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 青 孙 健

(南开大学 历史学院，天津 300350)

汉英、英汉双语词典的编纂出版作为晚清出版史和社会文化史上的重要现象，近年来得到学术界越来越多的关注，研究成果不断涌现。(1)代表性成果有高永伟：《邝其照和他的〈华英字典集成〉》,《复旦外国语言文学论丛》2011年第1期，第101—107页；杨慧玲：《19世纪汉英词典传统——马礼逊、卫三畏、翟理斯汉英词典的谱系研究》，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元青：《晚清汉英、英汉双语词典编纂出版的兴起与发展》，《近代史研究》2013年第1期，第94—106页；苏精：《麦都思〈福建方言字典〉出版的曲折历程》，《中国出版史研究》2016年第3期，等。这些成果多聚焦于词典所涉中西语言、概念的接触交流，部分词典的源流与谱系，词典的结构与功能，词典与汉语学习的关系，部分词典编纂者的史迹等专题，而对于出版史研究应予关注的相关出版信息如出版机构、出版品种、再版重印情况、发行销售途径及海内外流布情况等重要问题，则乏人问津，致使至今难以细致、完整描述汉英、英汉双语词典出版这一晚清重要的出版文化现象。笔者拟在前人研究基础上，钩稽爬梳相关史料文献，力争通过对上述出版诸信息的梳理、考辨，勾勒出晚清汉英、英汉双语词典出版及海内外流布盛况，以就教于学术界同仁。

多种出版信息表明，晚清时期汉英、英汉双语词典的编纂出版，已达到非常繁盛的局面。其标志有三：

一是大量出版机构将双语词典纳入出版范围。据不完全统计，晚清时期涉猎双语词典出版的机构多达20多所，包括澳门东印度公司印刷所、马六甲英华书院印刷所、巴达维亚印刷所、香港书馆(伦敦会香港分会)、新加坡印刷所、曼谷泰华书局、香山书院(澳门《中国丛报》编辑部)、广州中和行、香港孖剌西报社、香港罗朗也父子公司、香港中华印务总局、伦敦杜鲁伯公司、福州罗扎里奥·马卡尔出版公司、汕头英华书局(汕头英国长老会书馆)、上海墨海书馆、上海海关出版社、上海别发印书馆、上海美华书馆、上海申昌书局、上海商务印书馆、上海务时敏斋、北通州协和书院等。甚至有的出版机构就是专为双语词典出版而设置的，如澳门东印度公司印刷所就是专门为印刷出版马礼逊的《华英字典》而创办的。为此，东印度公司董事会曾于1814年雇佣一名英国印刷工携带一台印刷机、一副英文金属活字来到澳门，并雇人雕刻铸造了中国境内第一套铅活字，使双语词典出版成为可能。超出原来安排的是，该印刷所并没有在马礼逊《华英字典》出版后就关张大吉，而是一直运行到1834年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垄断权终结，其间除出版马礼逊3部6卷的《华英字典》外，还出版了马礼逊编纂的粤方言双语词典《广东省土话字汇》，麦都思编纂的闽方言双语词典《福建方言字典》等，成为早期双语词典出版之嚆矢。

还有的出版机构将双语词典出版作为自己的重要业务范畴和出版特色，数十年致力于此。业绩最突出的当属上海美华书馆。其前身系美国长老会在宁波成立的华花圣经书房，1860年迁沪后易名为美华书馆。书馆自迁沪易名后的半个世纪里，先后出版了麦嘉湖的《上海话短语选》(1862)，艾约瑟的《上海方言英华词集》(1869)，卫三畏的《汉英韵府》(1874，1889，1896，1903)，司登得的《汉英合璧相连字汇》(1877，此为再版)，斐尔德的《汕头话音义词典》(1883)，卢公明的《英华萃林韵府》(1890，此为再版)，布列地的《华英万字典》(1896，1907)，鲍康宁的《汉英分解字典》(1900，1915)，钟秀芝的《西蜀方言》(1900)，戴维斯、薛思培的《上海土语华英词典》(1911)等至少10余部汉英、英汉双语词典。上海美华书馆以其在双语词典出版史上的辉煌业绩在晚清出版机构中独树一帜。此外，上海别发印书馆也先后出版司登得的《汉英袖珍词典》(1874)，邝其照的《华英字典集成》(1887，此为第3版)，翟里斯的《华英字典》(1892，1912)，湛约翰的《英粤字典》(1891，第6版；1907，第7版)，波乃耶的《英粤袖珍词汇表》(1894，第2版；1910，第4版)，富世德夫人的《英华字典》(1897，第2版；1903，第3版)，欧德理的《广东方言词典》(1910—1911，第2版)等多部词典，其双语词典出版业绩紧随美华书馆，亦相当突出。

