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玉兰:论列宁帝国主义论的当代解释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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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玉兰:论列宁帝国主义论的当代解释力

2024-07-08 03:49| 来源: 网络整理| 查看: 265

 

帝国主义问题,是近百年来受到普遍关注并存在严重分歧的重大问题。对这一问题的认识,不仅影响到人们对资本主义历史命运的基本判断,而且直接关系到人类对未来文明形态的选择。列宁认为,这是一个有着重要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的问题,“不研究这个问题,就根本不会懂得如何去认识现在的战争和现在的政治”(《列宁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576页)。因此,他对这一问题作了极其深入的思考和研究,形成了全面而又系统的帝国主义论。列宁帝国主义论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把帝国主义问题置于人类社会文明历史演进的宽广视野之中,对19世纪末20世纪初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新现象进行实证分析,指认出资本主义发展新阶段——帝国主义阶段的特殊性,进而揭示资本主义的历史地位及发展趋势。该理论至今仍闪烁着真理的光辉。然而,国内外有些人直接或间接地否定这一理论的当代适用性(参见顾玉兰:《全面认识列宁帝国主义理论及其当代价值》,《马克思主义研究》2013年第6期),其当代解释力由此也就成为争论的焦点。本文拟从该理论的当代解释力何以可能、何以体现及何以延续三个方面予以回应,以求教于学界同仁。

一、     当代解释力何以可能:运用科学的方法论对帝国主义问题

进行全面分析并形成符合历史发展规律的科学结论

“帝国主义”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新的经济社会现象。对于这一新现象,英国经济学家霍布森、德国经济学家希法亭等人都做过研究,但是,都没有形成科学的理论体系(当然,这并不是说他们关于帝国主义的论述中就没有可取之处。实际上,列宁在阐释帝国主义问题时批判地继承了他们的相关思想。参见顾玉兰:《全面认识列宁帝国主义理论及其当代价值》,《马克思主义研究》2013年第6期)。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他们都没有能够运用科学的方法论来认识和阐释帝国主义问题。关于分析经济社会现象的方法问题,马克思主义认为,不能运用自然科学方法。正如马克思所说:“分析经济形式,既不能用显微镜,也不能用化学试剂。二者都必须用抽象力来代替。”(《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82页)这就是说,分析经济形式,要用科学的抽象法。而所谓科学的抽象法,其实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马克思在谈到《资本论》运用的方法时,针对有人错误地评论他的研究方法与叙述方法,特别强调指出,研究方法与叙述方法只是形式上不同,本质上都是唯物辩证法的具体运用,两者相互关联,“研究必须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只有这项工作完成以后,现实的运动才能适当地叙述出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93页)。其中,“研究必须充分地占有材料”,是说明进行科学抽象的唯物主义基础,说明研究的起点是感性的具体;“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是说明经过分析,得出有关研究对象的范畴和某些本质,然后再全面探寻这些范畴之间的内在联系,达到在思维行程中复制具体(参见程恩富:《怎样认识〈资本论〉研究方法和叙述方法的关系》,《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4年第1期)。只有到了这一步,现实的运动才能适当地叙述出来。

列宁在论述帝国主义问题时不仅继承了《资本论》的基本观点,而且继承了它的基本方法。就此,他明确指出:“虽说马克思没有遗留下‘逻辑’(大写字母的),但他遗留下《资本论》的逻辑,应当充分地利用这种逻辑来解决这一问题。”(《列宁全集》第5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290页)而在《资本论》中,唯物主义的逻辑、辩证法和认识论三个词是同一个东西。因此,所谓《资本论》的逻辑,实际指的就是唯物辩证法。列宁帝国主义论与马克思《资本论》一样,运用的总方法也是唯物辩证法,基本方法也是从感性的具体到思维的抽象,再由思维的抽象到思维的具体。这是一个对充分占有的丰富的感性材料进行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理性加工的过程。诚如列宁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一书法文版和德文版序言中所说,研究帝国主义,主要是“根据无可争辩的资产阶级统计的综合材料和各国资产阶级学者的自白,来说明20世纪初期,即第一次世界帝国主义大战前夜,全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在其国际相互关系上的总的情况”(《列宁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577页)。

