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1. 《大分流》书影

李伯重先生在文章中沿引了农史学家陈恒力、游修龄等人的观点，认为江南地区土壤粘重，适宜用铁搭，而不利于用牛耕。但我以为，技术上的不适应并不是铁搭取代江东犁的原因。首先，江东犁非舶来品，它是适应江东土壤耕作需要而出现的。一项技术或工具的发明，并不是凭空产生的，它是人们在实践中不断发明和改进的结果。江东犁正是适应江东地区生产需要出现的，尽管它的规制、结构方面，还并非完善，还需要改进，但并不是铁搭取代江东犁的原因，事实上，江东犁自发明之后，本身还在不断改进。李伯重先生也注意到宋代以后江南使用的耕犁在形制上与最初的江东犁有颇大的差别，但我并不认为宋代以后的耕犁只是受江东犁的启发而发明出来的新耕犁，而是江东犁的一种改进。

江东犁经过改进是可以不断适应江东农耕的，它有铁搭所不可比拟的优越性。其集中体现便是效率，江东犁的效率来自于牛。按古人计算“一牛可抵七至十人之力”，“中等之牛，日可犁田十亩”。用铁搭翻地，虽然可以翻得很深，但效率很低，“人日耕一亩，率十人当一牛”（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第2773册）。同时铁搭与耕作质量之间并没有必然的联系，耕作质量的好坏主要取决于人，而不是铁搭。从理论上来说，铁搭的使用并不会导致江东犁的淘汰。

图2. 江东犁结构图

也就是说，江南地区，江东犁被铁搭所取代，原因不在于江东犁存在某种不可改进的缺陷，或是铁搭有如何的先进性，如何适应江南地区的水田耕作，根本的原因在于铁搭用人，而江东犁用牛。在传统中国，人是最可宝贵的，养人是不计成本的，相比之下，养牛却要计算成本。牛可以不养，而人却不能不养。人长大之后可以干活，就有明末宋应星的算法，“会计牛值与水草之资，窃盗死病之变，不若人力之便”（《大工开物·乃粒·稻工》）。

农民不养牛，自然就没有牛去拉犁，而江东犁是由牛来牵引的，没有了牛，自然也就没有江东犁；农民只养人，人多力量大，铁搭就是一种人力工具，它正好可以发挥人力的作用，我以为，关键的问题不是铁搭取代了江东犁，而是人力代替了畜力。

农户何以不养牛？原因在于养牛的成本太高。何以养牛的成本会变得如此之高？我以为这与中国传统的农业结构有关。中国传统的农桑结构，把土地尽可能地用于衣食原料生产，以解决温饱问题，用于养人。结果是养牛的空间越来越小。养牛所需的水草难得，成本上涨，以致无力养牛。对此，我在《跛足农业的形成：从牛的放牧方式看中国农区畜牧业的萎缩》一文中进行了详细的论述。我发现，中国农区耕牛的放牧方式经过了一个由牧牛、到放牛再到縻牛的过程。而它的背后则是用于养牛的土地面积的减少，用于粮食等种植的土地面积增加。畜牧业的萎缩使养牛成本提高，而养牛成本的提高，又加速了畜牧业的萎缩。

图3. 耕织图中的牛耕图

铁搭取代江东犁，便是出现在跛足农业形成过程中的一种现象。江东犁在明清江南的出局，与江东犁本身的技术无关，只是好犁要用牛拉，没有牛最好的犁也派不上用场。唐宋时期，江东地区还有相当的耕牛数量，这是江东犁得以发明和使用的原因。明清时期，“吴郡力田者，以锄代耜，不蓄牛力。”但这只是对大多数的农户而言，对于一些家境较好的所谓“上农”来说，由于他们有能力维持少量的耕畜，所以牛耕仍是他们的首选，只有那些“无牛犁者以刀耕，其制如锄而四齿，谓之铁搭。”（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第2773 册）如果说，铁搭在技术上优于牛犁，最有条件使用的应该是上农，何以他们不用铁搭而用牛耕。铁搭只是在无牛情况下的一种选择。清末，太平天国以后，人口减少，田地荒芜，水草资源相对丰富，养牛成本下降，外来移民“耕耘多用牛功，既省费，也省功，乡民亦有用牛力耕者”。

由江东犁到铁搭的变化，再来谈谈对明清时期农业发展水平的估计。从养活的人口来看，明清时期农业确有发展，这是不言而喻的，它的后面是作物（粮、棉、桑、麻）总产量的提高；从劳动生产率来看，明清时期的农业发展水平下降了，主要表现是畜力的减少；从人们的生产和生活水平来看，明清时期也有下降的趋势，一是劳动强度加大，工作时间增长；二是肉食量下降，由于畜牧业的萎缩，用于耕地的畜力尚且不足，用于肉食的牲畜更嫌少了。也就是明清时期，中国的市镇手工业工人为争取一人一月1斤猪肉的供应而斗争，而当时西方人每人一日有3镑。由此看来，西欧和东亚的大分流并非始于19 世纪，19 世纪以前两者之间的分流早已开始。从农业史的角度来看，这一分流可能最初源于农业结构。

信息来源

原载《中国经济史研究》2003年第1期，感谢作者授权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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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历山人（宋元明）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