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00年是西方思想史上的一个“节点”。

向前约50年左右，1543年哥白尼《天体运行论》问世，就此拉开了西方科学史上“哥白尼革命”的伟大序幕，同年，维萨留斯《人体结构》的出版，宣告人体不再是“灵魂之宫”的禁区，从而为血液循环的发现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翻开16、17世纪的科学史，就会看到：

开普勒《宇宙的神秘》（1596），《新天文学》（1609）、《宇宙的和谐》（1619）；吉尔伯特《论磁》（1600）；加利略《星际使者》，（1610）《关于两种新科学的数学推理与证明》（1638）；哈维《心血运行论》（1628）；笛卡尔《论宇宙》（1633写成，为出版），《方法论》（1637）《哲学原理》（1644）。

最后是牛顿，他的巨著《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1678）是“哥白尼革命”达到高潮的标志。

1605年，F.培根发表《学术的进展》，他敏锐地意识到科学技术将成为一种最重要的历史力量，“在所能给予人类的一切利益中，我认为最伟大的莫过于发现新的技术、新的才能和以改善人类生活为目的的物品”，从而喊出了“知识就是力量”伟大口号。

诗人约翰·多恩（John Donne）在1611年感叹到：

新哲学使一切都受到怀疑，刚刚燃起的火种很快又被扑灭了，地球和太阳消失了，人们对何去何从茫然无措。……一切被弄得支离破碎，连续性被打破了。

一个新的世界观在欧洲逐渐兴起。

新哲学使一切都受到怀疑，刚刚燃起的火种很快又被扑灭了，地球和太阳消失了，人们对何去何从茫然无措。……一切被弄得支离破碎，连续性被打破了。

一个新的世界观在欧洲逐渐兴起。

现在，让我们把目光投向1600年前后的中国科学。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一时期有：李时珍《本草纲目》（1578年完稿，1596刊刻）；潘季驯《河防一览》（1590）；程大位《算法统宗》（1592）；朱载堉《律学新说》（1584）；宋应星《天工开物》（1637）；徐霞客《游记》（1640）。但是，这些工作与同时期的欧洲相比，无论从知识总量还是学术创新，已经开始出现差距。所以，中国的科学正是从16、17世纪开始落后于西方。也正是在这一社会与学术背景下，更突显出徐光启工作的伟大意义。

1600年，明万历二十八年。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来华已经18年。经过他的苦心经营，“学术传教”的方略终于取得成功：1601年，利玛窦获准进京朝见万历皇帝，并允许居留京师。

1600年，徐光启38岁，是年，徐光启在南京结识利玛窦。这时，利玛窦正在南京宣传天主教，并用他的科学知识和科学仪器吸引士大夫。“士大夫视与利玛窦订交为荣。所谈者天文、历算、地理等等，凡百问题悉加讨论。”（《入华耶稣会士列传》，冯承钧译本第46页）1603年，徐光启在南京从罗如望（Jean de Roeha, 1566-1623）领洗入教。1604年，徐光启赴北京会试中了进士，被选为翰林院庶吉士。经历了近23年（1581-1604）的科场历炼，徐光启的学识已经到达了一个相当完备、相当充实的程度。现在，他可以从八股应试的束缚中解放出来，把主要精力投入到科学研究中去，“习天文、兵法、屯盐、水利诸策，旁及工艺数事，学务可施于用者”（王重民《徐光启》，第26页）。从此开启了他在科学研究上最富有创造性的时期。从1604到1633年徐光启逝世，这29年之间，徐光启在西学翻译、历法改革、农田水利、练兵制器等科学领域做出了杰出的贡献。更重要的是徐光启在西方数学著作翻译和统领历法改革工作中，提出了从“翻译”到“会通”，再从“会通”到“超胜” 的科学思想，这一科学思想的不仅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即便在今天仍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1604年，徐光启曾向利玛窦进言：“先生所携经书中，微言妙义，海涵地负，诚得同志数辈，相共传译，使人人饫闻至论，获厥原本，且得窃其绪馀，以裨民用，斯千古大快也，岂有意乎？”（徐光启《跋二十五言》）在《利玛窦中国札记》中也明确记载“徐保禄（即徐光启的教名）博士有这样一种想法，既然已经印刷了有关信仰和道德的书籍，现在他们就应该印行一些有关欧洲科学的书籍，引导人们做进一步的研究，内容则要新奇而有证明。”（利玛窦，金尼阁《利玛窦中国札记》第516、517页）正是在徐光启的主动请求下，徐光启与利玛窦开始合作翻译《几何原本》，从而共同完成中国数学史，乃至中外文化交流史的一次盛举。

