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青 创业史 赏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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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青 创业史 赏析

2024-04-24 15:09| 来源: 网络整理| 查看: 265

主题思想

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改革

在《创业史》小说中,核心人物梁生宝一出场就具备了沉着、冷静、思想觉悟高等一系列将成为一个合格的“中国共产党”的代言人的性格特征。对于奋斗和抗争苦难的叙述中,因为他的出身和苦难经历以及党员身份,就拥有了国家主人翁的地位,具备了充分的革命理由,所以很快被引导到革命队伍,迅速地与以梁三老汉为代表的中间人物拉开距离,成为轰轰烈烈的革命事业的领路人。梁生宝最重要的一句口头禅就是“有党领导,我慌啥”,完全以中国共产党的代言人自居,时时刻刻将一切大大小小的事物都纳入到“集体”的圈子里来。这样在“战天斗地”的过程中,个人的奋斗微不足道,集体的胜利才是最终的胜利。在他办的农业合作化和进山劳动等几件事中,作者将其预设为“共同劳动”、“集体进行”才能完成的工作,为进一步夸大集体力量的无所不能和突出梁生宝的“英雄人物”形象,做了周到的计划。在展现“集体话语”的模式下,梁生宝抗争苦难、对抗命运的重心已经游移,成了他与“蛤蟆滩”“三大能人”能力的比试。而在“三大能人”地位、身份、年龄、心计都比梁生宝略胜一筹时,他的道德、觉悟、党性都成了与其对抗的有力砝码。个人奋斗的主题被完全掩盖,转而成为了两种政治力量的殊死较量。同样,在对待婚姻问题上,个人因素并不是考虑的核心,人本要求和自主选择的意识也被淡化,党的威信、“思想觉悟”的高低、处理不好婚姻问题对党的影响成为梁生宝考察的第一要素。并且为了合作化的事业不停地拖延,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梁生宝实际性格特征中的强弱质,渗透了集体意识形态对于当时大众的规约。

作者在《创业史》文本中,塑造了农村社会主义改革中众生群像,妇女解放的程度,是衡量总的社会解放的天然尺度。女性是每一次变革中不可忽视的群体,作为男权传统思想统治下的女性,在变革中的变化能够深层地体现变革的本质。

一、缺失的自我——女性生存的真实状态

柳青在《创业史》中用他关怀的目光塑造了梁秀兰和赵素芳这两个生活在男权话语下的两个青年女性,梁秀兰是被所有人肯定和赞扬的,赵素芳是从被唾弃到被拯救的,然而两者得到的社会评价都是基于男权话语世界的,两者都是生在缺失了女性自我的状态下的,这就是女性生存的真实状态。

梁秀兰是一个极具典型的传统女性,她带着所有人羡慕和支持的目光到了婆家,之后,便再也没有露面。秀兰无非过着和她母亲经历过或正在经历过的一样的生活,这种失掉自我的人物让人们感到遗憾,然而,这却是当时传统女性生存的真实状态。柳青用秀兰和她的母亲,共同演绎了女性从“女儿”“儿媳”“妻子”“母亲”“婆婆”“祖母”的一系列社会赋予女性在家庭的角色,她们两个人甚至可以看做是一个人。这两个人物形象,几乎得到了所有旁观者的肯定,无论是初次看到梁生宝母亲的邻居,还是梁生宝朋友韩培生的赞美,即使是新时期走向新生活的徐改霞,面对秀兰包办婚姻的选择,也从最初来源于少女情怀、追求爱情的观点转向对秀兰深深的敬意。

柳青通过韩培生的口直接赞美:“她,外表平凡,又沉默寡言;但是她的心情是多么伟大、崇高啊。”她们符合社会规范的举止行为使得她们没有受过家庭暴力,也没有受过世俗异样的眼光,然而看似美好的生活下是苍白而无趣的自我,这就是最真实的女性生存的状态。