列宁对于帝国主义的认识,坚持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原则,从引起垄断的生产集中开始。他首先以德国和美国为例,用现代工业调查提供的最完备最确切的材料说明,生产集中于大企业的过程非常迅猛。然后用事实证明,生产集中产生垄断,是现阶段资本主义发展的一般的和基本的规律。这样,也就抓住了帝国主义的本质。因此,与霍布森、考茨基等人仅仅把“帝国主义”理解为一种政策的片面认识不同,列宁对“帝国主义”作了多维解读。在这种多维解读中,他特别强调了“帝国主义”两个方面的含义。

其一,“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特殊历史阶段。这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最高阶段,也是最后阶段。其显性特征就是,垄断代替自由竞争在经济、政治诸领域占据统治地位。列宁说,帝国主义作为资本主义的特殊历史阶段,其特点分三个方面:“(1)帝国主义是垄断的资本主义;(2)帝国主义是寄生的或腐朽的资本主义;(3)帝国主义是垂死的资本主义。”(《列宁全集》第2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69页)“帝国主义”的实质是垄断。列宁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系统论述垄断问题的基础上,又在《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运动中的分裂》一文中,进一步阐释了垄断的历史发展问题,指出:垄断经历了从私人垄断到国家垄断再到国际垄断的演进过程。帝国主义垄断的实质决定了它必定是寄生的或腐朽的资本主义。列宁认为,腐朽趋势是生产资料私有制下一切垄断所特有的现象。这种腐朽不仅表现为以“剪息票”为生的食利者、食利阶层的形成,而且表现为帝国主义国家政治上的全面发动。其突出表现:一是对世界上绝大多数居民实行殖民压迫和金融扼杀,二是用超额利润收买工人领袖和工人贵族。资本输出会加倍这种寄生性或腐朽性。因此,列宁在指出“帝国主义是寄生的或腐朽的资本主义”的基础上进一步认定,帝国主义是垂死的或过渡的资本主义。

其二,“帝国主义”是一个从资本主义到更高级的社会经济结构的过渡时代。这种过渡性用列宁自己的话来表述,就是:“帝国主义阶段的资本主义紧紧接近最全面的生产社会化,它不顾资本家的愿望与意识,可以说是把他们拖进一种从完全的竞争自由向完全的社会化过渡的新的社会秩序。”(《列宁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593页)为了说清楚这个过渡性时代的相关问题,列宁坚持用马克思主义阐释时代的科学方法——阶级分析方法,以现实生活中已经发生的“那些特别突出的、引人注目的历史事件”为重要依据,在明确指认帝国主义时代的形成标志与基本特征的同时,详尽分析了帝国主义时代的资本主义与战争和革命之间的内在联系。通过对帝国主义时代系统而又深刻的研究,他得出的基本结论是:资本垄断代替自由竞争是帝国主义时代最具标志性的特征;由资本垄断形成的金融寡头,在全面操纵国内社会经济和政治生活的同时,对外实行着财富的掠夺和领土的扩张,致使革命与战争成为帝国主义时代的两大主题。不仅如此,列宁还以瓜分世界中铁路网的分布和发展不平衡情况为例,说明这种不平衡是全世界现代资本主义即垄断资本主义造成的结果。这种结果表明,只要生产资料私有制还存在,在上述这样的经济基础上,帝国主义战争是绝对不可避免的(参见《列宁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578页)。而帝国主义战争会空前迅速地唤醒千百万受资产阶级压迫、蹂躏、欺骗、愚弄的民众,世界革命危机由此会得到日益发展。因此,列宁认为,帝国主义是现代战争的根源,也是无产阶级社会革命的前夜。

