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初，冯至在上海家中

抗战爆发后，冯至随上海同济大学内迁，辗转于浙江金华、江西赣县、广西桂林，于1938年12月下旬到达昆明，其后受聘于联大外文系。初到昆明，冯至住在大东门内报国街，后又迁往五华山旁的节孝巷内。1939年8月，冯至受同济大学学生吴祥光的邀请，参观吴父在距昆明15里处、金殿附近的杨家山林场，得到两间供躲避空袭和写作的茅屋，“那里的松林，那里林中的小路，那里的风风雨雨，都在我的生命里留下深刻的印记。我在40年代初期写的诗集……以及历史故事《伍子胥》都或多或少地与林场茅屋的生活有关”。

可以说，在昆明的8年，是冯至一生中最为重要的8年，在这8年里，他创作完成了诗集《十四行集》、散文集《山水》和小说《伍子胥》等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有重要位置的文学作品，同时，这些作品也被中国学术界公认为代表冯至在诗歌、散文、小说创作中成就最高的作品。因此，多年以后他在《昆明往事》中动情地说：“如果有人问我：‘你一生中最怀念的是什么地方？’我会毫不迟疑地回答：‘是昆明。’如果他继续问：‘在什么地方你的生活最苦，回想起来又最甜？在什么地方你常常生病，病后反而觉得更健康？什么地方书很缺乏，反而促使你读书更认真？有什么地方你又教书、又写作、又忙于油盐柴米，而不感到矛盾？’我可以一连串地回答：‘都是在抗战时期的昆明。’”

冯至与妻子姚可崑

1941年，冯至从杨家山林场进城上课，“每星期要进城两次，十五里的路程，走去走回，是很好的散步。一人在山径上、田埂间，总不免要看，要想……在一个冬天的下午，望着几架银色的飞机在蓝得像结晶体一般的天空里飞翔，想到古人的鹏鸟梦，我就随着脚步的节奏，信口说出一首有韵的诗，回家写在纸上，正巧是一首变体的十四行”。在这一年里，冯至陆续写下27首十四行诗，于1942年8月辑集为《十四行集》在桂林明日出版社出版。《十四行集》作为我国正式出版的第一本十四行诗集，也是新中国成立前惟一的一本十四行诗集，《十四行集》以成熟的中国式风格和所达到的艺术技巧为中国的十四行诗贏得了世界性的声誉，同样受到中国学者的广泛赞誉。联大中文系教授朱自清从史的角度充分肯定《十四行集》：“他的《十四行集》也在去年出版，这集子可以说建立了中国十四行的基础，使得向来怀疑这诗体的人也相信它可以在中国诗里活下去。”联大中文系教授李广田则称誉冯至的十四行诗为“沉思的诗”，断言它是诗人生命中彗星的出现与狂风乍起；他之所以伟大，是因为他聚精会神。在《十四行集》里，冯至一方面强调孤独是个人生命的本然处境，因而他极力主张个人应对存在全面负责，独自承担起生存的全部问题；另一方面，他又格外重视人与人之间的相互沟通和相互交流。在他看来，人作为生命的精神性存在，应该是相互关怀、相互敞开的，而不是相互“关闭”、缺少沟通与交流的。可以说，在《十四行集》里，类似的多首诗歌都呈现出对人类现代性生存困境的充分领悟与感受。

冯至著作《十四行诗》

对于伍子胥亡命出走、掘墓鞭尸、头悬国门的故事，在《左传》《史记》《国语》《吴越春秋》和《淮南子》等书里都有不同的记载。在传统的叙述中，伍子胥为了报楚平王杀害父亲伍奢和哥哥伍尚的仇恨，不得不离开楚国向东去投奔吴国，担当起为父兄复仇的使命。但是，在抗日战争艰难困苦的环境下，冯至没有拘泥于历史传统的约束，而是以自己的社会良知尽力承担起对现实人生和民族国家的思考，给历史传统增添了新的元素，大胆地进行探索和创新，对故事进行重新阐释，尽力传达着自己对现实生活和苦难中国的深厚同情和理解。因此，冯至从一开头，就省去了楚王无道、夺子媳、逐太子、听谗言、杀忠臣等具体情节，而是直接从伍子胥待命城父写起，写父亲伍奢被囚郢城，太子建流亡郑、宋之后，他们兄弟二人在边城城父待命的情况。在此后的叙述中，冯至没有详尽地描绘伍子胥传说中那些奇特壮烈的故事序列，而是分别以伍子胥经过的9个地点为标题名称，对主人公特殊的生活境遇及其感觉和体验进行了现代式的还原书写。《伍子胥》一发表，立刻就引起了当时人们的广泛关注。西南联大哲学系教授贺麟认为：“尤其足以令我们注意的为冯至先生……他的著名中篇小说《伍子胥》，描写命运的讽刺，精心活用辩证法以分析生活的矛盾和矛盾的统一，实特具哲学的意味和风格。”1943年9月，冯至描写自然风物的13篇散文辑集为《山水》在重庆国民图书出版社出版，同样受到人们的积极关注和评价。