赵素芳是《创业史》中刻画最为悲剧的女性形象,她的悲剧从新中国成立前延续到新中国成立后,柳青常用“可怜的素芳”来称呼她,她生存在矛盾与挣扎的自我救赎当中,这种矛盾与挣扎恰恰是人的真实写照。自始至终,素芳都背负着传统道德的审判,她的父母、她的公婆、她的丈夫傻栓栓、她的邻居,每个人都用异样的眼神看着她,这种眼神来源于中国传统男权社会的道德标准,“旧中国小市镇庸俗、低级、灰色的生活环境,轻而易举地损毁了这个幼小的灵魂!”在这种压抑的毫无生气的环境中,仍不能泯灭她作为女性、作为人,对自己未来生活的渴望和追求。她向邻家的梁生宝示好,她并不是放纵的女人,她只想和一个人好,她内心里看不起和多人暧昧的翠娥。生活在缺少关怀和爱的家庭,这种渴求是本能而真实的,于是她屈服于姚士杰。然而没有人从“人”的角度给予她更多的关注和理解,即使是社会主义新人梁生宝,也冷冷地拒绝帮助她走出家门参加群众和社会活动,她的身上背负着沉重的道德包袱。即使到了1976年,柳青续写《创业史》第二部时,素芳在王瞎子死前走出家门参加劳动和社会活动,然而由于社会大环境的影响,没有文化的素芳想不了那么远那么多,她只能够想到自己的悲剧来源于封建社会对父亲的毒害,她要用劳动来获得解脱,她精神抖擞地要和弱智丈夫好好劳动好好过日子,她对未来的生活仍旧充满着希望,这不禁令我们唏嘘这个女人对生活那种朴实的渴望和追求。柳青并没有安排素芳真正追求自己作为女性应得的幸福,她的婚姻也是包办婚姻,更何况她的丈夫还是一个弱智,这对女性来说是最大的不幸。

作者并没有安排素芳离婚,徐改霞可以抗婚,刘淑良可以离婚,离了婚的刘淑良还可以找到梁生宝这个大家公认的好小伙,而可怜的素芳仍然没有寻求幸福的意识,可以说,最基本的女性权利都没有得到。在徐改霞身上,显然看到了女性摆脱男性束缚、独立思考人生的品质。在《创业史》第二部中,柳青用了第六章一整章的内容在讲素芳政治上的思想变化而忽略了她作为女性应追求的幸福,这个可怜的女人虽然她走出了家门、参加了劳动、参加了社会活动,然而她自身对于女性的认知仍然是空白,这种解放仅仅是社会解放的一个方面,并不是真正的女性自主的解放。

二、找寻的自我——走向城市的女性形象

徐改霞是柳青最为喜欢的人物角色,柳青常用“咱改霞”“‘我们’的改霞”来称呼这个迅速成长起来的农家姑娘。这个女子最初是寡妇母亲严加管教下的见人脸红的小姑娘,而后断然抗婚,并能在万人大会上发言;她一开始对梁生宝一往情深,主动找一切机会向生宝表白,而后清醒认识自己,果断斩断情丝进入工厂。在这个成长的过程中,徐改霞思考着爱情、婚姻、事业等相互关系,走出了女性意识觉醒的道路,这种觉醒是真正的女性自主解放、个性解放。可以说,徐改霞身上寄托了柳青对农村女性解放的思考和期望。

徐改霞是《创业史》整部作品中抗婚成功的一个,婚姻的自由是女性自主的第一步,改霞对自己的婚姻始终保持着清醒的认识。她抗婚的缘由并不是其他人所想的因为女婿长得丑,而是她对自己的婚姻有着自己的追求,“要找一个思想前进的、生活有意义的青年,她才情愿把自己的命运和他的命运扭在一起”;这个有名的俊女子认为那些贪婪她美貌的人是肤浅的,美貌是男权世界对女性最主要的评价标准,她已经有意识地思考着女性自身的价值;面对秀兰的婚姻,她有着不同的看法,“一个闺女家,可以拿一切行动表现自己爱国和要求进步,就是不能拿一生只有一回的闺女爱,随便许人”;对于爱情,她有着懵懂的理解,“不管他男方是什么英雄或者模范,还要自己从心里喜欢,待在一块心顺、快乐和满意”。作者赋予改霞寻找自我的第一步。

