的优良传统，提倡实事求是的精神，就会像老寿幻想的那场战争中那样，农民再也不会像过去那样支援战争，和我们一起奋斗。这是一个令作家极度震撼的答案，震撼之下才有了勇闯禁区的创作。作家深感自豪的是，当年她歌颂“大跃进”，是因为她相信那高产的数字，因而她是真诚的和热情的；后来，她识破了高产的虚假，就要加以鞭挞，“偿还旧债”，而这不但同样出自真诚，而且投入了较之当年“十倍的热情”。可见，无论着力于歌颂，还是立足于暴露，作家主体的深层动因始终是追求一个“真革命”的身份认同。就此而言，《剪辑错了的故事》所隐含的主体意识不仅仅属于反思文学，它在“新时期”启蒙文学史上具有广泛的代表性。

即使在知识分子自觉叩问“我是谁”这一主体性命题的代表作《我是谁》中，也存在着令人不寒而栗的“内伤”。在宗璞笔下，韦弥的个体意识其实是依附于党与人民，她情愿跳进革命的熔炉把自己炼成斩金切玉的宝剑，但是，为革命牺牲而不得，为人民献身被拒绝，只能被打成“毒而又毒的反革命杀人犯”。由于自我认同与宏大的民族认同重合，当被打成“自绝于人民”的“牛鬼蛇神”，不被后者“认同”之后，她也就失去了自我认同，就如同古代士大夫“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之哀惋，就如同女儿失去了母亲一样。这固然揭示了极“左”政治对于知识分子、对于人性的严重戕害，但更重要的则是说明了，知识分子主体性最基本的缺失：不被认同之后发出“我是谁”的绝望呼叫，正是因为本来就没有知识分子的“我”，作为知识分子独立性的个体意识本来就是缺席的。应该说，这不仅是“反思文学”之反思理性的盲点，也是“反思文学”自身缺乏反思意识的表现（12）。

一个出身于资产阶级家庭，甚至一度有过朦胧的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和民主主义思想的青年，经过“苦难的历程”，最终变成了一个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者。《绿化树》的这一主体性追求与“十七年”的《青春之歌》等知识分子被改造与自我改造的命题又是何其相似。当代文学史把五十年代走上文坛、在新时期复出的作家称为“归来者”，而他们“归来的”不仅仅是创作热情，还有着主体性的历史包袱。一九八○年，一篇题为《透过伤痕看到精神的火光》的文章提到：令人尊敬和热爱、年已八旬的老作家夏衍，充满感情地对青年们说：“‘四人帮’把我关在监狱里，我的一只腿被打得骨折。许多人劝我把‘四人帮’虐待我的情况写点东西出来。我不写，因为这样写出来，对我们的社会，对中华民族，对党，对人民没什么好处。”可以作为这一段话的补充的，是另一位遭受了整整二十年政治冤屈的老剧作家吴祖光的发言。他一边擦着眼泪一边恳切地对青年同志们说：“我对党是有感情的。尽管二十年间我受到一次又一次政治打击，我的心从没有离开过党。解放前，国民党迫害我，我立即写了两个剧本骂它；但现在我却从没想过要写一个字来抱怨共产党。”文章作者自言为此深受感动和鼓舞，因为他看到了“当代革命作家的这种坚定性”（13）。从知识分子主体性上来说，我们从王蒙的《蝴蝶》、《布礼》中无论如何也找不到它们与当年的《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的差别，唯一的不同是前者进行了时代审美性的包装，披上了“意识流”的现代性外衣。

