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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观点

2023-04-23 07:21| 来源: 网络整理| 查看: 2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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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基于个人一环境契合理论分析了大学新生学业内卷水平对其大学适应的可能影响,以及环境中的学业内卷氛围在其中的调节作用。基于全国不同地区9所高校1542名大一新生的调查数据,研究发现个人学业内卷正向预测其学业适应,负向预测社交适应和情绪适应。学业内卷氛围调节了个人学业内卷对学业和社交适应的预测效应:当内卷氛围较弱或较强时,个人学业内卷均正向预测学业适应,但在氛围较强时预测效应更大;当内卷氛围较弱时,个人学业内卷程度越高,其社交适应情况越差,但个人学业内卷与社交适应在内卷氛围较强时无显著关联。研究结果表明学业内卷可能在促进大学新生学业适应的同时,对社交和情绪方面的适应有潜在危害,总体而言,个人与学业内卷氛围契合时的适应状态优于非契合时的状态。

引言

近年来“内卷”在高等教育领域中已成为高频热词并成功“出圈”到各行各业,用以指代非理性的过度竞争行为或现象①。我国高等教育虽然已进入普及化初级阶段,毛入学率突破50%②,但优质教育资源的有限性仍然突出,导致大学生们不断投入到与同辈的学业竞争中,以获得保研资格、出国留学机会、奖学金等优质教育资源和发展机会。虽然有学者认为内卷是正常现象,是教育发挥筛选功能的同时不得不支付的成本③。但就大学生群体而言,内卷所代表的已不全然是自我提升、追求卓越的努力,而是一种在大环境下迫不得已的生存选择,学生已然陷入了“消耗精力—不满结果—投入更多精力”的恶性循环,自身付出和收获极不成比例;在调侃之外更多充斥着一种与压力、焦虑密切相关的负面情绪。虽然目前已有不少有关教育领域内卷现象的评论性文章,但相关学术实证研究仍较为缺乏,使我们对于学业内卷的概念内涵及其对大学生学习与发展的影响仍认识不足。

在大学生群体中,大一新生正处于高中到大学的关键衔接阶段,需要适应学习环境和生活方式等各方面的重大变化,且新生适应情况也会深刻影响其后的学业发展和心理健康状况①。另一方面,刚经历完高考不久的大一新生容易不自觉地将高中阶段强烈的学业竞争意识带入大学,为获取优质而有限的教育资源而进行学业内卷②。但这样的内卷状态会如何影响他们对大学学习生活的适应情况仍不得而知。此外,根据个人-环境契合理论③,大学新生学业内卷行为对其大学适应的影响大小,还可能受到个人内卷程度与大学环境中内卷氛围契合程度的影响。因而本研究尝试针对“学业内卷”这一大学环境中的常见现象进行实证研究分析,界定和测量大学生的个人学业内卷行为和他们感知到大学环境中的学业内卷氛围,并初步探究学业内卷对大学新生适应情况的可能影响。本研究有助于在理论上厘清学业内卷的概念内涵与外延影响,并在实践层面为高校教育工作者促进新生更好地适应大学学习生活提供实证参考。

问题提出

“内卷”一词最早由美国人类学家亚历山大·戈登威泽(Alexander Goldenweiser)提出④,指的是人们为了争夺有限资源进入互相倾轧、内耗的状态,类似于“恶性竞争”,从而导致个人“收益努力比”不断降低。⑤这一概念近年来被较多应用于教育领域,通常指学生为了追求有限的教育资源或机会而进行过度投入的激烈竞争行为。⑥有研究者统计了从1978年到2020年间高考报名人数与18岁人口数的比值变化情况,发现2015年后高考报名率从50%一路攀升至60%以上,在18岁人口数量显著下降的情况下,高考报名人数不降反增。⑦而高等教育的扩招也让不少原本无缘于本科学历的人群进入大学,使得大学毕业生总量成倍增加,大学生就业压力剧增,在劳动力市场中具体表现为重点大学与非重点大学的收入回报差异大于大学与高中两阶段之间的差异⑧。为了维持住一定的就业竞争力,学生上名校的意愿日益增强、为之付出的努力日益增多;换言之,学业竞争的意识愈发剧烈,学业竞争的行为愈发普遍。这种学业竞争表现不仅体现在高中升学过程中,还进一步延伸至大学受教育阶段。由于大学学业评价标准相比高中有更大的不确定性和多样性,大学生们会想方设法地给自己“加码”,以提高竞争胜出的可能性:例如大幅增加期末作业论文字数,在课上课下均积极提问以给老师留下深刻印象,或将普通的课堂小组展示“升级”为小品、舞台剧等。学生们在学业上的投入不断增多使得学业竞争愈演愈烈,但由于优质教育资源(例如奖学金、保研名额等)的总量仍较为有限,群体性的学业内卷行为在无形中推高了评价标准或获得教育资源的门槛,使得学业付出与收获的比例越来越失衡。

