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就此也深度采访了本片导演刘伟强、监制黄建新。

前两部都是韩三平导演和黄建新导演在做，为什么第三部请刘伟强导演来改变这个传统？

黄建新：他比我们拍的好。

哪方面好？

黄建新：你没有觉得刘伟强导演这部的电影语言非常现代吗？他非常的现代化，电影语言非常新，语境关系使电影变的大家更喜欢。

刘伟强导演当时您接到这个邀请的时候会觉得很意外吗？而且拍这样的题材，以前学历史的时候都不一定学过。

刘伟强：我告诉你，你们觉得我们香港人不懂这个东西，其实我们书本有的，轻轻带过是有的，我们知道。他们找我拍这个，第一句就是为什么这个东西要找我拍。我们觉得他们更开明，找一个香港导演去拍，他们觉得现在电影市场要很宽，所以找一个香港导演拍一般人觉得是红色题材的电影。拍一部好的电影就是我最终要的东西，我要拍就拍好看一点。但压力是很大，因为刚宣布在国内在香港就有很多声音，为什么要找一个香港导演去拍。所以接了这个以后我就很努力地拍好。刚才说你懂不懂这个东西？我就学，看很多书，见很多人。黄建新、韩三平告诉我1924年发生什么事。

这一次有很多青年演员，谁比较好拍，谁比较不好拍？

刘伟强：没有不好拍的，因为他们都很听话，也很努力。

黄建新：都很好，拍戏之前导演跟我说，我想把他们军训一下。八一训练场通知所有的人来现场，那两天38-39度，太阳底下晒着，我们俩个太阳伞下喝着水，有两个人中暑了。

电影是有预算的，50多个演员相对比较大的，全组的休息房车只有5辆，没有人提任何一个需求，其中一辆是我和刘伟强导演的。我们当时说如果大家有一些挤，导演组的房车欢迎大家来，没有一个人来。一个好的团队，一心一意为把一部电影拍好。所有的演员到这个地方来，我们都觉得很好。我们也听到一些传闻，但我们都没有遇到。刚才导演举例子，现场拍吐两个人，欧豪、梁大伟，剧烈运动，导演说不能用替身，自己演，一会儿吐了，歇一会儿，导演说不行，接着再来。

这一次的选角大家觉得非常好，无论是欧豪演的叶挺还是粟裕、朱德，非常与众不同，让我们感觉很颠覆，不知道两位选角的时候怎么考虑，怎么找到这些人？怎么想到是他们来演最合适？

黄建新：一开始导演跟我聊说要接这个建军，你要跟我一起工作，我们俩个是好朋友。我很愿意跟他一起工作，因为我们在一起待过。导演说了一个要求，我想要更年轻的演员，我脑子里其实懵了一下，一开始准备两个方案，一个是更成熟一些，35岁到40岁之间，因为他们更有把握，观众一般来讲更能接受，这是概念上来讲。如果全换一些年轻演员，年轻演员就这些。但是导演跟我说了一句话，一下子把我说服了，他说青春是无法表演的。我说，那你们导演选演员团队，就把准备工作做好。

导演就让他们把20年代当时角色里的照片，不知道从那里发的，有一些在国内网站都没有，都给弄过来贴上去，我们两个在那儿看。原来他们都这么帅，按现在的说法，这些全是小鲜肉，都很帅，气质非凡。第二轮工作是把现在年轻人的照片，不要修饰过的都贴在墙上，每一个贴五个，有的找到以后发现很像，有的也有不像。

导演做了一轮的选择，我们开始发邀请，导演发邀请，我也发邀请，三平导演也发邀请，于冬总裁也发邀请，得到的回馈特别好。后来我们觉得跟这个题材有关系，其实任何一个演员表演一个历史上的重要人物都是有魅力的。在剧组里有一个只有三天的戏，需要演员把长头发推成光头，周一围跟我说，现在霍建华是光头。我打电话问霍建华说你在哪里，我们想请你演蒋先生，他说真的吗，我们先向你发出邀请，你想一想？他说好。他正好演清朝的戏，头发剃光了，刚好长了一点点，特别的合适。这一次遇到选角的时候很顺利。

马天宇、刘昊然怎么选的？

黄建新：刘昊然演的是粟裕，粟裕是中国第一大将，解放后有十大元帅、十大将，粟裕是大将排第一名，马天宇演林彪，从东北打到海南就是他，最厉害的一支部队，这两个都是战神，当时都是排级干部，你们看到他们两个斗嘴，他们两个比谁大，粟裕比林彪大几个月，让林彪叫他哥，林彪不肯，他们两个斗嘴。

