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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1月，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了一次生死攸关的军事会议。

这次会议明确了毛主席在党内的领导地位以及军事指挥权，让中国革命在危急关头情势逆转，从此转危为安。

但是在遵义会议上，也并不是每一个人都支持由毛主席掌握军事指挥权，甚至有人并不认可这个决定，其中红九军团代表凯丰便是其中一个。

这个凯丰究竟是谁，在出言挖苦毛主席后，他最终结局又是如何呢？

1934年10月，由于李德博古等人的重大失误，红军第五次反“围剿”没能成功，革命到了危急存亡的时刻，中央红军不得不开始长征战略转移。

在长征前期，李德等人依然在指挥官的位置上，依旧坚持错误思想，导致红军损失惨重，为此，改组党和军队的领导班子，就是当务之急。

1935年1月，红军到达遵义后，中共中央便紧急召开了会议，先对反“围剿”失败进行总结决议，正式批判了李德、博古等人的错误决策路线，并且取消了他们的指挥权。

虽然有问题的人解决了，但是红军缺乏领导的问题还没解决。

当时国民党反动派以及地方军阀势力将中央红军团团围困，敌人不仅装备精良，而且兵力也十多倍于红军，中国革命的局势可以说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

所以遵义会议当务之急，就是要重新选出红军的军事领导小组。

在会议上，绝大部分的与会者都赞成成立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三人的军事小组，指挥接下来全军的军事行动。

