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核安全机构上周将福岛(Fukushima)核电站的核泄漏警戒等级提高到最高级别7级。这意味着，他们认为，这次事故的严重程度堪比前苏联的切尔诺贝利(Chernobyl)事故。我认为，这种对比有些夸张。

位于乌克兰的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爆炸距今已有25年了，但我还清楚的记得1986年4月灾难发生的那几天的每个细节。当时我26岁，是新闻通讯社路透社(Reuters)驻莫斯科外国记者。4月25日，周五，我飞往基辅，计划与我一位热情洋溢的苏格兰朋友罗娜(Rhona)玩几天，她参加了英国大使馆(British Council)的一个项目，在基辅大学教书。那个周末，我是基辅唯一一位西方记者。

就在我们彻夜狂欢之际，在距离基辅以北130公里的地方，一场不同寻常的大灾难正在酝酿。技术专家正在进行实验，过程中需要切断该核电站4号核反应堆的自动关闭系统。在出现巨大的动力高峰后，该反应堆于4月26日周六凌晨1点23分爆炸。

除了共产党高级官员、克格勃(KGB)、一些科学家、医生和消防员之外，在前苏联，没有人知道这件事，更别提世界其它国家了。前苏联隐瞒和欺骗的习惯，让数百万人甚至在放射物已经蔓延到乌克兰、白俄罗斯、俄罗斯等地区时，还被蒙在鼓里。

对此毫不知情的罗娜和我，周六日两天还沐浴着温暖的春日阳光，在基辅游览。根据前苏联的标准，这是一个景色宜人、郁郁葱葱且空气清新的城市，到处都是公园和起伏的山峦——如今，这里正被无法察觉的放射物覆盖。周日晚上，我们在一家只接受美元的酒店酒吧里喝了几杯。走出酒吧，我们前往一个电车站，坐在那里的长椅上，等待着开往基辅大学的电车。

4月28日，周一，我回到了莫斯科。一走进路透社的办公室（距离克里姆林宫很近），就有一位同事问我在基辅时是否注意到了“一些奇怪的事情”。没有。街道很平静，机场运转正常。“啊~”我的同事回答道，“因为瑞典大使馆刚刚给我们打电话，问我们是否知道乌克兰发生了核灾难。”

几小时之内，事情水落石出。芬兰和瑞典相关部门报道称，放射云团正朝着斯堪的纳维亚半岛飘去。全球都陷入焦虑之中。但前苏联政府仍保持沉默，直到事故发生近68个小时后，官方新闻通讯社塔斯社(Tass)才发表了一篇短小且含糊的文章，称切尔诺贝利发生了事故。

本着由来已久的、只关心为党国宣传，而不关注事实的作风，塔斯社紧接着又发表了第二篇文章，称单单1979年这一年，美国就经历过2300次核事故和故障。伪善和口是心非是前苏联的特征。

当美国驻莫斯科大使馆的一位官员对我进行放射性中毒检测，我自己的戏剧性经历也抵达了高潮。我体内的放射物本底水平正常，但当盖格计数器(Geiger)移到我坐在基辅电车站长椅上时所穿的牛仔裤上时，仪器“嘟嘟嘟”地高声鸣叫起来。

“好吧，巴伯，”这位美国外交官表示，“我们要替你把这条裤子烧毁。”

25年过去了，我认为，切尔诺贝利核事故的最重要教训是，暴虐且行事隐秘的政治体系严重辜负了人民的期望。民主制度也会犯错，但脱离并怀疑本国人民的专制政府既不重视人权，也不重视个人。因此，它们通常不幸地缺乏人们期待正常工业化社会所具备的安全文化。它们也更有可能在危机中做出不负责任的行为。

这一点得到了前苏联改革派领导人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Mikhail Gorbachev)的注意。他抓住对这场事故的处理不当大做文章，以此支持其要求放弃长达数十年的隐秘行事作风、以公开性（开放）取而代之的论点。但旧习难改：在俄罗斯总理、前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Vladimir Putin)的领导下，俄罗斯政府在处理诸如2000年库尔斯克(Kursk)号潜艇沉没等事件时一直不够坦率。

第二个教训是，必须强制核工业遵守最高的设计和维护标准。存在缺陷的核反应堆设计和训练不足的员工是造成切尔诺贝利核事故的原因。同样，由于监管不力，福岛等已老旧的核反应堆还得以继续服役。

根据白俄罗斯、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官方数据，切尔诺贝利核事故造成的经济损失高达数千亿美元。这些估算可能言过其实，但毫无疑问的是，保证核电站安全运行的成本远远小于切尔诺贝利这样等级的核灾难的清理成本。

最后一个教训是，人无完人。人类获取知识、探索未知领域的本能既崇高又危险。如果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的工作人员没有进行那次鲁莽的实验，或许灾难就不会发生。而我做梦也不会想到会烧掉一条牛仔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