二是双语词典出版品种丰富，规模惊人。在马礼逊来华至清末百年时间里，以来华西洋传教士为主体、辅以少量世俗西方学者及中国知识分子的词典编纂者，编纂出版了数量极为可观的汉英、英汉双语词典。其整体规模，据笔者统计应不少于70部。(2)参见元青：《晚清汉英、英汉双语词典编纂出版的兴起与发展》，《近代史研究》2013年第1期。其中，普通汉英、英汉双语词典20余部，代表作品有马礼逊的《字典》《五车韵府》《英汉字典》，卫三畏的《汉英韵府》，罗存德的《英华字典》，卢公明的《英华萃林韵府》，翟里斯的《华英字典》，邝其照的《字典集成》，谢洪赉的《华英音韵字典集成》，颜惠庆的《英华大辞典》等；汉语方言——英语双语词典30部左右，影响较大者包括马礼逊的《广东省土话字汇》，麦都思的《福建方言字典》，卫三畏的《英华分韵撮要》，卓为廉的《汕头方言土语英华词典》，杜嘉德的《厦英大辞典》，钟秀芝的《西蜀方言》，睦礼逊的《宁波方言字语汇解》，戴维斯、薛思培的《上海土语华英词典》等，涉及粤方言、闽方言、吴方言、蜀方言等多种汉语方言双语词典。此外尚有《金石中西名目表》《化学材料中西名目表》《药品中西名目表》《汽机中西名目表》《术语词汇》《海关商务英华新名词》《英汉商业学字汇》等20部左右的英汉专科词典。在晚清那样一种出版文化环境下，能够出版规模如此壮观的大批双语词典，反映了其时中西跨文化交流的巨大历史推动力。

三是再版重印次数可观，发行总量大。每一部双语词典的印刷发行情况不尽相同，弄清所有词典的印刷发行细节显然极为困难。但现存某些代表性双语词典的出版信息足以说明问题。作为晚清双语词典的开山之作，马礼逊《华英字典》的印刷总量和再版重印情况颇值得一提。据资料记载，这部花费12000英磅巨资印成、3部6卷共4500多页的巨著，前后共印刷1500本。(3)H.B.Morse,The Chronicles of the East India Company Trading to China,1635-1834,Oxford:The Clarendon Press,1926,vol.3,p.240.如此大规模且价格不菲(有说价格为20个英国金币)的出版物，在晚清早期词典目标读者很少的情况下(早期词典的阅读对象主要是来华传教士，而到1860年代中期，来华新教传教士仅338人(4)[英]伟烈亚力著、赵康英译：《基督教新教传教士在华名录·前言》，天津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4页。)能达到这样一个印刷量，实在惊人。而其中第二部《五车韵府》的重印再版情况更反映了马礼逊词典出版的繁荣景象。1865年，为满足更多读者特别是中国学子学习英文的需要，该书由上海墨海书馆缩小开本后重印发行，受到读者热烈欢迎。1879年，上海点石斋石印书局出版发行石印版《五车韵府》，开本再缩小、两册合并一册，价格更便宜，流行更广。此外，另一种标署1865年出版、实则19世纪后期石印出版的《五车韵府》也曾在市面流行。1899年，署名金约瑟的编者石印出版了《改订增广五车韵府》，是晚清《五车韵府》的最后一个版本。(5)参见司佳:《〈五车韵府〉的重版与十九世纪中后期上海的英语出版业》，《史林》2009年第2期。在清季30年的时间里，马礼逊的《五车韵府》一版再版，印刷数量不在少数，极大地满足了广大英语学习者的需求。

