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素杂志

2024-01-23 19:05| 来源: 网络整理| 查看: 265

“灾难旅游业”时代的摄影

《国家地理》杂志摄影师葛德·路德维格耗费了将近30年的时间试着去纪念切尔诺贝利核事故的受害者，却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整个世界将他们忽视。现在，他正准备踏上另一趟旅程。让我们跟随《像素杂志》记者艾米丽·冯·霍夫曼（Emily von Hoffmann）来了解一下吧。

艾米丽：很快你就要离开城镇了，是去参加展览吗？

葛德：是也不是。我计划周一动身去德国探望我的母亲，然后在汉堡停留几天，之后去柏林探查《国家地理》给我安排的新的任务地点。之后我会前往维也纳，和Lammerhuber出版社的人员一同为新书排版。然后我会直接去往法国的佩皮尼昂，因为我有关于切尔诺贝利的最新照片要参加那里的国际新闻摄影节Visa Pour l’Image（意为：发给影像的签证）。

艾：新书是切尔诺贝利照片集的最新部分吗？

葛：不，这本还不是。其实这本书的内容完全不同，是关于我在洛杉矶的数个不眠夜里断断续续所做的一个项目，名为“沉睡的汽车”，是我的个人项目。我在夜里开着车，寻找在自己的一方空间里独自“沉睡”的汽车。大部分汽车都被盖上了车罩，有一些则“裸露在外”。还有些幸运儿聚在一起沉睡，一些则是在白天停在路边小憩。这本书的内容难以用语言描述，你必须亲眼体会。

艾：这本书的内容似乎和切尔诺贝利核事故完全不同啊，你的工作覆盖面真广。

葛：这么多年过去，兴趣也会改变的。年轻的时候，我认为自己是一名新闻摄影记者，这意味着那时候的我有时需要在任务间不断切换。曾经，我在一年的时间里到访过除南极洲之外的所有大洲。但随着年龄增长，我成为了一名美国人口中的“经验丰富的摄影师”，也越来越倾向于记录那些我能真正弄懂的事物。以广泛的信息为基础，我就能钻研的更加透彻。我发现，自己更想要记录环境问题，而不是前苏联发生过的意义深远的变化。

葛：所以，现在我将自己视为一名纪实摄影师，拍摄主题是有限的。我只拍自己非常熟悉的事物。不过也会接受其他的拍摄任务，例如最近，我接受了《国家地理》的邀请，去报道洛杉矶的美食车文化。这篇报道其实是“沉睡的汽车”项目的延伸。《国家地理》发表了一些沉睡的汽车的照片，然后对我说：“要不你像拍摄沉睡的汽车那样，拍一些美食车吧。”

艾：我喜欢那些照片，它们很出人意料，也很离奇古怪。

葛：是的，我认为，我的前苏联项目和洛杉矶美食车项目之间的联系，就是它们中的一些照片都很有感染力，能触动人们的情感。不是所有的故事都得引人注目、骇人听闻。我认为，我的作品的一大共同点就是它们大部分都很有感染力，我拍摄它们时是满怀情感的。伟大的照片应该扩宽人们的思维，触动人们的灵魂。

后来我发现，比起人们的行为本身，那些行为引发的后果更加吸引我，因为在当今世界，每个行为都会被拥有相机或iPhone的在场者记录下来。一些业余摄影师看见什么都要拍下来。三四十年前，甚至更近的二十年前，摄影师的工作不只是见证事物的发生，还要拥有将其转化为图像的专业技能。除了构图这类正式技能，专业知识也必不可少，包括设置合适的快门速度，使用合适的光圈值等。如今，这一方面的要求已经完全消失了。我认为，摄影师的角色正在发生改变——即对世界上正在发生的事物进行更加深刻的思考。所以，我发现自己拍摄的事物与大众不同，我拍的不是某个转瞬即逝的瞬间，而是这些瞬间引发的后果，或者说是人们的行为引发的后果。因此，我才会去记录这些孤零零的汽车。居住在洛杉矶，观察着高速公路那长长的车道，我想做的不是去拍摄那些显而易见的表面现象，而是找出这些车辆在入夜后都睡在何处。我现在正在做一个与切尔诺贝利核事故相似的项目，你读过《切尔诺贝利的漫长暗影》（Long Shadow of Chernobyl）吗？