综上所述,列宁利用历史文献及现实材料,借助于生产集中、资本集中、垄断、金融资本、金融寡头等概念,运用辩证思维方法,揭示了帝国主义的本质(资本垄断)及规律(不平衡发展),阐明了它的历史地位(垂死的或过渡的资本主义,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前夜)及发展趋势(寄生性或腐朽日益加深,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加剧),得出了符合历史发展规律的科学结论(社会主义新型文明形态必然代替资本主义文明形态)。这使帝国主义论有效解释当代资本主义成为可能。

二、当代解释力何以体现:其思想内核能够解释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

判断一个理论体系是否有效,就看其思想内核的解释力。列宁帝国主义论的思想内核主要是关于帝国主义本质及规律的论述。列宁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一书第七章,基于第一至六章关于帝国主义基本特征的分析,给帝国主义下了三个定义:第一,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垄断阶段;第二,帝国主义是发展到垄断组织和金融资本的统治已经确立、资本输出具有突出意义、国际托拉斯开始瓜分世界、一些最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已把世界全部领土瓜分完毕这一阶段的资本主义;第三,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特殊阶段(参见《列宁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650-651页)。在列宁看来,帝国主义有着与一般资本主义不同的一系列特征,而垄断则是它的本质特征。“从自由竞争中生长起来的垄断并没有消除自由竞争,而是凌驾于这种竞争之上,与之并存,因而产生许多特别尖锐特别剧烈的矛盾、摩擦和冲突。”(《列宁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650页)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就是明证。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同盟国与协约国两大集团为了争夺殖民地、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而发动的战争(参见顾玉兰:《列宁帝国主义论及其当代价值》,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第5页)。诚如列宁所言,19世纪末20世纪初,世界领土已经瓜分完毕。由于帝国主义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规律的作用,致使英、法、德、美等资本主义国家的实力对比不断发生变化,后起的资本主义国家为了重新瓜分世界领土,争得更多的殖民地,只有诉诸武力,于是就爆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而战争必然造成千百万生灵涂炭,必然唤起民众的觉醒。因此,列宁发动的十月革命正是在具备了客观革命形势和主观条件下进行的,而十月革命的成功恰好又证明了列宁的预言:“帝国主义是垂死的或过渡的资本主义”“帝国主义是无产阶级社会革命的前夜”!

现在的问题是,面对当代资本主义出现的新变化新情况,列宁帝国主义论是否依然适用?我们用列宁帝国主义论的思想内核来观照当代资本主义的现实,并透过林林总总的具象把握其实质,就可以得出结论:列宁帝国主义论对当代资本主义仍然有着很强的解释力。当代资本主义抑或新帝国主义的实质依然是资本垄断,垄断资本主义依然是产生世界矛盾、摩擦、冲突及战争的根源,由资本垄断滋生的寄生性和腐朽性依然存在且更为突出,垄断资本家集团(金融寡头)依然实行着对全世界的掠夺和剥削,并通过推行其霸权主义控制着全球各重大领域,等等。所有这些都印证了列宁帝国主义论的当代适用性。

1.当代资本主义抑或新帝国主义的实质依然是资本垄断

由资本的本性及资本主义发展的逻辑决定,垄断资本必然向世界范围扩展,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必然发展为国际垄断资本主义,垄断统治因此也就由国内走向国际。在列宁看来,垄断资本主义从私人垄断到国家垄断再到国际垄断,这是其历史演进的必然结果。然而,这种演进改变的只是形式,其实质并没有改变,即依然是资本垄断,而且是更大更强的资本垄断。具体来说,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特别是20世纪70年代后,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其实是垄断资本家集团为了更好地维护资本的利益而在资本主义制度允许的范围内顺势作出的某些调整而已。