在马礼逊《五车韵府》再版流行的同时，另一部由司登得编纂的汉英双语词典《汉英合璧相连字汇》1871年由上海海关出版社出版,是为中国近代来华世俗西人编纂双语词典之始。该词典在编排方式、词条来源及汉字释义方面别具特色，在晚清双语词典出版史上占有一席之地，出版后颇受欢迎，多次再版。先是1877年上海美华书馆修订后出版了第二版，之后季理斐修订补充后上海美华书馆于1898年出版了第三版。此后季理斐在1898年版本基础上再次修订完善此书，更名为《英华成语合璧字集》，先后于1905、1907、1911、1918、1930年出版了5个版次。(6)参见韩一瑾：《司登得〈汉英合璧相连字汇〉谱系考》，《国际汉语》2018年第1期。在半个世纪里，一部词典先后出版达9次之多，印刷总量肯定不在少数，实为近代出版史上的盛况。

同样反映双语词典出版盛况的还有由邝其照编纂的《字典集成》一书，1868年由香港中华印务总局出版。这是19世纪众多汉外双语词典中唯一一部由中国人编纂的英汉词典，出版后广受欢迎。据邝其照自己讲，此书发行量“出乎意料的巨大，充分显示了人们对这种读物的需求和喜爱”。(7)邝其照：《华英字典集成·序言》，上海别发印书馆1887年版。1875年该书由香港中华印务总局同名再版。1887年，上海别发印书馆出版了第三版，名为《华英字典集成》。此后，词典再版不断进行：1893、1896年，上海申昌书局以《增广华英字典》之名分别石印再版此书；1898年，上海务时敏斋同样以《增广华英字典》之名线装石印此书；1899年，商务印书馆以《商务书馆华英字典》之名再版；1903年，颜惠庆等受商务印书馆委托修订1899年版词典，以袖珍本形式出版；1920年，该词典1887年版由香港和盛书局再版；1923年香港新广兴公司重新出版了邝其照的全套英语教学丛书，其中也包括其《华英字典集成》。出版该词典的机构之广、版本之多、印刷总量之大，反映了该书在清末民初书业的巨大影响。

除上述几部词典外，再版印刷次数较多的还有湛约翰的《英粤字典》，有1859、1872、1891、1907年等至少七个版本；杜嘉德的《厦英大辞典》，有1873、1899、1922年三个版本；罗存德的《英华字典》，有1866—1869、1883、1900年三个版本；卫三畏的《汉英韵府》，有1874、1889、1896、1903、1909年五个版本；卢公明的《英华萃林韵府》，有1872、1890年两个版本；富善的《汉英袖珍字典》，有1891、1909年两个版本；翟里斯的《华英字典》，有1892、1912、1968年三个版本；富世德的《英华袖珍字典》，有1897、1903、1909年等四个版本；鲍康宁的《汉英分解字典》，有1900、1915年两个版本；谢洪赉的《华英音韵字典集成》，印刷至少6次；颜惠庆的《英华大辞典》，多次再版。

晚清汉英、英汉双语词典品种丰富、规模惊人，值得细加探究。同样值得关注的是，这些词典问世后的流传分布情况，此为双语词典研究中的重要一环。

早在1922年，法国知名汉学家伯希和就曾在梵蒂冈图书馆发现了部分晚清汉英、英汉双语词典。(8)[法]伯希和编，[日]高田时雄校订补编，郭可译：《梵蒂冈图书馆所藏汉籍目录》，中华书局2006年版。1990年代，日本学者飞田良文、宫田和子对日本国内各图书馆的“19世纪出版英汉、汉英双语词典”收藏情况展开调查，完成《十九世紀の英華·華英辞典目録》，弄清了晚清汉英、英汉双语词典在日本流传分布情况。(9)[日]飞田良文、宫田和子编：《十九世紀の英華·華英辞典目録》，ICU语学科飞田研究室1997年版。2006年，姚小平在罗马大学东方研究院访学期间，也曾借阅那里收藏的初版3部6卷马礼逊《华英字典》、卫三畏1874年版《汉英韵府》、翟理斯1912年版《华英字典》等晚清双语词典。(10)姚小平：《罗马读书记》，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9年版。此后，杨慧玲对英国、意大利、德国的17所图书馆、档案馆的晚清汉外词典收藏情况进行了调查，形成《19世纪出版的汉英英汉双语词典目录》，首次展示了部分珍本词典的欧洲馆藏。(11)杨慧玲：《19世纪汉英词典传统——马礼逊、卫三畏、翟理斯汉英词典的谱系研究》。尽管如此，我们仍无法较为准确地描述晚清双语词典的海外收藏全貌，国内收藏情况更缺乏综合性信息。为改善此种状况，我们拟在前人调查研究基础上，分别对晚清汉英、英汉双语词典的国内及海外收藏流布情况进行调查分析。

