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有云：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军人需要重体力的劳动和战斗，而且不能随时谁地进餐和休息，因此军粮的好坏直接影响军队的持续作战能力。从古至今，在漫长的战役——尤其是中国汉朝远征漠北，和古代屡见不鲜的围城战中，都有军队因弹尽粮绝而发生大面积减员，甚至全军覆灭的事情。今天，我们就来谈谈现代中国军用便携食品的发展史。

摆脱饥饿的艰难起步——从土地革命战争到抗美援朝的我军军粮发展史

我想读者们都记得老一辈人讲述当年革命时代的不易，和学生课本上讲到的红军长征时期啃皮带，吃野菜的艰辛历史。在那个年代，由于粮食供应不够，加上烹饪技术和保存技术不足，工农红军战士只得用干粮袋装上一袋袋米，一袋袋面，长征时背在肩上，每当休息的时候，便埋锅做饭，填饱肚子。由于满足温饱都很困难，更别提饮食的合理性了。因此，那时代的战士面黄肌瘦，甚至骨瘦如柴，这样的身体素质让我们的先辈不得不用比敌人多得多的损失，来击退如狼似虎的日本侵略者。

据统计，在抗日战场正面战场上，平均要付出七名中国士兵的代价才能击毙一名日军。除了子弹、炮弹、空中支援都远逊于对手外，另一个艰难的原因就是士兵营养水平过于低下，身体瘦弱的士兵不说拼刺刀能否赢得敌军，就连刺刀冲锋的大体力消耗，都足够使得士兵因瞬时低血糖而猝死。尽管如此，经过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中国人民终于赶走了侵略者。随着侵略者的抱头鼠窜回到大海对岸的老家，遭遇严重破坏的中国大地开始恢复生机，粮食生产也开始了恢复，仅在1946年，解放区生产的粮食已经超过了62.5亿公斤（折算为小麦）。到了解放战争后期（1949年全国产量突破1亿吨），由于解放区的粮食生产恢复较快，解放军有着足够的存粮满足一线战士和解放区人民的消耗，因而可以组织大量的支前民工和民兵，满足了前线大量的补给需求。在规模浩大的淮海战役期间，为了养活近90万前线士兵，解放军组织了河南，安徽，山东，江苏543万民工，其中22万人为军队直接配属的民工，130万民工负责二线运输，其他的300余万为就地临时征调的民工。由于支前民工为解放军最终取得淮海战役全面胜利立下了汉马功勋，陈毅元帅高度评价为“人民群众用小推车推出来的胜利”。

庞大的支前民工和就地征购的粮食满足了解放战争中的强大攻势的消耗，但是在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的时候，这招用不上了。由于庞大的民工徒步运输也需要消耗大量粮食，而且民工队伍过于庞大，度过鸭绿江时根本无法抵御占据制空权的美军飞机空袭，一旦遭受轰炸人民群众的损失不可估计。同时，由于美军的强烈轰炸，铁路枢纽，重点大桥都被炸得四分五裂，光维持通车就要耗费相当的时间。最近上映的《金刚川》就是当年运输部队维护铁路运输的艰难写照。而汽车部队更是损失惊人，在志愿军入朝第一个月，从国内翻箱倒柜取得的1300多辆汽车，就因为缺乏制空权被摧毁了1000辆，其惨状堪比诺曼底登陆后的德国陆军。不幸中的万幸就是绝大多数志愿军都是轻步兵，不像装甲车队那样极度依赖油料补给，才能够在几乎无后勤补给情况下坚持作战——但是伤亡和非战斗减员也是极为严重的，在70年前爆发的长津湖战役中，身着单衣的志愿军（宋时轮回忆，因他们是从追逐蒋介石的前线撤回参加抗美援朝战役，在未能领取足够冬装的情况下便投入长津湖战役）在-35度气温（人类历史上有记录的最冷气温下的战斗）包围并追击已经吓破了胆的美军过程中，因严重缺乏机械化载具、补给品和防空火力，付出了8000多人战死，10000多人负伤，28000多人非战斗伤亡，合计48000多人损失。志愿军第20军和27军的8个师遭受不低于30%的损失，其中2个师被迫撤编。而美军在-35度气温中也有7800多人非战斗伤亡，双方损失数字的一半都是因自然环境造成，但美军凭借强大的后勤实力仍然在一夜间修复了黄草岭山口大桥（使用C-119大货柜运输机输送钢桥组件），并使用海军将10万主力军队和难民全部撤出包围圈，元气未伤。可见在现代战争中，双方后勤的差距往往会导致战役的最终结果。