在徐改霞创造机会与生宝亲近,试探生宝的心思,约见生宝表白,积极主动地追求自己爱情的过程中,她不断思索着爱情、婚姻与事业的关系,这是女性寻找自我的关键,追求爱情而不迷失自己。“生宝和她都是强性子年轻人,又都热心于社会活动,结了亲是不是一定好呢?她想:生宝肯定是属于人民的人了;而她自己呢?也不甘愿当个庄稼院的好媳妇。但他俩结亲以后,狂欢的时刻很快过去了,漫长的农家生活开始了。做饭的是她,不是生宝;生孩子的是她,不是生宝。以她的好强,好跑,两个人能没有矛盾吗?”这是多么深刻的关于女性人生的思考啊,在新的社会中,女性既要走出家门参与社会工作,又背负着传统女性的家庭职责,社会对女性的要求也在提高,女性是否能处理好新时期带给自己的挑战呢,这是真正站在女性的角度所做的实际的思考。

在《创业史》第二部中,为了烘托更为接农村地气、能下地劳动、能操持全家人吃穿的刘淑良,多次将改霞和淑良进行比较,甚至用“慌慌溜溜”来形容她,但是,正是由于这多次的比较,才更证明了梁生宝对改霞不能忘却的记忆,在这些词语里,能看到一个可爱的、积极的、上进的、有着少女情怀、对生宝无限爱恋的真实的姑娘。虽然改霞对梁生宝有着无限的爱恋,虽然在《创业史》创作之时,批判农村女性进城的声音四起,该文本中也借用王亚梅的话语描述了当时对农村姑娘盲目进城为摆脱贫穷农村生活的做法的批判。改霞作为柳青着力塑造的一位新女性的代表,在大环境的反对声中,柳青依然安排了改霞进城,这个进城并不仅仅是一段感情的结束,她更是改霞思考爱情、婚姻、事业的结果,是女性真正独立自主掌握自己命运的开始。“柳青对妇女解放的思考显然不是把它作为社会解放的一个方面或者社会解放的结果,而应该是真正的女性解放、个体解放、个性解放。”

三、独立的自我——走出家庭的女性形象

王亚梅在文中的出场并不是很多,只有寥寥几处,但细读该文本,却发现,她总是在关键时刻出现,带着热情,带着对是非的分析判断,虽只是为相关的人物做了陪衬,然而却是不可或缺的一笔。在大是大非的问题上,柳青用这样一个女人来传达正确的思想是深有意味的。王亚梅的首次出场是徐改霞报考棉纺织厂时与之巧遇,王亚梅是青年团县委的同志,而且是县上某位负责同志的爱人。改霞报了名,在人群中挤路,王亚梅喊着改霞的名字“从人丛中挤过来”,并且抓住了改霞的手,脸上带着“喜欢改霞的神情”、“一见如故”拉过她、一只手搭在她的肩上,“非常熟悉”地询问改霞的情况,“用手亲热地摸着改霞的肩膀”,还关心地问起生宝的情况,这一系列的描写,体现她对这样一个两年没见的仅仅下乡时见过的积极分子的关心,以及作为领导干部的她对农村事业的关心和热情,这种积极了解基层情况的工作作风,持续存在于创业史的两部创作中。她解答了改霞的藏于心中的困惑,改霞豁然开朗,“梁生宝和郭振山在合作化问题上的冲突,就是通过改霞表现的。”改霞认识到了郭振山的狭隘思想,很快觉醒,摆脱了郭振山的影响,放弃报考工厂回了家。改霞自小受着郭振山的影响,从抗婚到进学堂,到参加社会工作,到报考工厂,实际上,作为女性的改霞始终被作为男性的郭振山所引领,她的自主意识的觉醒并不是自主的,而此刻,由于王亚梅的点拨,改霞开始了真正的女性自主解放。