关于晚清汉英、英汉双语词典的国内收藏流布情况，我们从公共图书馆与高校图书馆两个方向展开调查。中国国家图书馆不仅是全国的藏书重镇，其线上图书检索系统——“中国国家数字图书馆”(12)中国国家图书馆·中国国家数字图书馆网站：www.nlc.cn，访问时间2021年3月28日。亦基本覆盖了全国范围内各地方公共图书馆的馆藏目录。“开世览文”即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文献中心(13)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文献中心(China Academic Social Sciences and Humanities Library，简称CASHL)是在教育部领导下，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教学科研提供外文文献及相关信息服务的最终保障平台，其建设目标是“国家人文社会科学文献信息资源平台”。“开世览文”网站www.cashl.edu.cn，访问时间2021年3月28日。，其数据库中收录了国内大陆地区所有高校图书馆的馆藏书目。此外，上海图书馆徐家汇藏书楼藏有较大规模的晚清双语词典，所以笔者还使用了“上海图书馆：馆藏旧版西文文献目录数据库”。我们选取上述两个图书目录平台和上海图书馆旧版西文文献目录数据库，分别对包括国家图书馆在内的全国各公共图书馆、国内各高校图书馆的晚清汉英、英汉双语词典馆藏情况进行了检索，统计了每种词典的收藏机构名称、词典版本数量。本次调查仅统计各藏书机构所藏初版、再版的原版词典，影印本、电子版、近期再版词典均不在本次调查范围之内。限于篇幅，我们从此次调查了解到的信息中选择影响较大的15种词典，将其馆藏情况列于表1(见下页)。

国家图书馆和上海图书馆徐家汇藏书楼是国内晚清汉英、英汉双语词典的收藏重镇，这两个图书馆均藏有较多珍本初版词典。其中国家图书馆不仅收藏了绝大多数品种的晚清双语词典，还收藏了同部词典的不同版本，如1874年版、1909年版《汉英韵府》；1866—1869年版、1883年版、1900年版罗存德《英华字典》；以及1870年版、1876年版《榕腔注音字典》。由来沪天主教耶稣会士修建的书室——徐家汇藏书楼亦藏有较多晚清双语词典。作为全国少见的以旧版西文文献为藏书主体的图书馆，徐家汇藏书楼藏有1871年版司登得《汉英合璧相连字汇》3部，1815—1823年版马礼逊《字典》2部，1866—1869年版罗存德《英华字典》2部，以及1819—1820年版《五车韵府》、1837年版麦都思《福建方言字典》、1902年版谢洪赉《华英音韵字典集成》各1部。上述词典均属国内罕见的珍本，除罗存德《英华字典》以外，这些词典甚至连国家图书馆都鲜有收藏。

除国家图书馆和上海图书馆徐家汇藏书楼以外，国内各高校馆的晚清汉英、英汉双语词典藏书规模也不容小觑。1874年版和1909年版卫三畏《汉英韵府》现藏于国内14家图书馆，其中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武汉大学、山东大学等5所大学的图书馆均有收藏。目前国内共有3家图书馆藏有1892年版翟理斯《华英字典》，其中就包括华中科技大学图书馆和浙江大学图书馆。此外，国内半数1912年版翟理斯《华英字典》藏于高校馆，包括南京大学、浙江大学、厦门大学、内蒙古大学。

各地公共图书馆的晚清汉英、英汉双语词典馆藏亦相当可观。华东、华南地区是全国晚清双语词典收藏最为密集的两个区域。收藏晚清双语词典的华东地区公共馆包括上海图书馆、南京图书馆、无锡市图书馆、金陵图书馆、浙江省遂昌县图书馆、晋江市图书馆等。华南地区收藏晚清双语词典的公共馆包括深圳图书馆、中山市图书馆、广州图书馆、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东莞图书馆、广西壮族自治区图书馆、南宁市图书馆、梧州市图书馆、海南省图书馆等。此外，华中地区的河南省图书馆、湖北省图书馆、武汉图书馆，华北地区的河北省图书馆、呼伦贝尔市图书馆也藏有晚清双语词典。

