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记性不如烂笔头，也正因为这种相对艰苦的环境夯实了刘宏斌教授的理论基本功，“医生的成长需要学习、总结和传承，少了哪一面都不完整。我们做学生的时候理论知识学得不少，更多的时间又泡在了临床上，这也是对比现在的最大优势。以前从医学生到真正的医生，需要经过各种学习过程，因此非常踏实。现在患者多了，医生也多了，提供成长的手段虽然丰富，但是土壤面积很狭小。比如我们的住院总，一直都不够分，而在当年都是严苛的必经之路，甚至少做一天都不能提职。”

“作为知名专家您在许多方面都非常有创造性，这些优异的成绩源于您对医学事业的热爱是吗？”

面对记者的提问，刘宏斌教授淡淡一笑说：“可能大家一直比较推崇要努力、感恩、持之以恒和勇往直前的人生观、价值观，我觉得这么呼吁是没有问题的，人生就是要积极向上。但是设身处地想一想，光凭‘热爱’还是不够的，最后仍要落足实处。我已经在临床上工作30年了，想必任何人做相同的一种工作这么久应该都很难再像执业初期那般谈‘热爱’吧。但是为什么我现在依旧继续我的职业并且我个人也觉得还可以继续突破呢？因为这是我的工作，是我养家糊口的保证，也是我作为单位里的一员必须要兑现的职责所在。同时，因为我的工作对象是人是病，如果我的技术不到位或者患者反应很差的话，那就说明我的工作失职了。与热爱相比，责任更重要。”

人生在世，总免不了纷扰和诱惑，轻易就能撩拨内心的波澜。坚守什么、舍弃什么，就像一把无形的尺子，丈量出品格和境界的高度。诚然，医学不进则退，为了不后退而“必须”的进步也是一种进步。正如刘宏斌教授理解的这般，医学这门职业已经深入到生命中去了，看病问诊做研究就像吃饭喝水一样平常。吃到美味自然可以愉悦身心，如果吃不饱的话就得挨饿。简单如斯，真实如斯。

刘宏斌教授眼里的善：做个有手艺的人，做个知进取的人

所谓善，既要善，又要擅。医学的发展日新月异，比如说冠脉介入，30多年前刚提出把这样一个工具输送至血管中时，估计大部分人都会吓到，然而现在这门技术却在挽救无数人的生命。我国全年冠脉介入手术例数超过70万，亦有成千上万的医学人才积极投入到这个领域中去。

刘宏斌教授执业早年就积极深造接触了冠脉介入这一专业，后来率先在国内开展了ECOM支持下极高危冠心病患者的冠状动脉介入治疗，还曾在美国Vander built大学医学心血管中心导管室访问。经过多年的临床经验积累，刘宏斌教授已然迈进了我国最优秀的冠脉介入专家行列。

“医生执业需要有绝活，虽然当初我也并非有意而为之，但是既来之则安之，选择了做冠脉介入就要做到最好。而且我要感谢我的导师王思让教授，他也是我们301医院心内科的老前辈。当初攻读研究生的时候，我们的论文都靠手写。王教授甚至在图书馆一个字一个地修正，并逐字逐句地教导。他对医学工作的‘锱铢必较’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只有严谨认真不放过任何蛛丝马迹，才能给患者更准确的诊断和治疗。”

做介入的专家有很多，刘宏斌教授无疑是其中的佼佼者，面对褒奖他表示自己有自己的“进步秘诀”：“现代的年轻医生接收新生事物能力特别强，对比之下我的反应多少有些偏慢。不过医学经验的积累是没有捷径可走的，有些习惯和坚持也是经过了千万次验证的‘好东西’。”一般科室主任因为事务繁忙更多都是听下属汇报，视触叩听可能用得不太多了，而刘宏斌教授直到现在还是坚持对患者“亲自上手”的习惯。

“前段时间我们科送来一个患者，做了心电图和CT等各种检查，大家汇报检查结果并一致认为是一般的劳力性心绞痛。后来我详细观察患者的表现并询问病史，再对比各种检查单，最终确诊这是一例恶化劳力型心绞痛。随后经过缜密处理，患者终于化险为夷。”类似的案例不胜枚举，刘宏斌教授经常都在扮演“关键先生”以给出最终“生死攸关”的抉择。