因此，为了让前线部队在脱离补给的情况下仍然能够战斗，刚刚成立的新中国绞尽脑汁为前线设计能够随身携带，保存期长，并可以在紧急情况下直接食用的干粮。由于传统的粮食多为淀粉作物，而淀粉在“生”的状态下不易吸收，必须做熟才能食用，但传统的馒头、饼干、面包等面粉制品又因为含有水分而体积较大，极易腐坏。最终，在东北军李聚奎后勤部长（1955授衔为上将，我国后勤系统缔造者）的倡议下，中国人民志愿军开始使用易于保存和运输的炒面作为战备干粮——这也是那句经典的“一把炒面一把雪”的来源。

由于1950年代国内经济还未恢复，保证粮食温饱都很困难，因此为前线输出的炒面也是非常简陋的——基本上就是用小麦粉、玉米粉等各种淀粉作物磨成的面粉混合在一起，再用大铁锅炒熟。为了让士兵摄入炒饭同时满足强烈体能消耗带来的电解质流失，炒面被加入了盐，这样食用时就可以满足最基本的碳水化合物和电解质的摄入。

在炒面配发一线后，由于便于携带和立即食用，很多志愿军战士得以在遭受敌军强烈攻击下仍然战斗。在艰苦卓绝的上甘岭战斗中，在后勤补给已经枯竭到“一个苹果”和“一桶水”的情况下，志愿军硬是靠着干硬无法下咽的炒面坚持到了胜利之时。可以说，这种“杂粮干炒面”是帮助志愿军赢得朝鲜战争的首要功臣。

虽然炒面居功至伟——但是它也有数不清的缺点。首先，由于仅仅含有淀粉和盐，该食物单位热量严重不足，需要吃下很多才能满足高强度体能消耗；其次，由于缺乏膳食纤维，加上战场缺水，很多人吃下极易便秘；最后，由于缺乏蛋白质和必要的矿物质、维生素，长期使用会导致患上坏血病等一系列营养不良症状。因此在抗美援朝胜利后，新中国转入和平建设，军队建设也转向科学化，设计一种合乎时代要求的科学口粮便成为了新成立的总后勤部的重点工作。但是，谁也想不到，对于以“中华饮食”而出名的中国，设计能够满足军人使用的野战食物之路，却是那样的漫长。

中国军粮现代化的最大阻碍——中餐的烹饪模式

民以食为天的中国有着绵延数千年的中餐历史，中餐其菜品丰富程度，地域差异都是世界之罕见，也随着中国清末以来的移民潮而名闻世界。但是，以“色香味俱全”名闻天下的中国菜，却在现代化生产领域遇上了极大的困难。这是由于，中国菜非常强调“现吃现做”，就算是古代流传下来的“保存食物”，如金华火腿，东北酸菜等，仍然是生的食材，食用前必须做熟才能食用。

同时，中国菜的最大特色制作方式就是“炒”，炒菜非常讲究油温、下料的时间、火候控制和翻炒动作，稍微差一点就会糊锅或者未熟，而盲目堆积材料下锅闷煮也不会做出提升士气的料理。因此迄今为止，中国野战烹饪都离不开大号炒锅，而炒锅也是迄今为止最难以自动化的设备之一。

相比之下，欧洲国家的烹饪就比中国人简单很多。早在二战时代，欧洲和美国主流国家的面包烘烤已经实现了半自动化，一个140人的炊事班，就能为3000名德国步兵团士兵提供大面包。这是因为大部分欧美人主食为肉类和面包，辅之以少量凉菜沙拉，因此只要配备大型烤箱和炖锅就可以随时随地烘焙出一大炉面包、一大把烤香肠和一大桶菜汤。

因此，在明治维新初期，盲目西方化的日本人也企图照搬欧洲人的野战食物，准备以咸牛肉罐头、烤面包和饼干作为主要配餐，但由于肉类供应不足，及和日本传统饮食抵触而失败。最后，日本人还是改回了米饭和咸菜，由于白米饭容易患上脚气病（明治天皇就死于脚气病），因此日本人吃的是大麦和糙米混合的麦饭，但需要花费不少时间去蒸饭。

