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准格尔历史进程的10件大事

——隆重纪念准格尔旗建旗370周年

明政权时期，鄂尔多斯部和其他蒙古各部一样，政治体制是“领户分封制”。举凡成吉思汗的亲属、功臣及贵族后裔，都有一定范围的封地，并领有封地内的封户。封地内的人口，平时为民，逐水草游牧；战时为兵，自备鞍马、武器、口粮，出征打仗。各部落里虽然杂有被征服、被吞并的其他部落成分，但掌握整个部落军、政权力的，仍然是按照血缘关系联结在一起的大大小小的领主。今遗址仍存的察汗固稍（汉意为白旗）召既为部落庙宇。

1644年，明王朝被推翻，清王朝建立，蒙古各部随即臣服清朝，清政府对蒙古各部采取分治方针，利用蒙古原有的社会组织基础，依部落编为旗，建立“蒙旗制度”，封各领主以王公封号及爵位，在王公贵族中任命旗长，世袭承传，将重新划分的领地交给他们治理，称为旗。各旗直接受中央政府领导控制，旗与旗之间不相统属，各自为政。蒙古地区30多个部落，共被分割为160多个旗。

鄂尔多斯部落于顺治六年（1649年）被分为6个旗，准格尔依地理方位被命名为鄂尔多斯左翼前旗，后称准格尔旗。左为尊贵，白为吉祥之色，可见准格尔旗行政地位之重要。康熙36年（1897年），康熙皇帝平定噶尔丹准格尔部叛乱，将其降众安置于鄂尔多斯左翼前旗，始称准格尔旗，也是准格尔旗之由来。

《近代边疆政制述略》载：“旗是清政府统治蒙古各部族的新社会政治制度，它的组织形式及其性质，和旧制度不同。蒙古社会原来存在着兀鲁思、土绵、鄂托克、爱玛克（大小领地）的区分和彼此间的领属关系。清政府将这些区分和领属关系完全取消，在鄂托克或爱克玛（小领地）的基础上实行改编，建立新的组织——旗。旗仿满洲八旗制而编成，各旗有旗长，亦即世袭之札萨克，掌理领内之行政，并以协理台吉为之副，佐理旗务。札萨克系蒙古语，有酋长及政府之意，分世管及公中二种。世管者，各旗王公的首长世世承袭其职者之谓；公中者，不拘爵秩之高下，选出其人，特授勅命之谓。清初以其不肯内附，故施怀柔政策，因其地位，授以亲王以下至公六等爵位。旗内一切，任其自治，对于其部落人民，要求绝对服从。与封建诸侯无异。其所居之地称王府。札萨克日常居住地方，成为处理旗务之印务所在地。部落人民于自己所属旗领之外，不得游牧。其对于王公之服从，系绝对的，除纳租税外，尚需为王公家畜之养牧。”

旗是清朝国家行政体制中蒙古地区的基本军事、行政单位，同时也是清朝皇帝赐给旗内各级蒙古封建主的世袭领地。旗是经过编制佐领，安置属民，分给牧地，划定旗界，任命札萨克形成的。札萨克管辖旗内的属民和土地，职位世袭。札萨克的职责是按照清廷所授予的权限，负责处理旗内行政、司法、赋税、徭役、牧场以及旗内官吏的任免等事务。旗也是基本军事单位。旗内男丁，除喇嘛与庙丁、随丁外，18岁以上60岁以下一律编入丁册，都有服兵役的义务。每遇出征等事，以二丁差遣，一丁留家。札萨克为全旗的最高军事长官，旗内的人丁，都归札萨克统辖。札萨克下面设一些官职辅佐札萨克处理旗务。

协理台吉，协助札萨克处理旗务。札萨克缺员或有其他事故时，代行其职务。协理台吉由札萨克从旗内王公台吉中指定人选，经盟长呈报理藩院，由皇帝任命。该职务为终身制，但不得世袭。管旗章京，协同协理台吉掌管旗务。由札萨克直接任命。职权同协理台吉基本一样，但无权代理札萨克。梅林章京，管理一般地方旗民事务，受协理台吉或管旗章京监督。参领，由札萨克直接任命，一般台吉和平民都可充任。是旗属下军事单位的首领，协同军事梅林，分管旗域军务。

