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伟长（1913—2010），出生于江苏无锡，物理学、力学、应用数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生前是上海大学校长。（受访者供图/图）

2023年10月9日，是中国科学家、教育家钱伟长110周年诞辰纪念日。在称其为“永远的校长”的上海大学，“钱伟长与遗产保护”“纪念钱伟长110周年诞辰暨‘伟业流长’发展论坛”等活动陆续举办。

虽然已经去世十几年，但有关钱伟长的传奇故事仍不时引发舆论关注。比如他“本文不必参考任何文献”的论文；他入学清华“物理只考5分”，却凭实力成为和钱学森、钱三强齐名的著名物理学家。

上述被网友称为“最硬核”的论文，刊发于《应用数学与力学》杂志2002年第五期（《宁波甬江大桥的大挠度非线性计算问题》）。事实上，他对调查研究、文献资料具有深刻而独特的认知和使用方法。

1993年，他在《怎样当一名研究生》的讲话中表示，“文献是调查的一方面，而且在学习上文献是一个重要的方面，国际上也习惯于这样做。”他还在研究生工作会议上细致地指导如何写学术论文，“写论文之前，你首先要到第一线找到人家的‘肩膀’在哪儿。”“什么叫摸肩膀？就是查资料，去调查研究。”

2004年，央视《大家》栏目采访92岁的钱伟长。他回忆自己的入学考，考了225分，国文和历史科都拿了满分，“数理化英文我一共考了25分……我的物理只考了5分。”

但据考证，事实或许存疑。一份名为《国立清华大学历年招考大学本科学生录取标准》的文件显示：1931年，清华大学对学生入学考的总平均分要求为54分以上，国文、英文、算学三科平均分要求达到49分以上。按照当时必考五门、选考两门的要求，照此推算，七科总分应达到378分，若只算五门必考科目，也至少在270分以上，皆高于225分。

入学后不久，钱伟长顺利通过了清华组织的“高中代数解析几何”甄别测试。1932年，入学第二年的4月，钱伟长已能独立翻译数学家福克斯关于代数方程的英文论文。“根据我们的史料考证，他在苏州中学接受了非常严格的（学术）训练，他们的教材几乎都是英文教材。”上海大学图书馆（档案馆博物馆）党委书记王远弟对南方周末记者表示。

在上海大学延长校区，钱伟长度过了晚年。人们常常会在幽静的校园里看到钱伟长在散步。他乐于和学生打招呼，喜欢看同学们步履匆匆地在校园里穿梭。他对一件宽版红夹克尤为钟爱，与学生谈话或与领导交流，总是穿着它。李银曾经是上海大学研究生会主席，现在是上海大学的一名学工老师，她和钱伟长见过三次面。她记得，年过九旬的钱伟长总是精神十足，笑起来带有婴儿般的纯真。

钱伟长一生保持科学家的好奇心。他曾撰文梳理《“华夏”的由来》，也探讨过“中国魔方的构造特性及其不唯一性问题”；他关心北方的沙尘暴问题，曾经在2001年给朱镕基总理写信：北方沙尘暴问题或与内蒙古山羊的畜养量有关。

他生前不用政治名片，介绍自己时，常用三个头衔：上海大学校长、《应用数学和力学》主编、上海市应用数学和力学研究所所长。这是他珍视的三个身份，也是作为教育家的钱伟长人生后期的重要成果。上海大学终身教授戴世强在上海应用数学和力学研究所与他共事多年，他回忆，钱伟长主编的《应用数学和力学》杂志，一开始连他在内只有两个院士，后来编委会一共出了15个院士、16位校长和副校长。

戴世强说，钱伟长平生有三大乐趣：足球、围棋和讲话。入学清华时，因家境清贫，钱伟长身高只有1米49，比测身高标杆的起点还矮1厘米。他像那个年代的有志青年一样，将爱国精神武装到身体。入学不到两年，他参加了清华越野队并在运动会上夺冠，后来又被选拔进清华足球队，并于1937年代表中国足球队参加了在菲律宾举行的远东运动会。毕业时，钱伟长的身高拔到了1米65。

钱伟长喜欢讲话。戴世强留意到，演讲时，钱伟长喜欢从桌上的报纸上撕下一角，放在嘴中嚼。作为上海大学校长（1994-2010），每年开学典礼和毕业典礼给学生做演讲，是他晚年雷打不动的惯例。

钱伟长最后一次在媒体公开露面是2007年，凤凰卫视的专题片《生命的光芒》。那时他偶尔认不出人，钱伟长爱下围棋，后来没人一起，便下起五子棋，一手执黑，一手执白。戴世强记得，最后一次去看他时，钱伟长两手皆执黑子。