艾：我见到过应用程序，但没拿到过实体书。

葛：这本书里有一篇戈尔巴乔夫（Gorbachev）写的关于那次事故的文章。他现在身体不太好。他曾对我的出版商洛伊斯·蓝默鲁博（Lois Lammerhuber）说：“我不会写新的东西，不过你可以用这篇我以前写的文章。”更新的iPad应用讨论了该地区的旅游业。如果你仔细观察，会发现一些照片里的物品是游客自己摆放的。我去到那里时，看到游客和导游们的所作所为，感到非常震惊。他们在那里摆拍静物照，换句话说，就是将他们在该地区发现的各种物件天真地组合在一起。

我对于拍摄游客摆放这些物件的动作不感兴趣。相反，我喜欢展示这些被游客篡改过，好让他们用iPad或iPhone拍照的现实。我不会像他们那样拍近照，而是后退几步，让这些人为摆放的物件与周围的残破景象形成令人惊讶的对比。

艾：对于游客为了拍照移动物品，你有什么感想吗？你提到过用相机来传达自己的悲伤，但却不能干预拍摄的物体。所以那些游客的做法有没有让你觉得是一种侵犯或者不尊重呢？或者说你觉得无所谓，因为这也是人们理解这场灾难的一种方式？

葛：你知道的，我对那里抱有非常复杂的情感。对于那些游客的做法，我一开始是厌恶的。之后我试图找出他们这么做的原因。当然，这种做法本质上是欠妥的，但他们这么做也是为了理解自己眼前的事物，理解这场灾难。我最初的厌恶最终转变成了好奇。我自己也经常通过摄影来理解事物。而且，要创作出伟大的纪实摄影作品，时间至关重要。先仔细观察，然后找出那些真正能与你对话的图像是非常重要的。但游客们没有这个时间，所以他们只能在景点里匆匆来去。而且事实上，他们的所作所为正是这个社会的缩影。人们为了拍照，一直在改变周围的物品。他们总是对自己拍摄的人或物说“这样做”，“那样做”，“看这里”，“看那里”。切尔诺贝利的游客们也是如此。要拍摄分散在两个角落里的防毒面具和玩具太耗时间了，所以他们发现，将这两个物件摆在一起更省事。

与其他一些地点一样，切尔诺贝利是一个令人感到恐怖的地方。正如奥斯威辛、广岛、斯大林格勒或滑铁卢，这个地点代表着一场令人难以置信的灾难，一个改变世界的事件。但是人们在其他景点时，却不会做出在切尔诺贝利做的那些事。这点我还没想明白：为什么他们会任意改变当地物品的位置？是因为他们没有看到、感受到、尝到、闻到或者听到辐射吗？还是因为这一悲剧被前苏联政府隐瞒了很长一段时间？如今，连导游都会将各类物件摆放在一起，让这一灾难更易被人们理解。如此一来，游客自然会觉得自己也能这么做。在一所学校里，导游还将防毒面具挂在了天花板上，让老年游客不用弯腰拍照！

艾：你有没有跟随过这些旅游团，看他们刚抵达时接受过怎样的服务？

葛：是的，我曾经在一些游客刚进入该地区时就跟随过他们，从检查护照，一直到最后购买便宜的伏特加。

艾：你是怎么看待那些导游的？

葛：有些导游特别大张旗鼓。iPad应用里有一张照片，里面的导游还戴着绘有辐射标志的隐形眼镜。也有一些很好的导游。如果你每天都做那样的事，而且要避免游客无聊，你很容易就会习惯这种做法。

艾：这让我想起了塔-内西斯·科特斯（Ta-Nehisi Coates）的新书里的一个例子。他提到在游览美国的内战战场时，行程的都围绕在当时的科技创新上，很少有机会让人思考这些工具都被用在何处——即继续奴役他人。那是一本内容经过精心挑选的回忆录。

葛：我没参加过美国的旅行团，不知道这里的人们会有怎样的行为，但是一开始在切尔诺贝利禁区里，游客是可以自由活动的。我遇上过一个为了追求刺激而买了个防毒面具的人，他还觉得好玩把面具戴上了。

