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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关林与明清关林的民间信仰

明清的关林

关林，简单地说，就是关羽陵墓所在。据传关羽被杀后，曹操礼葬关羽，将其头颅葬在洛阳城南，留下一座“关王大冢”。

曾经风光的关林到后世已经“风雨蔽坏,庙宇罔存”。虽然史籍对此着墨不多，但据汉代陵墓形制推知，关羽的墓应当庙宇、享堂齐全，而且遍植松柏，以成为“林”。

这在明清的《关林全图》中也可以得到印证。而关林中的碑刻，当指历次修建后的立碑记载郭挺彩先生主编的《洛阳关林志》，收录了大量有关明清时期关林修建的碑刻，为洛阳关林的深入研究提供了便利。

自东汉末年至于明清，关林屡经天灾人祸。而伴随着民间信仰的发展和官方的推动，关林又屡次被修建、扩建。各版本地方志记载了几次大的修建，无外乎政府、朝廷大员、地方官吏、乡绅商贾、乡民社众各自出钱出力。

自明代、清代到民国，或官方推动或民间自发，对关林的扩建保护是一直存在的，虽然每到改朝换代之际屡遭兵祸，但终究还是存留下来。且当地民间信仰中“素慕关羽忠义”，对关林的维护也起到积极的作用。

及至当下，关帝的陵墓庙宇或已掩映于自然风光之中，但洛阳关林的碑刻还留存在当地，忠诚地记录了历史。

明清民间关羽信仰

这里还要简单介绍一下洛阳关于关林的民间信仰，或者简单来说，是道教的一部分。

洛阳自古与道教渊源颇深，老子、张天师都曾长期生活在洛阳，道教的许多流派或传世于此，或传播于此，在古代的洛阳，道教的群众基础是很不错的。到了明清，道教渐趋衰落，即使洛阳是道教文化重镇，也难免受到影响。

这时候的道教于是发生了大的转变，从秦汉以来的求仙问道、遗世独立变得越来越世俗化。这种道教的世俗化又主要表现为，其一，神灵的功能发生转变，更为实用；其二，信徒求神拜佛的功利性增强，更为关注现实；其三，伦理意识强化，儒学影响力增强。

民间对于关羽的信仰当然也是道教世俗化的一部分，或者说是道教世俗化的成果。关羽，生前是汉寿亭侯，蜀汉的五虎上将，死后被民间尊称为关公，两宋以来，更被官府屡加封赏。在道教中，关羽被奉为“关圣帝君”，即人们常说的“关帝”，为道教的护法四帅之一。如今遍地开花的关帝庙也是民间关羽信仰的佐证。

那么详细到明清时期的洛阳关林周边，民间关羽信仰的情形更为不同。明清时期关羽信仰的繁荣是官方与民间的良好互动。关羽生前即以忠义闻名，到明清，洛阳地区涌现出许多关帝庙。关羽被称为帝君，是沿用了道教神谱中既有的尊号，也符合中国古代对有功之士的褒扬封赠的习惯和做法。

因此，借关帝名义来宣扬忠义等儒家伦理，有着特别的优势。所谓“尝稽古来凡功臣名将，有功在社稷，泽在苍生者，莫不为之建其祠，表其像，禴祀蒸尝，以酬功酬德者也。况敕封三界伏魔大帝，钟天地之正气，植古今之纲常。忠照日月，义并乾坤，秉正除邪，福善祸淫，诚为万世之所托命，万代所永赖也。”这里的伏魔大帝就是关羽。

明清时期关羽的“职能”也发生转变，逐渐从被表彰的忠义的代表扩展成为明清古代传统社会典当业、军人、武师、命相家、教育业等行业的行业之神。——这种业务范围广泛的现象或许是中国实用型神灵崇拜的表现，不独关帝如此。

当然，关帝与现实的关系越来越密切，这与原始道教出世的观念是截然相反的，因此也是道教世俗化的表现。

另外，明清以来，关帝庙会定期举办各种活动，人们踊跃参加，热闹非凡，这也是曾经遗世独立的道教不可想象的。

总之，民间的关帝信仰在明清时达到了高潮，成为民间不可替代的正神。朱元璋认为明代得以建立得益于关羽的神助，立国后在应天府的鸡鸣山的南面建立关羽庙。清代关帝信仰更甚于明代。

入关前，“战时，每显灵应助战，以后遇有战役显应，则必加封号，祀典渐隆”。入关后，沿袭明朝岁祭关庙的成例。顺治九年将关羽加封为“忠义神武关圣大帝”，此后加封次数为历代最多。

明代的捐建信徒

还说洛阳关林的碑刻，明清以来，记录关林修建的碑刻众多，展现出明清之际关帝崇拜的不同的特点。在明代，万历年间是关林兴修和祭祀的高峰。

关林碑刻《创塑像壁记》记载:“按《三国志》所载:洛城南十五里许,有汉寿亭候之元冢。夷考当时,盖以王礼葬也。汉至今耿耿不磨,代代有崇封显谥。……洛国王疏请创建殿宇,以为栖神之所。不日寝宫落成,西配殿工竣,宜肖神像以主之。时洛南廓善人潘一魁、张登辈捐资结社,于后寝宫塑神像七尊,工始于二十一年,逾年告成。”

又有另一种时间相差仿佛的记载称，明代卫所官兵见关林庙宇残破“仰念圣明精忠神武，悬若日月，奋如雷霆，具状察院，御史陈公准行，分巡首崔公行，河南府知府张公、同知任公贴行，洛阳县知县钱公、河南卫掌印指挥孙公、李公准行，择日动工。”两种说法时间上并无差异，很可能是自藩王到官员，再到乡绅百姓都有参与。

