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在调节模式方面，要高度重视制度的重要性，把制度形成、制度创新作为推动数字出版发展的内生性要素来加以对待。制度建设对数字出版发展起着重要的保障作用，贯穿于数字出版产业链各环节，贯穿于数字出版各领域和各方面。《出版业“十四五”时期发展规划》[15]所规定、列举的制度建设和落实的任务就多达十余项，涵盖了出版、数字出版工作的方方面面，主要包括：①坚持出版主管主办制度、属地管理制度和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②党管出版的体制机制和出版领域法规制度体系更加健全和完备；③落实重大选题备案制度，确保正确的政治方向、出版导向和价值取向；④健全有文化特色的现代出版企业制度，提升经营管理水平，激发、释放市场主体活力；⑤建立健全出版单位及从业者违规行为和信用管理制度；⑥完善出版领域重大问题分析研判机制，健全出版工作重点任务落实制度；⑦改进、完善著作权登记和集体管理制度；⑧深化出版职称制度改革；⑨推进重点领域和重要行业软件正版化工作制度化规范化，推动行业协会制度化规范化；⑩加强政策供给，完善出版业高质量发展制度保障体系，等等。在数字出版制度体系中，出版企业推动数字出版高质量发展所要着力创新、形成的两种重要制度类型包括：以组织架构创新和业务权限创新为内核的数字出版体制和以资源机制、产品机制、技术机制、运营机制、人才机制和项目机制为主体内容的数字出版机制。[16]与此同时，以调节模式来看，近年来数字出版的一系列重大举措，本质上都是调节的过程：一如“数字化转型升级”，本身就是一种自我调节、数字化转型和自我升级；二如“出版融合发展”，是数字出版系统与外界进行物质、信息和能量交换以推动数字出版向上发展的过程，也是出版系统基于开放性原理，面向技术等其他系统开放以进行“内部-外部”调节的过程；三如出版“高质量发展”，也是一种调节，是发展动力由要素驱动、投资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的调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