缘于启蒙主体的现代性悖谬，他们总是相信历史，似乎历史在朝着一个光明的方向上升，似乎历史再也不会嘲弄他们。这样的句式比比皆是：“……而现在，历史又作出新的判决：李铜钟无罪。”（张一弓《犯人李铜钟的故事》）可是，这历史是多么地虚幻。他们也总是相信真理，似乎终于真理在握，似乎在真理面前，悲剧再也不会重演。这样的乐观情绪总是洋溢在文本的字里行间：“就像小溪流出山涧，/就像种子钻出地面，/发现真理，坚持真理，/本来就该这样！”“这些人面豺狼，/愚蠢而又疯狂！/他们以为镇压，就会使宝座稳当；他们以为屠杀，就能扑灭反抗！”（雷抒雁《小草在歌唱》）然而，这真理又不过是政治理念而已。

前现代的身份认同、虚幻的历史主义、糊涂的真理观念，等等，这些都说明潮涌的启蒙激流下面布满着非理性的险滩暗礁。“新时期”初期启蒙主体性终究没有建立起来，通往人性解放之彼岸的启蒙之船，随时都有搁浅、转向乃至沉没的危险。

【作者简介】张光芒，南京大学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

（本文发表于《当代作家评论》2010年第3期）（责任编辑 林建法）

注释：

（1）90年代以后，在孙春平《老师本是老实人》、张者《桃李》、李洱《导师之死》等小说中，师者形象及其性格内涵再度异化，当然这是另外的话题了。

（2）本文所说的“新时期”初期主要指“文革”后至80年代中期这一段时间，而“新时期”初期文学也主要指1977年至1985年前的文学创作。

（3）陆梅林：《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文艺研究》1981年第3期。

（4）杨柄：《马克思、恩格斯青年时期所论及的人性和人道主义》，《江淮论坛》1980年第6期。

（5）显然18世纪的西方启蒙运动就不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思想指导。80年代中后期向方法热、西学热的转向也与上述现象有关。换言之,马克思主义似乎不能解决全部问题,只好向马克思主义之外的种种西方思潮乞灵。一些敏锐的思想探索者在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指导时能够采取较为灵活的思想战术，或者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划出一些边界，比如关于人的终极存在方面、人的本体论方面就是马克思主义没有完全解决的命题；或者适当汲取西方近代以来的人文主义、现代主义思想体系，以弥补理论与方法上的不足。所以从总的趋向看，新时期关于启蒙思想的探索是从回归马克思主义开始，而逐渐走向对西方相关理论全面开放的吸纳，这在80年代末以后越发明显。当然，这种转向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视为启蒙思想与后启蒙思想的分裂，甚至这一分裂也可以说是启蒙在某种程度上的终结。但启蒙终结或者失败的根源并不能像大多学者所认为的那样应该单纯由政治的高压负责，不能只强调启蒙衰退的客观原因，而忽视了更为重要的内在原因，即80年代启蒙运动自身其实也深潜着不易察觉的缺陷。

（6）《张贤亮谈创作―――在一次座谈会上答文学青年问》，《青春》1984年第3期。

（7）刘景清：《文艺的歌颂与暴露问题―――从1979年获奖短篇小说谈起》，《社会科学》1980年第3期。

（8）汪晖：《当代中国的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问题》，《天涯》1997年第5期。

（9）陈力君：《代言与立言：新时期文学启蒙话语的嬗变》，第192页，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7。

（10）茹志鹃：《我对创作的一点看法》，《语文教学通讯》1981年第1期。

（11）茹志鹃：《我对创作的一点看法》，《语文教学通讯》1981年第1期。

（12）90年代以后，知识分子的自我认同才开始较多地脱离宏大叙事和民族认同、政治认同，比如到了李洱的《花腔》中，历史本来就如同花腔，葛任（个人）并不抱此幻想，他深知自我不过是“行走的影子”。正是历史对个体的绞杀，使“一个我变成了无数个我”，这就从根本上重构了历史认同、民族认同与自我认同的关系，在更深广的层面上突出了“个人”之价值的伟大和要求，以及这种要求实际上被宏大叙事所遮蔽而不可能实现的悲剧性悖谬。

（13）杜高：《透过伤痕看到精神的火光》，《剧本》1980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