冯至著作《伍子胥》

冯至先生晚年照

作为西南联大外文系的教授和“教师诗人”，冯至除对学生讲授德语必修课外，还讲授“德国文学史”“德国抒情诗”“歌德”“浮士德研究”“尼采选读”等课程。这些课程和文学创作对西南联大的学生产生重要的影响，一批青年学生如穆旦、王佐良、郑敏、杜运燮、袁可嘉等在他的熏陶下逐渐成长起来，“以穆旦、郑敏、杜运變等为代表的西南联大‘学生诗人’，是中国现代主义诗歌发展史上的生力军，他们继承和发展了以冯至、卞之琳等为代表的西南联大‘教师诗人’的现代主义诗风，凭借着他们自身的艺术创造力，使中国现代主义诗歌达到了新的高度，为中国新诗的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此外，在西南联大的8年，冯至对德语文学和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同样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其中，他一生研究的两大课题：歌德和杜甫，都是在昆明起步并奠定了坚实基础的。

据记载，在1939年8月到1941年11月，冯至大部分时间都居住在杨家山林场，这段时间里，他每次从学校返回杨家山时，背包里总装着两样东西，“一是在菜市上买的蔬菜，一是几本沉甸的《歌德全集》。我用完几本，就掉换几本，它们不仅帮助我注释《歌德年谱》，也给我机会比较系统地阅读歌德的作品”。为了更好地、准确地翻译和注释《歌德年谱》，冯至按照时间顺序大量阅读歌德的作品，对歌德一生的转变和重要思想有了认识和了解，从而开始撰写《论歌德》中的大部分论文。在这些论文中，冯至集中探讨和研究歌德晚年自然哲学中蜕变论、反否定精神和向内又向外的生活，提倡理想与实际的结合，在努力自我修养、自我完善的同时，注意外部生活即客观世界的改造，大胆地与黑暗现实进行抗争的精神。其时，虽然歌德作品传入中国已有经年，但学术界对于歌德的生平及其作品并无深入研究，大多停留在一般性的介绍和评论的水平。因此，冯至对歌德的研究开创了我国学术界歌德研究的先河。

叶廷芳（左）与冯至（中）在杜甫草堂

抗日战争初期颠沛流离的经历，使冯至对杜甫的诗歌作品产生了强烈的认同感。1943年6月，他在昆明青云街的旧书店里，发现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仇兆鳌的《杜少陵集详注》，但由于口袋里钱不够，等他再去买时，发现书已售出，好在购得此书的是一名西南联大历史系的学生，得知冯至欲购此书，就主动登门转让，却成就了冯至的杜甫研究。多年后，冯至在回答《文史知识》编辑部问他怎样走上杜甫研究道路时，他说：“在西南联合大学教德文，课余之暇，颇留意于中国文学，有一天在书肆偶得仇注杜诗，又从头至尾细读，从此形成了自己对杜甫的一些看法。当时我想，在欧洲即使是二三流作家也都有人给他们作传，中国却连大文豪都无详细的传记，实在太遗憾了，萧统的《陶渊明传》、元稹的《杜子美墓系铭》、新旧《唐书》中有关李、杜等的记载，都过于简略了，为此决意给杜甫作传。”就这样，冯至开始了杜甫的研究及为期10年的《杜甫传》的撰写工作。《杜甫传》是冯至研究杜甫的代表性成果，也是我国第一部关于杜甫的传记。这部传记的重要学术价值在于它打破了中国传统的对于古代文学家考据、注释和欣赏的研究思路，开创了用传记形式研究的先例。冯至因此成为杜甫研究的名家，奠定了他在中国古典文学研究领域的重要地位。

冯至著作《杜甫传》

1946年6月，冯至离开昆明，经重庆回到北平，任北京大学教授。可以说，冯至在昆明8年的时间里，虽然短暂，但收获却是丰硕的。8年的时间，他在创作、研究、教学和翻译上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奠定了其在中国诗歌界、散文界、翻译界和学术界的重要地位。

大师生平简介

冯至(1905-1993年)，字君培，原名冯承植，直隶涿州人，现代诗人、学者。1930年留学德国先后就读柏林大学、海德堡大学，获得海德堡大学哲学博士学位。1935年回国，先后在同济大学、西南联大任教。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所长。

内容选自《西南联大人物故事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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