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宋史史料

第一节概况

　　在宋代，政府十分重视当代史的编修工作，与前代比较起来，史馆组织比较严密，修史制度比较健全。在士大夫中，编写当代史或记述当代史实也蔚为风气。再加上印刷术的普遍推广，许多大部头的著作也能雕版印刷。因此，保存下来的宋代史料，远远超过了唐代。

　　有关宋代的史料，以官修的为主。宋代私人修史虽然盛行，但主要取材于官方史料。

　　宋政府主持编修的当代史，主要有以下六种：

(一)起居注  起居注的名称可以追溯到汉代。但是，宋代的起居注已经超出了汉代起居注仅是皇帝私生活记录的范围，也超出了汉以后起居注仅仅记录皇帝言动的范围，而成为当时最基本的史料之一。《宋会要辑稿》(职官二之一0)，记载了宋徽宗政和年间的《修起居注式》，即起居注的标准格式，从中可以看到宋代起居注的丰富内容:"某日，皇帝御某殿，朝参官起居。三省、枢密院奏事，某司或某官以某事进对。退御某殿，某官新授某官职或差遣，告谢。尚书吏部引见某官改合人官，某官改次等合入官。军头引见某指挥人员若干人自某路屯戍回，赐钱有差，次引某处拣到某指挥兵级若干人试艺应格，填某阙，次引诸班直及行门长行骑御马直教骏指挥使以下若干人谢春冬衣或时服，次引某指挥将校兵级并提举巡教指挥使等若干人数教阅。次某官进粮或衣样。以上有某事即书，随其事有圣语则书。凡除授文武臣僚，随事大小，不限品秩，取其足以劝善惩恶者书其制辞。凡臣僚建议并特旨更改而系政体则书其事。凡御札、诏命、赦降与冬祀、夏祭、宗祀太庙、景灵宫祭祀飨献、元会视朝、上寿燕飨游幸，廷试贡士、转补军班、见诸蕃国、观御书礼物谷麦之事皆书。其太史占验日月星辰风云气候之兆系于日终。郡县祥瑞、闾阎孝悌之行系于月终。户口增减之数于岁终而书之。"[1]

大约从宋太宗淳化五年(994年)开始，一直到南宋末年，近三百年间，起居注基本上延续了下来。修起居注的官员因为能接近皇帝、接触机密，所以被视为荣耀的职务以及晋升的阶梯。欧阳修、司马光、周必大等人都担任过这个职务。

(二)时政记  皇帝同宰相商讨军国大事，属于当时的最高机密，修起居注的起居郎、起居舍人也不能旁听。唐武后长寿二年(693年)，宰相姚  建请由宰相一人专门记录皇帝与宰相"所言军国政要"，"每月封送史馆"，称为时政记[2]。但在唐代，这项制度只是断断续续地在短期内实行过，没有坚持下来。在宋代，从太宗太平兴国八年(983年)开始，历代皇帝的时政记基本没有中断。不但如此，由于宋代实行高度中央集权，掌握行政的宰相、参知政事，同掌握军政的枢密使分班奏事，所以时政记也分中书时政记和枢密院时政记两种。

但皇帝的时政记基本没有中断。不但如此，由于宋代实行高度中央集权，掌握行政的宰相、参知政事，同掌握军政的枢密使分班奏事，所以时政记也分中书时政记和枢密院时政记两种。

　　（三）日历  日历是编年体。编修日历除依据起居注和时政记外，还包括内外官司收到的圣旨指挥，记载文武大臣去世时还附有他们的传记。日历包含的内容丰富，篇幅很大。宋高宗在位三十六年，日历就有一千卷之多。

（四）实录  实录是根据日历编成的，体裁也同日历相似。两者之间的差别是：（一）日历以及起居注、时政记带有原始资料、档案性质，属于所谓“记注”；实录则带有史籍性质，属于所谓“修撰”。（二）日历以及起居注、时政记属于机密档案，在一定时期内，除编修官以外，其他人不能阅看，实录在宋代允许臣僚阅看甚至抄录。（三）日历比较详细，实录则较简练，如宋高宗实录为五百卷，比日历少一半。宋代从太祖到宁宗都有实录。

（五）国史  国史为纪传体，有本纪、列传、志，除了没有表外，体裁与现在通行的廿四史大致相同。宋代正式修成的国史有四部：（一）《三朝国史》一百五十卷，包括太祖、太宗、真宗三朝，仁宗天圣八年（1030 年）修成。（二）《两朝国史》一百二十卷，包括仁宗、英宗两朝，神宗元丰五年（1082 年）修成。（三）《四朝国史》三百五十卷，包括神宗、哲宗、徽宗、钦宗四朝，孝宗淳熙十三年（1186 年）修成。（四）《中兴四朝国史》，卷数不明，包括高宗、孝宗、光宗、宁宗四朝，理宗宝祐五年（1257 年）修成。

　　（六）会要  会要同以上五类不大相同，在当时属于政书，而不是史书。所以宋代晁公武《郡斋读书志》把它列入类书类，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和王应麟《玉海》都把它列入典故类，《文献通考》经籍考列入故事类。王应麟在谈到会要的作用时说：“国有大典，朝有大疑，于是稽以为决，操以为验，使损益废置之序，离合因革之原，不待广询博考，一开卷而尽见。此会要之书所以不可废也。”[3]可见它的编纂主要是为了当时处理政事的需要。但对子后人来说，它把当时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资料，分门别类，源源本本，委曲变化，一一加以排列，实在是研究宋代历史的十分重要的史料。宋代曾十次编修会要，成书的主要有以下七部：（一）《庆历国朝会要》一百五十卷，包括太祖、太宗、真宗三朝及仁宗朝庆历三年以前事，庆历四年（1044 年）修成。（二）《元丰增修五朝会要》三百卷，包括太祖至英宗五朝及神宗朝熙宁十年以前事，元丰四年（1081 年）修成，分帝系、后妃、礼（又分为五类）、乐、舆服、仪制、崇儒、运历、瑞异、职官、选举、道释、食货、刑法、兵、方域、蕃夷二十一类。（三）《乾道续四朝会要》三百卷[4]，包括神、哲、徽、钦四朝，孝宗乾道六年（1170 年）修成。（四）《乾道中兴会要》二百卷，包括高宗一朝，乾道九年（1173 年）修成。（五）《嘉泰孝宗会要》二百卷，包括孝宗一朝，宁宗嘉泰元年（1201 年）修成。（六）《庆元光宗会要》一百卷，包括光宗一朝，宁宗庆元六年（1200 年）修成。（七）《嘉泰宁宗会要》二百二十五卷，包括宁宗一朝，理宗淳祐二年（l242 年）最后完成。此外，宁宗嘉定三年（1210 年），张从祖私人修成《嘉定国朝会要》五百八十八卷，内容包括太祖至孝宗十一朝，主要是根据官修会要删节而成，没有什么新的内容。总计以上六类，当有万卷以上，可见宋代官修当代史籍的丰富。但是，这些史籍，除了会要有辑本，《宋太宗实录》残留二十卷之外，其余全部被毁：一毁于宋金之际，二毁于宋元之际，三毁于元明之际及明初。我们今天虽然看不到这些史籍，但是，现存的几部有关宋代的基本史籍，包括元末修成的《宋史》，主要取材于以上六类官修当代史，我们还可以从现存的这些著作中了解这六类史籍的梗概；另一方面，掌握了这六类：史籍的来源、特点，又使我们能更好地利用现存的这些史料。

