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徐 涛 上海通志馆 收录于话题#党史学习12个

宣传画：在“左联”成立大会上的讲话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一群有理想的年轻人拿起了枪去干革命，与此同时，还有一群有家国情怀的青年选择用笔去反对那个旧社会。

他们虽然没有拿枪干革命的人那般危险，但仍会选择留在上海，在租界城中生活。静安寺附近兴建的一条条里弄中，曾经有过不少重要的文艺社团，发生过许多历史故事，他们有人暴得大名，有人销声匿迹，有人革命到底，有人出现信仰危机，曾结伴同行，又各分东西。

郭沫若就是这样一个代表人物。

郭沫若与冯乃超在上海

今日我们了解的郭沫若是中国新诗的奠基人之一，历史剧的开创者和奠基人之一，唯物史观史学的先锋，古文字学家，考古学家，社会活动家，甲骨学“四堂”之一，第一届“中央研究院”院士，中国科学院首任院长，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副总理兼文化教育委员会主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文联首任主席，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首任校长，一生取得巨大成就、诸多头衔。而追溯到1921年前后，他还是一个未及而立之年的青年。那一年，他发表第一本新诗集《女神》，成为中国新诗的奠基之作。他与郁达夫、成仿吾等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在日本东京创立了文学学社——“创造社”。

1926年春，创造社成员摄于广州

左起：成仿吾、郭沫若、郁达夫、王独清

创造社成员间没有统一的主义和思想，只是主张本着作者内心的要求，从事于文艺活动。

郭沫若、郁达夫、成仿吾等人很快陆续结束了日本留学生涯，回到中国，又选择在一起生活，租住在民厚里。这与支持创造社的上海泰东书局迁址不无关系。1922年，上海泰东书局编辑所从马霍路（今黄陂北路）德福里320号移到民厚南里（今延安中路1238弄9号），印刷所也设在民厚南里。

创造社同仁要办《创造》（季刊）和《创造周报》《创造日》《洪水》《创造月刊》等刊物，都离不开上海泰东书局的支持。换一句话说，泰东书局是创造社的大本营，亦不为过。

郭沫若在1922年5月的《创造》季刊第一期首篇发表《创造者》一文，宣称要带着创造者的“孤高”“苦恼”“狂欢”和“光辉”去“努力创造”，这种创造将使“火山之将喷裂，宇宙之将狂飙”。可见，他们充满叛逆精神，一往无前，有着挑战权威、挑战现存秩序的勇气和渴望。

这种愤懑不是全无来由的，居上海大不易，创造社同仁的生活普遍极为困顿。郭沫若回忆：

回到上海仍然住在民厚南里，仿吾移住亭子间，把前楼让给了我们。均吾又搬回马霍路去了。那时候我已经有三个儿子，第三子的佛孙生后刚满两月。我毕业了，家里给我汇了三百块钱来，要我回四川。那三百块钱便是我唯一的财产。我最初的计算是，回国之后暂时到上海附近的乡下去，把我的《浮士德》译稿整理出来，以了结一重公案。译好之后或回四川，或到什么地方去，再定行止。

……

我的日本老婆自从回到上海以后，她便很少开朗的日子。生活自然是和她所想象的“幸福”完全背驰，第三个幼儿的消化系统的疾患，实在是最大的累赘。……回到上海以后……中外的医生没有一个敢信任，医费也贵得惊人。如果有钱倒还没有什么，但在过着奴隶加讨口子生活的人，连坐电车的车费都时常打着饥荒。老婆因此便时常吵着要回日本，她要顾着几个肉体上的儿子，我同时也不能不兼顾着几个精神上的儿子。她带着三个儿子回日本，独立地是不能生活的，除非实际讨口。所以那便逼着我不得不把创造社的全部抛弃。这是一个重大的矛盾，因此在家庭中也就免不了时常在闹着风波。

郭沫若的生活如此窘迫，成仿吾、郁达夫等人有过之而无不及。因为上海泰东书局没有和他们签订正式的薪水协议，一旦没有钱用的时候，他们不得不拉下文人的孤傲自尊，去讨要本就应该属于自己的报酬。

但是他们是为理想而不是为金钱从事文学创作。困苦的生活所培养出来的是一股“狂叛”的精神，渗透到他们的文字中间，使得更多人遥感钦佩，这让他们成为中国新文化运动的重要旗手。

“五卅惨案”之后，越来越多上海文艺界知识分子的政治倾向随之发生了一个很大扭转，这就是“文艺向左转”。一种关注下层人民、反对贫富悬殊、要求自由和变革的进步思潮开始在社会上迅速流传，这种思潮被称为左翼思潮，这批文人被叫作左翼文人。创造社主要成员后期都转向了马克思主义，提倡无产阶级革命文学，抛弃了浪漫主义，接受社会主义的写实主义，成为左翼文人的重要一支，最终在1929年2月被政府封杀。