另一方面,大一新生处于基础教育到高等教育的过渡阶段,需要调整在以往生存环境中形成的某些规范惯习,以适应学习生活环境、课程学习方式、社会交往模式等方面的重大变化①。已有研究通常将大一新生的大学适应分为学业适应、社交适应和情绪适应三个方面:学习适应指对大学课程安排、学习内容、节奏难度等方面的适应;社交适应指与同学、室友等周围人的相处情况;情绪适应指在就读期间是否保持了良好的情绪状态。大量研究发现,大学生投入学习活动的程度与其学业适应水平正相关。②学业内卷本质上属于出于竞争目的的过度学习投入行为③,可能有助于大学新生应对学业上的挑战并取得良好的学业表现。但学业内卷行为在社交和情绪方面的适应上可能会有“副作用”。有研究指出,过度的学业竞争可能会诱发嫉妒心理甚至引起欺凌行为,不利于学生间良好人际关系的建立。④此外,在学习上过度投入时间和精力往往导致学生在人际交往和社会活动等其他方面的投入减少,不利于学生社交能力的发展与人际关系的维系。⑤同时,激烈的学业竞争往往伴随着对学业表现和评价的过度关注以及压力、烦躁和焦虑情绪⑥,不利于大一新生在适应大学学习生活过程中保持良好的情绪状态。然而以上有关学业内卷与大学新生适应的推断仍有待研究证实。

大一新生对大学环境的适应情况不单受到自身行为表现的影响,同样受到大学环境氛围的影响⑦。一方面,不同类型的环境氛围可能对大学适应的不同方面产生影响。例如,学习氛围浓厚的大学环境有利于新生的学业适应⑧,团结友爱的班级氛围有利于新生的社交适应⑨,轻松愉快的宿舍氛围有助于新生的情绪适应○10。另一方面,某一具体类型的环境氛围也可能对不同方面的大学适应产生影响。例如,针对大学环境中的学业内卷氛围而言,当大一新生感受到学校中有较强的学业内卷氛围,即发觉周围大多数同学都在进行学业内卷时,可能会感到难以适应整体的学习节奏和强度,或是难以对自己的学习状况感到满意。此外,身处浓厚学业内卷氛围中的学生对取得良好学习表现可能会有较大压力,烦躁、焦虑等负面情绪也可能更多。激烈的学业竞争氛围也可能让大一新生觉得难以融入学校环境并与周围同学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

此外,依据个人—环境契合理论(Person-Environment Fit Theory),大学生对于大学环境的适应结果在一定程度上还受到个人与环境的交互作用,即个体性格或行为特点与环境特征是否契合或匹配○1。个人—环境契合理论认为个人因素(包括个性、动机、行为等)与环境特点(包括组织环境、制度文化等)越契合,个体对所处环境的适应或行为表现会越好①,而在契合程度较低时容易产生心理压力或适应不良情况②。从学业内卷的角度来看,大学新生的个人学业内卷水平和大学环境氛围中的整体学业内卷水平是否一致可能会影响个人的适应情况。换言之,个人学业内卷与大学适应的关联可能受到学业内卷氛围的调节:在学业内卷氛围较弱的环境中,个体学业内卷水平越高,学业适应有可能会越好,但在社交和情绪适应方面的情况可能越差,因为新生个体在周围同学不太“内卷”的情况下进行“内卷”可能会招致周围同学的反感,同时也可能会承受较大的心理压力;在学业内卷氛围较为浓厚的环境中,学业内卷水平越高的个体与周围大多数同学的学业行为特点较为契合,显得更为合群而不“另类”,其所面临的社交和情绪方面的压力与挑战也会相对较小,于是在学业方面较为适应的同时在社交和情绪适应方面的情况可能也不会太差。

综上所述,针对大一新生学业内卷行为和感知到的学业内卷氛围与其大学适应的可能关联,本研究提出如下假设:

(1)大一新生个人学业内卷水平越高,其学业适应越好,社交和情绪适应越差;