　　宋代官修当代史籍的第一个特点是：它们都是以地主阶级特别是皇帝的活动为中心内容；农民阶级的生产、斗争、生活只占了很小的比重，而且完全被歪曲了。这是地主阶级在政治、经济上的统治地位及封建专制主义在史学上的反映，是封建史学的共同点。在宋代，由于中央集权比过去大大加强了，这个特点也更加突出。

第二个特点是：这些官修的当代史籍完全体现了统治阶级特别是皇帝的意向，反映了统治阶级的派别斗争。在唐代，史官褚遂良、魏  还曾经拒绝唐太宗、文宗要调阅起居注的命令，表现了史学的一点点独立性。到了宋代，起居注，时政记以至国史等等，修成后必需首先“进御”，即经皇帝审查批准，未批准前，只能算作草稿，如国史本纪的草稿称作“纪草”。这样，史官修史时自然有许多忌讳，不敢写出一点对皇帝及权臣不利的事情。随着政治形势的变化，统治阶级各派力量的消长，实录、国史也经常修改。最显著的例子是神宗实录的几次改修：第一次修于哲宗元祐年间，当时旧党得势，他们主持修纂的《神宗实录》极力贬低新法，并把责任诿之于王安石等人，绍圣年间哲宗亲政以后，新党复起，旧党失势，重修《神宗实录》，根据王安石的《日录》对旧录作了不少修改、补充；到了南宋高宗时，把北宋的灭亡归罪于王安石变法，又对《神宗实录》作了一次修改。与此相适应，神宗朝的国史也修了两次，其中的列传部分甚至改过四次。 

第三个特点是：北宋详而南宋略，特别是理宗以后的五十六年，记载最为疏略。宋代修实录、国史，一般是在前一皇帝死后，由继位皇帝下诏编修。到度宗时，南宋是濒临灭亡，修史制度也没有坚持下来。所以国史和会要都只修到宁宗朝为止，理宗朝实录不全，度宗朝连实录都还没有来得及修，更不用说以后的恭宗、端宗及帝昺（丙）了。

　　下面介绍一下私人修史的简况。

　　宋朝对士大夫比较宽容，士大夫的著述较富。对于私人修当代史，虽曾一度下过禁令，但并没有成为制度。一般来说，只要符合统治阶级的根本利益，私人修当代史也是允许甚至得到政府支持的。现在留存下来的几部大的宋代史如《续资治通鉴长编》、《东都事略》、《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等等，都是私人修成的。司马光除了修《资治通鉴》这部通史（当时的古代史）以外，还准备再写一部当代史，搜集过不少材料，作了一些准备工作，现在还留存的《涑水记闻》就是其中之一。

　　除了编写当代史以外，记录当代史实也成为风气。这些材料大量保存在文集、笔记当中，虽然没有专门史籍这样集中，但也是研究宋代历史必须依据的史料。

　　后代也编纂了不少关于宋代历史的著作，但一般没有新的史料。只有元初修成的《文献通考》和元末修成的《宋史》例外，引用了许多宋代的国史、会要等，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第二节基本史料

　　（一）《宋会要辑稿》  宋代历次修的会要，大部分在明初仍然保存。明初修《永乐大典》时，将会要各部分内容分别编入各韵中。会要原本大致毁于明中叶。清嘉庆十四年（1809 年），徐松奉命修《全唐文》，他利用在《全唐文》馆可以调用《永乐大典》及官府备有抄写人员的机会，以搜集《全唐文》资料为名，命书手将《大典》中所收各本《宋会要》的内容全部录出，得五六百卷，是为辑本。徐松生前没有来得及整理这一部《宋会要》辑本，以后这部辑本为缪荃孙所得，又经缪之手归广难书局。当时任两广总督的张之洞聘缪荃孙和屠寄整理辑本，但整理工作仅完成职官部分即因张之洞离任而中断，辑本为书局提调王秉恩匿为己有。民国四年（1915 年）著名藏书家吴兴刘承干用重金购得辑本，收入嘉业楼，并先后聘刘富曾与费有容重加整理、改编，是为清本。1931 年，北平图书馆（即今北京图书馆）从刘承干处购得徐松辑本，成立了以陈垣为委员长的编印委员会，于1935 年将此辑本影印，名为《宋会要辑稿》，共线装二百册。解放后，中华书局又于1957 年将《宋会要辑稿》缩印为平装本八大册，即现在的通行本。

　　通行的《宋会要辑稿》与宋会要原本已有很大不同。第一，从内容上看，《辑稿》己较原本为少。一、自宋末至明初，历经变乱，原本恐已不全。前面说过，宋修会要，共有十次，应有十部，但现在《辑稿》中注明者只有七部。二、修《永乐大典》时，将整部会要分入各韵，难保没有遗漏。三、徐松自《永乐大典》中辑《宋会要》时，《大典》已经散失一千余册，并非全帙。四、书手从《大典》中抄录时，又有遗漏。有人用残存的《大典》与《辑稿》对照，已发现若干条佚文。五、在刘富曾整理徐松辑本过程中，辑本又有遗落。当时有人将刘富曾清本与徐松辑本对比，即发现少数条文清本有而辑本无。

　　第二，从形式上看，辑本己非原本的本来面目。原本《宋会要》，各本分类稍有不同，分门更有差异。辑本合为一本，门类全部打通。

　　第三，经过多次转抄，脱、衍、误、倒之处，触目皆是。尽管《宋会要辑稿》有上述种种问题，但它仍然是现存宋代史料中最原始、最丰富、最集中的一部，因而也是史料价值最高的一部，

　　《宋会要辑稿》共分十七类：帝系、后妃、乐、礼、舆服、仪制、瑞异、运历、崇儒、职官、选举、食货、刑法、兵、方域、蕃夷、道释，约八百万字。在每一类中，又分若干子目。同一问题的材料，按时间顺序排列。内容包括皇帝的诏令，政府的规定，臣僚的章奏，地方的报告等等，可以说是一部关于宋代历史的百科全书。

　　在《宋会要辑稿》的十七类中，较为重要的有以下六类：一、食货：这是有关宋代经济的最集中的史料，在全书中约占20 ％的比重（但亦有部分内容重复）。它的篇幅远远超过了《文献通考》有关部分，也远远超过《宋史》的《食货志》。二、职官：它的份量比食货还大，约占全书的四分之一。职官部分不但是研究宋代政权机构、政治制度的重要史料，也是研究宋代经济、文化等方面的重要史料。例如，它的“市舶司”一门，是研究宋代对外贸易情况最重要的史料。如果要研究宋代官修国史的情况，必须参考它的“秘书省”一门。三、刑法：它不但记录了宋代的法制史，在“刑法禁约”一门中，还保存了不少关于宋代阶级斗争、秘密宗教的史料。四、兵：它不但是有关宋代军事制度的重要史料，在“讨叛”、“捕贼”两门中，还有不少阶级斗争、民族斗争等方面的重要材料。五、方域：包括有关地理、交通、治河等方面的史料。六、蕃夷：包括有关民族关系及对外关系的重要材料。除此六类以外，其他类门也有许多重要史料，如“瑞异”类中就有不少关于地震、日蚀等自然科学史的材料。