数学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算在六艺，古者以宾兴贤能，教习国子”。（刘徽《九章算术注序》）中国古代数学的特点是偏重以计算解决实际问题，因而被称为“算学”。大约在公元前300年左右，古希腊数学家欧几里得编纂的《原本》（Elements），则是以定义命题为基础，以推理演绎为主旨，构成了一个严谨的公理化体系。《原本》在西方数学史上一直被奉为圭臬，称誉为“盖世钜典”（the greatest textbook everwritten）。从希腊文到阿拉伯文，从阿拉伯文到拉丁文，又从拉丁文到欧洲各种文字。两千多年以来在西方研习者不绝如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如牛顿曾说过：“从那么少的几条外来的原理，就能获得那么多的成果，这是几何学的荣耀！”爱因斯坦也认为，正式这种“逻辑体系的奇迹，推理的这种可赞叹的胜利，使人们的心智获得了为取得以后的成就所必需的信心。”

《几何原本》的翻译对中国数学的意义如何呢？

徐光启在《刻几何原本序》中这样说到：

《几何原本》者度数之宗，所以穷方圆平直之情，尽规矩准绳之用也。……既卒业而复之，由显入微，从疑得信，不用为用，众用所基，真可谓万象之形囿,百家之学海，……

《几何原本》者度数之宗，所以穷方圆平直之情，尽规矩准绳之用也。……既卒业而复之，由显入微，从疑得信，不用为用，众用所基，真可谓万象之形囿,百家之学海，……

这就第一次向中国讲明了几何学的本质。

尽管当时的历史背景和文化差异，使得《几何原本》并没有得到封建士大夫的理解，“而习者盖寡”，但徐光启坚信“窃意百年之后必人人习之。”（徐光启《几何原本杂议》）200多年之后，当近代中国向西方寻求科学技术时，清代的同文馆中算学课程就把《几何原本》列为必读之书。但是，人们接受几何知识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曾有过这样的歌谣：

人生有几何？

何必学几何。

人生有几何？

何必学几何。

学了几何几何用？

不学几何又几何！（梁宗巨《世界数学通史》第303页脚注）

学了几何几何用？

不学几何又几何！（梁宗巨《世界数学通史》第303页脚注）

这首打油诗欲借“几何”一词的多义，来调侃学习几何的艰辛，却也道出个中真谛。其实，当年托勒密王向欧几里得学习几何的时候，也欲讨教一个捷径，欧几里得的回答是：“陛下，几何中无王者之路！”（There is no royal way togeometry!）。大凡念过中学几何的人都有同样的感受，一道几何题会象施展了魔法一样，紧紧抓住我们的心魄，当我们浸润其中，获得不仅是“智力的体操”，而更是“心智的陶冶”。徐光启也正是这样认识的，他说：

