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祈祷的少女，1866

▲ 哈姆莱特中的奥菲莉亚习作 ，1860

▲ 习作，1860年代

▲ 希腊女诗人萨孚，1865

▲ 希腊女诗人萨孚，1865

天然和自发性，这大概是卡梅隆夫人创作中最难能可贵的品质，正是这一品质造就了她作品浓厚的人文气息。她执着于一种不经意的观感，制作“碰巧而成”的杰作。在她手中，湿版并非只是一件精确临摹自然的工具，似乎更是一种特殊的创作手段。卡梅隆在拍摄时会故意延长曝光时间以增强动感，有时则刻意不将焦点合在实处，甚至在镜头上涂抹油脂来实现一种强烈的虚晃感——正因为这种虚晃感体现了她眼中的完美画意。她从肖像摄影的既定程式中退后一步，给予拍摄的人物时空去自我发挥、自我创造，所形成影像具有强烈的生命气息，赋存于湿版中日久弥芳。

这些别出心裁的实验与后世的先锋摄影师、针孔摄影师对影像本体的探索可谓异曲同工，并从根本上构成了对摄影固有机械复制性的消解：摄影并不仅仅是当下某一时刻的再现，更可以是一段时间内的影像的完整造影，一种洞见人类心灵的艺术语言。套用《最佳出价》中的一句台词：摄影也许是对真实所见的模仿，但每一次模仿中都隐藏着“真迹”——隐藏着人类真实的情感和思想，也包含着观看的进化史。

卡梅隆夫人的摄影实验无疑是受到了当时旨在复兴绘画艺术的拉斐尔前派（Pre-Raphaelite Brotherhood）的启发，因为她可谓是将当时反风格主义（Mannerism，或译作矫饰主义）的精神发挥到了极致，她本人更因此成为了“反技术”的先驱。同时，她于无意中开创的美学典范也反哺了许多优秀的后世艺术家和肖像摄影家。尤其，她的摄影精神和创作手法被莎拉·莫恩（Sarah Moon）发扬光大，发展为一种抽象性更高的艺术风格。莫恩将根植于卡梅隆摄影中人物表情的功能进一步弱化，让情绪融合于环境而凸显一种神秘莫测的氛围感。

回到历史中，卡梅隆夫人这种超前甚至可谓先锋的拍摄手法在当时并不为业界认可，甚至有专家误将她独创的手法当作是技术上的失误，她因此成为了一个主流之外的“业余”摄影家。英国当时的《摄影杂志》甚至用讥讽的口气评论道：“卡梅隆夫人要是先学会了使用照相机，或许会拍得好一点”。但她的朋友，著名科学家赫歇尔爵士（Sir John Herschel）却认为卡梅隆的作品真正刻画了人物的心灵，他曾致信卡梅隆：“您的《水泽仙女》真是一幅宛如深浮雕般的杰作，她羞怯却精神焕发，所具有的生命气息让她在相纸上砰然欲动。这正是您个人的独特风格。”直到卡梅隆夫人去世之后，她的作品才受到真正的重视，这正是因为她的作品展现出的维多利亚时期人类灵魂的魅力和纵深之美。

▲ 水泽仙女，1866

▲ 著名科学家赫歇尔爵士，1867

▲ 赫歇尔爵士，1867

卡梅隆的摄影之道所揭示出艺术创作的真谛。就如抽象派绘画大师马克思·罗斯科在《艺术家的真实》中提到的，“关于技巧，罗伯特·勃朗宁（RobertBrowning）曾经有一个著名的评价，即‘越少就是越多’。我们知道，真正起作用的技巧有多么少，而技巧在填补艺术创作动力匮乏时又是多么于事无补。”同样地，关于摄影，更多的应该是一种回归到本体视觉语言的理念表达而非技巧的炫耀。同时，只要能维系一种纯粹，艺术就不应该仅仅是一种职业，而更多是一种生活和思维方式的体现。可以说卡梅隆夫人凭借个人实践所努力证明的这种精神无疑是才是她留给现代摄影人的伟大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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