“上一次我们在郊区搞义诊活动，现场一位嘉宾突然心跳减慢，做心电图和其他检查发现存在Ⅲ度房室传导阻滞，按照惯性思维大家都提出要安装起搏器。最后让我评估，我再度检查患者的身体和表现，对照化验结果。考虑到患者只有30多岁，遂建议增做腹部检查。结果出来后让所有人大吃一惊，居然是胆囊炎！”如今回忆起来刘宏斌教授仍然心有余悸，“如果当时没有及时纠正的话，后果真的不堪设想。其实倒不是说我不相信别人的判断，而是我养成了习惯要身体力行。当然，更多的时候我跟大家的意见也是一致的。可能有人就此会说现在科技发达，各种检查非常明确，我再沿袭之前的方式方法是否多此一举了，而我觉得还是很有必要的。”

医学发展之快，只有身在其中才能体会到。有人提出了“知识半衰期”这一概念，认为尤为适用于医学。例如，研究者将50年前研究肝炎和肝硬化的一批论文重新拿来评审，并将研究数据绘成一幅图表，结果发现一半的知识过时了。

对此，刘宏斌教授也深有感触：“任何事物都是在不断变化的，有发展就有衰退。而医学只能是进步，否则就会成为人类发展的累赘。所以两耳不闻窗外事，只关注眼前的或者守着过往的成绩是不行的。介入技术发展虽然很快，但是诸如再狭窄、小血管病变和弥漫性病变等仍然是片待深耕的盐碱地。”

据刘宏斌教授介绍，他来到301医院特别是做南楼心内科主任之后，一直非常忙碌，从组建团队到申请课题，再到临床上的实际工作，可谓是多管齐下。“‘软件’上我们在近三年的时间内已经发表了140多篇SCI论文，可以说这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成绩；‘硬件’上我们新的导管室已经建成，另外一个国际级杂交手术室也将要竣工。为了更好地应对患者和疾病，我们的发展一直走在前列。”

刘宏斌教授眼里的美：做个有热心的人，做个有大爱的人

爱美之心人皆有之，与外表美相比，成人之美才是最高境界。

早些年，关于支架滥用的话题甚嚣尘上，经过多年的普及和宣教，大众“盲区”越来越小，但是仍不乏质疑之声。刘宏斌教授对此感慨良多，他说：“我做介入很多年了，数量上肯定不是优势，但是我的手术对象以高危复杂人群及重症冠心病冠脉病变为主，要求非常地高。关于支架的各种质疑我也听到过很多，尤其是大众媒体。我觉得这个事情要从多方面看，首先，我们要承认介入医生的水平是有差别的，对于同样的病变，有些医生能明确，而有些医生就不确定，因此是否安装支架成为了预防性的选择。这种宁左勿右的做法既体现了医生的医疗技术水准参差不齐，也能反映出医生为患者健康的着重考量，毕竟在把握不准的情况下放了比不放更保险。而非非议的什么回扣和提成等问题，每一个医生穿上了白大褂，就明白‘救死扶伤’的大义；另外，不同患者的病情不同，轻微的可能只放一个即可，严重者要放数个甚至十数个，大家不能只看数字。比如我做的很多都是复杂病变，支架比较难放，我主张在明确病变的情况下能少放就少放，但是‘多少’只是相对的；最后，医学发展是曲线的，介入刚来到中国的时候是什么情景，谁能想到现在如此火爆。关键还是科技发展了，大家的健康要求也提高了。但是无论多有才华的医生要掌握这门技术，都需要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我们要给予医务工作者成长甚至犯错的空间。可喜的是现在舆论整体上比之前客观了，主要在于支架获益越来越明显，随着大众的意识和对支架等医疗新技术的认知不断提高，评价也越来越积极和公平了。”即便如此，刘宏斌教授仍然感慨有大量的患者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未能及时支架。

