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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鳖样”、“熊样”、“鸟样”是骂人的话，也是河南较为特有的语言之一，虽然名为骂人，也可以作为关系较近朋友的揶揄之词。

如果听地惯了，那你有没有想过，为啥骂人不选其他动物，偏偏选了”熊“”鳖“”鸟“呢？这些词虽然听起来登不上大雅之堂，可背后的学问可大了去了，万万没想到，居然和咱们早期文明以及图腾崇拜有关，这又是咋回事？

赵呆子 | 文

豫记微信号：hnyuji

一

在嵩山地区，有一个方言词汇，叫“鳖样儿”，其含义，大概是指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行为表示不满或者惊异。

其中，表示不满时，往往含有贬义。

比如一个人嫌另一个人做事窝囊或者出格儿，就会对这个人说：“看你那鳖样儿！”而表示惊异时，有时含有贬义，有时则没有，甚至还有表示关系亲密的意味。

比如，甲给乙开了个玩笑，乙明白其用意后往往也会说：“看你那鳖样儿！”另与这个词相类的还有“鳖形”、“鳖孙”，其用法相差不大。

另在使用“鳖样儿”的时候，还有把“鳖”换作“熊”和“鸟（diǎo）”的，即“熊样儿”、“鸟（diǎo）样儿”。

其含义和使用方法和“鳖样儿”没有二致。

弄清“鳖样儿”、“熊样儿”和“鸟（diǎo）样儿”的现代含义及用法后，我们难免会有这样的疑问，一是为什么这三个词表达的是一个意思？二是为什么是熊、鳖、鸟这三样动物，而不是其它的动物呢？

为此，本人结合中原地区嵩洛片方言，特别是嵩山方言所反映的诸多历史、文化信息和嵩山其他文化研究，认为这三个方言词汇与上古时代，在嵩山地区活动的黄帝、大禹以及后来的商人部族的图腾有关，它应是这三个部族之间互相进行贬损和开玩笑时的说法。

在论述我的观点之前，还须特对“鸟”的读音做一说明。

按照《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鸟是个多音字，当它读作niǎo时，是指作为脊椎动物的鸟类；当它读作diǎo时，同屌，是下流的粗话。

其实，当“鸟”读作diǎo时，并不同屌，也不是什么下流的粗话。

由于在古代，“鸟”字就只有一个音，就读作diǎo。据《说文解字》记载，鸟的读音为“都了切”。

《康熙字典》也记载：“鸟，《唐韵》都了切，《集韵》《韵会》丁了切。”所谓“都了切”“丁了切”，是指用“都”或“丁”的声母，用“了”的韵母及声调，合读一音。即“diǎo”。

二

下边，我就尝试着从方言和上古部落图腾文化两个角度对这三个方言词汇进行解读。

从方言角度讲，嵩山方言作为作为中原方言的嵩洛片，不仅是嵩洛地区长期存在于民间的交流工具，是嵩山文化的载体，而且它还是我国上古雅言的“活化石”，对研究我国史前文明也有着重要的作用。

嵩山

说嵩山方言是我国上古雅言的“活化石”，有两个理由：

一是历史、考古学已证明，嵩山地区是夏人的祖地。

著名夏商周断代史研究专家安金槐先生说：“夏族先公的主要活动区域和奴隶制国家夏王朝的统治中心地带，就在河南境内以中岳嵩山为中心的豫西地区。”

这一观点，随着考古学、历史学研究的深入，基本成为定论。

特别是近年来嵩山地区大禹文化研究如火如荼，大禹作为夏族的部落首领，生于嵩山，治水于嵩山，主要活动于嵩山，建国于嵩山已成为学界的主流观点，嵩山地区星罗棋布的大禹文化遗迹也给予这个观点以充足的论据支撑。

二是中国最早的“普通话”就是“雅言”，而在古代“雅“与“夏”二字互通，雅言也就是夏言，即夏人所说的话，而夏人最早又生活在嵩洛地区。

最早的“词典”《尔雅》

所以，嵩山方言里面一定包含了丰富的“雅言”元素。所以说它是上古雅言的“活化石”，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夏人”生活时代的历史文化信息。