表1 晚清汉英、英汉双语词典国内流布情况调查表

从全国来说，无论东部沿海省市、内陆省市都拥有较大体量的双语词典收藏规模，即使地处偏远西南、西北地区的云南省图书馆、青海省图书馆、内蒙古大学图书馆及内蒙古地方公共馆也都有晚清双语词典的踪迹。以《汉英韵府》为例，呼伦贝尔市图书馆、盘锦市少年儿童图书馆、河南省图书馆、湖北省图书馆、南京市图书馆、中山市中山图书馆、深圳图书馆等自北向南的多家图书馆都有收藏。由此可见，国内晚清汉英、英汉双语词典流布广泛，收藏机构众多，收藏品种、版本丰富，反映了双语词典较高的国内流行程度。

关于晚清汉英、英汉双语词典海外流布情况的调查，笔者主要利用了以下3个图书检索平台，分别是：覆盖全球图书馆馆藏信息和经编目录的Worldcat数据库；(14)“WorldCat”网站：https://worldcat.gg363.site，访问时间2021年3月28日。由香港大学、香港中文大学、香港浸会大学等8所高校共同组建的“香港高校图书联网”；(15)“港书网”网站：https://julac.hosted.exlibrisgroup.com，访问时间2021年3月28日。由澳门大学、澳门城市大学、圣若瑟大学等9所高校共同组成的“澳门高校图书馆联合目录”。(16)“澳门文献港”网站：https://mala.hosted.exlibrisgroup.com，访问时间2021年3月28日。通过上述数据库，笔者分别对国外各类型图书收藏机构及中国港澳地区高校图书馆的晚清汉英、英汉双语词典馆藏进行了梳理。此外，对于日本国内的馆藏情况，笔者主要参考了飞田良文、宫田和子的调查报告。限于篇幅，我们亦选择同样15部词典进行统计分析。

表2 晚清汉英、英汉双语词典国外及港、澳地区流布情况调查表

从上述调查表来看，晚清汉英、英汉双语词典的分布遍布全球各洲，共有24个国家和地区藏有这些词典，其中19个国家和地区地处欧、亚两洲。这一状况也与晚清双语词典的出版情况基本吻合。晚清时期，中国东南沿海城市开埠早，传教势力发达，来华西人聚集，中西跨文化交往密切，大量词典在澳门、香港、上海、广州、福州、汕头等地出版、发行，并由此流向内地，走向海外，中国东南沿海地区成为全球汉外双语词典的集散地。在中国以外，东南亚和欧洲也是较为重要的词典发行地，如新加坡、马六甲、巴达维亚(现名雅加达)、伦敦等。词典一经问世便以其发行地为起点、以诞生地为圆心向外流布，最远到达以色列、南非、智利、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词典海外流布范围之广可见一斑。

同时，全球各地的晚清汉英、英汉双语词典收藏机构广泛，收藏词典品种丰富，版本众多。就收藏机构来说，上述15部词典，海外共有157家机构收藏，其数量远超国内(国内只有38家机构收藏上述15部词典)。就收藏品种来说，德国、美国、英国以及中国香港均藏有10种以上的晚清双语词典。就收藏版本来说，马礼逊《五车韵府》、卫三畏《汉英韵府》、司登得《汉英合璧相连字汇》、邝其照《华英字典集成》、颜惠庆《英华大辞典》的海外收藏版本数均在5种以上。部分备受业界推崇的编纂严谨、质量上乘、发行量较大的词典，如马礼逊《五车韵府》、卫三畏《汉英韵府》、罗存德《英华字典》、翟理斯《华英字典》在全球范围内的藏书机构数量均超过了30所。