刘宏斌教授除了日常的临床工作和管理事务之外，也身兼多个社会职务，并且热衷于对偏远地区和基层的帮扶工作。“远程医疗是大势所趋，这也为分级诊疗提供了便利。老百姓看病难看病贵一直是个大问题，而医疗资源分布不均、优质医疗资源相对偏少也是不争的事实。如何利用现有的条件惠及更多百姓是我们要着重考量的，在这方面301医院身先士卒走在了前列。”刘宏斌教授介绍远程会诊的优越性，“301医院早在1997年就开设远程会诊了，发展到今天我们已经与1600多家医院成功联网，在全国布置了22个网络单位和50多个远程中心，这种做法很好地解决了那些外地患者看病难的问题。

“我曾经指导了外地县域急诊患者从头至尾的全部急救过程，通过网络指导兄弟医院对患者实施冠脉介入手术，最后成功挽救了患者的生命。”据刘宏斌教授介绍，他现在出门诊的时候仍会接诊大量的基础疾病患者，并对此表示不科学，他说：“从我个人来讲，我的任务比较重，出门诊也是要忙里偷闲。但是来找我看病的很多患者都不是重疾，比如有大量的神经官能症患者。每次我都要从最基础的疾病科普讲起，而且很多都有重复。尽管医生没有权利挑选患者，而且要尽可能让患者满意。但是客观上讲这就是对医疗资源的一种浪费，如果能够做好分级诊疗，这类患者完全可以在社区完成就诊，真正的重疾难疾再到大医院来做手术。但是为什么患者不信任社区呢？仍然愿意千里迢迢来大医院排队呢？这是个现实的问题，也是个严峻的问题。说明我们的基层和社区的医疗技术、诊治能力以及其他各方面的能力还不够让患者信任，这也是未来我们医学发展的重点。”

如今中国正步入老龄化，老年人医养的问题成为当务之急。刘宏斌教授作为中国老年医学学会心内科分会副会长及相关老年学术组织的主委，自然也有自己的思考，他说，老龄化是客观存在的事实，但是大家不要只看到它带来的问题，也应当理解这是国家发展、社会进步、百姓生活水平提高和寿命大幅延长的结果。我们要充满善意地来对待这种变化，同时也要未雨绸缪拿出有效的应对之法。这方面301医院做了很多尝试，比如我们推出老年综合门诊：一站式看病。老年人可能同时患有多种疾病，综合门诊免去了不同科室间的劳碌奔波。同时也可以做多学科会诊，提高了诊断率；再比如我们为手术患者安排了肺病、麻醉和心脏等联合门诊，这样患者是否应该做和能做一次就能确定，非常方便。

于此，我们不难看出301医院处处为患者着想、以患者为中心的管理理念，刘宏斌教授作为这些政策的倡导者和执行者，更是当仁不让投入其中。

信任，是医患和谐的“黏合剂”！

“医患和谐是亘古不变的话题，在我看来最大的基础就是信任。”刘宏斌教授如是说，“我的大部分患者不是年龄偏大就是病情危重，良好的沟通和互信是手术成功的前提。我们曾经接诊过一名心脏病患者，当时血流不畅尚处于心梗时间窗。换言之情况虽然危急，但是如果能及时开通闭塞的血管，还是有较大可能避免恶性事件。为此我们与患者和家属多次沟通，但是始终不同意做介入治疗。不得已我们只能尊重患者的选择，然而第二天患者就出现了严重的并发症，几经抢救还是未能挽回患者的生命。面对这样的结局，患者家属非常不满，甚至多次找医院领导‘评理’。其实这件事情的焦点就在于患者和家属对医生不信任，对医生提出的治疗方案不信任，抱有侥幸心理而吃了大亏。”

当然，有更多的患者是完全信任医生的，刘宏斌教授介绍说：“我有很多‘老主顾’，他们都80多岁了，早在20年前我就给他们放过支架，现在我们就像朋友一样，按时到医院复查。记得有位患者这样跟我说：刘主任，其实我也没什么特别的不舒服，就是觉得已经习惯了，所以每隔一段时间就到医院来找您聊聊，这样我就踏实了。听完他的讲述我感慨良多。”试想，如果每一位患者都能充分信任医生，把自己的“生命”都交给医生来“打理”，相信这样医生也会更加自如、客观和高效地诊病治病。