(2)环境氛围中的学业内卷水平越高,大一新生的学业、社交和情绪适应均越差;

(3)学业内卷氛围调节了新生个人学业内卷与大学适应的关联:

a.当环境氛围中的学业内卷水平较低时,个人学业内卷水平与学业适应状况有较弱正向关联,与社交适应和情绪适应有负向关联。

b.当环境氛围中的学业内卷水平较高时,个人学业内卷水平与学业适应状况有较强正向关联,与社交适应和情绪适应无显著关联。

研究方法

(一)研究对象

本研究调查了来自全国不同地区9所高校2020年9月入学的1542名大学新生,其中男性823人,女性719人,平均年龄18.22岁(标准差为1.95岁,年龄范围为15~23岁)。学生所在学校类型覆盖一流大学建设高校、一流学科建设高校和地方重点高校,学生所学专业涵盖人文(如汉语言文学、外国语言文学)、社会科学(如政治学、心理学)、教育学(如小学教育、教育技术)、法学、理学(如数学、物理)、工学 (如电子信息、环境工程)、艺术(如工艺美术、雕塑)等多个领域。

(二)研究过程

首先,针对大学生个人学业内卷量表和学业内卷氛围量表的编制,研究者招募了6位来自不同学科的在校本科生进行半结构化访谈,以收集汇总典型常见的大学环境中学业内卷的具体表现形式,并在参考了相关文献的基础上编制了测量大学生个人学业内卷量表和学业内卷氛围的初始量表,后续根据专家反馈意见对量表做了进一步修订。

研究者将以上两份初始量表与其它相关量表整理成一份新生调查问卷,通过网络调查平台向全国不同地区9所高校正处于大一下学期的本科新生发放研究邀请与问卷在线链接。参与者在问卷起始部分均签署知情同意书,完成问卷后,每位参与者均获得6元人民币作为报酬。共收回问卷1615份,其中有效问卷1542份。问卷平均填答时间为12.26分钟(标准差为7.6分钟)。该研究过程经过清华大学社会科学研究伦理委员会审核通过。

(三)研究工具

本研究涉及量表均采用李克特5点量表进行计分,从1点到5点代表符合程度逐渐增强(1=完全不符合,2=比较不符合,3=不确定,4=比较符合,5=完全符合)。具体量表信息如下:

大学生个人学业内卷量表:基于上述学生访谈结果与相关参考文献①,本研究编制了该量表用来测量大学生自身为了获得优异教学评价或教育资源而在学业上过度投入的状况,并根据专家反馈意见对量表做了进一步修订。量表共6道题,对应6种大学环境中典型的学业内卷行为(见表1)。将题项得分加总平均,得分越高分别代表个人学业内卷程度越高。

大学学业内卷氛围量表:本研究在自编的大学生个人学业内卷量表基础上,参照已有研究中测量个体行为与所处群体中相应氛围感知(norms perception)的常用做法②,编制了大学学业内卷氛围量表,以测量大学生感知到大学环境中大多数人为了获得优异教学评价或教育资源而在学业上过度投入的状况。量表共6道题,内容表述与个人学业内卷量表基本一致,仅将学业内卷行为主体换为个体感知到的环境中的大多数人(见表1)。将题项得分加总平均,得分越高分别代表环境中的学业内卷氛围越强。

大学新生适应量表:研究采用罗伯特·贝克(RobertW.Baker)和金·舒尔茨(KimL.Schultz)编制的大学生适应问卷(Student Adaptation to College Questionnaire)并在原量表基础上对题项进行了适当精减和改编③,以使题目描述符合中国大学生学习和生活情境。量表共20道题,分别测量大学新生的学业适应、社交适应和情绪适应三个维度。学业适应维度由8道题构成,用以测量新生对大学学习内容和节奏的适应程度(如“我适应目前的学习节奏和难度”);社交适应维度由6道题构成,用以测量新生对大学中人际关系的适应程度(如“我与大学室友相处得不错”);情绪适应维度由6道题构成,用以测量新生对自己心理状态的调适程度(如“我最近时常感到紧张焦虑”)。对反向计分题项进行计分转换后,按维度对题项得分加总平均,分数越高代表学生在该维度的适应情况越好。