由于毛主席在前几次反“围剿”斗争中的出色表现，让大部分人都没有异议，甚至十分期待毛主席能够尽快走上指挥岗位。

但即使这样，依旧有一个在反对，那便是来自红九军团的中央代表凯丰。

这个凯丰是搞理论宣传出身的，所以对于博古等人并没有多么反感，甚至认同其部分地方的做法。

见会议一边倒地批评李德博古，还要让毛主席指挥军事，这个才29岁的年轻人坐不住了。

他直接站了出来，而且开口矛头就直指毛主席，开始抒发自己的意见。

凯丰先是替李德博古做了一番辩解，随后便开始挖苦毛主席。凯丰说：

此话一出，会场上的人们无不大吃一惊，会场也陷入了一阵尴尬的沉寂，人们都在等待着毛主席的回应。毛主席倒也没有生气，而是反问：

这个回应一下就把凯丰给呛住了，他也不知道该说啥了，因为他并没有读过这些书，而且他也找不到别的理由来反对毛主席了。

虽然他这一闹并没有对组织改革造成实质性的影响，倒是给自己惹上了麻烦。

其实在会议上公开站出来为博古说情，虽然有一点凯丰的个人情绪。但是从他当时的政治领悟来说，他做出这样的行为完全是在情理之中的。

在遵义会议召开前，党内绝大多数人都知道这次会议要将矛头直指李德、博古等人，凯丰也不例外。

他当然也知道中央红军近期遭受的损失，所以他明白，会议上博古等人可能要受到严厉的惩罚。

所以，在会议前，凯丰就找到了多个与会的代表进行谈话，希望对方能够支持博古。

比如，凯丰就找到了聂荣臻，在遭到拒绝后，凯丰还和博古吐槽说，聂荣臻是个顽固分子。

在会议进行中，凯丰除了挖苦了几句毛主席外，还一度极力为前期的军事失利开脱，将军事上的失败完全归咎于敌我实力差异的客观原因。

虽然随着会议进程，在一件件事实面前，凯丰不得不承认李德、博古犯了军事路线错误，但是依旧认为，应该让他们继续在指挥岗位上，表示错误改过来就好了。

这种只顾着维护党内个别人，而将党的革命事业成败于不顾的行为，是完全要不得的错误想法。

甚至，在会议即将结束的时候，凯丰还丢下一句气话：“究竟谁正确，谁错误，我们走着瞧！”。

他当时的思想问题是十分严重的，如果放任他保留这种思想，并依旧在军中担任指挥职务，恐怕日后将给红军带来更大的伤害。

所以，在遵义会议后，中共中央也对凯丰的职务进行了研究，最终撤销了其红九军团中央代表职务。

这次职务撤销，并不是因为凯丰对毛主席出言不逊，而是因为他的思想出了问题，他已然忘记了革命的初心。

但是，中央并没有放弃凯丰，而且军中像凯丰这样思想的人，还是有一定数量存在的。因此中央便觉得不能放弃对这些人的教育。

当然，在这种革命危急时刻，不能采取过去的残酷斗争做法，而应该不断做思想工作，给他们一个改正错误的机会，让他们能够有机会继续为革命工作。

在遵义会议后，中央以及红军纵队的领导，多次找到凯丰进行谈话，希望他能够转变自己的思想，紧紧团结在中央身边。

但是在一开始的时候，刚刚在遵义会议上吃瘪，又被撤销了职务的凯丰，还是坚持自己的判断。

当时的凯丰因为年轻，行为有些意气用事。

在职务被撤销，且自己维护博古的诉求无人同意后，他心里有一些不满，依旧在一定时间内坚持自己的错误思想，但他却并不是一个顽固的一根筋。

在遵义会议后，为了摆脱蒋介石军的围剿，毛主席指挥中央红军打出了不少场漂亮仗。

尤其是四渡赤水这一神来之笔，让中央红军跳出了数十万反动派军队的团团围困，毛主席硬是把一盘死棋给下活了，完全击碎了凯丰关于敌我双方军事实力客观差异的借口。

而凯丰作为这些事件的亲历者，他目睹了遵义会议后红军的节节胜利，他算是看清楚了毛主席的军事才能，并且深度把握多方政治势力的政治眼光。

通过与博古时期的对比，凯丰也开始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

再加上中央数月以来一直在对自己进行悉心教育，并没有放弃自己，这让凯丰十分感动，愈发感觉到自己当时在遵义会上错得有多离谱。

思想上转变过来后，凯丰很快就成为毛主席的拥护者。

在1935年6月，关于红1、4方面军会合后的去路的讨论会上，面对张国焘向川康退却的主张，凯丰站了出来，坚定支持毛主席的北上思想。

并且，发挥自己笔杆子的能力，写了一篇长文发在中央机关报上，对自己的老乡张国焘进行了严厉的批评。

由于思想上回到了正轨，凯丰在组织工作上的表现愈发出色，很快就被中央任命去负责长征路上的民族委员会工作，又让其担任中央理论刊物的编委。

搞思想理论出身的他，很出色地完成了中央交付的这些任务，并在长征结束后，承担着“少共”中央书记等职务。

从此，凯丰基本就是中共中央宣传部门不可或缺的一分子，在抗日战争期间成为中央宣传部部长，可以说深受毛主席为首的中央赏识以及组织的重任。

而当年他在遵义会议上对毛主席的挖苦发言，也成了中央高层之间的一些笑谈，也成为他每每回想起来都略显尴尬的一件事。

1945年，党的七大选举上，投票代表因为当年凯丰跟随博古的错误路线，而拒绝给他投票。

毛主席还对此情况十分关心，因为他知道凯丰这些年的思想变化，于是给了他在大会上发言的机会。

会上，凯丰也十分诚恳地对当年的错误行为进行了自我检查，并且希望得到代表的谅解。

而毛主席也不计前嫌，亲自为凯丰进行了三次解释，并将凯丰这些年来的杰出工作进行了介绍。

在抗战结束后，凯丰被中央派到东北主持工作。

新中国成立后，凯丰与东北主政的高岗之间观念冲突，使得很多工作难以继续。于是毛主席在1953年将其调回北京，担任中宣部副部长，继续干宣传工作。

但是没多久，凯丰就因病情发作而离开了工作岗位。

1955年3月，经多方医治无效后，凯丰在北京病逝，终年仅49岁，他的追悼会是由邓小平主持的。

虽然凯丰曾经有过错误的认识，但是他有知错能改的坦率，也为革命做出不少贡献。就凭这，他就可以称得上一个合格的共产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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