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7月，在被任命为国家疾控局副局长一年多后，中国工程院院士沈洪兵兼任中国疾控中心主任。

  作为新一届全国政协委员，沈洪兵代表疾控体系建言献策，他带来了建设国家级疾控机构海外分支机构的提案。

  现在国家提出科技自立自强，要加强人才队伍建设，要强化战略科技力量的培育，那么疾控体系的战略科技力量在哪里？最主要的应该在中国疾控中心。

  人才和经费是最核心的，如果机制不活，人才是留不住的，人才留不住，能力就会减弱，这都是一环扣一环的。

  从国家生物安全的角度，推动建设疾控的海外分支机构有非常重大的战略意义。

  谈疾控体系改革：

  中疾控“三定”方案正调整优化 更加重视监测预警和科学研究

  记者：国家疾控局成立以后，中国疾控中心的职责有哪些变化，未来二者怎么分工配合？

  沈洪兵：在国家层面上成立国家疾控局，标志着中国政府更加重视疾病预防控制工作，行政管理的层级提高了，职能强化了。

  国家疾控局主要是制定以传染病为主的疾病预防控制的规划、政策、法规和行政监督管理等。中国疾控中心更多的是学术和技术层面的工作，主要负责疾病预防控制的专业技术支撑、公共卫生服务、监测预警、科学研究、技术开发和利用、教育培训等。

  实际上，国家疾控局成立以来近两年的时间里，主要精力还在疫情防控上面，统筹兼顾疾控体系改革和发展。中国疾控中心围绕中央对疾控体系的改革文件，正在研究调整优化“三定”方案，在保持现有架构的基础上，加挂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牌子，更加突出监测预警、科学研究、全球公共卫生合作等。尤其是，现在国家提出科技自立自强，要加强人才队伍建设，要强化战略科技力量的培育，那么疾控体系的战略科技力量在哪里？最主要的应该在中国疾控中心。

  记者：如何突出监测预警职能，做好医防协同？

  沈洪兵：2020年，习近平总书记就提出了要建立智慧化预警多点触发机制。如何实现？两个条线，首先要纵向到底，从国家到省、市、县，我们要建立一个上下联通的、实时共享的传染病疫情报告和动态更新机制。

  其次，横向到边，一方面是医防协同，要收集医院，尤其是发热门诊和急诊的信息，加强医院的公共卫生职能和传染病预防控制职能。我们要从被动地获取医院报告，变成主动地用大数据和信息系统智慧化的探知和监测。另一个横向是部委之间、不同的体系之间数据信息共享，比如药监、公安、工信、移民、海关等部门的信息共享。只有打通各部门之间的数据和信息壁垒，才能真正实现智慧化预警多点触发机制。

  谈公共卫生人才：

  在I类事业单位基础上，参照科研类事业单位设立激励机制

  记者：对于公共卫生人才短缺的问题，有什么瓶颈需要破解？

  沈洪兵：我们的人力资源储备本就不足，中国疾控中心乃至各个省级疾控中心近年来骨干人才流失严重，主要是因为各级疾控中心保障水平较低，补偿激励机制不完善，体制机制活力不足，缺乏发展动力和人才吸引力。人才和经费是最核心的，如果机制不活，人才是留不住的，人才留不住，能力就会减弱，这都是一环扣一环的。

  新冠疫情发生以后，各地政府都做了一些改革尝试，山东、上海、广东等地进行了一些激励机制的探索，比如首席专家制、专业人才计划。但多个地方还处于观望状态。

  从疾控机构的管理来看，人才建设的瓶颈就在于全国上下没有一个灵活的激励机制。我到了中国疾控中心后，更加体会到没有常态化的人才激励机制的瓶颈。中国疾控中心是龙头，如果中国疾控中心的体制机制改革没有突破，将影响整个国家的疾控体系的改革发展。

  中国疾控中心现在加挂了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牌子，要加强科学研究的职能，我们希望在I类事业单位基础上，参照科研类事业单位来设立激励机制。

  记者：那么，如何探索公共卫生医师处方权？

  沈洪兵：医师法中，公共卫生医师是一类，临床医师是一类，但一直没有给公共卫生医师非常重要的处方权。从历史上看，学习预防医学专业的人员是可以考国内外医师执照并从事临床工作的。目前预防医学的学生和学临床医学的学生，走的完全是两条路，没有交叉，这不利于疾病防控。

  一方面，我们希望公共卫生医师也可以参与到传染病、职业病，以及糖尿病、高血压等慢性病的防诊治中来，在一些专业领域给予他们处方权，会起到非常大的作用。特别是在基层，给予公共卫生医师处方权就更有价值。

  另一方面，我们鼓励临床医生的学生交叉到预防医学来做公共卫生医师，当然这个比较难，需要有政策和机制。

  我们也提出建议，在课程设置和培训上面，预防医学和临床医学应该前期趋同，后期规范化培训时分化，让公共卫生医师加强临床能力，并试点分类考核给予处方权。

  谈提案建议：

  推动建设国家级疾控机构的海外分支机构

  记者：作为新委员，今年您带来了什么提案？

  沈洪兵：我从策略上提出，推动建设国家级疾控机构的海外分支机构。

  从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角度的考虑，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公共卫生的国际合作越来越多，比如2014年我国针对埃博拉疫情，在塞拉利昂援建中塞友好生物安全三级实验室，为控制西非埃博拉疫情发挥重要作用，也为我国研发埃博拉疫苗奠定了基础。2015年，我国在坦桑尼亚实施了疟疾防治、血吸虫病防治公共卫生援外项目。2023年1月，中国援非盟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总部（一期）项目正式完工。

  从国家生物安全的角度，推动建设疾控的海外分支机构有非常重大的战略意义。不仅仅是和其他国家共同进行传染病预防控制，更是积极参与全球公共卫生治理，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重要载体，是提高国家生物安全治理能力，筑牢国家生物安全屏障的重要途径，从而提升重大传染病预防控制能力和公共卫生全球领导力。所以我希望，外交部能够牵头协调多部门推动这项建设。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胡伊文 赵倩 实习生 牛秀敏 北京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