下学功夫，有理有事。此书为益，能令学理者怯其浮气，练其精心；学事者资其定法，发其巧思，故举世无一人不当学。（徐光启《几何原本杂议》）

下学功夫，有理有事。此书为益，能令学理者怯其浮气，练其精心；学事者资其定法，发其巧思，故举世无一人不当学。（徐光启《几何原本杂议》）

在《几何原本杂议》一文的最后，徐光启写下颇有深意的一段话：

昔人云：“鸳鸯绣出从君看，不把金针度与人”。吾辈言几何之学，政与此异。因反其语曰：“金针度去从君用，未把鸳鸯绣与人”，若此书者，又非止金针度与而已，直教人开草冶铁，抽线造针，又是教人植桑饲蚕，冻丝染缕。有能此者，其绣出鸳鸯，直是等闲细事。然则何故不与绣出鸳鸯？曰：能造金针者能绣鸳鸯，方便得鸳鸯者谁肯造金针？又恐不解造金针者，菟丝棘刺，聊且作鸳鸯也！其要欲使人人真能自绣鸳鸯而已。

昔人云：“鸳鸯绣出从君看，不把金针度与人”。吾辈言几何之学，政与此异。因反其语曰：“金针度去从君用，未把鸳鸯绣与人”，若此书者，又非止金针度与而已，直教人开草冶铁，抽线造针，又是教人植桑饲蚕，冻丝染缕。有能此者，其绣出鸳鸯，直是等闲细事。然则何故不与绣出鸳鸯？曰：能造金针者能绣鸳鸯，方便得鸳鸯者谁肯造金针？又恐不解造金针者，菟丝棘刺，聊且作鸳鸯也！其要欲使人人真能自绣鸳鸯而已。

这段话不正是形象地说明了学习方法（金针）与具体知识（鸳鸯）的辩证关系吗？

在徐光启的科学思想中，数学无疑是一颗“金针”，“盖凡物有形有质，莫不资与度数故耳”。（徐光启《条议历法修正岁差疏》）他主张以数学为基础（“众用所基”），然后应用到关系到日用民生的各种技术上去。这一点突出的表现在他在《条议历法修正岁差疏》所列的“度数旁通十事”中。这“十事”是：治历、测量、音律、军事、理财、营建、机械、舆地、医药、计时。其详如下：