　　宋会要的史料价值虽然很高，但因为现在通行的《辑稿》来经很好整理，篇幅又大，初学者使用起来会有不少困难。为了更好地利用这部《辑稿》，需注意以下各点：（一）因为《宋会要辑稿》基本上属于原始资料汇编的性质，在使用前，最好先对宋代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制度有个概略的了解，检阅《宋会要辑稿》时才能心中有数、得心应手。（二）尽量利用已有的成果。例如，《辑稿》没有细目，使用起来很不方便。开封师范学院（现河南师范大学）历史系在1963 年编了《宋会要辑稿标目》（油印本），日本东洋文库宋代史研究委员会在1970年编了《宋会要研究备要——目录》，就给我们提供了许多方便。台湾大学教授王德毅近年编了《宋会要辑稿人名索引》（合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78 年出版）也颇便检阅。（三）引用《辑稿》的材料，特别是重要材料，应尽可能参考其他史籍的相同记载。这是由于辗转传抄，《辑稿》错误不少，同一问题，经常要参考几种史籍的记载，才能得到正确的理解。

　　（二）《文献通考》  （以下简称《通考》）三四八卷作者马端临，饶州乐平（今江西乐平）人，生于宋末，著书于元初。他的父亲马廷变，在宋理宗时曾任史馆校勘、国史院编修官、实录院检讨官等史官，度宗时历任签书枢密院事、同知枢密院事直至右承相兼枢密使，死于元初。这样一个家庭环境，为马端临著《通考》提供了许多有利条件，所以他在《通考》自序中说：“自念业绍箕裘，家藏坟索，插架之收储，趋庭之问答，其于文献盖庶几焉。”

　　马端临认为历史有继承也有发展变化，所以著史应有“会通、因仍之道”，应寻求其“变通张弛之故”。因此他推崇《史记》、《资治通鉴》这样的通史，而轻视《汉书》这样的断代史。他又认为《通鉴》也有缺点，“详于理乱兴衰而略于典章经制”，杜佑的《通典》虽然详于“典章经制”，但记载只到唐天宝年间为止，即使天宝以前，“节目之间，未为明备；而去取之际，颇欠精审”。马端临的《通考》就是贯彻他自己的历史观点，继杜佑的《通典》而作的一部历史巨著。

　　《通考》共分二十四门，其中田赋、钱币、户口、职役、征榷、市余、土贡、国用、选举、学校、职官、郊社、宗庙、主礼、乐、兵、刑、舆地、四裔十九门是继承《通典》的天宝以前部分，补《通典》之未备；天宝以后至宋宁宗嘉定末年部分，是《通考》新增的。至于经籍、帝系、封建、象纬、物异五门，则是《通典》无而《通考》新创的。这二十四史，包括了封建社会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的许多领域。《通考》虽说从上古论述至宋末，但有关宋代的内容，约占全书一半以上，是全书的主干。《通考》的体例是这样的：每门有小序，合载于卷首。每门之下又分为若干子目（类），每一目的内容也是按时间先后排列。但《通考》不同于《宋会要》，它不限于排比材料，而是有叙述、有考证也有论断。《通考》的每一条目，凡是顶格排行的，就是马端临称之为“叙事”的部分，“本之经史，而参之以历代会要以及百家传记之书”，这也就是《文献通考》中的所谓“文”。《通考》中关于宋代部分的“叙事”，有相当部分取材于宋代的四部国史以及历朝会要，但不一定是全文转录，而是有所去取删节。《通考》中凡是低一格排行的，就是马端临称之为“论事”的部分，“先取当时臣僚之奏疏，次及近代诸儒之评论，以至名流之燕谈、稗官之纪录”，这也就是《文献通考》中的所谓“献”。《通考》中引用宋人的评论，较多的有沙随程氏（程迥）、石林叶氏（叶梦得）、致堂胡氏（胡寅）、山斋易氏（易拔）、止斋陈氏（陈傅良）、水心叶氏（叶适）、东莱吕氏（吕祖谦）、翼岩李氏（李熹）、“先公”（马廷蛮）等，从中也可以看出作者的思想倾向。他还引用了不少宋人的笔记，如吴曾的《能改斋漫录》、洪迈的《容斋随笔》、沈括的《梦溪笔谈》、王明清的《挥座录》等。《通考》中凡是低两格排行的，是马端临自己的议论，“其载之史传之记录而可疑：，稽诸先儒之论辨而未当者，研精覃思，悠然有得，则窃著己意附其后焉。”他虽未明言，但这一部分应当就是《文献通考》中的所谓“考”。对研究宋代历史来说，《通考》的“叙事”部分当然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因为它主要根据的是现已失传的宋代国史和现已残缺的会要。它的“论事”部分，引用的宋人议论及著作，有些现在已经不传了；即使现存的，也可作为校勘资料。马端临自己的“考”，有许多精辟的见解，包含有不少重要吏料，同样不能忽视。

　　《通考》最初刻于元泰定元年（1324 年），有西湖书院刊本，现已不存。现存的有元后至元五年（1339 年）余谦补修本，明正德十六年（1521 年）慎独斋刘洪刊本，嘉靖四年（1525 年）冯夭驭刊本，清乾隆十三年（1748 年）武英殿刊“三通”合刻本，光绪二十二年（1896 年）浙江书局刊本；比较易见的是商务印书馆1936 年的万有文库“十通”本。其中以晚出的浙江书局本错误较少，但仍存在不少问题[5]。引用《通考》时，也应当用其他史籍核对。

　　（三）《玉海》二O 四卷  宋末王应麟撰。王应麟，庆元（今浙江宁波）人，理宗淳赫元年（1241 年）中进士。但他并不满足于进士出身，而以“通儒”自任，发愤读书，终于在宝赫四年（1256 年）考中了极难考中的博学宏辞科（只取了一人），在他的影响、帮助下，三年之后他的弟弟应凤也中了此科。《玉海》就是他为准备报考博学宏辞科的人编的，显然也包括了自己的经验。《玉海》最后四卷名为《辞学指南》，就是指导准备报考此科的人如何编题、作文、诵书，要注意那些语意等等。

　　博学宏辞科一直延续到清代，历来是进身翰林甚至宰相的重要途径。所以，《玉海》这部类书在封建社会长期为人们所重视，虽然篇幅很大，在元代就有庆元路儒学刊本，明代更有南京国子监刊本，《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它“贯串奥博，害宋诸大类书未有能过之者”。我们今天重视这部书，主要是因为它保存、提供了许多比较可靠的宋代史料。

　　在南宋，考博学宏辞科的人要学会做各种体裁的文章，包括制、诰、诏、书、表、露布、檄、箴、铭、记、赞、颂、序，每次考试，出六道题，包括其中的六种体裁（制和表一般每次都有），内容则一半为古代，一半为当代，所谓“质之古以靓记览之博，参之今以观翰墨之华”[6]。因此，考博学宏辞科的人需要博古通今，既熟悉历史典故，又懂得本朝故事，而且事实必须准确。针对这种需要，《玉海》共分二十一门：天文、律历、地理、帝学、圣文、艺文、诏令、礼仪、车服、器用、郊祀、音乐、学校、选举、官制、兵制、朝贡、宫室、食货、兵捷、祥瑞。每门又分若干类，共二四一类。每类又按年代先后分若干细目。每一细目则精心编选经史子集稗官小说有关记载，间亦加以自己的按语。在全书中，占比重较多的有艺文（二十九卷）、宫室（二十一卷）、官制（十七卷）、兵制（十六卷）、地理（十二卷）、郊祀（十一卷）、食货（十一卷）等门。

　　有关宋代内容，在《玉海》全书中约占四分之一稍多。因为王应麟多次任史官，能“尽阅馆阁之所藏”[7]，所以宋代部分多取材于现已失传的日历、实录、国史，有不少是现存其他史籍没有引用的，十分珍贵；而且即使同为其他史籍所引用的材料，也有详略之不同，文字之互异，可以参互考校。