由此，虽然我们从方言角度还无法弄清“鳖样儿”、“熊样儿”和“鸟样儿”这三个词汇到底是如何产生的，但是至少可以推断，它里面应包含着先民们当时的一些观念和看法。

三

说“鳖样儿”、“熊样儿”和“鸟（diǎo）样儿”与上古在嵩山地区活动的黄帝、大禹以及后来的商人部族的图腾有关，主要理由也有三个。

一是黄帝部落图腾为熊。

黄帝部落的图腾为熊，基本是学界的共识，主要依据有两个，一是从文献典籍看，《史记·五帝本纪》中载：“黄帝为有熊。”

《史记》集解引谯周曰：“黄帝，有熊国君，少典之子也。”又引黄甫谧曰：“有熊，今河南新郑是也。”又，集解徐广曰：“号有熊。”

班固《白虎通义·号章篇》也说：“黄帝有天下，号曰有熊。”

故黄帝部落的图腾当为“有熊”即熊。二是有学者从汉字起源角度论证黄帝部落的图腾为熊。杨亚长先生认为我国古代的姓、氏最早大都来源于氏族图腾，而我国的汉字最早则应主要来源于这种表示氏族图腾的象形文字，因而我们在探讨氏族的图腾时，应当以分析他们的姓氏为主要根据。

《大明一统志》说:"轩辕丘在新郑县境,古有熊氏之国，轩辕黄帝生于此。”

据文献记载黄帝为姬姓。姬字从女从臣，而商周青铜器铭文中的臣字实际上当为熊的竖立形象，所以姬字最早为熊的形象，“因而可证明黄帝氏族应当以熊为图腾”。（杨亚长《炎帝、黄帝传说的初步分析与考古学观察》，《史前研究》1987年第4期）

西周铭文中包含的“臣”

二是商族部落的图腾是鸟（diǎo）。

商族部落的图腾是鸟，这一论断也是学界共识。《史记·殷本纪》中说：“殷契，母曰简狄，有娀氏之女。……三人行浴，见玄鸟堕其卵，简狄取吞之，因孕生契。”

契即商人之祖。《诗经·商颂》中的“天命玄鸟，降而生商”也证明了这一点。

另外，许多专家还从文字学的角度，通过出土的甲骨文“商”字的字型，判断上面为鸟头，下面是窑口或者鸟卵的形状，从面也说明商族部落的图腾为鸟。

甲骨文“商”字，说明商族部落的图腾为鸟

三是“三足鳖”是大禹部落的图腾。

这个论断，学界有，但不是很清晰，需要费点工夫理理。

首先，从夏族首领鲧与禹的关系来看，禹的父亲是鲧，《说文解字》言：“鲧，鱼也。”即鲧为大鱼，而是个什么样的鱼类呢？

《国语·晋语八》中记：“昔者鲧违帝命，殛之于羽山，化为黄熊以入于羽渊。”这里的黄熊，历代已有定解，它并不是山中的熊，而为一种水兽，即“三足鳖”。

《左传释文》云：“熊一作能，三足鳖也。”《史记夏本纪》张守节正义云：“鲧之羽山，化之黄熊，入于羽渊。熊，音乃反，下三点为三足也。”《尔雅·释鱼》中有“鳖三足，熊。”

三足鳖，上古水兽，据《尔雅·释鱼》:黄能,即三足鳖

读“奴來切”，即“nài”。既然父亲是“三足鳖”，大禹随其父是自然而然的事。

其次，文献典籍中，同样有大禹化为“三足鳖”的记载：《淮南子》云：“禹治洪水，凿轘辕开，谓与涂与氏曰：‘欲饷，闻鼓声乃去。’禹跳石，误中鼓，涂山氏往，见禹化为熊，惭而去。至嵩山脚下化为石，禹曰：‘归我子！’石破北方而启生。”其中“禹化为熊”。