其一、历象既正，除天文一家言灾祥祸福、律例所禁外，若考求七政行度情性，下合地宜，则一切晴雨水旱，可以约略预知，修救修备，于民生财计大有利益。

其二、度数既明，可以测量水地，一切疏浚河渠，筑治堤岸、灌溉田亩，动无失策，有益民事。

其三、度数与乐律相通，明于度数即能考正音律，制造器具，于修定雅乐可以相资。

其四、兵家营阵器械及筑治城台池隍等，皆须度数为用，精于其法，有裨边计。

其五、算学久废，官司计会多委任胥吏，钱谷之司关系尤大。度数既明，凡九章诸术，皆有简当捷要之法，习业甚易，理财之臣尤所亟须。

其六、营建屋宇桥梁，明于度数者力省功倍，且经度坚固，千万年不圮不坏。

其七、精于度数者能造作机器，力小任重，及风水轮盘诸事以治水用水，凡一切器具，皆有利便之法，以前民用，以利民生。

其八、天下舆地，其南北东西纵横相距，纡直广袤，及山海原隰，高深广远，皆可用法测量，道里尺寸，悉无谬误。

其九、医药之家，宜审运气；历数既明，可以察知日月五星躔次，与病体相视乖和逆顺，因而药石针砭，不致差误，大为生民利益。

其十、造作钟漏以知时刻分秒，若日月星晷、不论公私处所、南北东西、欹斜坳突，皆可安置施用，使人人能分更分漏，以率作兴事，屡省考成。

其一、历象既正，除天文一家言灾祥祸福、律例所禁外，若考求七政行度情性，下合地宜，则一切晴雨水旱，可以约略预知，修救修备，于民生财计大有利益。

其二、度数既明，可以测量水地，一切疏浚河渠，筑治堤岸、灌溉田亩，动无失策，有益民事。

其三、度数与乐律相通，明于度数即能考正音律，制造器具，于修定雅乐可以相资。

其四、兵家营阵器械及筑治城台池隍等，皆须度数为用，精于其法，有裨边计。

其五、算学久废，官司计会多委任胥吏，钱谷之司关系尤大。度数既明，凡九章诸术，皆有简当捷要之法，习业甚易，理财之臣尤所亟须。

其六、营建屋宇桥梁，明于度数者力省功倍，且经度坚固，千万年不圮不坏。

其七、精于度数者能造作机器，力小任重，及风水轮盘诸事以治水用水，凡一切器具，皆有利便之法，以前民用，以利民生。

其八、天下舆地，其南北东西纵横相距，纡直广袤，及山海原隰，高深广远，皆可用法测量，道里尺寸，悉无谬误。

其九、医药之家，宜审运气；历数既明，可以察知日月五星躔次，与病体相视乖和逆顺，因而药石针砭，不致差误，大为生民利益。

其十、造作钟漏以知时刻分秒，若日月星晷、不论公私处所、南北东西、欹斜坳突，皆可安置施用，使人人能分更分漏，以率作兴事，屡省考成。

“度数旁通十事”突出的表现出徐光启对基础科学理论重视和对基础科学与其他学科之间关系的认识，极“富有近代科学倾向，这使他的科学思想在我国科学发展史上构成了及其重要的一章”。（王重民《徐光启》第149页）

1629年6月21日北京发生日食，钦天监预报不准，崇祯皇帝震怒。明王朝决定修改历法，并由徐光启督领历局负责这项工作。这是徐光启已是70岁的老人了，但他“老而弥坚，孜孜不倦”。正是在1631年上呈《历书总目表》中，徐光启提出了“欲求超胜，必须会通；会通之前，先须翻译”。这一思想，是徐光启科学思想的总结与升华，它的意义远远超过徐光启的时代，直到今天，仍然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和积极的现实意义。

“翻译” 在徐光启的科学思想中，“翻译”是基础，是向西方先进科学文化学习的必由之路。需要特别注意的是，作为皈依天主教的基督徒，徐光启没有选择宗教典籍，而首先选择翻译《几何原本》，显然是作了一番深思熟虑的。正如他在《刻几何原本序》所说：

顾惟先生之学，略有三种：大者修身事天；小者格物穷理；物理之一端别为象数，一一皆精实典要，洞无可疑，其分解擘析，亦能使人无疑。而余乃亟传其小者，趋欲先其易信，使人绎其文，想见其意理，而知先生之学，可信不疑，大概如是，则是书之为用更大矣。

顾惟先生之学，略有三种：大者修身事天；小者格物穷理；物理之一端别为象数，一一皆精实典要，洞无可疑，其分解擘析，亦能使人无疑。而余乃亟传其小者，趋欲先其易信，使人绎其文，想见其意理，而知先生之学，可信不疑，大概如是，则是书之为用更大矣。

徐光启认为宗教学说是“大者”，其功用在于“修身事天”；“格物穷理”的科技书籍虽是“小者”，但是这个“小”却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小”，反而是“一一皆精实典要，洞无可疑”，“是书之为用更大矣”。所以徐光启称“余乃亟传其小者”。“尽译其书，用备典章”（徐光启《简评仪说序》），这样，翻译就成为介绍西方近代科学的第一步。

“会通” 这里“会通” 的涵义是颇为意味深长的。它即指对翻译之作的“领会”与“贯通”，也指将西方科学技术与中国学术传统的“融合”与“并蓄”。徐光启当时主要是针对历法修订，他认为“天行有恒数而无齐数，”（徐光启《条议历法修正岁差疏》）历法年久出现误差当为必然之事，关键在于“每遇一差，必寻其所以差之故；每用一法，必论其所以不差之故。”虽然是督领改历，徐光启却更有远大抱负：“臣颇有不安旧学，志求改正者”。（徐光启《历书总目表》），他认为：“《大统》既不能自异于前，西法又未能必为我用”，怎么办呢？接着徐光启道出了自己的心声：“臣等愚心，以为欲求超胜，必须会通；会通之前，先须翻译。……翻译既有端绪，然后令甄明《大统》，深知法意者，参详考定，镕彼方之材质，入《大统》之型模。”