　　《玉海》的条目分得很细，如卷一八五食货门会计类，有关宋代的就有景德、祥符、庆历、皇祐、治平、元祐、宣和、绍兴、乾道，绍熙、庆元、端平会计录等共二十一个细目，所以，为了充分利用《玉海》，最好自己先编制一部细目。

　　《玉海》在清代康熙、乾隆、嘉庆年间三次刊刻过。现在通行的是嘉庆十一年（1806 年）江宁布政使康基田以至元浙东初刻本为底本的校刻本。

　　（四）《续资治通鉴长编》  （以下简称《长编》）是记载北宋一百六十八年历史的编年体史书，是研究北宋历史最基本的史料之一。

　　《长编》作者李焘，眉州丹棱县（今四川丹棱县）人。父亲李中，曾知仙井监，只是一个中级地方官吏，但家富藏书，熟悉本朝典故。李寿生于徽宗政和五年（1115 年），绍兴八年（1138 年）二十四岁时中进士。他曾有意于应考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但没有找到荐举人，于是在四川各地作了二十几年地方官，主要精力则集中在史学特别是当代史学上。他一生著述甚丰，主要著作就是《长编》。淳熙十年（1183 年），他六十九岁，《长编》才最后完成。他在进书状中说：“臣网罗收拾，垂四十年”， “精力几尽此书”。第二年他就去世了。

　　关于编著《长编》的目的，他在隆兴元妞（1163 年）《长编》第一次进书状中说得很清楚：“臣尝尽力史学，于本朝故事尤切欣慕。每恨学士大夫，各信所传，不考诸实录、正史，纷错难信，… … 臣辄发愤讨论，使众说咸会于一。”他是要写成一部信史，传之后世。根据李熹的自述，他在三十岁左右，即在华阳县主簿任上，就已经立志编著《长编》，并着手搜集材料。大约在绍兴二十九年( 1 159 年），他在司马光《百官公卿表》的基础上，大大扩充篇幅，增补内容，完成《皇朝公卿百官表》[8]一百一十二卷，凡百官沿革，公卿除拜，自建隆至宣和，列为年表。这是编写《长编》的重要准备。孝宗隆兴元年，李焘知荣州，第一次奏进《长编》十七卷，包括太祖一朝建隆至开宝十七年事迹。乾道三年（1167 年）， 他被召赴临安，除兵部员外郎兼国史院编修官，修神、哲、徽、钦四朝国史及徽宗实录。在国史院工作，使他能掌握许多在外间看不到的国家档案和秘籍，使《长编》的取材更加丰富，同时，修国史的工作又与修《长编》的工作互相促进。到临安的第二年，他又上太祖至英宗五朝《长编》一百零八卷，其中太祖朝事迹是在原有基础上增补的，后四朝是新修的。淳熙元年（1174 年），他在知庐州任上，第三次进《长编》，据进书状，为神宗至钦宗四朝，据周必大撰李熹神道碑及彭龟年《止堂集》，止为神、哲两朝。淳熙十年，这部巨著最后完成，当时分九百八十卷，另有总目五卷，举要（即摘要）六十八卷，修换事目十卷。

　　李焘非常推崇司马光和他所著的《资治通鉴》，他的这部《长编》实际是追踵《通鉴》而作的。从内容上说，《通鉴》截止于五代末，《长编》开始于宋初，互相衔接。从书名看，《长编》原名《续资治通鉴》，后来定名《续资治通鉴长编》，一则是李熹自谦，不敢自比《通鉴》；也因司马光修《通鉴》时，命助手刘恕等人先修丛目，再修长编，最后由他删削加工而成，李杰认为自己这部著作也是长编体的，所以命名为《续资治通鉴长编》。他希望孝宗“择替儒正直若（司马）光者，属以删削之任，遂勒成我宋大典，垂亿万年”。至于修书的义例和方法，也正如他自己所说的，“悉同光所创立，错综锉次，皆有依凭。”[9]李焘的政治思想也同司马光一样，倾向保守，反对变革。这种倾向在《一眨编》中也有反映。李焘的《长编》有两个最显著的特点，在今天看来也是最显著的优点：第一，他始终遵循司马光主持编修《通鉴》的长编时定的原则：“宁失于繁，无失于略。”《长编》虽然主要取材于宋代的实录、国史，但绝不限于这些材料，而是旁征博引，经史子集，笔记小说，家乘志状，只要有关史实，都加以采录。周密在《癸辛杂识》中记述李焘修《长编》的情况说：“焘为《长编》，以木厨十枚，每厨抽替匣二十枚。每替以甲子志之，凡本年之事，有所闻，必归此匣，分日月先后次第之，井然有条。”这种方法有点象我们今天抄录卡片，然后分类整理。据不完全统计，今本《长编》所引的书籍，有名可考的约有四百种，其中大部分已经失传。由于李焘宁繁勿略，《长编》为后人保存了许多珍贵的宋代史料。第二，继承并发展了《通鉴考异》的优良传统。司马光著《通鉴》，同一事件遇有不同记载，在《考异》中罗列异同，并说明自己采择的依据和理由。这种作法使后来的研究者得益不少。他们不但可以看到作者如何取材、决断，即使不同意作者的论断，也能够知道相反方面的记载。李焘十分推崇司马光的这种作法。淳熙十年七月，他曾就修四朝国史事向孝宗报告自己的作法：在此之前，神宗、哲宗、徽宗朝诸臣列传已经分别改修过两次到四次，他的计划是，“若旧本有误处，及有合添处，即当明著其误削去，合添处仍具述所据何书，考按无违，乃听修换，仍录出为考异，不然则从旧，更勿增改。”[10]可见他的修史态度是十分严肃认真的。今本《长编》的注文约有一万二千余条，七十余万字，就带有考异的性质。《长编》注文是全书一个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不能忽视。李焘对王安石变法是持否定态度的，《宋史》本传说他“耻读王氏书”，虽然如此，他在《长编》中仍然大量收录了王安石的《熙宁奏对日录》和其他变法派人物的记载。我们今天研究王安石变法，最主要的材料只能从《长编》中寻找。从这一个例子也可见《长编》的史料价值。

　　《长编》正文原来有九百八十卷，因为篇幅过大，当时恐怕就只刻印了一部分，而没有全刻本，另由秘书省按照《通鉴》的规格抄写一部藏于秘阁。清康熙初年，徐乾学得到一部宋刻本的《长编》，但仅有一百七十五卷，包括太祖至英宗五朝内容，篇幅只是全本的五分之一。乾隆时修《四库全书》，从《永乐大典》“宋”字韵中录出《长编》收入《全书》，这就是通称钓阁本。阁本《长编》也不是全本，缺徽宗、钦宗两朝事迹以及治平四年四月至熙宁三年三月，元神八年七月至绍圣四年三月共七年记事，四库馆臣按篇幅大小把它分为五百二十卷。嘉庆二十四年（1819 年）张金吾以阁本的传抄本为依据，用活字排印，是为爱日精庐本。这个本子的错误很多。光绪七年（1881 年），浙江巡抚谭钟麟命黄以周等人以杭州文澜阁《四库全书》所收的《长编》校爱日精庐本，并参考了一百七十五卷的宋刻本和其他宋人著作，刻版印刷，是为浙江书局本。这个本子胜过爱日精庐本。对于阁本原缺之徽、钦两朝及治平至绍圣中七年事迹，黄以周等人将南宋人杨仲良所编的《续资治通鉴长编纪事本末》中收录的《长编》原文，仍按年月编排，再以南宋人托名李熹作的《续宋编年资治通鉴》作为附注，编为《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六十卷。《拾补》内容与《长编》原本相比，虽然相差很多，但总算恢复了一个轮廓。近年来，上海师范学院和华东师范大学的古籍整理研究室共同整理《长编》，他们以浙江书局本为工作底本，用现存的两个宋刻本《长编》残本和其他有关史籍校勘，写出校记。整理本加了标点符号，分段提行，眉自清晰，给读者带来很多方便。缺点是没有把李焘自注与后人加的注文分开，造成了一些混乱，校勘和标点也存在一些问题。但仍然是到目前为止最好的版本。整理本由中华书局分册陆续出版，到1980 年底，已出版了五册八十卷。