旗由若干个佐（苏木）构成。佐是旗以下的行政、军事单位。每佐由150丁组成，分成现役兵和预备兵，统称箭丁。每佐设佐领（苏木章京）一个，管理苏木的一切事务，佐领下面设有管旗章京，辅佐苏木章京负责召集兵丁、整修军械等事务。佐以下分户，每十户设达鲁噶一人，汉语称“什长”。

旗衙门的日常工作，实行管旗章京和东、西梅林轮流值班的制度。这三人按三班轮执。每人在旗衙门值班一个月。期间，值班的管旗章京、东梅林、西梅林，为旗衙门实际最高负责人。衙门里的一切日常事务，概由其全权处理。如遇有重大事件，则须及时请示札萨克，按照札萨克的意见办理。如札萨克也难于决断，便召集东、西协理，管旗章京，东、西梅林共同商议。如果这个“首脑”集团也无法处理，便需召开临时旗务大会讨论。平时，旗衙门值班行政长官必须在衙门，其余都在自己家里。衙门里遇到什么事情，则由差役去通知。衙门里的文书事务，由衙门里值班的笔帖式照章办理。

清代准格尔地图

准格尔旗初立时，旗界为：东至湖滩河朔一百四十余里，接土默特旗旗界；西至衮额尔吉庙一百里，接郡王旗旗界；南至清水营一百一十余里，接长城界；北至贺陀罗海一百里，接达拉特旗界；东南至喀赖和硕八十余里，接长城界；西南至额勒默图一百里，接长城界；东北至黄河一百三十里，接土默特旗界；西北至可退坡八十里，接达拉特旗界。东西长二百四十余里，南北宽二百一十余里，东北至西南长二百三十余里，东南至西北一百六十余里。面积约五万四千一百余平方里。人口约4.8万多人。

旗衙门初设在札拉谷，即今沙圪堵镇纳林村贾浪沟，后设于今布尔陶亥苏木大营盘，再移至今沙圪堵镇杨家湾等地。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旗人民政府驻地沙圪堵，准格尔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1749年，全旗财政收入约计白银3.2万两。

1849年全旗财政收入约计5.7万两。

1919年全旗财政收入计银元16.2万元。

1933年，全旗财政收入计银元12万元。

1947年，全旗财政收入不足9万银元。

1985年，全旗财政收入404万元。

1996年，财政收入1.1亿元。

2013年，全旗财政收入242.9亿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7586元，农民人均纯收入12828元。准格尔进入建旗以来发展最快、最好的时期。

弹指一挥间，准格尔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结构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回顾与前瞻，以下10个事件影响了准格尔历史发展的进程。

藏传佛教的传入

藏传佛教在准格尔的兴起，始于明朝后期。在经历了蒙元帝国以后的蒙古社会，选择回到一个宗教社会，其政治力量的驱使无疑是最重要的原因，推行喇嘛教信仰最大的获益者显然不是蒙古民众，而是当时的统治者。当黄金家族内部争夺统治地位的战争和继之而起的部落纷争难以凝聚人心，蒙古社会的上层需要寻找一个新的重新号令蒙古各部遵从的精神标志，而喇嘛教的传入正适应了蒙古民族的信仰需要，于是，蒙古各部的统治者便争相成为喇嘛教在蒙古社会的代言人。由于蒙古封建主的崇信与提倡，喇嘛教在蒙古各阶层中传播，逐渐成为蒙古社会普遍信仰的宗教。清朝建立，统治者为争取蒙古上层的支持，赢得蒙古民众的信任，在蒙古地区推行“因俗而治”的统治策略，大力扶植喇嘛教，以修建喇嘛寺庙为在蒙地实施统治的“第一要务”，遂使蒙古地区寺庙林立。统治者不仅给宗教阶层丰厚的生活待遇，而且给予其封号、印玺，以示尊崇，且颁布政令，让为数众多的蒙古男子选择僧侣生活，这使清代以来的准格尔弥漫着浓厚的宗教氛围，“政教合一”给准格尔以巨大的历史性的影响。