葛：一些东欧旅游团经常会去逛切尔诺贝利的一家商店购买比他们家乡便宜的伏特加。切尔诺贝利有两三家商店，以满足当地工作者——包括科学家和清洁工——的需求。

艾：你曾写道过，在你早年的摄影生涯里，自己对德国和前苏联的看法发生过几次改变，这些改变深深影响了你的拍摄兴趣。这一项目对你的个人发展如此重要，你有没有对其感到过厌倦？有没有想过要放弃？

葛：我想曾经有过，但之后又发生过许多另我意外的事情，例如切尔诺贝利的旅游业，这是我始料未及的。最终我在Kickstarter上发起了两项众筹筹集旅费，因为杂志社已经对这一项目不感兴趣了。在切尔诺贝利事故25周年之前，我接触的传统媒体告诉我，他们觉得核事故已经是过去的事了，用德语说就是，那已经是去年冬天的雪了。

所以我在Kickstarter上反驳道，为了弥补读者的流失，杂志社和大多数的出版商都转向报道耸人听闻的事件和明星的八卦。他们或许对这类事件不感兴趣，但我认为，依旧有人愿意去读这类事件的报道。然后，当我完成众筹前往切尔诺贝利时，福岛核事故发生了。忽然之间，人们意识到这不是一件仅存于过去的事情，也不是苏联疏忽的后果。这类灾难可能在世界上的任何一个地方发生，甚至是日本这种科技发达的国家。

所以，当我去到切尔诺贝利时，我一开始的计划是更新我们手头的材料，以反映当时当地发生的事情。我想记录更多残破的景象，更多濒临死亡的老人，以及那些天生残疾，如今已经长大的孩童。然而，由于这是我通过众筹实现的个人项目，我得以转移自己的焦点，去关注自己在现场发现的事物。

如果这是一个拍摄任务，例如《国家地理》的任务，我就不得不按照大纲进行报道。那样的话，我就无法在看见当地日渐成型的旅游业后，自由地改变报道主题。由于这是一个众筹项目，所以我能在到达现场后改变报道方向，这是我的一大优势。之后在禁区，我意料之外地见识了那里的旅游业，这让我充分意识到，切尔诺贝利的故事尚未结束。

事实上，在我的上一趟旅程中，我发现那里有许多日本游客。他们去到那里，是出于一个严肃的原因——了解在接下来的30年里，福岛将面临怎样的情况。我甚至遇上了广岛的一名前任市长。因为他们来此的理由很合理，所以这类偶遇让我更加深刻地思索当地的旅游业。这就是为什么我刚开始时会厌恶当地的游客，但我也知道，很多游客来此确实是有很合理的理由。我想，如果我能不断发现当地的改变，我可能会一直去往那里。明年的4月26日是切尔诺贝利核事故的三十周年纪念日，那就是一个很适合停下脚步进行反思的时刻。

艾：那些在灾难后回到切尔诺贝利的人们不相信自己正处于危险之中。但是现在，下一代的人罹患癌症和皮肤疾病的概率高出很多，大多数人似乎把这些问题都归结于辐射。现在，即便政府的官方信息保持不变，人们的态度最终还是发生了改变。你觉得这种转变是如何发生的呢？

葛：是的，一开始他们并不相信。当时居住在核电站附近的人们生活都很不错，因为有大笔的钱投入到了那里。普里皮亚季是上世纪七十年代为安置核电站的工人及其家属建立的。灾难发生前，那是一个富裕的地方，是苏联的模范城镇。

在我眼中，老一辈的人不只是受害者，还是加害者。他们是那个腐朽体系的一部分。孩子们才是真正的受害者。我遇见的许多老一辈的人后来又将自己融进了那个体系，许多人都曾自欺欺人地活着，一些人直到现在都是如此。正因为如此，当我听到有人说他们不知道危险存在时，我才会感到可怕，因为你要是想知道，总会找到办法的。

我在该地区雇用的司机曾经住在距离切尔诺贝利不远的地方。他现在居住的村子位于该地区大约两英里之外的地方。1986年4月26日的凌晨1点23分，核电站的反应堆发生了爆炸。4点的时候他接到一名朋友的电话，他说他暂时无法解释清楚，只是要他赶紧离开村子。然而，官方在36小时后才开始撤离普里皮亚季的人们。大部分知道真相的人都害怕得不敢说出来。所以我才会心情复杂，认为老一辈的人既是受害者又是加害者。他们之中，至少有一部分人是积极的加害者。