学业效能感量表:该量表改编自马丁·切默斯(MartinM.Chemers)等人编制的学业效能感(Academic Self-efficacy)问卷④,以测量大学生对自身是否有能力完成学业任务的自信程度。量表共8道题 (如“我知道如何安排我的时间以完成我的任务”)。将每道题得分加总取平均值后得到学业效能感分数,分数越高代表学生学业效能感越强。

学习投入量表:该量表采用马丁·道森(Martin M.Dowson)和丹尼斯·米辛尼(Dennis M.McInerney)的目标定向和学习策略调查量表(Goal Orientation and Learning Strategies Survey)⑤,测量了学生进行自我调节学习时的认知投入水平。量表共15道题(如“我努力确保我理解我正在学习的东西”)。将题项得分加总平均后得到学生学习投入得分,分数越高代表学生自我调节学习能力越强。

学业成绩:采用学生自我汇报的大一上学期期末成绩,在参与本研究的各所大学院系内部分别进行标准化处理。

人口学变量:本研究收集了学生性别(1=男生;2=女生)、年龄、民族(1=汉族;2=少数民族)、家庭所在地(1=直辖市;2=省会城市;3=地级城市;4=县城;5=乡镇;6=农村)、家庭年收入(1=6万元以下,2=6~12万元,3=12~24万元,4=24~60万元,5=60万元以上)、父母受教育程度(1=小学及以下,2=初中,3=中专/高中,4=大专,5=本科,6=硕士,7=博士)等个人信息,其中选取家庭年收入、父母的受教育程度分别进行标准化并取平均分作为家庭社会经济地位指标。此外,为排除被试来源学校差异对研究结果的影响,本研究选取各所大学2020年国内排名①作为院校变量进行控制。

(四)数据分析

数据分析主要分为两部分。首先,研究使用探索性、验证性因子分析和相关分析对新编制的个人学业内卷量表和学业内卷氛围量表进行信效度检验。其次,使用结构方程模型分析个人学业内卷、学业内卷氛围及二者交互作用对新生大学适应的预测效应。研究主要使用SPSS 26.0和Mplus 8.0软件进行以上数据分析。

研究结果

(一)学业内卷相关量表的信效度检验

研究将已有数据集随机分成两部分,使用第一部分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使用第二部分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在探索性因子分析部分,对个人学业内卷6道题项和学业内卷氛围6道题项进行分析。Bart-lett球形检验发现,χ2(df=15)s>3810.58,ps<.001;KMOs>.87,表明两个量表的数据均适合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随后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发现两个量表的第一个特征根值(Eigenvalue)分别为3.54和4.00,第二个特征根值均小于1,故分别抽取1个因素。两个量表各题项因子载荷在.69~.87之间,均能较好表征所测量概念。在验证性因子分析部分,针对每个量表分别将6道题项作为观测项指向同一个潜变量进行模型建构,模型拟合指数均良好,χ2(df=8)s<44.45,RMSEAs<.08,TLIs>.96,CFIs>.98,因子载荷在.53~.84之间,ps<.001(具体结果见表1)。

随后,以学业效能感、学习投入、学业成绩为效标,依据效标与个人学业内卷的相关大小来判断个人学业内卷量表的效度。如表2所示,个人学业内卷与上述三个效标变量均呈显著正相关,表明个人学业内卷量表具有良好效标关联效度。此外,以被试的院系为单位(n=62),分别求得各院系内部个人学业内卷和学业内卷氛围的平均水平,以前者为校标来检验后者的效度。结果发现院系的个人学业内卷平均水平和学

业内卷氛围的平均水平呈显著正相关,r=.29,p<.05,表明学业内卷氛围量表具有良好效标关联效度。表2结果显示了研究涉及变量的相关性、均值、标准差和内部一致性(Cronbach’s α)。