准格尔召佛教文化园

喇嘛教通过信仰传播点——寺庙，信仰传播者——喇嘛，信仰追随者——信徒，建立起了“三位一体”信仰体系，确立了蒙古宗教社会的存在基础，通过宗教的方式主导了蒙古人的精神追求和社会的发展方向，政治、经济、文化都发生了历史性的改变。稳固的宗教社会结构，持续了两百多年。康熙皇帝巡幸准格尔后，喇嘛教的传播与发展再一次达到高峰。清朝后期，准格尔寺庙林立，僧侣云集，极大地影响和改变了准格尔的社会结构、经济格局、文化走向，使准格尔的社会、文化、风俗、心理受到了恒古未有的深刻影响。到清末，准格尔已成为蒙古草原喇嘛教的重要传播驿站，也是内蒙古西部喇嘛教文化传播的中心，对鄂尔多斯草原产生了举足轻重的影响。《宝鬘》（即《内蒙古政教史》）诞生在准格尔就是最有力的见证。

康熙皇帝巡幸准格尔

康熙皇帝这次巡幸准格尔的直接结果便是开放了封禁政策，撤去了藩篱，使隔绝的蒙汉人民开始了正常的民族交往。现在依然伫立在准格尔旗马栅乡的“市口碑”记录了开放蒙地的情形。这一开端使日后著名的人口大迁徙和经济大交融的“走西口”运动的肇始。可以说，没有康熙皇帝的这次巡幸，也就可能没有或者推迟“走西口”运动的产生。“走西口”虽然是一个较为宽泛的概念，但亦有其特定含义。这含义起码应该包括四层意思：一是应有其历史背景，或曰原因；二是应有一个明确的时间标志，没有这样的标志便很难作出准确的时间界定；三是绝非个别人的个别行为，应是成规模、持续性的群体行动；四是这种成规模、持续性的群体行动应产生规模效应。以此衡量，康熙三十六年之前尽管也有个别口里人到口外谋生，尽管口里、口外有边境贸易存在，但均属时断时续的个别现象，所以将其纳入“走西口”的范畴较为勉强。即便是康熙皇帝主政之后，也还于康熙二十二年下达过“禁留令”：凡内地民人出口到蒙古地区贸易耕种，必须春出秋回，不得携家带口，不得娶蒙古妇女为妻，不得盖房久留。直到康熙三十六年，康熙皇帝巡幸准格尔，对保德、府谷、神木等地进行了视察，并应鄂尔多斯蒙古吁请，开放蒙地，考虑到口里人多地少，晋西北及陕北一带更是土地贫瘠，十年九旱，而口外却有大量可供开垦的肥田沃土，加之清政府大量出征平叛和驻防内外蒙古的军队，需要供给军粮和饲草饲料，才于第二年取消“禁留令”：“有百姓愿出口种田，准其出口种田，勿令争斗。倘有争斗之事或蒙古族欺压民人之处，即行停止。”从此，“走西口”才名正言顺地“走”起来，并逐步发展为一场声势浩大的移民运动，最终缔造了内蒙古中西部的繁荣与辉煌。

丹丕勒抗垦

公元1904年，山西巡抚岑春煊的一份关于开垦蒙地的奏折获准，绥远将军贴谷不折不扣的秉承清政府的旨意，在鄂尔多斯大规模进行垦荒，在准格尔旗长滩、什拉塔、沙梁设垦务局三处，开展垦务。其时，准格尔旗札萨克珊济密都布年迈，旗务均由协理台吉丹丕勒掌管。光绪三十年（1905年）正月，珊济密都布报垦准格尔旗土地，遭到以丹丕勒为代表的蒙汉民众的强烈抵制，向全旗发出禁止放垦的要求。垦务官员丈放土地时，不顾蒙汉民众的反对和阻止，激起牧民的愤怒，双方发生械斗，很快就演化为武装抗垦，焚毁垦局，驱跶防垦官员。贴谷放垦受阻。次年夏，准格尔旗的各支抗垦队伍在协理台吉丹五勒的领导下，汇合为全旗性的抗垦武装。丹丕勒、门肯吉亚率领群众武装分别于同年8月11日和24日攻占了该旗境内的两个垦务局，驱逐了垦务官员，将局中文牍帐簿等件进行焚毁。同时，丹丕勒还派人联络乌审、达拉特、郡王等旗的蒙汉群众及“独贵龙”组织。并且囤积粮草，制造枪炮，准备发动全盟规模的武装抗垦运动。清政府闻讯立即革去了丹丕勒的协理台吉职务，并派兵前去镇压。从公元1905年10月起，丹丕勒领导的群众武装在萝卜沟、喇嘛洞、豹子塔等地持着火枪、弓箭等原始、简陋的武器和手持快枪的清军进行了艰苦的战斗，并多次击退了清军的进攻。