阿列克谢·耶维奇（Svetlana Alexievich）的著作《切尔诺贝利的回忆》是一本很出色的书。书中，她采访了受到过切尔诺贝利核事故影响的人。她只是让他们诉说，自己并不进行干预，最后得出了这本令人难以置信的个人悲剧记录。我有时不得不因为几欲落泪而放下这本书。它能让读者了解当事者如何坚称自己不知道健康隐忧的存在，明白他们知道真相后又如何觉得自己被背叛了。

一些人很公开地表示，他们对当时的体系不够谨慎，不够批判。毕竟，正如戈尔巴乔夫在我书中的那篇文章中说道，切尔诺贝利核事故对该体系崩溃的影响，大于他的改革所带来的影响，而他是当时苏联的领导人啊！

艾：你的照片中还出现了一些医生。这么多年后，他们还在警告病人们不要公开宣称他们的病情与核事故有关。

葛：是的，白俄罗斯政府尤其想要压下切尔诺贝利核事故的影响，这已经是人尽皆知的事了。他们从不喜欢医生们非常公开地提及此事，因为在白俄罗斯的南部，有大片因污染而闲置的土地，而他们非常急迫地想要重新开垦那些土地，所以政府才想隐瞒威胁的存在。

2005年，在切尔诺贝利核事故25周年之前，我想去拍摄白俄罗斯戈梅利地区的一家残疾儿童孤儿院，该地区曾受到放射性沉降物的极大影响。我和那里的负责人商谈的时候，他要我第二天再去拍照。（你懂的，他们从来不会让你一来就拍照，因为他们需要做些清理，让一切看起来都很完美。）我选择拍摄的孤儿院，都从切尔诺贝利核事故相关的慈善机构那里接受善款。这些慈善机构大部分都来自西方，捐赠的数额很大。所以我想，如果这些孤儿院从这些慈善机构获得善款，那它们肯定和切尔诺贝利核事故有所关联。

葛：第二天早上我去到孤儿院，迎接我的是两个男人。他们穿着便宜的制服，提着公文包，看起来就像东德的秘密警察。他们是政府官员。他们问我：“你来这里想做什么？”我很坦白地说：“我来这是为了拍照。我在寻找切尔诺贝利核事故的受害者。”他们回答说：“这里的孩子都和切尔诺贝利无关。你知道的，畸形在哪都会发生，这里的孩子和切尔诺贝利无关。”

虽然天色还早，我却有个极好的点子——很显然我那天喝了足够的咖啡——然后我回答说：“好吧，如果你们给我开个书面证明，证明这里的孩子都和切尔诺贝利无关，那我就收拾背包和相机离开。”然后我接着说：“当然了，我们必须和《国家地理》汇报，因为这里的患病儿童都和切尔诺贝利无关，你们应该也不会想收到来自切尔诺贝利慈善机构的善款了。”

艾：哇，这招厉害！

葛：你真该看看他们的态度变得有多快。“啊，好像有一个，又好像是那一个，啊，那个孩子的父母以前住在切尔诺贝利。”一瞬之间情况就发生了逆转。所以在那种情况下，你会明白如今的官员可不像过去那样值得信赖。乌克兰的情况会好一点，但白俄罗斯可是糟透了。

艾：你还在附近城镇逗留过。让当地的普通人向你坦言时，你有遇上什么困难吗？

葛：这个没有，和他们进行私下交流时，情况便大大不同。不过，他们中的许多人在回到核事故区域内的家中时，真的忽视了危险的存在。他们这么告诉自己：“啊，一切都很安全。瞧，我都八十岁了，还活着呢，辐射没那么可怕。”其他人或许会承认核事故和核辐射很可怕，但我遇见过在他们自认为安全的土地上种植土豆和胡萝卜的农民。

我甚至见到过带着装备去那抓鱼的医生，即便在那里抓鱼是非法的。人们还从那里采集蘑菇等植物，那也是非法的。说实话，在提到那里的人名时，我得非常小心。但在某个时候，我会把一切都说出来。

艾：那真是太棒了——或许可以等到，你不用再回切尔诺贝利的时候说出来。你现在有回去的计划吗？

葛：是的，我有回俄罗斯的计划。我正在努力找寻资金，计划一趟重要的行程。不过现在的杂志社与25年前不同，所以我在寻找能资助这一项目的私人捐助人和基金。如今不但旅费更加昂贵，政治局势也非常艰难。但我还是希望能在接下来的5-6个月里实现这趟旅程，让我能将这25年里在前苏联地区拍摄的所有作品都集结出版。然而，要完成一次长期的全面报道，需要3-5次独立的旅程，每次为期4周，开支将超过10万美元。