最后，日本人以大和号的电热蒸锅为技术源头，在1960年代开发出了最早的电饭煲。它通过计算米饭中水分的蒸发量来控制电源，在加入适当的水和米后，电饭锅开始加热，到水分蒸发完毕时，就自动切断电源进入保温。所以米饭这种中国人吃了不短于5000年（根据2012年基因学调查，中国人驯化水稻可能是8000年以前）的食物，居然到了1960年才开始实现烹饪的自动化，比起面包在19世纪就开始工业化生产晚了足足100年。

米饭的自动化烹饪尚且如此，用机械生产一道道精美的中餐的难度就可想而知了。而且最难的在于，大部分讲究“现做现吃”的中国菜，一旦凉透了，就必须热透才能食用，没有人认为一道隔夜凉透的梅菜扣肉还是可口的，甚至觉得肥腻而难以下咽。

由于这些困难，中国解放后的军粮发展之路，一直是非常坎坷的。

第一代军粮：压缩饼干+肉罐头

从1958年开始，中国总后勤部便开始研发现代化的中国野战食品。不过，由于上文提到的中餐标准化烹饪困难，南北士兵饮食习惯不同的问题，中国长期以来没有标准化的野战厨房，都是各个部队自行购置野战烹饪设备，因此绝大多数时间都是临时性挖无烟灶，就地埋锅做饭。所谓的无烟灶，就是挖一个可以容纳锅子的坑，然后把烟道水平延伸到远处，过程中不断降温，因此最终冒出的烟雾很小，而且远离人员聚集的灶台，不会被敌人一炮炸死一锅吃饭的人。但是挖无烟灶只能在全军集合起来宿营的时候，野外行动时就没法挖灶台了。所以，总后勤部在1958年，结合朝鲜战争时的炒面和压缩技术，开发出了中国第一代压缩干粮，如杂粮饼干，压缩豌豆面饼干等。

中国第一代压缩干粮其实就是炒面的压块化。先把混合粉加上水烤成饼干，然后用粉碎机粉碎回粉末，再压入模具制成块状压缩饼干。

压缩饼干这种食物在国外极少制造，目前国际上比较常见的是BP-5便携干粮，一般只用于国际组织援助灾区和难民。不过，由于这种食物非常廉价，适合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中国军队，因此得以大批量生产，其中最有名的便是很多对越自卫反击战中提到的761压缩干粮。

761干粮伴随着对越自卫反击战的解放军士兵战胜了越南军队。但是761干粮仍然摆脱不了炒面时代的问题：营养严重不均衡。由于缺乏纤维素、维生素和矿物质，长期吃761干粮会发生便秘、夜盲症的问题，以至于不得不给士兵发放维生素胶囊作为营养强化剂。同时为了弥补饮食过于单调的问题，解放军也仿效国外为军队配备了各类罐头。在那个国人吃肉都得凭票供应的年代，军队的肉罐头一度是很多人当兵的期盼。但是，这些硕大的肉罐头，在中国对越自卫反击战中却很不受到欢迎。原来，由于为了增强肉罐头的卡路里含量，肉罐头里含有大量的猪油，在未加热情况下打开白的如同一滩雪。对于吃饭抹上猪油的欧美人来说，这些肥油堪比口中美味，而对于不喜欢大口吃猪油的中国人简直就是灾难。因此，对于这些极为油腻的罐头，很多在一线穿插的士兵宁可把它丢掉，换成等同重量的手雷和子弹；而在中国参加坦克两项的军人里，也有很多因不喜欢吃俄罗斯军队餐中猪油而在比赛时感到饥饿，这就是中西方饮食差异带来的恶果了。

因此，在对越反击战后，中国针对761干粮的不足推出了90式压缩干粮，也是目前网上能够买到的最多见的干粮。相比761,90式添加了各种微量元素，以及奶粉、葡萄糖和人参皂苷等营养强化剂，吃起来消化更快，因此也成为了民间购买量很多的压缩干粮。相比之下，铁罐军用罐头的发展就没那么快速了，而且现在也只有海军舰艇在冷冻蔬菜吃光后会比较常吃这些罐头。