有些人把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资本主义发生的新变化称作“新帝国主义”。其实,所谓的“新帝国主义”与传统的帝国主义只是表现形式的不同,实质是一样的,即:都是指一个国家为了本国的政治和经济等目的而对其他国家制度与生活的控制。其往往和“征服”“扩张”“霸权”等联系在一起,体现出的是支配性和不平等性。在当代,帝国主义大国特别是美国,对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控制是全方位的,因此就有了“新帝国主义”的种种样式,如:经济帝国主义、政治帝国主义、文化帝国主义、军事帝国主义、智能帝国主义、媒介帝国主义等。但是,万变不离其宗。这些所谓新式的帝国主义,本质上还是垄断的资本主义。也就是说,其实质还是资本垄断。不同形式的帝国主义,只是表明帝国主义利用相关工具操纵和控制着不同的领域,而它们的服务宗旨却是完全一致的,即都是为了使垄断资本家集团能够获取最大的经济利益(参见顾玉兰:《列宁帝国主义论及其当代价值》,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第41页)。

2.垄断资本主义依然是产生世界矛盾、摩擦、冲突及战争的根源

垄断资本家集团利用国家力量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所做的某些调整,并没有消除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相反,由于垄断资本向世界范围的扩张,由垄断资本主义产生的矛盾加剧了而且更为普遍了。垄断资本向世界范围的扩张,在为资本输出国带来巨额利润的同时,增强了垄断资本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命脉的控制,加之帝国主义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规律的经常作用,致使资本输出国与发展中国家和其他发达国家之间的矛盾都呈现日益尖锐化趋势。事实证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战争频繁爆发(从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末,大小战争有70多次。其中有帝国主义国家直接发动的战争,如:50年代法国侵略越南的战争、英法侵略埃及的战争,60年代美国入侵古巴和多米尼加的战争,六七十年代美国侵略越南的战争和80年代末美国入侵巴拿马的战争;还有帝国主义国家策划和支持一些国家发动的各种形式的战争,如:美国等帝国主义国家支持以色列发动的多次中东战争等。参见马仲良:《为什么帝国主义仍然是现代战争的根源?》,《前线》1990年第6期),以及当今世界发生的种种乱象,从根本上来说,都是由垄断资本造成的(参见王东:《〈帝国主义论〉在当代的四大生长点》,《中国社会科学报》2014年8月14日)。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为了维护资本的利益和其在全球的统治地位,它们必然会采取措施,给其他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设置重重障碍,因此地区冲突和局部战争频频爆发而且持续不断。

3.2008年资本主义金融—经济危机再度证明帝国主义的寄生性和腐朽性

2008年资本主义金融—经济危机,是发生在欧美及至整个资本主义世界,之后又席卷全球的大危机。它不仅影响到资本主义世界,也影响到了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这场危机的影响力及破坏性是空前的,可以说是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一场危机。这场危机之所以会爆发,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看,其根源于资本主义制度——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制度。

这场危机的爆发,再次向世界证明,唯利是图是资本家的本性;亦如列宁所说,寄生性和腐朽性是帝国主义所特有的。由金融垄断财团掌控着的美国正在剥削着全世界各国人民。美国金融垄断财团为了获取高额利润,在政府新自由主义政策的纵容下,通过抵押放贷等形式盘剥国内民众。与此同时,其又凭借美元霸权,通过贸易、投资及国债、各种金融衍生品买卖盘剥世界上其他国家特别是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因此,这场危机由帝国主义的寄生性和腐朽性所致。而在应对危机所采取的一系列措施方面同样表现出了帝国主义的寄生性和腐朽性。以美国为例: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美联储连续降息,使美元贬值,相对使黄金、石油涨价,其结果是危机扩散,全球资产价值缩水数万亿美元,各国出口贸易遭受重挫,依赖能源进口的国家发展受阻。这样,美国就保护了本国经济,实现了自身危机的转嫁(参见卫建林:《世界资本主义危机和第三世界发展问题》,《国外理论动态》2011年第12期)。