明代万历年间属明朝中后期，社会贫富分化严重，矛盾重重，，这时候官方借民间信仰安抚民心是很有可能的。而之所以是藩王提议修建，很可能与当时藩王的处境有关。明代的藩王，行事受到很大限制，过度地与地方官交往或者干预政事是危险的，精力无处发泄，只好转而投入宗教的怀抱。

同时，万历皇帝当时十分推崇关帝，洛阳王提议兴修关林，也是揣摩上意之后的决定。而关切民间信仰，尊崇忠义，同样能够使藩王自己赢得在坊间的声望。

另外，普通百姓是这一阶段参与关林修建和祭拜活动的绝对主体。在《洛阳关林志》收录的四十五方明代碑刻中，有十五方碑刻中明确提到过属于王室、官员、吏员、书生等社会阶层比较高的人参与了祭祀和兴修，余下的三十方碑刻都是对非官非商非士普通信众捐建活动的记载。对普通百姓捐建的记载甚至不分身份、钱财和性别。

由此可见，此时官方对关帝崇拜是鼓励的，民间也积极参与。或者说，此时官方给予了包括但不限于关帝崇拜在内的许多民间信仰一定的空间。明清民间捐建庙宇的行为较为常见，百姓不分家资如何，都广泛参与。

然而，整体来看，明代的关林兴修与祭祀中还是缺少正式的官府、官员和地方高级乡绅的参加。这种缺席的一个显著后果是，明代的关林碑文内容十分单调，详细记载各人姓名，却对兴修的具体情况和意义都语焉不详，难得“雄文”。即使有藩王和地方低级读书人的参与，也都属于“闲人”，而朝中的“正经人”，态度还不明朗。

因此，某种意义上，明代洛阳关林祭祀基本上还是作为一种民间信仰符号，由普通民众自发举行，在祭祀仪轨、规格、信众组成等众多方面表现出民间传统的特征。他们祈求最朴素的愿望，而其中没有文化层面更深入地阐发，形而上的东西还很缺乏。

清代的捐建信徒

清代与明代最大的不同是关羽的登堂入室。前面已经提到，清代相对明代更加重视关帝的信仰。这种重视的首要表现是在关林的大型兴修和祭祀庆典活动中地方官员乡绅的屡次出现。

关帝信仰几乎瞬间被官方重视起来，关林的修建维护、庆典的仪轨形制规格迅速抬升，登堂入室。地方乡绅与官府密切合作，相反，民间的结社或信徒的自发参与渐渐销声匿迹，百姓不再参与到具体的捐建活动中去。

从现存碑刻来看,清代关林的历次修建都是由官方或者士绅主持进行的。历任清帝屡次加封，进一步神化关羽，恩荫关羽后人，关林的庆典规模也随之增加，乾隆十五年，皇帝巡幸中州，在洛阳谕祭周公庙、关林、唐儒韩愈、宋儒范仲淹、司马光、邵雍、程颢、程颐、朱熹等祠庙，足见关羽此时的地位。

为神化关羽，清代官方编造出许多关羽显灵襄助清军胜利的事迹，而清廷之所以如此重视和神化关羽，和前朝又有不同。

首先，清军入关后，为稳固满族在汉族地区的统治，根据政治形势的需要，将以忠义神勇著称、在汉族中拥有大批崇拜者的关羽推到了一个至高无上的地位。此时关羽经过明中后期的发展，在全国有着绝佳的群众基础，而清之先王本身也十分尊崇关羽，这样，进一步推崇关羽的各方面阻力就变得十分薄弱。

官方以外，士绅和官员之所以如此热心，也有利用地方优势资源以抬升区域文化地位和教化民众的期待，甚至不乏士绅以此展示自身影响，探索新的权力领域的野望。随着官方的鼓励，民间对关羽的信仰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所谓“自通都大邑,下至山陬村墟穷僻之壤,其人自贞臣贤士仰德崇义之徒,下至愚夫愚妇、儿童走卒之微贱,所在崇饰庙貌,奔走祈禳,敬思瞻依,凛然若有所见。”足见关帝影响。

这时候，关帝的职能进一步扩大，俨然成为万能神，也就更加吸引了群众的供奉和崇拜。而经过大举兴修和对其神力的塑造,关林规制日益宏大,祭祀仪轨严整,影响范围渐广。最终，关林不仅是祭祀和信仰中心,甚至也成为地方舆论和处理地方事务的重要场所，堪比先秦“乡校”。

小节

明清时期是关帝信仰发展的高峰。关帝信仰之能够自庙堂而民间，一方面是官方推崇忠义，教化百姓，另一方面是道教日益世俗化，关羽的职能逐渐扩大，而关帝庙的活动越发热闹。

明清两代的关林兴修和关帝信仰的发展有所异同。一方面，明清两代官方同样重视关羽，期待通过神化关羽巩固政权的合法性、合理性，同时教化百姓，倡导忠义。另一方面，清代之所以比明代更为重视关帝信仰，显然与本身是少数民族政权不无关系。

当然，明清的差异还体现在官员和士绅的逐渐入场上。明代关林的兴修和活动大部分是民众自发，这时候官员和士绅还没有看到更多的利益，而到了清代，关林的修建、维护和祭祀等事迅速被官员士绅接手，足见官方争夺话语权，掌控民间信仰，拒绝平民百姓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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