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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是一座享誉世界的历史文化名城，它以通江达海的独特地理位置，成就了自身对外交流史上的文化辉煌。悠久的南京伊斯兰教文化，也是南京海上丝绸之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南京全力推进“海上丝绸之路”联合申遗，将净觉寺、郑和墓、渤泥国王墓等六处史迹点作为申遗的核心内容，充分体现出净觉寺在对外交流中举足轻重的地位。

历史上，明代洪武、宣德、嘉靖三位皇帝曾参与敕建净觉寺。郑和七次下西洋期间，净觉寺接待了大批穆斯林国家的使节。因此，净觉寺跻身全国著名的八大清真寺之列。明末清初，净觉寺还诞生了“金陵学派”（以儒诠经），其影响遍至全国。民国建都南京后，净觉寺又成为中国伊斯兰教的中心。目前，净觉寺仍然是南京地区规模最大的清真寺，是南京市伊斯兰教协会的所在地，并荣获“全国模范清真寺”、江苏省文物保护单位等称号。

的历史可追溯至元代，据元张铉撰《至正金陵新志》记载，元代众多政府机构就设在城南锦锈坊附近，最繁华的东锦锈坊、西锦锈坊就在三山街，紧邻铜作坊礼拜寺（净觉寺前身）。至元二十七年（1290），建康路在城录事司统计有色目人149户2929人。这些色目人大多数是回回官员和家属，不包括暂住和流动的回回商人。元代，从海路、陆路而来的西域商人都看重江南经济优势，多来南京经商，如此众多的色目回回人，集中于城南三山街一带生活。元末，朱元璋在南京建立政权，自称吴国公，并在吴王府（今南京王府园）居住了13年。传说，朱元璋经常去一街之隔的礼拜寺找常遇春议事，因为进大殿忘了脱鞋，才诞生了这座以“进脚”谐音“净觉”为名的清真寺。洪武元年（1368），朱元璋建都南京，此时常遇春正在北方征战元大都。洪武二年（1369），常遇春卒。因此，常遇春建铜作坊礼拜寺的时间应在元末至正年间。净觉寺在明洪武、永乐、宣德三朝与郑和家族有着密切的联系。

郑和堂侄赛哈智奏建三山街铜作坊礼拜寺

人们走进南京三山街净觉寺大门右侧，不难发现一座碑亭，亭内立有一块明洪武二十五年（1392）的敕谕。碑通高3.01米，宽1米，厚0.192米。此碑原件存于陕西西安市化觉巷清真大寺，记载了盖造两座礼拜寺的历史，十分珍贵。为此，南京市伊斯兰教协会专程赴西安清真大寺考察，将“敕谕”带回南京，并于1995年12月仿制一方，立于净觉寺碑亭内。

明洪武关于敕建南京三山街、西安子午巷两座礼拜寺的“敕谕”内容如下：

洪武二十五年三月十四日，咸阳王赛典赤七代孙赛哈智赴内府宣谕。当日于奉天门奉圣旨：每户赏钞五十锭，绵布二百尺与回回，每分作二处，盖造礼拜寺二座，南京应天府三山街铜作坊一座。陕西承宣布致司西安府长安县子午巷一座。如有寺院倒塌，许重修，不许阻滞与他住坐，恁往来府州县布政司买卖，如遇关津渡口不许阻滞。钦此钦遵。永乐三年二月初四立石。

赛哈智还在江苏太仓铁锚弄建造了一座礼拜寺，专程为郑和下西洋的船队在太仓刘家港停留期间众多穆斯林礼拜提供方便。此事由见太仓清真寺至今保存的“执照碑”。

今藏于北京民族文化宫的一件用汉文、波斯文、蒙古文三种文字撰写的“敕谕”，是一件研究中国伊斯兰教史极为珍贵的史料，东南沿海地区、泉州、福州等地的清真寺都能看见该敕谕的石刻。因为该敕谕落款年代为永乐五年（1407），让人不得不将其与永乐三年（1405）立石的赛哈智敕谕联系起来。赛哈智是洪武、永乐二朝回回界最有影响的代表人物之一。永乐五年敕谕的米里哈智应该与咸阳王赛典赤七代孙赛哈智是同一人。因为同为赛典赤子孙的四世孙米里纳、五世孙米里金（郑和为滇阳侯米里金次子），根据《赛氏族谱》考证，赛哈智为郑和堂侄无疑，赛哈智沿用祖父的“米里”而称为米里哈智最有可能。我们不妨再看看永乐皇帝对赛哈智的评价，可能这种体会更加深刻。《郑和家世资料》永乐十四年（1416）敕谕如下：