这个“熊”字，也并非是我们现在说的山中之熊，同样是水兽“三足鳖”。这个观点也是共识，一方面由于大禹是在治水，所以所化之物，也只有是水兽。

另一方面鲧、禹同化为熊，也反映了鲧与禹前后的共同图腾文化传承。

另外，还有一个有力的证据是在嵩山大室阙上的“三足鳖”图和启母阙上的“大禹化熊”图，都以三足鳖的形象，更直观的告诉我们，大禹治水所化的就是“三足鳖”。

登封启母阙保存了大量珍贵传说故事

那么，为什么现在所有书上都写为“熊”呢？这是由于文字的演变，使表示“三足鳖”的那个字（能字下面三点）消失了，所以只好用熊字代替了。

但目前学界有一个主流观点，认为夏部族的图腾从鲧到大禹是有变化的，即先是鲧时的“三足鳖”，后是大禹时的龙。

其观点的依据主要有两个，一是从文字学角度，鲧为鱼类，而禹为虫类；二是说大禹是“三足鳖”的鲧和“长蛇”修巳所生。“所以，禹继承的是母亲的龙图腾姓氏，而不是父亲的龟鳖图腾。”（《田兆元：大禹治水故事背后有什么秘密》。解放日报2017-04-12 ）

二里头遗址出土的的”绿松石龙“

我认为这个观点的依据并不充分，最大的硬伤是，历名文献和考古发现中，还没有看到大禹化蛇或者龙的记述和文物。

因此，我认为完全可以断定夏部族从鲧到大禹，其图腾都应为“三足鳖”。

四

综上所述，黄帝部落的图腾为熊，大禹部落的图腾为“三足鳖”，商族部落的图腾为鸟。

由此，我们就可以大胆推断这三个嵩洛方言词汇表达的肯定与这三个部落的图腾有关，也基本可以弄清“鳖样儿”、“熊样儿”和“鸟样儿”的原始含义了。

即嵩山方言中的“熊样儿”与“鳖样儿”中的“熊”和“鳖”，应为当时嵩山地区黄帝、大禹两个部族的图腾，而“鸟”则是后来外来的“商”族的图腾，所谓“熊样儿”最早应是以“鳖”为图腾的大禹部落人对黄帝部落人的贬损或开玩笑，而“鳖样儿”则是以“熊”为图腾的黄帝部落人对大禹部落人的贬损或开玩笑。

黄帝之功

后来又来了“商人”，嵩山地区的人又以“鸟样儿”对他们进行贬损或开玩笑。

他们之间为什么会互相贬损和开玩笑呢?

我认为这应是常理，当部族之间有争斗时，两族的人们相见，就会互相贬损，当两个部族之间相对和平相处时，又会互相开玩笑。

在现在嵩山方言中，为什么三个词汇的含义和用法为什么又没有区别了呢？这也符合历史的演进事实。

由于随着部落之间的不断联盟、兼并，最后都成为了统一的华夏民族，这三个词汇最终由族与族之间变成了人与人之间使用，其含义和使用方法也就也逐渐演化为一样的了。

另外，就“熊样儿”、“鳖样儿”和“鸟样儿”这三个词汇的使用区域，“熊样儿”和“鳖样儿”使用范围相应小，主要在嵩山周围的中原一带，而“鸟样儿”则基本流行全国大部分地区。

青铜器上的”凤鸟纹”

这一现象我推断与这三个词汇的产生时间有关。由于商人部族来嵩山地区比黄帝部族与大禹部族要晚，所以，“熊样儿”、“鳖样儿”和“鸟样儿”这三个方言词汇中，“鸟样儿”应产生的最晚。

同时，商人来嵩山后，中华民族的多民族统一已具雏形，文明也已相对发达，图腾也趋于一致了，熊、鳖图腾相应消失，所以，“鸟样儿”则很容易流行更广的范围。

（图片来自网络）

作者简介

赵呆子，原名张国昌，登封人，1970年生，1993年毕业于郑州大学中文系。长期致力嵩山文化研究，主编《嵩山古诗词》，华夏文明探源工程《大嵩山》撰稿人之一，公开发表有关嵩山文化论文数十篇，小说、散文、诗歌等文学作品数百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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