海外收藏机构的主要类型与国内相似，各国高校图书馆亦是晚清双语词典的藏书重镇。英国的贝尔法斯特女王大学、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剑桥大学、牛津大学，美国的宾夕法尼亚大学、耶鲁大学、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哥伦比亚大学、康奈尔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德国的莱比锡大学、洪堡大学，南非的罗德斯大学，荷兰的新教神学大学、莱顿大学等高校的图书馆均藏有多部晚清双语词典的原版书。此外，各国的“国家图书馆”也收藏了大量珍本词典。大英图书馆收藏有1815—1823年的初版马礼逊《字典》，德国柏林国家图书馆藏有1837年版麦都思《福建方言字典》，以色列国家图书馆藏有1872年版卢公明《英华萃林韵府》，法国国家图书馆藏有1870年版《榕腔注音字典》。日本国会图书馆、美国国会图书馆、新加坡国家图书馆、西班牙国家图书馆、澳大利亚国家图书馆也都是晚清双语词典的重要海外收藏机构。

需要说明的是，晚清双语词典的上述海内外收藏情况统计，仅是对图书馆等藏书机构所做的调查，词典的私人收藏尚未包括在内。调查的渠道是图书检索平台或相关数据库，检索出的数据亦应属不完全统计范畴。尽管如此，上述调查统计数据所揭示的晚清汉英、英汉双语词典海内外流布盛况已足以令人惊叹了！

双语词典的海内外广泛流布，充分彰显了此类出版物的价值与影响力。与之相关的问题是，这些词典是如何传播流行的，其途径与渠道如何？弄清此问题无疑是晚清双语词典出版文化现象研究应有之义。梳理各种文献后发现，晚清汉英、英汉双语词典的传播流行大致有以下几种途径：

一是词典编纂者、出版者对该词典出版赞助支持者的回馈。马礼逊的《华英字典》、麦都思的《福建土话字典》等早期来华传教士编纂的词典，大都存在这种状况。

马礼逊《华英字典》的编纂，自始至终受到其所属伦敦会的指示、关注与支持，在与马礼逊往来书信中，伦敦会多次阐明编纂双语词典的意义和必要性并对马礼逊的辛勤工作鼓励有加。(17)[英]马礼逊夫人编、顾长声译：《马礼逊回忆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5—26、76、120—121，122、181、231页。马礼逊的在华生活、活动经费，主要也是由伦敦会提供的。故其《华英字典》出版后，理所应当寄送伦敦会。马礼逊在1816年1月1日写给伦敦会的书记柏德牧师的信中说：为了使伦敦会看到双语词典编纂“这一巨大工程”是“推进在中国的传教事业上的又一步”，“本季度印好的第一批《华英字典》我将寄送数部给你和哈德卡斯尔保存”。《华英字典》第二部《五车韵府》1820年出版后，马礼逊又给伦敦会寄送若干部。1824年，回国述职度假的马礼逊，又将刚刚出齐的完整一套3部6卷《华英字典》送给正在开会的伦敦会年会，为此“全体参会人对他表示了最热烈的感谢”。(18)[英]马礼逊夫人编、顾长声译：《马礼逊回忆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5—26、76、120—121，122、181、231页。除伦敦会外，花巨资赞助《华英字典》出版的东印度公司，在词典出版后也顺理成章拿到相当一部分书。据东印度公司记载，马礼逊《字典》(《华英字典》第一部)第一卷出版后，马礼逊自己购买了500本，澳门东印度公司保留100本，送往伦敦东印度公司总部600本。(19)H.B.Morse,The Chronicles of the East India Company Trading to China,1635-1834,vol.3,p.240.至于东印度公司如何处置和再分配这些词典，则缺乏文献记载了。麦都思《福建方言字典》的问世历尽艰辛，其中澳门东印度公司、美部会、卫三畏等机构与个人对该书出版均有贡献，因此该书1837年出版后，尽管仅印刷了284册(一说300册)，但还是拿出24册赠送了东印度公司。(20)苏精：《麦都思〈福建方言字典〉出版的曲折历程》，《中国出版史研究》2016年第3期，第19页。