他最后一次在学生面前讲话，是2005年的上海大学毕业典礼，钱伟长送出一句座右铭：“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他对台下的学生们说：孩子们，你们是否能记在心上？

钱伟长生前在书房。（受访者供图/图）

“需要科学才能救国”

1913年，钱伟长出生于无锡一个乡村知识分子家庭，四叔是国学大师钱穆。有一则逸闻至今为人津津乐道：清华入学考试当年，陈寅恪在历史一科的试卷中出了一道题，要求写出二十四史的名称、卷数、作者以及注疏者，这道题难住了不少人，钱伟长却尽数答出，该科最终拿了满分。

文史功底深厚，入读清华大学中文系顺理成章。但在1931年，钱伟长入学后的第三天，“九·一八”事变爆发了。钱伟长的这句名言广为人知，“我没有专业，国家需要就是我的专业”，他觉得“需要科学才能救国”。

为了入读物理系，钱伟长连续和物理系主任吴有训“泡”了一周——每天八点上课，钱伟长六点三刻就去办公室等着。

吴有训磨不过他，答应让他来试读。当时清华物理系对试读生有要求，普通化学、普通物理和高数三门课需要达到中等（70分）以上，不达标则要退回原院系。试读的前七个礼拜，钱伟长按学国学的背诵路子学物理，测验结果“一塌糊涂”，经吴有训教授点拨方有改变。

他每天早上五点到科学馆背书，通常到那儿时，华罗庚已经背完了。找到学习关窍后，钱伟长顺利留在物理系。等到本科毕业，他以第一名的成绩被录取为清华大学物理系研究生。

和当时的许多进步学子一样，钱伟长积极投身救亡图存运动。1935年，钱伟长参加了“一二·九”学生示威游行。当年年底，他和几位男同学一起组成自行车队南下，一路骑行至南京，向群众宣传抗日救亡。

1939年，抵达昆明西南联大后，他和林家翘、郭永怀考取中英庚子赔款公费留学生。三个人考的专业都是“力学类”，分数一致。

从上海坐船去加拿大留学，他们赫然发现护照上有日本的签证。负责人解释缘由：船会在日本横滨暂停，日本签注可方便他们上岸游览。“日本侵略军侵占了大半个祖国期间，不能接受敌国政府的签证。”钱伟长写道。他们携行李下了船。七个月后，方才再次出发。

留洋多伦多大学约五十天，钱伟长就和导师辛吉合著了《弹性板壳的内禀理论》。他对弹性板壳弯曲统一性理论的研究，早在昆明时就开始了。到了加拿大，发现和导师的思路一宏观一微观，刚好可以结合。二战期间，因为缺少统一的板壳强度理论的指导，飞机失事和高速飞行器试验失败是常事。《弹性板壳的内禀理论》也是研究该领域的第一批论文。

这篇文章被收录在美国科学家冯·卡门60岁的祝寿文集中，文集中的作者还包括爱因斯坦等物理学家。

“研究板壳，钱伟长创造性地用黎曼几何和张量分析来研究板壳统一理论。爱因斯坦研究广义相对论，也用黎曼几何做工具。所以钱伟长报告了相关成果以后，爱因斯坦要跟他讨论、请教，毫不奇怪。”戴世强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拿到博士学位后，钱伟长到加州理工大学冯·卡门的喷射推进研究所做博后。他和冯·卡门合作的《变扭率的扭转》，被冯·卡门称为一生中最经典的弹性力学论文。辛吉和冯·卡门都属“哥廷根学派”，这是一个强调应用性的数学流派。

“辛吉对钱伟长最重大的影响就是，不要淹死到应用数学的海里，解决了问题就爬上来。拿到一把刀以后，你要把它磨得又快又好，能砍瓜切菜，但你不能老是欣赏我这个刀如何好，如何锋利。”戴世强说。

钱伟长对实用性颇为看重，遇到感兴趣的现实问题，他并未自我设限在专长的学科领域。有人称钱伟长为“万能科学家”。1970年，国内的坦克研制面临困境：坦克用的四个铅蓄电池，只能启动15次，有时走个几十公里便不能再走下去。钱伟长并非电池专家，但按他的信条，“国家的需要就是我的专业”，他组织了一个研究小组，一边翻译外国文献和专著，一边研究坦克电池。第二年，竟真的做出一款与普通电池体积重量相同，但能量高出八倍的高能电池。