现场会比较尴尬吗？因为马天宇要比刘昊然大很多？

黄建新：没有关系，形象上看不出来的。

有没有现场哪位年轻演员演技不在线的情况？

刘伟强：只要在现场调教好就行。

《敦刻尔克》也是关于战争题材的电影，中国拍类似的题材什么时候能够比肩好莱坞？目前有什么差距，怎么做到不仅中国喜欢而且也能吸引国外的观众？

刘伟强：我从小也是看枪战片长大的，所以我说很喜欢看。战争题材是观众喜欢看的题材，无论是外国、国内。你刚才说怎么跟好莱坞比拼，我们从现在开始，我们从制作等一起去搞。

还差哪些，接下来的路应该怎么走？

刘伟强：团队整体需要提高，这是最重要的，因为现在中国电影发展的太快，我觉得很多电影的水准是不够的，一定要有水准。

黄建新：工业制度的保证。

刘伟强：这是基本上要保证的。

好莱坞也有主旋律这样的定义，为什么他的主旋律能够到中国？

黄建新：前两天在英国的片场，一进去他们接待我的时候说很喜欢中国的电影，我说你喜欢哪个？《英雄》，美国超过80%的人喜欢这部电影，角度不同。可能国内对《英雄》是另外一个评价，但在国外高到不可想象，这就是角度的问题，因为你不在其中。他们也跟我们说，《变形金刚5》在北美不好，在中国15亿，角度不同，是不一样的东西。

另外我们要相信中国的电影，相信中国最年轻的电影人，《悟空传》是我监制的，当时我们坚持《悟空传》的特技完全用中国的特技团队来做，我们也没有那个钱拿到美国去，结果这个特技目前是被认可度最高的，全是中国的年轻人，就是二十几岁。你要给时间，中国进入电影的工业时代才10年，我们有这么多的历史变迁，有西域跟汉族的交叉，形成丰富的故事资源。西方人常常到东方找题材，因为原创的东西已经不够了，这是互补的过程。

电影越来越国际化，没有办法切断来看，比如说多少年前大家对中国电影记忆非常好，那个时候大家看的都是国产片，一年20部互相比较；90年代开放的时候，美国片开始跟亚洲片比，现在全国开放，跟全国最优秀的电影比。全球一年这么多部电影有两部是中国的这个比例是已经不低了，但这个比例上肯定有问题，希望永远第一位那是不可能的，美国也做不到。所以大家要公平，要看到他的进步。其实多元化在中国慢慢的就开始拉成了一个新的瓶颈，对中国专业度的要求也越来越高，中国电影人都在努力做这样的事情。

大家看完《建军大业》，看普通观众对战争的场面评价，说这一次的战争场面超过以往的战争场面的场景，我们的团队不是拍战争片的团队，是他们不停学习，总结经验提供新的手法，这都是中国电影的未来。当然我们说最传统的团队就是八一厂的团队，这一次我们因为特殊的原因导演说我希望一支新的团队完成他美学追求上战争场面的东西。因为方法不一样，可能结果不一样，导演追求的是这个。所以我们看到差不多两百个炸点，后一分钟全部炸飞，视觉冲击力强，有内心冲击的画面。观众对这些东西的肯定，我相信也是对中国的战争片进步的肯定，我们都在一个台阶一个台阶的走，没有办法一天完成从这儿到这儿。

香港导演因为到大陆拍电影已经有十多年，最开始会说香港电影水土不服，现在有很多香港导演过来拍主旋律的片子，是不是造成一种互相需求？大陆主旋律以前拍觉得不太喜欢、太老旧，香港导演可以带来不一样的展现，是不是相互需求？

黄建新：我们从92年代第一次开会就已经不分了，你们老在分，香港、大陆、台湾，我们觉得这不是一回事吗？大家在一起工作就是一个团队，美国导演大多不是美国的，吴宇森去拍过，刘伟强也去拍过，陈可辛也去拍过。没这个概念，这个概念早过时了。

战争场面非常之大，明星阵容、出品的名单非常长，请问投资方面是什么样的情况？

黄建新：投资咱俩不太清楚。

刘伟强：这些问题不是问题，他们主投的去搞，中影的等等。

预算哪些方面比较多一些？

刘伟强：制作。里边的服装。

黄建新：上一个采访算了一下，我们动用的人次十几万，十几万乘日工资就知道多少了。

拍了多久？

黄建新：四个半月，71天工作日。

总共拍了多少场戏？

黄建新：我们的场次是147，后来剪了一些。

电影一开始就特别的印象深刻，为什么会选择从四一二惨案开始到井冈山会师结束？您在尊重史实的基础上有哪些创新？

刘伟强：为什么一开始就拍四一二，其实这是很重要的，因为国民党屠杀共产党人，共产党意识到要有军队，这个开头很重要。那时候共产党还没有军队，到井冈山才有军队。这种厮杀的场面，第一个是四一二，第二是南昌起义，第三是三河坝，第四个最重要的场面我们要拍，画面拍很小的一个一个串起来。