4.美国霸权主义在全球各重要领域肆虐,进一步印证了列宁帝国主义论的当代适用性

美国靠金融霸权、科技霸权、文化霸权、军事霸权“控股”世界。“四位一体”的霸权均为掠夺和占有资源服务(参见李慎明:《美国靠四大霸权“控股”世界》,《环球时报》2012年11月8日)。美国霸权,从根本上说,就是美元霸权。美元霸权不仅体现了美国的金融霸权,更重要的是它体现了战后美国霸权的经济实质。自从1944年世界货币金融体系建立了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即“布雷顿森林体系”)之后,美元就同黄金挂钩。美元作为国际中心货币,其货币政策开始左右和影响世界各国的经济,美国成了世界的中央银行。由于美元成为国际硬通货,美国拥有自行“印刷”国际支付手段的特权,所以它能够源源不断地为其维持全球霸权的地位提供不竭的资金。美元霸权的重要支柱是美国的军事霸权。美国凭借其军事霸权,又极力推行文化霸权,实行文化扩张战略。它就是这样,通过硬实力和软实力结合,支撑着金融霸权的“巧实力”,对世界各国巧取豪夺。因此,没有哪一个国家能够轻松自由地脱离由美国主导的当今世界体系(参见顾玉兰:《列宁帝国主义论及其当代价值》,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第64页)。

美国霸权主义是当代战争的主要根源。利比亚战争、伊拉克战争、阿富汗战争、科索沃战争等无不与美国霸权主义有着密切联系。战争与革命是一对孪生兄弟。美国霸权主义的竭力推行,遭到了被侵略地区和国家人民的坚决反抗。各国人民除了用武力进行直接抵抗外,还通过发展不断壮大自己的实力。随着世界非美元经济力量的整合与发展,美国终将面临不可逆转的世界多极化趋势的冲击:在欧洲,它面对的是欧元的长期挑战;在亚洲,它面对的是企图谋求世界政治强国的日本;在全球,它面对的是新兴经济体——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南非等金砖国家,特别是中国的崛起和日益强大。因此,“美国霸权不倒”的神话终将破灭。无论美国是否愿意主动放弃美元霸权,等待它的终将是衰落(诚如美国“智谋者”网站文章所言,“美国梦”的辞令和现实之间日益扩大的差距今年已经渗入引发争论的总统大选——从唐纳德·特朗普到伯尼·桑德斯莫不如此:前者声称“‘美国梦’已死”,后者说,“美国梦”对很多人来说都“变成噩梦”,这个国家大约有2/3的人说,“美国梦”衰落了。参见肖恩·布拉斯韦尔:《“美国梦”的发明与沉浮》,《参考消息》2016年4月15日)。这就是列宁所谓的帝国主义“垂死的”命运。当代世界经济政治的新发展将进一步证明这一点。正如美国著名经济学家杰里米·里夫金(杰里米·里夫金曾给西班牙前首相萨帕特罗、德国总理默克尔、法国总统奥朗德和意大利总理伦齐担任顾问)在接受西班牙《世界报》专访时所言,我们现在所了解的资本主义正在消失,到2050年,合作经济将取代资本主义(参见《参考消息》2014年9月22日。里夫金的这一思想,从根本上来说,与列宁的思想是一致的。列宁在晚年《论合作社》一文中曾经明确指出,“文明的合作社工作者的制度就是社会主义的制度”。《列宁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771页)。这就是说,新型的更为高级的经济形式必将代替资本主义!

三、当代解释力何以延续:在克服历史局限性中不断实现创造性发展

列宁帝国主义论形成于20世纪初。它在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时代宣告了资本主义文明终结及向社会主义文明转变的历史必然性。因此,该理论有着鲜明的前瞻性。它塑造了人类建立未来文明共同体的价值理想(参见姜安:《列宁“帝国主义论”:历史争论与当代评价》,《中国社会科学》2014年第4期),对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和民族殖民地解放运动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列宁帝国主义论在成功指导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之后,又深刻地影响了亚非拉民族殖民地的解放运动特别是现代中国革命的进程,为中国革命和中国社会的现代化指明了正确的前进方向。中华民族的独立与解放,新中国的建立与崛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日益强大,进一步证明了列宁帝国主义论的真理性。

