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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晋南北朝时期是我国最黑暗、民族矛盾最为尖锐的时期之一。这一时期之初的大一统王朝——晋朝刚刚经历长达16年的“八王之乱”，导致经济社会遭受史无前例的破坏，中原大地生灵涂炭，哀鸿遍野，衣冠南渡。

内部环境遭受剧烈动荡的同时，北部又有鲜卑、匈奴、羯、羌、氐等少数民族乘虚而入，染指中原，内外两股势力的交汇彻底摧毁了羸弱的西晋政权。一时间中原无主，于是在这片古老而曾经富饶过的的大地上，各个少数民族政权林立，你方唱罢我登场，为争夺中原的霸权地位而展开了规模空前的大混战。而建立强秦雄汉的汉族的文化和人口受到残酷破坏，其地位卑微，几乎没有任何话语权和影响力。这段黑暗时期史称“五胡乱华”。鲜卑族的一支建立的政权——北魏就是在五胡乱华的后期建立的。

魏晋时期结束后，北魏成功统一北方，中国进入北朝时期。这一时期内有一段重大的改革被载入史册，这次改革不仅大大恢复了遭受百年摧残的社会经济秩序，而且一改过往政权对汉族的歧视，反而主动将自己融入汉文化圈，对于民族融合乃至华夏民族的形成都有着重要意义。这就是孝文帝的汉化改革。

改革的前奏——冯太后的培养

孝文帝拓跋宏彻底的汉化改革，与其祖母冯太后的提携与培养不无关系。

冯太后是一名汉族女性，即使进入鲜卑族建立的朝廷之内，也在表面入乡随俗的同时，依旧保持着汉族本色。献文帝因有出世之心而提前将皇位传给年幼的拓跋宏，因此冯太后也顺理成章地参与垂帘听政之事。

这位政治抱有浓厚兴趣的太后，很快就企图通过大规模的改革，来施展自己的政治抱负。依照历代汉族政权的制度建立了俸禄制、三长制和均田制，对于稳定政治局势、促进社会经济恢复有着重要作用。

而天资聪颖的拓跋宏也受到冯太后的高度重视。这位皇子从小就跟随目睹祖母起草政令、训诫臣民，并在祖母的监督和指导下学习儒家经典、史传百家，手不释卷、刻苦读书，养成了良好的政治素养，也逐步建立了对汉文化的认同感。在孝文帝到了始服衮冕，朝飨万国的年龄之后，掌握实权的冯太后也有意让孝文帝参与朝廷政事，在实践中培养政治才能。

就这样，拓跋宏日渐成为冯太后眼中得意的改革继承者。在冯太后去世后，她的改革大业也后继有人，并在以后的岁月中得以发扬光大。

雷厉风行的改革措施

作为冯太后事业的继承人，孝文帝从小目睹祖母一系列改革举措，对于社会稳定和改善民生的重要作用，更使他坚定了继续改革的意志。而从小接受汉文化熏陶的他，也决定在全国范围内推行大规模的汉化和去鲜卑化。

首先是在经济上举国推广均田制。之所以称之为推广，是因为在前文所提，均田制是冯太后所创，而孝文帝则将其进一步发扬。其实施的背景是北方的长期战乱导致百姓十室九空、流离失所并大量迁徙，不仅在户籍管理上严重混乱，而且因土地大量抛荒导致农业经济停滞，严重影响国家赋税。

均田制是一种原始而朴素的土地国有制，也就是政府将自己掌握的土地分配给农民，供其耕作，农民则需要交纳赋税，并承担一定的徭役和兵役。其次还有在政治上整顿吏治，完善俸禄制度以减少贪污腐败行为，逐步建立一套高效廉洁的统治体系。

但所有改革中影响最为深远的还是一系列汉化举措。在文化上，孝文帝倡导穿汉服、说汉语、改汉姓，将华夏礼乐制度引入北魏朝堂之中。而深受儒家思想熏陶的他还大力倡导上到贵族子弟、下到平民百姓学习儒家经典。

在政治上行汉制，特别是依照前朝的九品中正制改革官职，并大量引入汉族士人和儒生担任国家要职，使得政府高层汉人的比重大大增加，此外还和汉族的名门望族通婚联姻，因此在政治上基本实现了汉族和鲜卑族的平等地位。

而孝文帝最为大胆的举措，还是以征伐南齐为由趁机将都城从平城迁往洛阳的举措。他有如此想法的原因主要有三个。其一是北方的少数民族柔然和高车经常袭扰北魏的北方边境，而平城离边境很近，那么政治中心的安宁乃至国家的稳定就会受到威胁；其二是自然环境的恶劣，平城位于北部内陆地区，气候干旱，尤其在冬季极为寒冷，加之土地贫瘠，使得此地发展农业生产的条件堪忧；最后也是最为重要的原因，就是要服务于孝文帝的汉化改革。

洛阳是千年古都，是华夏文明的发祥地之一，也是历代王朝的政治中心之一，自西周以来历经两汉、曹魏、西晋等朝代，都占据着都城或陪都等重要政治地位。迁都洛阳无疑是对国内的汉族士人示好，也将赢得大量汉族人对北魏政权的拥护。

然而举措的力度越大，那么招致的反对与阻力就会越大，这些阻力主要来自鲜卑贵族的保守势力。他们以鲜卑民族文化的捍卫者自居，坚决反对迁都行为，并想通过政变推翻孝文帝统治，甚至太子都被拉入他们的反对之列。不过孝文帝还是用铁腕镇压了贵族的叛乱，并严厉惩罚了太子的谋反行为。而在得知太子依旧不思悔改之后更是直接赐死，孝文帝改革的决心和意志可见一斑。

划时代的重要意义

孝文帝改革的内容中有很多是前无古人、后世也鲜有来者的制度性、文化性的创新举措，不仅重塑着当时的社会面貌，也对后世影响深远。

经济方面，均田制是北魏的首创，也是一种土地国有化的伟大尝试。与过去土地私有制，允许土地自由买卖的时期相比，它最大程度上遏制了土地兼并，导致农民破产成为佃农。从而破坏社会秩序并进一步加剧土地兼并的恶性循环，由此促进了自耕农经济的发展和国家赋税的稳定。

事实证明，这种举措在战乱结束不久、新王朝建立迫切需要稳定秩序，而现阶段经济凋敝的情况下很有帮助，它不仅有助于稳定和恢复自耕农经济，而且还是社会稳定的压舱石。

而在政治、文化等多领域上，孝文帝充分认识到华夏农耕文明文明与游牧文明相比，更适用于大一统王朝。因而推行了全方位的彻底汉化，力图将北魏王朝打造成传统的汉式封建政权，从而加速了少数民族由野蛮走向文明的封建化进程。

而面对汉族人口在全国人口中居于多数的现状，他也亲力亲为，摒弃当时的民族歧视心理，努力将鲜卑等少数民族融入汉文化圈内，短期内在政治上赢得了汉族对北魏政权的认同感和归属感，从长远来看则加速了民族大融合。

可见，孝文帝不仅在当时是一个富有远见卓识的杰出政治家，而且还对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乃至中华民族的发展都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后世将其称赞为“五经治世之模，六籍轨俗之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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