黄导刚才说包括制作战争场面的团队是一个崭新的团队，可能想带来一个不同的感觉。对比这一段历史，包括这一类型的题材拍了很多，请问两位最想给这部电影不同的变化是什么？您觉得最想改变这部片子的调性是什么样的，您做出了哪些努力？

刘伟强：用一个字很简单，我希望改变一点点的，让观众看起来有劲！要有炮，不单单是武打，文戏也要有炮，看起来是很有力量的，我想改变的就是这样，文戏、武戏要有炮，要有动力。

请问两位，森局发了一个朋友圈讲到，青年演员来参与只用收一个象征性的片酬，其实他们没有要太高的片酬。

黄建新：（点头）

会有人不要钱来参与演出？

黄建新：就是一些生活补贴，助理也都要跟着，不能贴着钱。

演员这一块没有占多大的比例？

黄建新：有一定的比例，但绝对没有达到市场电影，我们线上也是比一般的要高，如果这一批演员按市场价，这个电影就不要拍了，所以大家就理解了。

演员整个的制作费大概是什么样的比例？

刘伟强：这是秘密不能说。

建党跟建国比，这两片子宣传的时候零片酬，建军是不是已经做不到零片酬的程度？

黄建新：我们其实是给了一个生活费，但我们要遵守税法，还是签了一个最简单的劳务，大家就没有再去说这个事情。

关于历史史料学习的过程您花多长的时间来了解？

刘伟强：差不多一年半。

黄建新：开拍之前有一天我、韩三平跟导演讨论这部戏的一个细节，说完以后他晃着腿对我说，你这个时间记错了。我上网一搜索，发现我真记错了。

是不是要去革命根据地去掌握？

刘伟强：很必要，去毛泽东家，小小的桌子，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我就摸了一下，井冈山也去了。

黄建新：八一南昌起义有一个激光，说你过来看这个，看明白了吗？我说没有，他看了很久。

刘伟强：一定要拿这个感觉，电影需要有历史框框的。

请问二位电影里要体现朱德、周恩来两位什么样的历史特质？

刘伟强：周恩来是八一南昌起义的第一领导人，朱德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总司令。朱德这个人很神奇，三河坝战役大家都认为朱德必死无疑。朱德发现对方有一个歇息的空档，还可以带走600人，所以才有那一场决定谁留下的戏，父子充军的儿子走，兄弟充军的弟弟走，最后有个孤儿说我是孤儿我留下。这留下的200人全部都牺牲了，但是因为他们的牺牲使得最后又保留了600人，这些人在一年半发展到了2万人，到井冈山跟毛泽东会师。

这两位在性格塑造有没有什么创新？我觉得朱德又文又痞。

刘伟强：他们都是留过洋的，很时髦。周恩来在法国留过洋。所以他们有一种很厉害的魅力。我们有一个很小的镜头有邓小平的出场，你能看见他们年轻的时候真的很厉害，这是很值得我们去学的。

叶挺将军在那个历史阶段好像是已婚，为什么在电影里没有安排情感戏？

刘伟强：如果有时间，拍十部电影可以，你拍叶挺、拍朱德、拍毛泽东去井冈山，多的不得了。

我们看完电影觉得您对欧豪充满了爱，想问一下您对他的评价，拍完对他是不是很有感觉？

刘伟强：年轻人就要磨炼，他才25岁，我看见这些年轻演员就觉得，他们都是我们电影的新希望。在香港在国内，我们要对他们好一些，因为他们真的是我们的未来。他们是很辛苦的，不能用替身，台词要念好才来，要不然就会被骂，这是我们要训练他们的东西。你拍戏要拿出拍戏的精神出来，真的要努力。

黄建新：导演要拍一个叶挺这个战神，叶挺在传说中是很厉害的军人，有一点儿像巴顿将军，子弹躲着他走。这就是一个年轻演员的成长，可以让演员的内心都能够充分展示。

电影为什么加入了毛泽东游泳包括岸上用方言争吵这些很生活化的东西？

刘伟强：很简单，我们拍的是一群人。像毛泽东最后抱周恩来，这是很人性化的东西。

是现场灵感一来，还是剧本就有？

黄建新：有的是导演现场发挥。

刘伟强：一点点，看演员，有时候演员在地方会有一些东西给我们，好的东西就OK，不好的就不要。

请问黄导，您是建党、建军、建国都参与了，这三部分别在突出重点上有哪些不同？他们一脉相承的又是什么？

黄建新：一脉相承的就是说一个国家所必备的三个要素，现代政治是政党政治，没有这个就不会有现代国家的诞生，那就是一个现代革命的诞生。一个国家的强大不能少了军队，这是任何一个国家都有的，包括美国把这个也都拍全了，前苏联也拍全了，因为这是政治大结构里必备的条件。