丹丕勒抗垦其实质是清政府推行的“移民实边”政策与蒙汉群众的利益产生矛盾，这次抗垦是内蒙古近现代史上最为著名、影响最广的历史事件，它不仅改变了准格尔的历史进程，也改变了内蒙古的历史进程，就是放在整个晚清王朝史上，也有举足轻重的影响。清政府的兵部左侍郎、封疆大吏贻谷因此事被革职，此事件弹劾大小官员20余人。丹丕勒事件被喻为“蒙情第一命案”，对晚清王朝及其后的民族政策及民族关系也产生了影响。

那公镇的设立

今年恰逢沙圪堵镇建镇100周年。那公镇即沙圪堵镇的前身。1919年那公镇的设立从根本上结束了准格尔单一的游牧经济形式，使准格尔步入了近现代经济的格局，也奠定了准格尔现代商业经济的雏形，那公镇的设立，刺激了准格尔农业经济的发展，加快了多种经济的发展与转变，人口也空前增加，那公镇由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集市，迅速崛起，成为晋、陕、蒙接壤区商贸、手工业和农畜产品的集散中心。

上世纪二十年代末沙圪堵是闻名晋、陕、蒙经济重镇，其时沙圪堵商号名目繁多，有天聚源、天聚德、福顺民、同心成、义生荣、广太裕、德和厚等等。有为蒙古人做靴子的靴铺，有专做头戴首饰的银匠铺，还有制酒、酿醋、榨油之类的小作坊和一些肩挑中卖的货郎担，是准格尔手工业经济发展的黄金期。当时本钱最雄厚的是河曲人鲁来关开设的广太裕，有人说他的买卖是日进斗金。鲁来关是山西很有影响的大商人，他的生意遍及山西和绥远各地，而他经商活动的大本营却在沙圪堵。沙圪堵繁荣后，当时的统治者那森达赖非常注重保护商人的利益和商人的积极性。商业繁荣促进了文化发展，集聚了人口，沙圪堵第一次的文化繁荣就出现在这一时期。可以说，沙圪堵文化便是准格尔的文化核心。

蒙汉人民长期交往，相互依赖，共同劳作，抱养子嗣，互学语言等，故双方互相学习、吸收日益增多，呈现出蒙汉文化交融的趋势。清末民初，蒙汉民族间的交往、接近、相互吸收、相互依存、共同开拓建设了准格尔，共同创造了蒙、晋、陕沿边光辉灿烂的历史文化，共同促进了当地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与进步。蒙汉民族间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的相互学习、交流吸收、共同发展，是双方关系的基本特点和主流。

那公镇的建立，蒙汉之间的界限被彻底打破，双方互为婚姻，交往比过去更加密切，大规模的通婚，使蒙汉两个民族中部断繁衍出混血型的蒙汉族人口，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民族融合，这不仅仅是形式上的血缘融合，而且还有更深层的实质意义，这就是民族间的亲切感，谁也离不开谁的依存感。时至今日，蒙汉通婚已成常态。经济的高度融合，加速了文化的深度融合，漫瀚调这一艺术奇葩，便是这一关系的历史见证。同仁学校的建立，就是这一历史条件下的产物。

客观上为“二少爷”办学准备了物质条件和文化条件。奇子俊是内蒙古近代史上的风云人物，对准格尔的文化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同仁学校”的设立为准格尔开创文明历史进程投下了第一缕曙光，也为漫瀚文化发展创立了基础，也为商业发展创造了条件和契机，为准格尔日后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积聚了人才，储备了智力。“同仁学校”是鄂尔多斯高原上第一所现代意义上的学校，它的办学理念以及办学形式都起到了启蒙作用。它从文化观念上改变了准格尔的历史文化传统，是鄂尔多斯近现代史上最有影响的文化高地，对鄂尔多斯近现代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二三十年代的沙圪堵发育了准格尔文化的雏形，并奠定了基础，具备了蒙汉文化融合的典范性特征。是漫瀚文化的发韧期和生长期。