医患互信是一种完美的境界，但是如何才能让患者充分信任医生呢？

这显然是对医生的一种考验。“医生要让患者信任，必须得拿出实际行动，要对患者给予最有效的治疗。以我的专业为例，考察的重点是抢救成功率。如果医生的治疗方案患者疗效不好，那么信任也就无从谈起了。当然，除此之外还要给予患者最真切的关怀和最有效的沟通，毕竟医生面对的患者不是机器，而是有血有肉有思想活动的人。”刘宏斌教授认为“信任”是有前提且考验智慧的。

“现在各种指南共识层出不穷，为广大医生执业提供了方向。我觉得这些理论对刚刚接触临床的医务人员用处比较大，真正成长起来的医生还是要在统筹总结的基础上做到个体化治疗，也就是说要具体患者具体对待。比如同样是房颤患者，有些人即使不吃抗凝药也没有特别的情况出现，而有些人严格按照要求服药，却还是出现梗死栓塞，所以不能一视同仁。我常说尽信书不如无书，不同的患者之间有共性有个性，医生出具的医疗方案要综合考虑患者的年龄、病史、临床表现、经济情况和个人意愿等，这样给出的方案才是最合理的方案。既要让患者对疾病诊疗抱有希望，同时也要对预期有充分的心理准备，并且一切都要在力所能及的范围之内进行。”

某种意义上讲，医患关系的复杂性也是社会的一个缩影。“当下社会多少是有些浮躁的，这种局面尤其必然性和合理性，因为科技和经济发展实在太快了，而人的思维和意识却没有及时跟得上。医疗卫生工作中存在的基本矛盾是大众越来越高的卫生健康需求与现有医疗服务水平的供应严重不足之间的矛盾，这也不是一早一夕就能解决好的。”刘宏斌教授介绍说，“国家为了解决老百姓的实际医疗问题推出了一系列政策，作为我们医院来说也经常头脑风暴，筹划各种方式形式来提高老百姓对疾病的认识、对健康的重视以及更多的优化政策。比如我们团队现在正在做的‘心脏康复’，就是为了提高老年患者后期的生活质量延长生命，像很多八九十岁的老人，我们的工作人员甚至会手把手教他们如何避免误吸、如何正确咳痰等。大家付出这么多，最根本的目的就是让患者满意。”

新闻媒体是人与社会沟通的桥梁，如果新闻媒体不能坚持正确的舆论引导，不能客观如实报道医疗卫生服务活动，那么医患和谐就会难上加难。“我觉得整个舆论环境还是向上的，但是不排除个别恶意炒作医疗纠纷事件的情况，可能是为了提高点击率吸引眼球所为。我觉得构建医患和谐与构建和谐社会一样，人人有责，需要大家共同努力。”刘宏斌教授呼吁社会既要关注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同时也要给予其发展空间，“我想没有任何一个医生会刻意对患者不好，但是不同的医生水平不一，所以效果也不同。医学发展到现在已经达到了非常高的高度，但是我们对生命自然现象的认识还是比较粗浅的，还有更多的未知和不确定，这是医学的特色。”

“我像一个村长一样，带着我的村民，在医院的这片土地上劳作。”刘宏斌教授说道。

自媒体时代，很多医生都成了大明星，而刘宏斌教授始终保持低调。“我从来不印制名片，也从来不在大的官微上指点江山。尽管现在是个竞争的年代，可能酒香也怕巷子深。但是作为医生的本职是救死扶伤，医生是否优秀不需要自己鼓吹，患者会给出最中肯的答案。”刘宏斌教授非常诚恳淡定地说，“我更希望外界看到的不是个人的成长，而是我们整个团队的实力。”

自古至今，医学都是一个崇高的职业。随着临床工作年限的增长，每一位年轻的医生也都会成长为有经验、出色的老大夫。刘宏斌教授的经历告诉我们，这一路很漫长，也并不容易，唯有低调、认真、积极才能到达彼岸。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