(二)个人学业内卷和学业内卷氛围对大学新生适应的预测效应

通过构建结构方程模型,本研究同时检验了大学新生个人学业内卷以及感知到的学业内卷氛围对学业、社交、情绪三方面适应情况的预测效应,并检验了个人学业内卷与学业内卷氛围之间的交互作用。与线性回归方程相比,结构方程模型能够在单个模型中同时包含所有因变量,并在一定程度上排除了测量误差对结果的影响,使得到的结果更为准确①。为了进一步简化模型以提高模型统计检验力,同时保持模型对测量误差的估计②,本研究采用题目打包法(item parceling)将同一量表中的题项随机分成2组并取平均值,形成2个观测指标同时指向一个代表相应概念的潜变量。关于构建个人学业内卷和学业内卷氛围交互项的潜变量,研究采用赫伯特·马什(Herbert Marsh)等人的指标乘积法,先对两个量表打包后形成的观测指标进行中心化,再将对应的中心化指标相乘(即个人学业内卷的第一、第二个指标分别与学业内卷氛围的第一、第二个指标相乘),用两个乘积项作为交互作用潜变量的观测指标③。所有指标的因子载荷均达到显著性水平,βs=.46~.81,ps<.001。如图1所示,个人学业内卷、学业内卷氛围和二者交互项这三个预测变量分别指向学业适应、社交适应、情绪适应三个结果变量,且模型控制了学生的性别、年龄、民族、家庭所在地、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和院校排名。模型与数据拟合结果良好,χ2(df=93)=390.85,RMSEA=.05,CFI=.96,TLI=.94。

如图1中模型结果显示,个人学业内卷水平越高,其学业适应越好,β=.31,p<.001,但社交适应和情绪适应越差,βs<-.13,ps<.01。学业内卷氛围越浓厚,即感知到环境中大多数人的学业内卷水平越高时,个体的学业适应和情绪适应越差,βs<-.22,ps<.001,但对社交适应无明显预测作用,β=-.00,p=.97。个人学业内卷和学业内卷氛围的交互项变量对结果变量的预测作用显示,学业内卷氛围调节了个人学业内卷对学业和社交适应的预测作用,βs>.07,ps<.05,对情绪适应的预测作用无调节效应,β=-.03,p=.36。研究使用简单斜率检验进一步细致分析调节效应。如图2所示,当学生感知到环境中学业内卷氛围较强或较弱时,个人学业内卷与学业适应均呈正向关联,βs>.24,ps<.01,但二者关联大小在强内卷氛围中(β=.38)相比在弱内卷氛围中要更大(β=.24)。如图3所示,当学生感知到较弱的学业内卷氛围时,个人学业内卷程度越高,社交适应状况越差,β=-.22,p<.01;当新生感知到周围较强的学业内卷氛围时,其个人学业内卷程度与社交适应状况无显著关联,β=-.06,p=.44。鉴于学习投入和学业效能感与学业适应、社交适应和情绪适应的关联,rs>.13,ps<.001,补充分析将学习投入和学业效能感作为新增控制变量加入模型中,模型与数据拟合结果良好,χ2(df=158)=991.89,RMSEA=.06,CFI=.93,TLI=.91。结果显示,相比图1中原有模型结果,个人学业内卷对学业适应的预测效应以及学业内卷氛围对个人学业内卷与学业适应关联的调节效应均变为不显著,βs<.01,ps>.69,个人学业内卷对社交和情绪适应的预测效应变为边缘显著,βs>-.07,ps<.11,其它路径系数无显著变化。

讨论与启示

本研究通过对上千位中国大学新生的调查分析,验证了自编个人学业内卷量表和学业内卷氛围量表的信效度,并且发现:(1)学业内卷水平越高的新生,其学业适应情况越好,但社交适应和情绪适应情况越差(假设1成立);(2)学业内卷氛围越强,学生学业适应和情绪适应均越差,但对社交适应无影响(假设2部分成立)。学业内卷氛围与社交适应无显著关联,这一结果与假设不符,反映出大学新生与周围人的交往情况不单独取决于学业内卷氛围浓厚与否,而是受到内卷氛围与个人内卷程度的交互作用。(3)学业内卷氛围调节了个人学业内卷和学生学业适应、社交适应的关联,但对个人学业内卷和情绪适应的关联无调节作用(假设3部分成立)。具体而言,在学业内卷氛围浓厚的环境中,个人学业内卷水平越高,其学业适应越好,但社交适应无明显差异;在学业内卷氛围更弱的环境中,个人学业内卷水平越高,其与学业适应状况的正向关联有所减弱,但社交适应状况越差。就情绪适应状况而言,只要个人内卷程度越高,或环境氛围中内卷程度越高,个人烦躁、焦虑等负面情绪就可能更多,即使个人与环境氛围十分契合也无法缓解内卷所引起的负面情绪状态。值得注意的是,当模型控制了大学新生的学业效能感和学习投入对大学适应的预测效应后,个人学业内卷整体上对大学适应的预测效应明显减弱,其中对学业适应预测效应减弱幅度最大。原因一方面可能在于学业内卷作为一种过度投入的竞争行为与学习投入在概念上有一定重合之处,控制了学习投入的影响后势必会削弱学业内卷对大学适应的预测效应;另一方面,学业效能感和学习投入可能会中介个人学业内卷与学业适应的关联,即越内卷的学生在学习方面适应得越好,主要是由于他在学习上投入得越多而且对于在大学中取得优异学习表现更有信心。后续研究可以对此进行进一步检验并考察学业内卷行为影响社交适应和情绪适应的具体机制。