艾：对于你创建那个应用的决定我很感兴趣。能否解释一下，为何你认为这是让该项目继续下去的好办法？

葛：创建应用，我就能加入一些视频，让整体价格更加亲民。当然要使用那个应用，你首先得有一台iPad，但我希望应用价格能更便宜一点。

艾：你提到职业摄影的工作和产业发生了很多变化，你的学习方式也改变了吗？

葛：是的，整个模式都改变了。我正努力让自己像年轻人一样，你懂的，对新兴科技感兴趣，而不是完全把舞台留给他们。这也是我创建iPad应用的另一个原因。而且，我还是第一个通过Kickstarter众筹的知名摄影师。现在的商业模式和20-25年前完全不同。那时，我拿到一个任务，接着去任务地拍照，之后送回胶卷，然后在杂志排版的时候接着做下一篇报道。这种任务接二连三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如今的艺术家们都发现，自己已经身处一个新的竞技场。我必须寻找谋生的新方式，包括展览、写书、印刷销售、众筹、电子书、应用、演讲、研习会等。

要依靠技艺谋生很困难，尤其是对年轻人来说。如果创作者们无法依靠自己的技艺谋生，那我们就是在破坏艺术，破坏音乐，破坏文化。或者说，我们正将文化完全交给那些富家子弟。如此一来，艺术与音乐就面临着与大众脱节的危险。

但现在，我必须发声，必须进行演讲，必须举办更多的展览，还要花上一定的时间运营社交媒体。但你知道，这也是这个正在改变的行业机制的一部分，我要在博客上推广自己的书，而我都数不清自己有多少博客。当我开始在Kickstarter上为切尔诺贝利项目众筹时，忽然我就需要Facebook主页，需要Twiter和Instagram账号了。所以这个产业已经彻底改变了。我虽然年纪大了，但也正努力适应这一改变，去探索外界的变化，去寻找正在发展的事物，然后看哪些事物能对我有所帮助。这一改变并非完全就是好的，但我们也不能看着这个世界然后说：“啊，我不喜欢这些改变，我要无视它，我要走老路子。”我对新事物抱有好奇心，不过也不是全盘接受的。

艾：能说说有哪些艺术家的作品给过你灵感吗？或者有哪些你现在很喜欢的艺术家？哪个领域的都行。

葛：那可说不完。曾经也有人请我列出所有给过我灵感的人的名单，结果我不假思索地列了50个名字，包括我当时已经80岁的母亲。那时她喜欢用自己的便宜相机拍摄照片，我看过之后，心想她眼中的世界真是太有趣了。所以，我还真列不出某个特定的人，他们来自各行各业。

他们中有些人和我同辈，例如令人钦佩的摄影师兼电影制作人——劳伦·格林菲尔德（Lauren Greenfield），我的名人摄影师朋友——道格拉斯·科克兰（Douglas Kirkland），虽然他已经81岁了，但他经常告诉我市场中的新鲜事。还有亚历克斯·韦伯（Alex Webb）、保罗·佩里金（Paolo Pellegrin）、戴维·艾伦·哈维（David Alan Harvey）、比尔·阿拉德（Bill Allard）……有很多形形色色的人。你能在任何事物中找到灵感。我主要的灵感来源并不局限于摄影师或艺术家。“啊，这个好棒，我也要像他们一样。”对我来说，灵感来源于生活，来源于对周边世界的不断观察。因此，我说不出某个特定的摄影师或艺术家。同生活一样，给我灵感的人也在不断变化。

艾：你有没有什么收集观察结果的好方法？

葛：我没有什么特定的方法。当然，与他人交谈可以算是一个，但我总是进行观察，观察身边的事物，观察周围发生的事情以及人们的反应。作为一名摄影师，有时候你会变得像一个心理学家一样去观察人们的反应。有人忽然扭头看向他处，他的心里状态是怎样的呢？如果他们不与你对望呢？一个简短的手势，眉毛微微翘了一下，这又代表什么？对我来说，有意地进行持续不断的观察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