“超胜” 如果说“翻译”是起点，“会通”是实践，那么“超胜”才是徐光启的最高追求。继承传统，而“不安旧学”；翻译西法，但又“志求改正”，这样才能超越前人，超越西人，这正是徐光启的伟大抱负。1611年在为《简平仪说》撰写的序言中，徐光启就表露出"历理大明，历法至当，自今伊始，夐越前古，亦其快也。"。1629年，徐光启承担起“督领”修正历法的重任，对这样一项重大工程，徐光启深谋远虑，在崇祯二年五月至九月间先后呈上四道奏疏，在《条议历法修正岁差疏》（崇祯二年七月二十六日）详细列出“历法修正十事”、“修历用人三事”、“急用仪象十事”、“度数旁通十事”。至崇祯四年正月二十八日徐光启上奏《历书总目表》提出了“节次六目”、“基本五目”，并明确指出“一义一法，必深言所以然之故，从流溯源，因枝达杆，不止集星历之大成，兼能为万务之根本”。“循序渐作，以前开后，以后承前，不能兼并，亦难凌越。”更值得钦佩的是，徐光启的目光看得更远，他指出：

……故可为二三百年不易之法，又可为二三百年后测审差数因而更改之法。又可令后人循习晓畅，因而求进，当复更胜于今也。

……故可为二三百年不易之法，又可为二三百年后测审差数因而更改之法。又可令后人循习晓畅，因而求进，当复更胜于今也。

所以，清代学术大师阮元对徐光启有如下的评价：“自利氏东来，得其天文数学之传者，光启为最深。……迄今言甄明西学者，必称光启。”（阮元《畴人传》卷32）

徐光启未及实现自己的抱负，于1633年病逝。1644年明朝灭亡后，徐光启主持修撰的《崇祯历书》也蜕变为《西洋新法历书》，汤若望的“历狱”似乎昭示者中国走向近代科学的曲折历程。杨光先喊出的“宁使中夏无好历法，不可使中夏有西洋人”口号，虽也把“好历法”与“西洋人”联系在一起，但却痛彻地表示了对洋人的仇视。清初，康熙帝对西学的浓厚兴趣，并未能推进西学传入的新浪潮，反而引发了一场“西学中源”大辩论，黄宗羲、王锡阐、梅文鼎等一批被认为是“会通中西”的大家，却身囿此说。在这样的基调下，他们“以折衷中西学问为主旨，并没有全面吸收西洋天文学再于此基础上进一步发展的意图”（薮内清《明清时代的科学技术史》）。所以，等到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敲开中国大门的时候，洋务人士在那种特定历史环境下，终于认识到“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种“体用”的利功主义，显然无法与徐光启“会通超胜”的思想相比拟。

今天，当中华民族重新屹立在世界民族之林的时候，当我们认识到“创新是民族进步的灵魂”，“创新也是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的时候，徐光启“会通超胜”的科学思想就更加闪射出熠熠的光辉。

（图为纪志刚教授在会上作报告《汉译文化史研究综述》，本文收录于《中西文化会通第一人——徐光启学术研讨会论文集》转载请联系作者。）

纪志刚教授简介：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与科学文化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任中国数学史学会理事长、中国科学技术史常务理事。主要从事数学史、数学与文化、中外科学与文化交流的教学与研究。代表作有《南北朝隋唐数学》（1999）、《数学的历史》（2002）、《西去东来-跨越文明空间的中外数学交流》（即将出版），译著有《计算之书》（2009）、《欧几里得在中国》（2009）、《东方数学选粹》（2016）。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2017年荣获上海交通大学首届“教书育人奖”。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