而后,王亚梅作为不可或缺的角色一次一次出现,总是在关键时刻画龙点睛。在《创业史》第二部中,她作为工作组的干部为灯塔农业社第一生产队的妇女队长起了个郭秋霞的名字,并说这是“老来红”的意思。虽然这是别人转述的话,仍然能感受到王亚梅爽朗的性格以及与农民打成一片的工作作风。赵素芳终于得以走出家门参加妇女小组学习,“好心肠的亚梅”同志鼓励她认真学习。王瞎子死了,素芳借埋葬公公的机会痛哭了自己的命运,傍晚时分,王亚梅来看望她,用“亲姐姐一般怜惜的眼光看着她”,用“手指纤细白净的两手,捉住素芳粗糙结实的两手”。赵素芳一直处于自卑而迷茫中,得不到大家的理解,这一刻,当王亚梅鼓励她“日子会过好的”时候,她终于真正开始新的生活。县委副书记杨国华为启发教育魏奋,故意设计了电话通知的语言,柳青安排了王亚梅道出了杨书记有意安排的深层含义。

王亚梅的形象随着一次次出场而逐渐鲜明起来,可以说,直到《创业史》第二部的第二十七章,才看到了柳青塑造王亚梅不可或缺的作用。早在《创业史》第二部第十三章的时候,杨国华教育魏奋时提到“要学会干革命,不光会写、会说革命。有些同志硬是几十年都迈不出这一步。”担心作为县委书记妻子的王亚梅误会他“在下边同干部谈话时映射书记不深入实际”,此时,书记和书记夫人的工作作风的不同已经彰显。到了第二十七章,这种对比更加凸显。王亚梅在杨国华找陶书记谈话之前见了杨国华,热情地谈起了梁生宝婚事的情况,而且了解得很详细,还故意去看了刘淑良,这种特别的关心并不是出于世俗的眼光,而是“完全是从革命工作出发”,这是王亚梅了解基层工作、了解基层干部的体现;而后进来的陶书记却只愿“坐在办公室里看文件、听汇报‘掌握全部’”,脱离基层、脱离实际、偏听偏信,用原则制约着具体问题的解决。作为生活在陶书记身边的人,王亚梅看似不经意的出现和家常式的谈话却更加衬托出陶书记的脱离群众的思想,这种衬托远比县委副书记杨国华的衬托对比更鲜明突出。至此,这个女性出场的使命也越来越清晰,身上闪耀着光芒,她并不是随意出现的普通干部,而是作为女性干部出现,她身上有着女性特有的理解、耐心和聪慧,她虽为陪衬,却总是在关键时刻传达出正确的思想,用一位女性来担当这样的角色,这是柳青对女性充分的肯定。女性形象的书写,为《创业史》增添了主题的张力。

艺术特色

心理描写

在《创业史》中,故事主要通过叙述人来描绘。这个叙述人是事件的参加者,他在叙述过程中,表明自己鲜明的爱憎,解剖着人物的灵魂,引导着读者去理解事变的意义,通过叙述人的“形象”,显示着柳青的风格,通过叙述人的“视点”,揭示各阶级人物的心理和思想感情。柳青在《创业史》中心理描写的“视点”,都是单一的。单一视点的心理描写,要求作者把所描写的人物内心活动限制在作品中某一人物的视线范围之内,换句话说,即通过某一人物的内视或称内省、内心独白和外视来描写心理活动。柳青往往通过一个干部、一个农民、一个老妇、一个姑娘、一个少年等的眼光来观察事物、观察作品中人物的心灵。生活在蛤蟆滩的人物都在考虑着自己最关心的问题,梁生宝考虑的是如何解决贫苦农民的生活困难,如何反击自发势力的进攻,如何使互助组得到巩固和发展;梁三老汉出出进进,想的是叫儿子听他的,还是他听儿子的,郭振山躺在床上想的是“在党”还是不“在党”;郭世富走在路上计算着是同互助组比赛,还是不比赛;徐改霞在柿树院权衡着是与梁生宝结婚,还是去考工厂;王二直杠念叨着什么叫“天官赐福”;姚士杰谋划着是否借粮食给白占魁和高增荣;欢喜担忧的是素芳婶子去姚士杰四合院做工的严重后果;韩培生的革命积极性是新式秧田技术如何在拾蟆滩得到实施并且能取得成功。这些都是单一视点心理描写。