二是词典的国内外销售。几乎所有双语词典都面向国内外读者销售，如马礼逊《华英字典》出版后，欧洲一些汉学家闻讯纷纷购买，小斯当东就购买了两套(21)[英]马礼逊夫人编、顾长声译：《马礼逊回忆录》，第217页。，马士曼也曾订购多部并自己支付了费用。麦都思《福建方言字典》出版后，绝大部分都销给了预订者和待售。(22)苏精：《麦都思〈福建方言字典〉出版的曲折历程》，《中国出版史研究》2016年第3期，第19页。卫三畏《汉英韵府》出版后，他以半价共9美元的价格向120位在华传教士销售此书。(23)[美]卫斐列著，顾钧、江莉译：《卫三畏生平及书信——一位美国来华传教士的心路历程》，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73页。为扩大词典销量与影响，编纂者和出版机构特别重视词典的售卖广告。如卢公明还在自己的《英华萃林韵府》出书前，就在1872年1月的《教务杂志》上刊登了有关正在印刷中的词典插页广告，对词典内容作了简要介绍。同年5月的《教务杂志》再次刊登广告，对词典实际出版后的内容增减情况进行了说明。直到1907年1月，《教务杂志》还在刊登上海美华书馆所做的售书广告，声称“对那些渴望增加自己的汉语知识的人或那些对中国古物或古玩感兴趣的人来说，卢公明的《英华萃林韵府》必将让你受益匪浅”。(24)《教务杂志》4卷8期，1872年1月；4卷12期，1872年5月；38卷1期，1907年1月。上海别发印书馆更重视在国内外英文报刊上发布词典售书广告，上海的《字林西报》、香港的《孖剌西报》、日本的《日本每日邮报》、新加坡的《海峡时报》，都长期刊登过包括双语词典在内的新版书售书广告。如《教务杂志》第16、17、18卷各期上都有别发印书馆出售卫三畏《汉英韵府》的广告。此外，它还通过设在上海、香港、横滨、新加坡四地的自营书店及邮购、设立海外代理处、向目标读者邮寄新书广告等多种方式加强对双语词典等书籍的海内外售卖。(25)杨丰坡：《清季别发印书馆中国主题英文图书出版研究(1870—1911)》，南开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20年，第35—36页。

三是传教士及传教士编纂者的个人赠与。据沈国威研究，罗存德1856年作为汉语与德语翻译曾赴日参与日美合约签字换文活动，其时他向日本方面负责翻译的堀达之助赠送了麦都思的《汉英字典》和《英汉字典》。这是麦都思词典早期传入日本的重要途径之一。(26)沈国威编：《近代英华华英辞典解题》，关西大学出版部2011年版，第99页。此外，罗存德还曾献给奥地利皇帝一套他自己编纂的4卷本《英华字典》，现收藏于奥地利国家图书馆。(27)沈国威：《奥地利国家图书馆藏近代汉译西书》，《或问》第10号，2005年11月，第247—254页。另据孟庆波考察，在美国东方学会图书馆(现坐落于耶鲁大学斯特林纪念图书馆内)收藏的早期汉学图书中，就有美国公理会牧师捐赠的麦都思的《汉英字典》，美国首位来华传教士裨治文捐赠的自己编纂的《广东土话读本》，传教士高德捐赠的自己所编的《汉英潮州方言词汇》，及俾列利查士威林捐赠的麦都思《福建方言字典》、S.W.Bonney《粤语词汇》等大批晚清双语词典。(28)孟庆波：《美国东方学会图书馆早期汉学藏书(1842—1905)——兼论19世纪的美国汉学目录学》，《燕山大学学报》2020年第3期，第77、80页。资料表明，传教士赠与海外的双语词典不在少数。

晚清汉英、英汉双语词典的编纂出版与广泛流布是近代中西跨文化交流的产物。从宏观的全球史及中西关系史背景看，近代以来西方的对华殖民扩张和基督教宗教复兴运动背景下的传教士东来，中国在外来冲击下的逐步开放和多方面融入世界，造就了中西方相互认知、探求对方及其文化的强烈社会需求。具体说来，对包括来华传教士和世俗西人在内的外来者来说，双语词典满足其汉语与中国文化知识学习之需；对逐步形成的中国近代知识分子群来说，双语词典提供其英语与西方文化知识获取之器。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双语词典的编纂者、出版者及广大读者、公私收藏者，共同催生了双语词典的出版、流布盛况，成就了中国近代出版史上的重要文化现象。晚清汉英、英汉双语词典的出版及海内外广泛流布，为这一时期逐步发展、走向兴盛的中外跨文化交往提供了一个极其生动的实证案例。

安徽史学2021年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