尔咸阳王七代孙赛哈智，西域大圣人之后。事太祖高皇帝，历年多岁，恭勤小心，出使外番，劳苦艰辛，以宣布国恩，招怀远人，使之倾悦慕义，咸修责职，此皆尔之功。朕嘉念不忘，今云南远在万里，又密迩交趾新附之地，而车里、八百等处，更连年硬化，叛服不常，必得腹心智识之人，乃可托付。特命尔镇守云南，安抚军民。钦与世袭尔祖咸阳王之职，敕封武德将军、咸宁侯，世袭镇滇卫指挥使。尔老成旧人，必竭心尽力，以副朕委托之重。……竟成万世不朽之功，可仰不尽者也。尔子孙有事于地方，文武有司官员一概崇优，以表朕之钦意。故敕。明永乐十四年正月十四日。

字里行间可以看出朱棣对赛哈智的信任，称其为“腹心智识之人”，成就“万世不朽之功”。从朱棣的敕谕来看，赛哈智曾“出使外番，劳苦艰辛，以宣布国恩，招怀远人，使之倾悦慕义，咸修责职，此皆尔之功”。联想起山东博物馆收藏的一部《咸阳族谱》，封面有元代“大元大德三年六月□日”的纪年。经北京大学硕士马保生对阿拉伯文部分进行翻译，其中就有“安拉已让世人知道了他的那个国度，那就是最美好的国家——中国。中国充满了尊严、恩典与裨益，那里还有让眼睛感到美好、精神为之向往的东西，同时也还有随之而来的欲望和私欲的享受”之语。另一处出现“我们的中国”“最好的国家是中国”话语，可见赛哈智家族早已不将中国视为异域，热爱中国的理念早已形成。正因洪武、永乐两朝对赛氏家族的重视和重用，才有准建三山街铜作坊与西安子午巷两座礼拜寺的待遇。

郑和奏请重建净觉寺

自洪武二十五年（1392）南京铜作坊礼拜寺（净觉寺前身）敕建以来，尤其明永乐朝郑和下西洋期間，接待了大量来自东南亚、西亚的海外使节。永乐六年（1408），渤泥国王率领王妃、子女和陪臣150余人来南京；永乐九年（1411），满剌加国王率妻、子与陪臣450余人来南京，朝廷派太监海寿（回族）参加接待；永乐十五年（1417），苏禄国东王、西王、峒王率家属大臣340余人来南京，明朝政府按照伊斯兰教国家礼节进行接待，专设清真席，《明会典》卷一百一十四《礼部》七十二《精膳清吏司·筵宴》记载着清真席上桌、中桌之分。每桌规定了品种和数量。各穆斯林国家使节、随从的宗教活动，大部分都在净觉寺进行。可以说，明初南京净觉寺成为对外交流的重要窗口，为睦邻友好、促进经济繁荣发挥了积极作用。然而，就是这处最重要的海外穆斯林的精神家园，在宣德年间突遭火灾，毁于一旦，当时正值郑和第七次下西洋前夕，赛哈智已去世多年，能够与宣德皇帝最为接近的穆斯林官员只有郑和。郑和责无旁贷地担起这一重任，奏请宣德皇帝帮助修复净觉寺。明宣德皇帝的“恩准”记载在《郑和家谱》之中，敕文如下：

敕太监郑和……得尔所奏南京城内三山街礼拜寺被焚，尔因乞保下番钱粮人船，欲要重新盖造，此尔尊敬之心，何可怠哉？尔为朝廷远使，既已发心，岂废尔愿？恐尔所用人匠及材料等项不敷，临期误尔工程，可于南京内监官或工部支取应用，乃可完备，以候风信开船。故敕，明宣德五年七月二十六日。

从敕文最后落款时间来看，郑和此时已经赶往福建长乐，并做好了远航前的准备工作。据《明史·西域传》记载：

宣德五年，郑和使西洋，分遣其侪诣古里，闻古里遣人往天方，因使人赍货物附其舟偕行，往返经岁，市奇珍异宝及麒麟、狮子、驼鸡以归。其国王亦遣陪臣随朝使来贡，宣宗喜，赐赉有加。

从文献得知天方国来华使臣为沙王献。带有天堂图一册随中国七人使臣到中国。这是天方国使臣第一次访问中国，理所当然地受到中国政府和中国穆斯林的欢迎。以天方国穆斯林使臣为代表的中东地区使臣到达中国后，首先在福州来远驿受到高规格的接待。为控制进京人数，减少京城接待压力，各国选派代表进京。首先从水陆官道到达南京，在南京整休等待皇帝召见。他们的宗教活动场所首选为重建后的净觉寺。然后，沿着大运河前往北京。天方国使臣破例加宴一次。郑和在最后一次下西洋时以身殉职，未能见到各国穆斯林使臣云集南京的宏大场面，更没有看到新落成的净觉寺。

为纪念郑和对净觉寺的贡献，600年后的今天，南京市伊斯兰教协会将宣德皇帝的敕文重新刻碑，告诉人们记住这段难忘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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