早期与创造社“一块儿翱翔”的还有田汉。

青年田汉

1922年9月，创造社成员田汉偕妻子易漱瑜由日本回国，也僦居在民厚北里，任职于中华书局编辑所文化部，开始了他的文学戏剧生涯。

1923年春，由于个人之间的意见龃龉，田汉与创造社脱离关系，一时处于孤军奋战的境地。有着“戆直而爱蛮干”的“湖南牛”精神的他，并不因此而却步。夫妻两人经过一段时间的筹划，终于在1924年初创办了《南国》半月刊，创刊宗旨是“欲打破文坛的惰眠状态，鼓动一种清新芳烈的空气”。前后长达8年之久的南国艺术运动，便在筚路蓝缕之中毅然发轫了。

《南国》半月刊全由夫妇两人自己校对，自己出钱印刷、发行。如此繁重的工作，致使易漱瑜劳瘁成疾，加以经济拮据，田汉心力两疲，刊物编至第4期不得不告中断。易漱瑜在上海染病，误于庸医，身体日益衰弱。1923年秋天，田汉决定送她回湘疗养。但天不假年，1924年1月14日深夜，还十分年轻的易漱瑜竟与世长辞。

田汉失去了他的知己爱人，更失去了他事业上的良助，悲伤到了极点，从老家回到上海后，一度精神颓唐，直到他遇到唐槐秋之后，生命再燃星火。当时，唐槐秋决定创办一个电影剧社，正在为剧社取名而发愁，田汉说自己和去世的妻子曾创办过一个叫《南国》的半月刊，这个剧社的名字可否叫“南国”。他这话一出口，立即得到唐槐秋的赞成，于是中国话剧史上具有承前启后意义的“南国社”就这样诞生了。

“南国社”的牌子正式贴在民厚北里的弄堂口，409号田汉上海寓所也成为日后南国社成员的主要活动地点。

上海田汉旧寓，今永嘉路371号。1928年田汉在此创办南国艺术学院

1930年前后，田汉参加民权保障大同盟、左翼作家联盟，并被选入7人执行委员会。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任“左翼剧联”党团书记和中共上海中央局文化工作委员会委员，同时写了大量作品，以鲜明的革命立场和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鼓舞人民进行革命斗争。

田汉毕生献于文化艺术事业，创作了话剧、歌剧60余部，电影剧本20余部，戏曲剧本24部，歌词和新旧体诗歌近2000首，成为我国现代话剧的开拓者、戏曲改革运动的先驱者。最重要的是，他作词的《义勇军进行曲》，后来被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1947年，田汉（右二）与郭沫若、许广平在上海鲁迅墓前

《义勇军进行曲》的曲作者——聂耳，其实也住在不远处。1935年3月，聂耳就是在赫德路恒德里一条石库门里弄（今常德路633弄）的房间里，谱写出了这首电影《风云儿女》的主题歌。

聂耳遗像

聂耳1912年2月出生于云南省昆明市，五卅运动爆发时，还是少年的他曾在一篇作文中写道“吾人欲免除罢工之患，非打破资本阶级不可”，思想明显受到了当时风起云涌的革命风潮影响。1928年，聂耳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1930年7月，聂耳来到上海，第一份工作是云丰申庄的稽查员。在此期间，聂耳利用工余的时间自学英语、日语、小提琴、口琴。1931年3月，云丰申庄因走私漏税的事件败露遭罚款后破产。4月，聂耳通过招考，进入明月歌舞剧社。在明月歌舞社的1年零4个月里，聂耳拜师学习，并自学多种中西乐器的演奏。他阅读音乐书籍，钻研琴谱、古琴谱、昆曲谱和民歌、戏曲，逐渐熟悉了大量中外音乐名作。与此同时，聂耳尝试着开始进行音乐创作。1932年6月，加入左翼戏剧家联盟，认识了田汉等许多左翼文艺界人士。

1935年2月，田汉被捕。为了逃避反动政府的追捕，聂耳于1935年4月15日撤往日本。7月17日，不幸溺水身亡，年仅23岁零5个月。

1935年8月，田汉悼念聂耳写下挽诗的手稿

聂耳在上海仅生活了4年半，在音乐界、电影界从事创作仅2年，但他所创作的音乐作品有歌曲34首、乐曲4首，几乎全部受到了人民的喜爱。1954年，郭沫若为聂耳撰写的碑文中，称他为“中国革命之号角，人民解放之鼙鼓”。

由于缺少历史资料，聂耳恒德里旧居的具体门牌号始终无法确认，如今因为城市建设需要，民国旧里也已经被拆除。

文章选自上海通志馆主编“上海地情普及系列丛书”，徐涛著：《古韵新声静安寺》。

原标题：《左翼文脉：创造社、南国社及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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