单一视点的心理描写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内视”,即直接展示作为视点的人物的内心世界;另一类是“外视”,即通过作为视点的那个人物的眼睛,观察人物心理活动的外部表现,从而间接地反映出人物的心理活动。“外视”与观察者的心理活动常常有着密切的关系。《创业史》十二章描写郭振山在被窝里的心理活动,在为公还是为私上他内心翻腾着起伏的思想波涛,想得他头昏,喉咙堵塞,嘴里酸苦,心想呕吐,不吃饭,不喝水,不说话。这些心理描写大部分是内视。也有一些外视:“有了皱纹的宽额颅上,隆起着拔过火罐的酱红色圆印;毛茸茸的大鼻孔喷着火焰提的热气,嘴唇干裂了,有胡茬的嘴角上出现了火泡;那双曾经是光芒四射的大眼珠,现在失去了神采;宏亮如打雷似的嗓子,也嘶哑了——咱们的郭振山,躺在草屋的小坑上两天了。”这是外貌描写,也是外视。同时还描写了观察者——叙述人和被观察者——郭振山的心理活动。读者除了可以看到郭振山痛苦的神态之外,还可以看到叙述人——对郭振山自私自利、卑微灵魂的叹息。

单一视点心理描写外视的视线,不仅能引发折射,还能引发反射。通过观察者对他人或自己的外部表现的观察,来反映他人或自己的心理就是折射。通过观察者所观察到的人物、景物来反映观察者本人的心理就是反射。反射也是一种外视。改霞妈对梁生宝有成见,她说“梁生宝不是人,胡骚情”并且提出荒唐的要求:“能把生宝开除出团,‘我’就放心哩。”连生宝走路的步态,她看了都讨厌,甚至说“要是改霞嫁了生宝,‘我’就要寻死。”这反映了改霞妈狭隘的、卑微的内心世界。

多视点心理透视法:改霞与生宝的爱情纠葛之所以不那么顺畅的根本原因,是郭振山对当时形势的分析和由此出发动员改霞进工厂的主张。从第二章开始,改霞要和生宝光明正大地谈恋爱,但是,就在这时候,郭振山影响了她,使她产生了“郭振山对呢?还是梁生宝对呢?” 那样尖锐的疑问,使她同生宝摊牌的决心一再推退。在第五章中,改霞下决心同生宝摊牌了。作者写出了改霞心理活动过程:改霞带着女性共有的“画眉深浅入时无”的天赋心情,抬起梳得油亮的头,一面向生宝的草棚院缭望,一面走出了田问小道,踏上了从黄堡到峪口镇的马路,蔑视人们对她的议论,摆脱掉孙水嘴对她的纠缠,考虑着郭振山对她的关心,等待着梁生宝的到来,焦急、愤慈、伤心、流泪,爱情是多么细腻、使人多么苦恼的事情啊。她和生宝终于见面了。不过,她选择谈话的时间、地点和与此有关的两人的情绪都不很有利。