　　（五）《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以下简称《要录劝二百卷、《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以下简称《杂记》）甲集二十卷、乙集二十卷李心传撰。李心传，隆州井研（今四川井研县）人。父亲舜臣，《宋史》卷四O 四本传说他“通古今，推迹兴废，洞见根本”。他曾任宗正寺主簿，参加过重修《神宗玉碟》的工作。李心传生于孝宗乾道三年（1167 年），三十岁以后曾几次应考，都没有被录取，从此专心著述。宁宗嘉泰二年（1202 年），他写成《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二十卷。嘉定元年（1208 年），正准备续撰《杂记》，有旨给札抄上《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续撰《杂记》事暂时中止，可见《要录》成书于该年或稍前。嘉定九年（1216 年），他又写成《杂记》乙集二十卷。嘉定十六年（1223 年），国史院碟四川转运使，取索李心传所著《孝宗系年要录》，以为修国史的参考，由于李心传在学术上特别是史学上的成就，在崔与之等二十二人先后推荐下，理宗宝庆二年（1226 年）他奉诏至临安，入史馆，时年六十。这以后，他曾参与编修中兴四朝（高、孝、光、宁）国史、实录和《十三朝会要》。另据张端义《贵耳集》记载，李心传曾告诉他，《杂记》戊、丁集将写成。可见《杂记》至少有五集。淳砧四年( 1244 年）李心传卒于湖州，终年七十八岁。

　　李心传上述史学著作，除《要录》与《杂记》甲、乙集以外，现在都失传了。这两部不同体裁的史籍的编纂工作，是他同时交错进行的，而且完成于五十岁以前。《要录》是编年体史书，记载宋高宗一朝从建炎元年至绍兴三十二年共三十六年的历史。《杂记》是会要体史书，分门别类记载高宗至宁宗四朝事实。《杂记》甲集分十三门：上德、郊庙、典礼、制作、朝事、时事、杂事、故事、官制、取士、财赋、兵马、边防。每门下又分若干子目。乙集少郊庙一门。这两部书内容有交叉的地方，可以互为补充。关于这两部书的材料来源及编修目的，李心传在《杂记》甲集序中曾说：“心传年十四五时，侍先君子宫行都，颇得窃窥玉煤所藏金匾石室之副；退而过庭，则获闻名卿才大夫之议论。每念渡江以来，纪载未备，使明君、良臣、名儒、猛将之行事，犹郁而未彰。至于七十年间，兵戎财赋之源流，礼乐制度之因革，有司之传，往往失坠，甚可惜也。乃缉建炎至今朝野所闻之事，凡不涉一时之利害与诸人之得失者，分门著录，起丁未（建炎元年，1127 年）迄壬戌（嘉泰二年，1202 年），汰类相从，凡六百有五事，勒为二十卷。”他的友人许奕在缴上《要录》的奏状中也说：“李心传博通群书，尤熟本朝故事。尝谓中兴以来，明君良臣，丰功盛烈，虽已见之《实录》等书，而南渡之初，一时私家记录，往往传闻失实，私意乱真，垂之方来，何所考信？于是纂辑科条，编年纪载，专以《日历》、《会要》为本，然后网罗天下放失旧闻，可信者取之，可削者辫之，可疑者阔之，集众说之长，酌繁简之中，久而成编。”[11]可见他编著这两部书，利用了他父亲舜臣任宗正寺主簿的条件，阅读了玉碟所保存的各种官修史籍和档案的副本，接触了一些官僚、学者，听到了也们关于政事的议论，再加上几十年的辛勤搜集，专心著述，终于写成《要录》、《杂记》这样一些关于南宋前期历史的史籍．，

　　《要录》的编著继承了《通鉴》和《长偏》的传统。全书以官修的日历、实录、会要为基础，广泛搜集各种记载，经过精细的考订，作出自己的论述。书中也有详细的注文，说明材料的来源、去取的依据等。《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价《要录》说：“其书虽取法李焘，而精审较胜”。《要录》只记载高宗三十六年间事，篇幅却达二百卷之多，尤其是建炎元年至绍兴九年这十三年，几乎每年十卷，较《长编》详细，这也是年代较近、材料保存较多的缘故。至于本书的书名，据《杂记》卷首所载当年宣取《要录》的指挥，多作《高宗系年要录》，《宋史》本传也作《高宗系年录》，但自《四库全书》定为《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以后，后人一直沿用这个名称。其实，本书只记高宗一朝史实，应以《高宗系年要录》为正；至于《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这个名称，从《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的取名和内容就可以知道，是作者一部内容更为广泛的编年体史书的名字，《高宗系年要录》只是其中的一部分，还应包括孝宗、光宗、宁宗的系年要录。但现在孝宗要录已不传，光宗、宁宗要录究竟已否成书也不可知了。

　　《杂记》虽是会要体史书，但与会要不尽相同，不仅是排比有关原始材料，而且加上作者自己的分析、论断。例如甲集卷十七《本朝视汉唐户多丁少之弊》条，李心传指出宋朝元丰至绍兴户口统计，每户止有二点一口，与西汉的四点八口、东汉的五点二口、唐代的五点八口相比，相差很多，显然有虚假。进而分析“诡名子户、漏口者众”的原因是有丁赋，并举同在本朝，没有丁赋的四川每户三口，而有丁赋的两浙每户只有一点五口为证。尽管作者的分析、论断不一定全面、正确，但对后人研究这一段历史还是有很多启发。《通考》作者马端临认为《杂记》是“南渡以来野史之最详者”，给予高度的评价。

　　《要录》有光绪五年（1879 年）仁寿萧氏和光绪八年广雅书局两种刻本，还有1936 年商务印书馆排印本（1956 年中华书局曾用原纸型重印）。这三个本子都来源于《四库全书》本，而《四库》本《要录》又是从《永乐大典》中录出。修《大典》时曾在注文中加进了一些后人的著作，修《四库全书》时又有窜改，再经过多次传抄、翻刻，这几个版本都有不少问题。商务排印本阅读起来较方便，但断句错误百出。总之，到现在《要录》还没有一个较理想的版本。

　　《杂记》先有《函海》本及《武英殿聚珍版丛书》木活字本，光绪二十一年（1895 年）会稽孙星华据殿本翻刻，并参照归安陆心源藏影宋本作了校改。1937 年商务印书馆又据孙刻本排印。