然而,列宁帝国主义论形成于战争与革命时代,抑或形成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时代。正是因为这一时代条件及历史实践条件的限制,该理论难免有其局限性。正如有些学者所言:列宁重点论述的资本垄断主要指民族国家层次上的资本垄断,而非全球经济一体化条件下的国际资本垄断;列宁所说的“向更高级的社会经济结构的过渡”,主要是指民族国家主体意义上的“过渡”(参见权文荣:《列宁帝国主义论的理论缺环》,《人文杂志》2002年第3期);列宁只是强调了民族解放运动与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之间的必然联系,而没有解决“如何在民族国家框架下坚持基于阶级分析和阶级斗争的世界革命的问题”(参见王金林:《走在时代前列的列宁》,《中国社会科学报》2016年4月21日);列宁对资本主义国家和平方式的竞争注意不够(参见姜安:《列宁“帝国主义论”:历史争论与当代评价》,《中国社会科学》2014年第4期);等等。当然,我们不能苛求于列宁。正如邓小平所说:“绝不能要求马克思为解决他去世之后上百年、几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列宁同样也不能承担为他去世以后五十年、一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的任务。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根据现在的情况,认识、继承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91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正是中国共产党人结合新的时代条件和新的实践经验,继承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所形成的伟大理论成果。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形成于和平与发展时代,抑或国际垄断资本主义时代。其克服了列宁帝国主义论的时代局限性,为我们在全球化时代条件下发展列宁帝国主义论、延续列宁帝国主义论的当代解释力指明了方向。首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把世界文明发展潮流与本民族历史发展阶段创造性结合的伟大成果(参见顾玉兰:《列宁帝国主义论及其当代价值》,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第83页)。具体来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中国共产党人全面认识经济全球化的本质及发展趋势,不断深化对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规律的认识而形成的科学理论。其全球性思维促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的形成。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中国主动融入由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主导的经济全球化进程,并积极应对全球化挑战,实现中国社会现代化的一种战略选择。其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正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长期共存的事实作出的决定性选择。由于社会主义革命首先是在资本主义相对薄弱甚至很薄弱的外围地区爆发的,对于资本主义核心地区不能产生根本动摇,所以革命取得胜利后的国家必然要面对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长期共存的局面。这也是全球化时代抑或国际垄断资本主义时代的一个重要特点。社会主义要最终战胜资本主义,毫无疑问,必须与资本主义展开长期的、艰巨的斗争,而当下首要任务是:必须与资本主义进行国际经济交往,必须与国际惯例和通行规则接轨,亦即必须发展市场经济,实行改革开放,参与国际市场竞争(参见侯惠勤:《中国道路和中国模式》,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第45-46页)。最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科学地解决了民族国家发展前景与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目标的关系问题。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中国各族人民的共同理想。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指引下,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社会主义中国的美好前景。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目标是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并在世界范围内实现共产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是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正行走在实现共产主义的大道上。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遵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正确选择。总而言之,只要我们善于认识把握新时代条件下的新情况新变化,并结合崭新实践经验,不断对已有理论进行创新,就一定可以延续列宁帝国主义论的当代解释力,进而续写出当代帝国主义论的新篇章。

参考文献:

[1]《侯惠勤自选集》,北京:学习出版社,2012年。

[2]李慎明:《美元霸权与经济危机》,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

[3]张一兵主编:《资本主义理解史》,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年。

[4]〔美〕威廉·罗宾逊:《全球资本主义论》,高明秀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

[5]姜安:《列宁“帝国主义论”:历史争论与当代评价》,《中国社会科学》2014年第4期。 [6]卫建林:《世界资本主义危机和第三世界发展问题》,《国外理论动态》2011年第12期。(作者简介:南京审计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原刊编辑:张晓敏)

网络编辑:张剑

 

来源:《马克思主义研究》2016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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