哪怕到了晚年，钱伟长也会为了“国家需要”，钻研新的专业。1980年，钱伟长率团去香港参加国际中文计算机学术会议。会议上，IBM等海外公司的中文计算机技术相对成熟，有人轻蔑地说：你们干这个太困难了，中国只需购买产品即可。当时已年过六旬的钱伟长开始学习计算机，设计出一款汉字宏观字形编码，简称“钱码”。在全国第一届汉字输入方案评测会上，“钱码”的单人输入速度排名第一。

1946年，钱伟长以探亲为由回国，为了不引人注意，只带了简便的行李和书籍。回国后，他在清华机械系做教授。1946至1949年，国内物价飞涨，教授生活清苦，钱伟长拿14万法币的工资，还不够买两个暖水瓶。为贴补家用，他去燕京大学工学院和北京大学工学院兼课，“承包”了三校的应用力学和材料力学课，以及一些高年级课程，每周授课时长达15小时以上。

隔年，加州理工大学喷射推进研究所邀请他返回美国工作，允以丰厚报酬，能够解决他当时的经济困境。钱伟长在美领馆填写申请表，最后一行的问题是：若中美交战，你是否忠于美国？

钱伟长毅然填了“No”。

1986年，钱伟长在上海市应用数学和力学研究所讲课。（受访者供图/图）

“我力图夺回久已逝去的良好岁月”

钱伟长身上有一种科学家典型的固执，“他眼睛揉不得沙子，喜欢做评判和决断”，戴世强观察。这曾让他在特殊年代吃了不少苦头。

1952年，钱伟长被任命为清华大学教务长，负责清华的教学改革。他的教育理念与当时推崇的苏联模式相悖。苏联教育模式推崇培养专才，但钱伟长认为，大学教育应该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专业不应分得太细，如此，进入社会之后，学生方才有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1957年，《人民日报》发表了《高等工业学校的培养目标问题》一文。这篇文章是钱伟长教育思想一次相对完整的呈现。

在文中，他写道：“教学改革以前，高等工业学校教学工作是漫无目标的通才教学。在学习苏联经验进行教学改革以后，我们学到了环绕一个明确目标进行有计划的教学工作的一整套的制度和方法。这是很大的进步……教学质量在某些方面看是提高了，但是学生学习负担过重，独立工作能力较差，专业分得过细过专，以致在分配就业时发生了困难。这都不符合我们国家的要求，值得我们研究改进。”

也因此，钱伟长在1957年以后被剥夺了上讲台的权利，仅保留“教授”的头衔，级别从一级教授降到了三级。后来邓小平主持教育工作时提出，“钱伟长不要待在实验室里，要让他上课。”后来又说，“有很多课开不出来，让钱伟长上嘛；有好多问题，你们不懂，他懂，让他开嘛！”于是从1961年到1965年，钱伟长先后去了清华九个系，写了九份讲义，别人再拿他的讲义去上课。晚年，他接受央视《大家》栏目专访，说：“我还是坚持我的一切。”

儿子钱元凯当年也因身份问题，未能继续高等教育。在央视的镜头前，他回忆父亲的教诲：“上学学的东西，在人的一生里是一小块……人们可以剥夺你上学的机会，但是任何人剥夺不了你学习的机会。”

科学家的主业是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有群众和科技工作者上门咨询或来函，他都尽力帮忙：他给工厂无偿翻译过机器说明书；为人民大会堂眺台边缘的“工”字梁稳定提供相应增强方案；在不利于施展科研能力的时代，他就靠一架手摇计算器，埋首计算“傅立叶三角级数之和”的大表，做一点实用的贡献，写定的稿子厚达30厘米。

“他有一段话我就很欣赏：我每天都在考虑一些问题，考虑这些过去人家没有解决的问题，后来有人解决了我很高兴，后来这个问题还没有人解决，我就纳闷它为什么。凡是弄通一个问题我就很开心，比当个什么官都开心。”戴世强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文革”结束后，钱伟长开始四个现代化的全国演讲工作。“钱先生何等聪明，他很会领会上面的精神，我们国家怎么建设（四个现代化）头头是道，谁都爱听……他一直讲到新疆伊犁，伊犁人家少数民族骑着马骑着骆驼都过来听他的讲课。”戴世强回忆。

在《钱伟长科学论文选集》的序言里，钱伟长袒露当时心境：“重新获得了科学工作的权利，欣逢1978年党中央召开全国科学大会，春风拂人，奋起之情油然而生。虽已年近七旬，还能为‘四化’效力，感到无限幸福，我力图夺回久已逝去的良好岁月，夜以继日地工作着。”

超前的教育改革

1983年，钱伟长离开清华，赴上海工业大学（后来合并为现上海大学）任校长。邓小平亲签的调令上写着：“此人任命不受年龄限制。”