　　（六）《三朝北盟会编》二五O 卷徐梦莘编。所谓“三朝”， 指宋徽宗、钦宗、高宗三朝。“北盟”，指与北方金朝的交涉、和战。“会编”（原名“集编”) ，指明本书是一部材料汇编。《三朝北盟会编》（以下简称《会编》）就是北宋末年至南宋初年四十六年间，宋金关系的材料汇编。它起自宋徽宗政和七年（1117 年），宋朝派人自登州（山东蓬莱县）渡海与金朝商议夹攻辽朝，终干高宗绍兴三十二年（1162 年），金海陵帝完颜亮大举侵宋失败。全书分三帙：上帙二十五卷，记徽宗政和、宣和年间事，中帙七十五卷，记钦宗靖康年间事；下帙一百五十卷，记高宗建炎、绍兴年间事。

　　《会编》是编年体，按时间顺序排列有关材料。顶格排行的是“纲”，是编者徐梦莘用自己的话概述事件经过，一般都很简单。低一格排行的则是有关这一事件的材料，有时一事引用好几段材料。例如卷二第一条，“纲”是“（政和八年）五月二十七日戊申，广安军草泽安尧臣上书乞寝燕云等事。”这是编者的概述。下面照录安尧臣上书全文约四千字。只有中帙的最后五卷，因材料无法系年月，编为“诸录杂记”。

　　徐梦莘，字商老，临江（江西清江）人。生子靖康元年（1126 年），这一年金军攻陷宋都开封，次年虏徽宗、钦宗北去，北宋灭亡。再过两年，金军一度南下江西，徐梦莘的母亲背负他南逃，才幸免于难。国恨家仇，对徐梦莘是极大的刺激，也是促使他编纂《会编》的原因。所以他在《会编》序中一开头便说：“呜呼，靖康之祸古未有也！”又说：“谱绅草茅，伤时感事，忠愤所激，据所闻见，笔而为记录者无虑数百家。然各说有同异，事有疑信，深惧日月寝久，是非混淆，臣子大节，邪正莫辨，一介忠耿，湮没不传”，于是编纂《会编》。《会编》始修于何时，不得而知；成于光宗绍熙五年（1194 年），当时徐梦莘已经六十九岁，可见他编修此书，曾经过长时间的搜集材料过程。《会编》修成以后，他又把后来搜集到的补充材料编为《北盟集补》五十卷，但没有留传下来。

　　关于《会编》的取材，徐梦莘在序中也有说明：“取诸家所说及诏、救、制、语、书、疏、奏议、记传、行实、碑志、文集、杂著，事涉北盟者，悉取锉次。”在《会编》篇首，他还列举了书中征引的书目一百九十六种。但检阅原书，实际引用的、有书名或篇名可考的，大大超过了这个数目。书中还有三分之一左右的材料没有注明书名或篇名，其中有一部分可以肯定是引自《四朝国史》、《长编》和李燕的另一部著作《四系录》；估计这些没有注明出处的材料，来源于官修的正史，或者是经过政府认可的私人著作。

　　《会编》有很高的史料价值，这不但是因为它引用的材料十分丰富，并且其中相当一部分的原本今天已经失传了，还因为它保存了这些材料的原来面目，没有改动。徐梦莘在《会编》序中阐明了他引用材料的原则：“其辞则因原本之旧，其事则集诸家之说。不敢私为去取，不敢妄立褒贬。参考折衷，其实自见。使忠臣义士、乱臣贼子善恶之迹，万世之下不得而掩没也。”这当然不是说他自己没有倾向，这种倾向当然也影响他对材料的去取，他对材料的引用也有删节，但是，他对材料确实没有改动。这就使得后人在研究这一段历史时，能够得到许多保存了本来面目的材料，可以从中引出自己的结论。

　　还要说明的是，《会编》虽然只包括与宋金关系有关的内容，但在当时，即北宋末南宋初，宋金关系在政治生活中占有突出的地位，影响到社会的各个方面。所以，《会编》对于研究当时社会的各个方面都很有价值，不仅限于宋金关系。由于《长编》徽宗、钦宗部分全部散失，而《会编》北宋末的部分共有一百卷之多，就使它更显得珍贵了。

　　《会编》通行的刊本有光绪四年（1878 年）袁祖安的活字排印本及光绪三十四年（1908 年）许涵度校刻本。这两个本子的祖本都有不少问题，袁、许在校刊中又不甚谨慎，所以都有许多错误。

　　（七）《宋史》  四九六卷包括本纪四十七卷，志一六二卷，表三十二卷，列传二五五卷，约五百万字。在二十四史中是篇幅最大的一部。

　　《宋史》与前面所述七部书不同。前面七部书除《通考》外，都是本朝人修的；《通考》虽然成于元初，但始修于宋末。这七部书除《宋会要》外，都是私人修的。而《宋史》则是元代官修的正史。

　　元顺帝至正三年（1343 年）三月，下诏修辽、金、宋三史，五年十月最后修成《宋史》，历时仅两年半。进《宋史》表署名的是阿鲁图，其实他与《宋史》的修纂毫无关系，他在给顺帝的奏中就说：“臣素不读汉人文书，未解其义”[12]，只是这时他任右承相，例兼总裁。在《宋史》修纂中起了主要作用的有：一、揭筷斯，他是总裁官之一，《元史》卷一八一本传说他“毅然以笔削白任”，《辽史》修成以后，有旨及早修成金、宋二史，“懊斯留宿史馆，朝夕不敢休，因得寒疾，七日卒。”二、张起岩，也是总裁官之一。《元史》卷一八二本传说他“对宋儒道学源委，尤多究心”，史官每有“立言未当”，他都“据理窜定”。三、欧阳玄，也是总裁官之一。《元史》卷一八二本传说辽、金、宋三史，都是由他“发凡举例”，论、赞、表、奏，也都是由他执笔。除此之外，参与修纂《宋史》的史官有斡玉伦徒、泰不华、干文传、贡师道、余阔、贾鲁、危素等二十三人。

　　《宋史》篇幅大，成书时间短促，问题很多。修成以后，对它的批评甚多。例如赵翼在《廿二史札记》卷二三、二四中就用大量事实指出《宋史》内容的“繁芜”，论述的“是非失当”，史实的“错谬”等等。因为《宋史》问题多，从明代以来就有许多人着手重修宋史，成书的就有明代王沫的《宋史质》一百卷，柯维骇《宋史新编》二百卷，王维俭《宋史记》二百五十卷，钱士升《南宋书》六十卷，清代陈黄中《宋史稿》二百十九卷（未刊，稿本已佚），甚至朝鲜李朝正宗李赫也编了一部一百四十八卷的《宋史鉴》。计划重修而没有实现的有顾炎武、朱彝尊、全祖望、杭世骏、邵晋涵、章学诚等人。

　　尽管《宋史》有种种问题，但直到现在，后修的许多宋史没有一部能取代它的地位，顾、朱这些大家想重修而终于未修。这都不是偶然的。《宋史》自有它存在的价值，其中很重要的一点，是它保存了大量当时的史料。

　　根据《元史》记载，元灭南宋后，主持临安留守事的董文炳认为“国可灭，史不可没”，于是将宋史馆保存的宋历朝所修的“宋史及诸注记五千余册”送到大都国史院[13]。这就是后来编修《宋史》的主要材料。苏天爵在《三史质疑》中提到，当时保留下来的官修宋史，具体有“太祖至宁宗实录凡三千卷，国史凡六百卷，编年又千余卷”，还有理宗日历二、三百册，实录数十册，度宗日历若干册[14]。《宋史》所以能在短期内修成，是同这批史籍的保存分不开的。