最终形成了准格尔四大商镇的经济、社会发展格局，由于那公镇的崛起，晋、陕周边原先形成的蒙边商贸集镇迅速萎缩，上世纪二十年末，那公镇一镇独大，辐射周边，其贸易总量占到蒙、晋、陕三角地带的百分之七十以上，冠压三地，极大地促进了准格尔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

需要指出的是，那公镇是当时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同样是“血色梨花”，不可避免地伴生着旧时代的一切社会特征，与旧制度的一切历史本质同出一辙。那公镇就是那家的“私有财产”，想怎么处置就可以任意予夺。1928年，那森达赖一把火就烧了！

“2·9”事变

1932年2月9日，农历正月初四，准格尔旗发生了历史上首次流血政变，从此揭开了准格尔腥风血雨的历史帷幕。“2·9”事变中，开明、强悍的扎萨克那森达赖和其追求进步、向往民主、支持共产党的次子奇子俊倒在政变者的血泊之中。

那森达赖治旗有方略，谋发展，图旗强，反对民族分裂，维护国家统一。在其所治期间，经济得到空前发展，生产力居当时全盟之首。其子奇子俊与中共党员接触密切，并与乌兰夫、于右任等人交往甚密，曾任国民党监察院监察委员，内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执行委员，在其父的支持下，组建新军，创立学校，鼎新革故，为内蒙古的社会进步做出了重要贡献。那氏父子共同为准格尔的经济发展、社会进步、文化开蒙做出了贡献，他们设镇立市，重商兴业，开创了准格尔近代史上的发展奇迹，使准格尔成为蒙、晋、陕“金三角”接壤区的第一商业重镇，自己也成为蒙、晋、陕金三角的第一大财主。他集军政大权于一身，率先突破蒙旗不准建立武装的禁令，成为蒙、晋、陕接壤区的第一军事力量。在蒙、晋、陕金三角呼风唤雨，积累巨额财富。准格尔也成为蒙、晋、陕金三角的第一富旗，“声闻胡地三千里，名冠晋陕十六州”。“2·9”事变改变了准格尔的政治格局，在其后的一系列历史事件中，“2·9”事变的修正与颠覆几乎伴随着准格尔建国前的整个历史进程。

奇子俊和奇寿山（网络配图）

“2·9”事变使准格尔的经济生态遭到严重破坏，也使那森达赖的经济复苏计划就此夭折。“2·9”事变前的1928年，奉系军阀张作霖部王英匪部洗劫准格尔，那森达赖纵火焚毁那公镇，准格尔经济遭到重创。1931年元气尚未恢复的准格尔旗在那森达赖的号召下，意图经济上东山再起。他推出了一系列鼓励经济发展、恢复商贸的积极政策，重新建起了那公镇。随着那森达赖统治的结束，准格尔的经济由此一蹶不振，由盛而衰，持续于上世纪二十年代的一场商业奇迹就此销声匿迹，处在萌芽、发育阶段的城镇经济停滞不前。

“2·9”事变表面上看是王公贵族内部争权夺利的相互残杀，其实质是当时复杂政治斗争裹挟的结果。“2·9”事变的遇难者奇子俊的去世，使准格尔的进步政治力量受到削弱，也给准格尔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带来沉重打击。事变的主谋、发动者奇寿山以及其结成的利益集团的政治背景、政治动机与政治目的均被掩盖与忽略，因其的短命与匆促，成为准格尔历史上最扑朔迷离的政治事件。政变的发动者奇寿山所代表的政治势力和利益集团也并非当时社会和时代的进步力量，仅仅统治83天就迅速分崩离析。虽然政变结束了一种独裁统治，但又开始了一种恐怖政治的先端，它给准格尔带来的政治动乱、经济破坏、社会纷争贻害无穷。