学业内卷现象的出现与我国高等教育目前所处的转型阶段密切相关,也与当今时代高压力、强竞争的整体氛围密不可分。我国高等教育虽然从规模上看已经进入普及化阶段,但仍处于普及化的初级阶段,在合理配置优质教育资源、构建更具个性化的人才培养制度上都还有很长的发展之路①。虽然整体环境紧张,但学生群体内部十分渴求发展。这也意味着学业内卷具有双刃剑作用。一方面,学业内卷具有积极意义。为了获得优质且有限的资源,付出更多的精力追求目标、不断以更高的标准要求自己,从一定程度而言也是学生们对外部高压环境的积极应对。当学生投入到学习竞争中、更努力地展现自我时,无论心理状态如何,投入过程本身就代表了学生积极改变自身行为以应对大学学业挑战的过程。美国研究大学生学习与发展的代表性学者乔治·库(George D.Kuh)认为,学生学习投入的时间和努力程度影响着学生的收获②,从该角度上,不难理解作为学生高度投入表现的学业内卷,对学业适应的正向预测作用。另一方面,研究发现学业内卷水平越高的新生其社交适应和情绪适应越差;学业内卷氛围越强,学生学业适应和情绪适应越差。这也要求高校管理者和教师需要重视学业内卷的消极影响,不能忽视“内卷”、放任“内卷”。在不卷的学业氛围中,学生能更好地面对大学学业中的挑战,也有更加正面的情绪,更顺利地实现从高中到大学的重要过渡。

至于破除学业内卷的困境,不但需要教育评价的创新,也需要学习思维的转变。教育评价一直以来都发挥着指挥棒作用。由于评价结果与学生获得资源的质量与数量都有高利害相关,评价标准深刻地影响着学生的思维方式与行为准则。因此,高校对学生的评价更需要克服“唯分数、唯升学”的导向,尊重学生发展的差异性和丰富性;同时,也需要改变评价结果导致的“一败涂地”与“赢家通吃”,为学生的成长留出探索与试错的空间。学习思维方面,学生应当努力找到自己的“心之所向”,学会整合丰富的线上线下学习资源,加强自主学习的意识和能力。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了全球高校的教与学模式,也为学生的学习方式转型提供了条件③。身处在线学习得到了广泛和充分发展的后疫情时代,学生更需要学会在铺天盖地的数据流中筛选信息、整合资源,将眼光放到长远的终身学习和生涯发展上来,而不局限于课堂上的学习与短期的成绩表现。

学业内卷氛围对个人学业内卷与大学新生适应关联的调节作用印证了个人—环境契合理论在教育

领域的适切性。该理论认为,适应一方面来自于环境对个人需要的满足,一方面也与个人感知到的与他人相似性程度关联①,也就是说,个人与环境状态的匹配会影响个人对环境的适应情况。在学业内卷现象上,个人与学业内卷氛围程度契合时的适应状态优于非契合时的状态。和周围人一起“卷”,能够提高学生的学业适应程度,不影响社交适应程度;当周围人不“卷”自己却“卷”时,对学生学业适应的提升程度有所减小,还会降低社交适应程度。这也启发高校教育者,当学生出现了适应不良的问题时,不仅要关注学生的个人因素,还要关注环境氛围的影响,不能将学生个人与群体环境相剥离来探讨学生的适应问题。营造学校整体环境的优良学风,创设风清气正的校园环境,也有助于学生更好地适应大学生活。

本研究还存在两点主要局限,有待未来研究进一步突破取得新的发现。其一,由于使用的是横断数据,未能充分揭示学业内卷与新生大学适应之间的因果效应。未来研究可以采用重复测量的纵向追踪研究,进一步探究学业内卷对新生大学适应的实质影响与具体机制。其二,本研究主要采用学生自陈式报告,学生在填答过程中可能存在自反应偏误的问题,未来研究可考虑引入他评或互评方式来更客观测量个人学业内卷水平。

免责声明:原文载于《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22.10,版权归作者所有,如有侵权,请及时联系删章。

转自:外语教师研究与专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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