上海大学校长的身份延续到钱伟长人生的最后一刻。

关于钱伟长赴任上海工业大学，曾流传着一种说法：钱伟长来到上海时，原以为是担任上海交通大学校长，得知是上海工业大学这所“四类学校”后，一度有些失望。戴世强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事实情况并未如此。

他说，1979年，年纪渐长的钱伟长动了离开清华的心思。华中工学院（现华中科技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和上海工业大学三校皆有意请他做校长。当时华中工学院的院长朱九思是钱伟长挚交。1980年，钱伟长创办国内第一本《应用数学和力学》杂志时，朱九思出钱出力帮忙办英文版。得知钱伟长要离开清华，愿意让贤。不过钱伟长基于多种考虑拒绝了。

在上海交大与上海工业大学之间，有人劝他：“交大是名校，名校不要你的名教授来增加它的光芒，而上海工业大学是非名校，他们又是求才若渴，马上你可以真刀真枪大干特干。”

刚到上海工业大学，钱伟长很快展开改革。他提出要“拆掉四堵墙”。一是要拆掉学校和社会的墙，为了适应社会的变化和需求，精简、压缩了一些专业，增设应用数学与力学、精细化工等专业；二是要拆掉校内各科系、各专业的墙，大学前两年不细分专业，无论文理，都建议学习计算机；三是拆掉教育与科研之间的墙。最后一项则是拆掉旧的“教与学”观念的墙。

钱伟长反对照本宣科的老师，他曾说：“凡是照本宣科的老师，学生可以缺课，可以不上他的课，因为学生自己念得比他念得快。”这种对教师的要求，最初是受他的老师叶企孙影响。

1939年元旦，钱伟长历经曲折抵达西南联大时，老师叶企孙被调任至重庆研究院。钱伟长负责为叶企孙代讲一学期热力学课程。拿到叶的课程讲稿后，钱伟长发现，虽然要教授的基本原理如故，但例题已换成国际科技杂志上提出的最新问题。

“每年虽然讲同一门课，但应该年年改变其基本理论的应用范围，使一门基础课一定要跟上科学发展的时代步伐，年年阅读大量有关科技国际期刊，消化吸收进教材中去，才算尽了教授的讲课责任。”钱伟长受此启发。

钱伟长同时提出对学校进行三项制度改革：学分制、选课制、短学期制。学分制和选课制最大程度上给了学生自主权，选课制让学生可以“跳槽”听课、跨年级选课，“学得特别好的学生可以多学些”。这样的教育改革，在当时远远领先于其他高校。

王远弟是1980年代的大学生，他回忆，当时很多学校沿用苏联体制。“工学院就是工学院，农学院就是农学院，专业之间区分得比较严。比如你是学钢铁的，出去之后马上就要进高炉厂，当技术人员。比如采矿系的学生，你要全面弄清楚怎么找矿、怎么采，出去马上就能用了，就是这样一种非常专的教育。”

钱伟长并不认为学科之间，尤其是文理之间应该泾渭分明。1998年，他发表于《光明日报》的文章表达得很清楚：“我认为自然科学、技术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传统的学科分割界限即将会消除，它们将会结合成一个完整的科学知识体系。不同的学科之间不再是‘隔行如隔山’，而是‘取长补短’。”

事实上，钱伟长的科学研究，一定程度上也受益于他的国学功底。

戴世强举例说，钱伟长研究板壳的内禀理论，用的就是研究国学的思路，“念国学的人很会条分缕析、分门别类”。钱伟长根据板壳的特性，将其分成12个板、35种壳。

如今的上海大学校园，很多地方都遗留着这位终身校长的改革痕迹。在设计校园时，钱伟长曾特别提出，女厕所应建得比男生大一些。上海大学里有南方学校常见的连廊，方便选课的同学在不同教室走动。

李银现在负责留学生的学工工作，开学第一课，她常带着学生熟悉校园环境。她对南方周末记者说，到达伟长楼时，她总会和学生们讲起这栋楼的由来：“那个时候，他觉得每个大学里，一定要有一个很隆重的（地方），把学生从家长手里接过来，等他毕业的时候，再很隆重地把他送向社会。”

钱伟长非常注重培养学生的问题意识和创新精神。“社会需要能带着满脑子的问题从大学走出来的人，要有创造性而非模仿性。”他认为，大学老师应该向学生说清楚，不要以为毕业后自以为学到很多东西，似乎什么都懂了，其实懂得还很少。

“从一个没有问题的人变成一个有问题的人，这就是大学教育的成功。”钱伟长说，如果学生觉得应该去解决这些问题，就会不断地进行创造和革新。

（注：主要参考文献：《钱伟长文选》第四、五、六卷）

南方周末记者 潘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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