第二代军粮——软包装罐头和自热食品

由于技术的进步，2000年后中国菜的工厂化生产变得越来越容易。首先，中国菜在西方快餐的影响下，使用了自动化蒸锅（蒸功夫最早引进）和油炸锅，使得大规模生产中餐不那么费时费力；第二，由于真空密封技术越来越先进，罐头不再只是铁皮罐头，真空塑封的肉制品也一样能够持久保存。最后，随着高性能塑料袋的普及，原本惧怕热量的塑料袋也变得“铜墙铁壁”，可以忍受100度沸水直接加热而不损毁。因此，在2000年以后，我国军粮开始进入高速发展期。

2003年，杨利伟随着神舟五号一飞冲天，由于航天向着多人多天和永久性航天站发展，我国自然要开发符合中国人饮食习惯的航天食品。因此，上述提到的真空耐热包装食物就上了神舟飞船，并且在全国和全世界人民面前得到了展示，在神舟六号时期，我国研制的太空餐谱便有了50多种；到了神七时，为了方便出舱行走的宇航服低气压情况，研发了低产气（减少放屁）食物。而航天产业的拉动也是非常明显的，就像阿波罗计划诞生了辐照杀菌和调味粉包一样，中国航天也成功把中国军粮进步到真空耐热塑包的成品中国菜的时代，很有代表性的就是09式单兵口粮。虽然很多人把它视为美国MRE的中国化，但是中美两国饮食本质上的差别，使得09式单兵口粮和MRE是完全不同的两类。

09式单兵口粮可谓是一大飞跃，它不仅在压缩干粮方面大幅提高，而且还创造性的加入了自热食物和软包装罐头的元素。由于解决了中餐自动化烹饪和化学发热技术，09式自热食物能够让士兵利用一切可用水源就地准备一顿热饭，而且口感比起美国MRE要好得多，也有很多人至今认为它是国内最好的单兵食品。

在解决了单兵食物后，中国集体性食物的问题又暴露出来。因此下一个阶段，就是解决军队集体饮食的规范化。

让集体配餐更加科学快捷——第三代军粮时代

在中国积极发展单兵食品背后，却是一线单兵食品长期配发不够的现实。由于军改以前，每个军区都有自己的后勤标准，伙食标准也并不统一。因此，很多军区的后勤部门采购军用战备食品时，只考虑战备库存充足，而甚少在实际训练拨发（一般只有腾库存时才有罐头进入消费），这不仅影响了单兵食品的普及率，也影响了应急行动时战备食品的供应。因而在多次地震救援中，我们都能看到士兵们啃馒头，在大锅煮方便面的镜头，而且其中不少还是当地群众自发性送上来的。在这样的背景下，全军统一后勤标准，成立独立的联勤保障部队就是战略的必然。

2015年深化军改后，联勤保障部队取代了总后勤部和原本各个军区的后勤系统进入了解放军的队列，中国军队从此标准化跃上一个大的台阶。首先，伙食费标准统一了，而且相比过去有了大幅度提升，饮食标准上来了，自然士兵身体素质也提高了。同时，在2018年调整伙食标准后，出于“聚焦实战”的角度，每个月作训期间要安排3天食用单兵或集体野战口粮，加强和平年代军人对战时食品的适应性，同时也促进单兵食品的生产和改进。

除了单兵食品配发使用增加外，中国军队还出于实战化目的，开始参照国外先进水平研发供多人食用的集体伙食。

最后，就是现在推行军民融合后，军队也开始试点野战食品社会化保障。所谓的社会化保障，就是利用已有的民间配餐公司为部队提供商品化快餐，在军队拉动，训练时运输到战士手中，通俗的说就是“军队给战士定外卖”。在上个月的《军武零距离》里，我军某合成旅的战士在火车跨区调动时，就是一路上使用社会化保障，就地订购当地配餐公司的快餐补给到军列上，节省了餐车和炊事班的空间，也让和平时代保障军队训练成本大幅降低，甚至在战时也能够大幅拓展食物的来源渠道。

结语 人是铁饭是钢

现代战争日趋复杂，战役和战略行动界限逐渐模糊，打击也从“纵深突击”升级到了“全域作战”。在现代战场上，后勤力量不但是持久战的基础，更是敌方打击的重中之重。而粮食保障作为后勤保障中关乎士兵战斗力和士气最关键的环节，值得我们进一步深入研究和挖掘，从饮食中进一步提升效率，战胜敌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