这三部电影的不同之处在于，前两部戏是边缘史，《建国大业》做成一部电影非常难，建党从辛亥革命到1921年十年。《建军大业》这个电影核心事件是一年，到井岗山会师是两年以后，井岗山会师以后是一年的事情。

刘伟强导演这次厉害在哪里，一般来讲大家都会问共产党为什么要有一支军队，都会问这个问题，他一开始就拍了四一二，因为四一二是国民党清党的一次活动。孙中山跟国共合作的时候，里边有很多的共产党员，都清了，一共杀了30多人。

我们通过信仰帮国民党推行孙中山的理想，但是做不到，那个时候国家分成三个政府，所以周恩来说服斯烈的时候用了最大的说服力，一个国家三个政府，你告诉我这是孙先生原来的想法吗？本来周恩来是要死在里头的，结果周恩来说服了斯烈。条条大路通罗马，我们去试一试，到最后两条东西合起来变成中国红军，中国真正的军队。南昌起义还是国民党军队的策反，加上毛泽东创立的，这两个合起来才是真正的中国红军。

这么复杂的事情导演用故事的手法讲清楚，这是非常了不得的，而且电影拍的好看。南昌起义是不是一个很大的无间道？其实这部电影他保证了比前两个电影更强的故事性，他有核心事件，另外导演坚持的一点，他要虚构一个人物，一开始看了这么多南昌起义的故事，有《八一风暴》，我看过四本，他看过六本，他发现了在那个故事里始终不能完成对立面，党内的双方和国民党高层的矛盾。

其实当时在南昌的时候出现了一个叛徒，对方也有一个先跟汪精卫站在一起的人，还有陈峰的一个人，誓死不投降，有了这么一个细节南昌起义的故事就活了。这样在更大的意义上保证了，一部故事片的核心和它的氛围。其实刘伟强导演从知晓到第一次深入的了解，他有这个新鲜感，我经常找不准，他找的非常准，这是这部戏的优势。

美国很多大的戏的导演不是美国人，一个好的剧本是可以任何一个导演完成的，不是说你一定出生在这儿才完成的。因为香港导演在他们的职业生涯里，他们永远面对市场的挑战，他们永远要使电影的语言发生新的变化，跟观众建立更密切的叙述关系，这比大陆导演走的更快，因为他们始终为生存。香港导演的学习精神是高于我们的，我说我看这么多的史料，他说十倍，这已经几百万字了，十倍是多少。这是一种精神，有了这种精神所以拍得好。

三河坝战役非常非常的热情澎湃，跟之前看到的主旋律不一样。导演提到除了利用新的制作班底，拍的过程中还有哪些新的创意？这一次《建军大业》超出预期很多，比如不一样的朱德、不一样的叶挺，想听一听导演拍这部戏时您不一样的想法，和想要表达的东西。

刘伟强：我用最简单的方法，要创新一点，而不是完全改变这个东西，这是从第一天开始讲。当时是三河坝，每场讨论讨论再讨论，想了很多的手法，从前电影看过的点我就不拍，我就用这么简单的方法，去拍从来不知道怎么拍的，比如三河坝，让观众看到从来没有看过的。

毕竟还是一个中国的主旋律电影，像中宣部还得审，可能完全不能按照商业片的拍摄手法，中间有没有过妥协或者说遇到困难？

黄建新：《建军大业》是三部戏里改动最少的，三部戏里有个别的台词、个别的话，比方说朱德说，你给我点钱，说你要钱干什么，他说现在不能告诉你。现在的台词是说，找人也得花钱，本来是说找女人也得花钱，因为他是要设一个局。这些大家说要改，我们说好好改一个。

美国有很成功的音乐剧叫《汉密尔顿》，也是以建国人物为原型做的，在现实当中非常受欢迎，是不是二位导演也希望像《汉密尔顿》一样在中国年轻人当中受欢迎？

刘伟强：当然想。

黄建新：我们觉得历史上这么多的英雄，有文有武、有内心豪放的，他们在心灵上希望建立一种互动、互相吸引的关系，更多的会找一种精神慰藉。

对票房有什么预期吗？

黄建新：希望更多的人看。《建国大业》有一个数字让我记得，《建国大业》观看的人数是一个季度8000万人次，商业上统计它是09年票房冠军。这种是被列在下乡基层放的，而且他们统计下来每一场看的人次还是很多，七八千万人次，按票房算是了不得。韩国电影有一个统计方式不是用票房，是用人数，他是在哪里有多少人看了。

我们希望这部电影有更多人看到，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网络销售也很好。我也期望有更多的人看到电影。票房这个事情我跟导演讲过，导演说希望中国电影在同一期能有几部都很高，不需要某一部特别高，同时拉动才有更好的动态，中国电影必须这样。不同的电影在同一个档期也要有不同的题材，我们希望都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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