　　赵翼在《廿二史札记》卷二三《宋史各传回护处》条中说：“元修《宋史》，度宗以前多本之宋朝国史”。这句话一般说来是对的。元朝的史官虽然掌握了宋代的国史、实录和日历，但后两者都是编年体，只有国史是纪传体，同正史的体裁一致；而且实录篇幅比国史大，日历又比实录篇幅大，只有国史的篇幅大致同后来的《宋史》相当。元朝史官利用经过编纂的宋朝国史，只要稍加些贯通和整理工作，就可符合正史的要求。实际上，他们也正是采取了这样一种省事的办法。

　　但如作进一步分析，赵翼这个论断还有问题。第一，宋代国史只修到宁宗朝，理宗朝国史没有修成，所以赵翼说“度宗以前，多本之国史”是不够准确的。第二，《宋史》的纪、志、表、传，情况各有不同，不能一概而论。

　　关于《宋史》本纪部分。从《长编》注文可知宋代国史与实录的记载不尽相同。查《宋史》太祖本纪，已知国史与实录有矛盾的地方，本纪大都与实录相同，可见《宋史》本纪并不是沿袭国史，也参考了实录。再用《太宗实录》残本与《宋史》本纪相当部分对比，发现本纪不但有不少地方与实录不同，而且还包含了一些实录没有的内容，可见《宋史》本纪又不是全部抄袭实录，还有其他来源。

　　关于《宋史》各志。正史的志，一般认为比本纪、列传难修，因为需要作更多的分析、综合。《宋史》各志共有一百六十二卷，篇幅甚大。元修《宋史》所以能在短期内完成各志，是因为有现成的底本，即宋《三朝国史》、《两朝国史》、《四朝国史》和《中兴四朝国史》的志，只要稍加综合，再补上理宗以后部分即成。《宋史》十五个志都有序，除《地理志》、《河渠志》、《刑法志》外，其他十二个志的序言都或明或暗地说明取材于“旧史”、“前史”，即指宋的国史；有的更直截说取材于“国史”。如卷一四九《舆服志》序说。“今取旧史所载，著于编，作《舆服志》“。卷一五五《选举志》序说：“今辑旧史所录，护为六门”。卷一七三《食货志》序说：“宋旧史志食货之法，… … 仍之则徒重篇峡，约之则不见其始末。姑去其泰甚，而存其可为鉴者焉。”现存宋人著作中也有征引国史各志的片断，与《朱史》对照，大都符合。所以说，《宋史》各志主要取材于国史各志，这个论断大致是不差的。只是元人修《宋史》，实在过于粗率，有时连一些最基本的剪裁、贯通工作都没有做。钱大听在《廿二史考异》卷六八就指出《宋史》的《律历志》，“惟总序一篇乃元史臣之笔。自一卷至三卷，本之《三朝史》；四卷至九卷，本之《两朝史》；十卷至十三卷，本之《四朝史》；十四卷以后，本之《中兴史》。四史体裁，本未画一，史臣汇为一志，初未铭范，故首尾绝不相应。”此外，宋国史中本有老释、符瑞两志[15]，元修《宋史》时删去了。

　　关于《宋史》的表。《宋史》有《宰辅表》五卷，《宗室世系表》二十七卷，卷数虽只占全书的百分之六点四，但篇幅竟占全书的百分之二十。宋国史无表。《宋史》的《宰辅表》主要取材于实录。《宗室世系表》虽没有说明来源，但宋宗正寺定期编修玉碟、属籍、宗藩庆系录、仙源积庆图、仙源类谱；其中的仙源积庆图，“考定世次枝分派别而系以本宗”[16]，大约就是《宋史》的《宗室世系表》的主要来源。

　　关于《宋史》列传。《宋史》列传与国史列传的关系可以从几个方面来考察：（一）宋人文集中附录的国史本传与《宋史》列传比较，如包拯、欧阳修、范纯仁等江二）《长编》等书所引国史列传片断与《宋史》比较；（三）《宋史》列传本身反映出的问题。这些方面，前人已作了一些工作[17] 。大致说来，《宋史》宁宗朝以前列传，大部分来源于国史列传，但也有删改补充，传论改动得较多。至于理宗朝以后列传，因为无国史作依据，可能来源于实录、日历的附传，有些材料则是元初收集的。

　　总之，《宋史》虽然修于元末，但它的主要材料是宋代的国史、实录、日历等书。这些史籍现在几乎全部失传了，别的史籍虽然也有征引，但同《宋史》取舍、详略各有不同，即使相同的部分，也可以参互考校。这就是《宋史》的史料价值，也是它能存在下去的主要原因之一。同时，《宋史》也是迄今为止唯一一部比较系统、比较全面地记录宋代三百二十年历史的史籍，是学习、研究这一段历史的入门书和基本参考书。

　　自元代以来，《宋史》曾多次刊刻。过去最好的版本是商务印书馆用元至正本和明成化本配补影印的“百衲本”。1976 年中华书局出版了标点本《宋史》，它以百衲本为底本，作了校勘、整理工作，并加了标点符号，是目前为止最好的版本。但这本书的整理工作还存在一些问题，还不能完全取代以前的版本，这是使用时应注意的。

第三节一般史料

　　这里所说的一般史料，是就总体上说的，是与前面介绍的基本史料相对而言的。如果研究某一个具体问题，可能这些史料又成为最基本的史料了。所以，不能因为是一般史料就不予重视。宋人著作可作为研究宋代社会史的史料而又流传到现在的，将近有一千种之多；再加上后人辑录、编集的，为数更多。这里只能分为若干类别，加以概略的介绍。这些著作，《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以下简称《四库提要》）大部分都有著录，它的提要和分类，都可供我们参考。但是《四库提要》的分类不够科学，我们又不能完全采用。

　　（一）各类史书  《四库提要》除把“钦定”的二十四史列为“正史”外，在史部中又分了“别史”、“杂史”、“载记”等类，这是以封建正统观念作为评定史籍的标准，我们不能沿袭。下面按各类史书的体裁和内容，分为三门。

　　一、编年  自从司马光著《资治通鉴》以后，编年体史书在宋代大为盛行，除《长编》和《系年要录》外，尚有多种。如果把它联贯起来，从北宋初到南宋末三百二十年，都有编年记载。《皇朝编年纲目备要》（一作《宋九朝编年备要》）三十卷陈均撰，约成书于宋理宗绍定年间（1228 - 1233 年）。内容包括整个北宋。它虽是主要根据《长编》删节而成，但也参考了日历、实录和其它史籍，而且《长编》徽宗、钦宗部分又已失传，所以仍有参考价值。本书有日本静嘉堂文库影印本。

　　《皇宋十朝纲要》二十五卷李皇撰。包括北宋九朝及南宋高宗朝事迹。作者为李寿的儿子。本书可与《长编》及《系年要录》相参证。有《六经堪丛书》本。

　　《宋史全文》三十六卷作者佚名，估汁是元初宋遗民所作。现存部分包括宋初到理宗朝，度宗以后有目无文。有元刻本及台湾文海书局影印本。

　　《太宗实录》残本二十卷钱若水等撰《．这是宋代实录唯一保存下来的部分，从中可以看到当时实录的咯式。原书八十卷，现存二十六至三十五、四十一至四十五、七十六至八十卷。有《四部丛刊》本。