谈话的地点是马路边人家用以照料菜地的一个稻草庵子,时间是在白天,谈话时生宝正忙着进山,有万还等着他办事,而她从反面提问题的方式又增加冷漠的气氛,导致了“稻草庵会面”的失败。这是梁生宝和徐改霞爱情生活中出现的一次重大挫折。在这里,郭振山设置了一时所觉察不出来的障碍,形成了一种以特殊形式出现的政治斗争。直接心理描写补充了描写了郭振山可鄙的心理。接着作为视点的改霞,离开了这个待定的场景(“视点的消失”),又找到了新的视点——梁生宝(“视点的转换”)的心理活动:梁生宝在同改霞谈僵后,心中很不畅快,但他却努力克服自己的情绪,努力把自己的心思,集中到进山准备工作中来。然而,感情却是比较复杂的东西,梁生宝虽然有比较强的自我控制力,但要立刻克服这种感情上的不畅快,显然是做不到的。所以,他在买锅的时候, 一向考虑问题比较细心的生宝,反倒不如一向比较粗心的有万考虑得周到了。这种转换视点即先以徐改霞为视点,再把视点转间梁生宝,对郭振山与梁生宝的矛盾作了补充。

叙述干预

作者为了使读者理解“中国农村为什么会发生社会主义革命和这次革命是怎样进行的”这两个问题,柳青在《创业史》采用了以故事框架为主而叙述干预穿插其间的方法,正如柳青所说的:“为了使读者不至于模糊作者的观点,只好在恰当的地方加上作者的评论,使思想内容更明显,更强烈一些。”这一创作手法,既避免了由于作者声音过多而出现打断故事进程的情况,也保证了作者所追求的政治目的,因此柳青宣称这样的写作手法是他自己探索出来的。

《创业史》通过叙述干预的运用,很好地解决了“现实”与“理想”被割裂的难题。《创业史》中的叙述干预主要有三种形式:抒情、议论和时政引语。在《创业史》文本中,最基本的功能是指明故事的发展方向,表明作者的态度,直接引领读者的接受和认同。这体现在最开始以几句画龙点睛的话对整章内容进行预先评述的章节中。例如第15章的第1句话:“人生的道路虽然漫长,但紧要处常常只有几步,特别是当人年轻的时候。”为这一章出现的梁生宝和徐改霞由于志向不同最终分道扬镳埋下了伏笔,而作者对于徐改霞的暗贬之意也隐含其中。

《创业史》虽然是关于中国农村合作化的史诗性作品,但它还可看作是一部成长小说,即讲述作为社会主义农村新主体、新形象的“梁生宝”的成长历程的小说,在这个意义上的叙述干预,就有了对梁生宝主体生成过程辅助解释的作用。在第30章中,当梁生宝和徐改霞单独相处的时候,徐改霞向梁生宝表明心意,但最终梁生宝以极大毅力抵制了这种诱惑。对于柳青来说,他一方面要表现梁生宝心情的转折变化,另一方面要对读者做出交待:为什么梁生宝能克服情欲?叙述干预在此担当了向读者解释梁生宝如何一步步成为党的“意志”的肉身形象的功能,因此该小说插入了“第一次亲吻一个女人,这对任何正直的人,都是一件人生重大的事情啊。共产党员的理智,在生宝身上克制了人类每每容易放纵感情的弱点”的话。这两句话加上,随后带出的梁生宝的内心思考,在该作品里既能够给读者完整地呈现梁生宝的心理成长,还增加了人物转变来由的可信度。相比于在该文本内部实现的功能,叙述干预的作用,在于通过时政引语勾连了文学和政治。《创业史》的不同是直接出现的农业政策文件或国家领导人的相关指示。例如在第一部的结局中,有毛泽东的批语、中共中央的决议等。

《创业史》中的时政引语是保持了自身特色、作为镶嵌体裁进入小说而成为“杂语”式的叙述干预。它的结果是在文本内部形成了一种奇妙的“互文性”,即中国国家农业政策和《创业史》故事内容相互渗透、相互对照,这种方法把抽象而又遥远的国家政策与形象的小说故事完整地结合了起来,两者共存于一个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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