准格尔煤田的开发建设

准格尔项目是一个集煤、电、路于一体的集团项目，项目计划总投资110亿人民币，设计能力年产原煤1200万吨。准大电气化铁路是内蒙古自治区第一条电气化铁路，也是鄂尔多斯高原第一条最长的外运铁路，其区间横跨内蒙古、山西，经河北最终达秦皇岛输煤码头。

网络配图

准格尔煤田的开发和崛起，包括万家寨水利枢纽工程的建造，都是工业主导思想的体现，极大地带动了地方经济的发展，为准格尔的经济发展和各项社会事业创造和准备了条件，也为准格尔的崛起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并为准格尔的经济建设、政治实现、社会进步、文化发展积累了人才，为发展生产力和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动力与活力，是准格尔引发产业革命的策源力。也为准格尔的经济起飞提供了机遇与可能。准格尔煤田的建设开发，激活了资源的开发利用，客观上加速了本地区经济发展的速度，提升了工业发展的科技和整体水平，带动了地区的产业化的升级，也加速了鄂尔多斯及周边旗县市的工业化进程。

准格尔煤田的开发建设彻底终结了传统农牧业、手工业、轻工业产业格局，使准格尔迈进了工业化、产业化、规模化、现代化的时代。带动内蒙古西部进入了能源工业化时期，也为产业的集约化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与发展路径。

准格尔项目的开发建设从文化的意义上为准格尔的经济发展营造了浓重的开发氛围，国家主体战略的实施，为准格尔的经济崛起和社会进步准备了充足的物质条件，并极大的拓展了上升空间。

准格尔煤田的开发建设在准格尔二十世纪的百年进程中为准格尔的经济腾飞写下了最为浓墨重彩的一笔，没有这一笔，将失去准格尔经济、社会进步的一部“云梯”，历史的进程也将是另一种样子。准格尔煤田的开发，第一次为准格尔的发展描绘了可能的蓝图，结束了发展的自然状态，回到了历史的基本面。五家尧现代农业园区的设立也是这一指导思想的结晶。

准格尔项目的实施，其实质是准格尔历史上又一次经济大开发。与前三次不同的是，这是一次比之前三次规模总和都大数百倍的经济开发。前三次都为农业开发，而这一次却是一次翻天覆地的经济革命，工业开发带来的巨大社会变革，彻底扭转了准格尔乃至内蒙古西部的经济格局与社会构成，就是在文化上，也彻底打破了有史以来的核心定势，是准格尔经济的一次“涅槃”之始。

政府驻地迁移

政府驻地迁移的实质是加速发展生产力，使资源优势迅速转化为经济优势，加快城市化进程，推进城乡经济一体化的发展，重塑重构准格尔经济框架，调整产业结构，适应经济发展的必然选择。

政府驻地迁移从客观上加速了城镇经济的发展，提升了城市建设的品位，拉动了准格尔经济增长点的大面积发育，促进产业结构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使政府行为与经济行为产生了积极的整合效应。有效的区域优势重组，增强了本地区的生产力，积极的资产配置推进了社会文化事业的综合平衡发展，为准格尔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创造了条件，大面积培育了第三产业，并在一定程度上完成了形式上的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上的优势重组。使经济的重心从传统转向现代，主客观上的趋于同步，极大的调动了各方面的优势，有效地启动了潜在资源市场的竞争力，激发了创造性实现经济增长总量扩张的热情。

政府驻地迁移，是准格尔有史以来第一次区域性的顶层设计，在有效的扩张经济总量的同时，实现了传统经济向现代经济的有序转化。工业化进程的加快，催生了准格尔地区新的工业体系。在计划经济模式下，开始了市场经济的探索与实践，这为日后加快这一地区的工业化进程创造积累了良好的经济条件。政府驻地迁移是一次区域性的经济大整合，也是一次资源再重组，多种经济成分的实践，以及相配套的地方能源政策，为这一地区的社会进步进行了有益的探索与实践，也为跨区域合作提供了新的途径与可能。准格尔政府驻地迁移，实质上改变了这一区域的经济发展属性，是一次主观能动性的大爆发，也是准格尔经济一次大构想、大重组、大发展。

生态工程的实施

准格尔大规模的生态工程建设始于八十年代末，经过近二十年的建设，极大地改善了本地区的水土流失和气候条件，从根本上改变了本地区的经济条件，为社会进步、文化发展、政治实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随着生态建设的进展，经济发展良性循环的格局正在形成，为准格尔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巨大的能量与动力，是准格尔根本意义上的经济增长点。

准格尔煤田矿山复垦 （网络配图）

值得一提的是，生态工程的建设最早可追溯到五十年代。1956年，新组建的高级农业合作社就组织农村大量的劳动力投入平整土地、兴修梯田的农田水利建设，广大的干部职工也以多种形式投入其间。六十年代初，农业学大寨的热潮席卷全国，修渠筑坝、建造水平田、兴修水利，极大的改善了准格尔的耕作条件，增加了耕地面积和水利设施的数量，在客观上改善了水土流失，有效地治理了荒山荒沟，为新时期的农业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七十年代、八十年代的“念草木经”、“3153”工程等的实施，为准格尔大规模的生态治理建设积累了经验，是准格尔生态建设工程的先声和发韧期。准格尔生态建设的确立和发展，是准格尔人多年来的经济理念和生态意识的觉醒，其实践意义也为黄土高原水土流失治理和黄河流域生态环境的改善提供了可资借鉴的范例，为高原干旱地区开创了一条生态农业经济发展的道路。生态移民以及与此有关的各项工程，都是这一主导思想的具体体现。

大路新区的设立

大路新区的设立是准格尔经济大构思浓墨重彩的一笔，它勾勒了准格尔经济发展的框架和方向，也为准格尔经济发展绘就了蓝图。为准格尔经济发展、社会进步、文化繁荣创造了空间与平台，创设了载体，是现代经济在准格尔的一次大整合，它固化了工业经济在准格尔经济中的主导地位，也为准格尔的城市化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大路新区的设立是准格尔历史上又一次经济大迁移，它提升了准格尔的经济水平，扭转了经济结构性矛盾的制约，从根本上改变了经济总量扩张的传统模式，树立了现代经济的理念，为准格尔经济可持续发展奠定了条件。

大路新区的设立，为准格尔经济发展集约化、规模化、产业化、专业化提供了路径。煤化工基地的提出与设立，彻底扭转了两千多年来所固有的传统经济模式，使准格尔在工业化的道路上迈上了新的台阶。新区的设立，在经济空间布局上，为准格尔各项社会事业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可能与机遇，也使准格尔的城市建设进入高速发展期。

文化产业的发展

旅游业是文化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旅游业的发展实质是经济结构调整的深层次改组，一定意义上可作为地区经济优势的第二次创业，是资源经济与社会发展理念的统一。

可以肯定的是，万家寨水利枢纽工程的建造完成，激活了准格尔的旅游业，为发展黄河旅游创造了条件。万家寨水利枢纽工程高峡出平湖，蓄住的不仅是水，而是黄金，它改变了本地区的人文格局和经济走向，从文化上也营造了一道亮丽的景观，由此而变的风俗文化将改变传统的文化定势，产生新的文化事物。

黄河旅游业的兴起，将带动旗境内相关旅游景点，也将营造更大范围更大规模的旅游产业，重构准格尔的经济布局，重新架构准格尔的经济优势产业，从根本上扭转准格尔的人文观念、经济思想，使资源优势逐渐转变为产业优势，成为准格尔新的经济增长点。

文化产业的兴起，将从政治上改变准格尔的区域格局，带动鄂尔多斯甚至内蒙古黄河流域的经济发展。

作者简介

王建中，准格尔旗人。著有《山河谣》、《第三十七计》、《往米年》等长中短篇小说等。作品被《小说选刊》、《小说月报》、《新华文摘》等转载，并入选数种年度选本及新时期优秀作品选等。摄影作品集有《黄河三峡》、《莲花辿》、《中国有个准格尔》等数种。影视作品有《遍地清泉》、《舂米的女人》、《天下黄河》等。历史文化著作有《漫瀚文化论》、《漫瀚长歌》、《最后一个汉奸》等数种。主编各类文史图书一千余万字。曾获索龙嘎文学奖、草原文学奖、鄂尔多斯文学奖，平遥国际摄影展优秀摄影师奖，内蒙古自治区年度优秀摄影师奖，河南省优秀图书奖等奖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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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编辑：王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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