　　《靖康要录》十六卷作者佚名。按日记载钦宗为皇太子时及靖康年间事。有《十万卷楼丛书》本。

　　《中兴小纪》四十卷熊克撰。约作于孝宗时。记高宗一朝事迹。有广雅书局刊本。

　　《中兴两朝圣政》（一作《皇宋中兴两朝圣政）) ）六十四卷作者佚名。为南宋高宗、孝宗两朝编年史。原书第三十至四十五卷已佚。有《宛委别藏》本。

　　《续宋编年资治通鉴》（一作《续宋中兴编年资治通鉴》）十五卷刘时举撰，约作于宋理宗时。本书记南宋高宗至宁宗四朝事迹。有东方学会印本，

　　《两朝纲目备要》十六卷作者佚名。记南宋光宗、宁宗两朝事。有《四库珍本丛书》本。

　　《宋季三朝政要》六卷作者佚名。前五卷记南宋末年理宗、度宗、诚国公三朝事，附录一卷记帝是，帝禺事。有《粤雅堂丛书》等本。

　　二、纪传和传记  宋代有按照正史体裁编写的纪传体史书，也有为某一个人、同一地区的人、同类性质为人立的传记，其实这只是范围大小的不同。为了叙述方便起见，这里放在一起介绍。

　　《东都事略》一三O 卷王礴撰。是纪．逮北宋历史的纪传体史书，分本纪、世家（皇后及皇子的传记）、列传和附录（金、西夏等传）四部分。洪迈认为它“信而有证，可以据依”，在修神、哲、徽、钦《四朝国史》时曾经参考。有清眉山程氏刊本。《隆平集》二十卷托名曾巩撰。记述．化宋太祖至英宗五朝史实。有七业堂刊本。

　　《金陀粹编》二十八卷，续编三十卷岳坷撰。这是作者为他祖父岳飞辨冤而作。包含了岳飞传记的丰富材料。有光绪九年浙江书局刊本。

　　《伊锥渊源录》十四卷朱熹撰。记载了周敦颐、程颢、程颐及他们的友人、弟子的言行。是研究宋代哩学的重要史料。《五朝名臣言行录》十卷，《三朝名臣言行录》十四卷朱熹编。收集了太祖至徽宗朝所谓“名臣”的言行。有《四部丛刊》本。

　　《名臣碑传琬淡集》一O 七卷杜大珪编。编集了宋孝宗以前诸“名臣”的神道碑、墓志铭、行状、别传及实录的本传等。后来燕京大学引得编纂处将集中见于其他书籍的部分删去，编为《琬琐集删存》三卷，由哈佛燕京学社排印出版。

　　《京口誉旧传》九卷编者佚名。是京口（今江苏镇江）地区宋初至理宗端平、嘉熙年间人物传记集。

　　《昭忠录》一卷作者佚名。为理宗绍定四年（1231 年）至宋亡期间南宋杭元死难者一百三十余人的传记集。

　　《敬乡录》十四卷元吴师道编。收集了南朝梁至宋末金华地区人物的史料。每人有一小传，附录其所著诗文。

　　三、政书

　　《宋大诏令集》二四O 卷，现存一九六卷编者佚名。本集收录了北宋太祖建隆至徽宗宣和年间诏书三千八百余篇，分类排列。有中华书局1962 年排印本。

　　《宋朝事实》二十卷李饮撰。分门记述北宋时事。有中华书局1955 年排印本。

　　（二）文集  宋人文集虽然已经散失了许多，但流传下来的仍有很大数量。仅《四库全书》“别集类”著录的就有三八八部（其中有四人有两部文集）、五千余万字；再加上《四库全书》列入其他类的以及未著录的，为数更多。

　　文集中包含有非常丰富和重要的史料，但这些材料又很分散。如何从大量的文集中找到自己需要的材料，需要多方面的知识。

　　一般说来，每部文集的内容总是或多或少地反映了作者的经历。因此首先要了解作者所处的时代和生平，例如是北宋初期、中期还是末期，是在朝廷任职还是作地方官，担任过什么职务等等。需要找某一问题的材料，就可以到与这问题有关的人的文集中去找。

　　当然，由于文集编纂、流传的情况不同，也会有例外。有些文集是作者自己编定的，也有些是他的后人编定的，有些甚至是散佚后辑补的；在编定文集时，由于政治形势的变化，可能会删掉某些重要内容而突出另一方面的内容等等。例如，王安石的文集现在流传的有两种版本，篇幅也不小，但是关于变法的材料在文集中就很少反映。

　　下面大致按作者时代的先后，开列较重要的宋人文集。宋人、元人的区分，暂按《四库提要》的标准，即人元以后作官的算元人，不仕的仍算宋人。所以，一部分元初人的文集中也有宋代的史料。

　　《骑省集》二十四卷徐钱，《四部丛刊》本。

　　《咸平集》三十卷田锡，《宋人集》丁编。

　　《乖崖集》十二卷张脉，《续古逸丛书》本。

　　《河东集》十五卷柳开，《四部丛刊》本。

《小畜集》三十卷、外集七卷王禹礴，《四部丛刊》本。

《文庄集》三十六卷夏辣，《四库珍本》本。

　　《范文正公集》二十卷、别集四卷、补编五卷范仲淹，《二范全集》本及《四部丛刊》本。

　　《文恭集》四十卷胡宿，《武英殿聚珍版丛书》本（以下简称聚珍本）。

《景文集》六十二卷宋祁，《湖北先正遗书》本。

《包拯集》（原名《包孝肃奏议》）十卷包拯，中华书局1963 年排印本。

　　《武溪集》二十卷、补佚一卷、奏议二卷余靖，明成化刊本及《广东丛书》本。

　　《祖徕集》二十卷石介，阳湖孙氏影宋本。

《欧阳文忠公文集》一五三卷欧阳修，《四部丛刊》本。

《乐全集》四十卷张方平，《四库珍本》本。

　　《苏舜钦集》（原名《苏学士集》）十六卷苏舜钦，中华书局1961 年排印本。

　　《安阳集》五十卷韩琦，清乾隆刊本。另有《韩魏公集》二十卷，《丛书集成》本。

　　《直讲李先生文集》三十七卷、年谱一卷、外集三卷李靓，《四部丛刊》本。

　　《都官集》十四卷陈舜俞夕《丹渊集》四十卷文同，

　　《宋人集》甲编。

　　《四部丛刊》本。

《公是集》五十四卷刘敞，聚珍本，《丛书集成》本。

《元丰类稿》五十卷曾巩，《四部丛刊》本，万有文库本。

《华阳集》四十卷王硅，聚珍本。

《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八十卷司马光，《四部丛刊》本。另有《传家集》八十卷乾隆培养堂藏重校刊本。

《苏魏公集》七十二卷苏颂，清道光同安重刊本。

《临川集》一百卷王安石，《四部丛刊》本。

另有《王文公文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 年排印本。

《员卜溪集》二十八卷郑摒，《湖北先正遗书》本。

《彭城集》四十卷刘放，聚珍本。

　　《长兴集》十九卷沈括，《四部丛刊》本。

《净德集》三十八卷吕陶，聚珍本汤丛书集成》本。

《忠肃集》二十卷刘挚，《哉辅丛书》本，《丛书集成》本。

《钱塘集》十四卷韦骇，《武林往哲遗著》本。

《东坡七集》一O 九卷苏轼，《四部备要》本。

　　《奕城集》五十卷、后集二十四卷、三集十卷、应诏集十二卷苏辙，《四部丛刊》本。

《范太史集》五十五卷范祖禹，《四库珍本》本。

《镜论集》五卷陈次升，《四库珍本》本。

《豫章黄先生文集》三十卷黄庭坚，《四部丛刊》本。

《濡水集》十六卷李复，《关陇丛书》本。

《西台集》二十卷毕仲游，聚珍本，《丛书集成》本。

《乐静集》三十卷李昭纪，《四库珍本》本。

　　《灌园集》二十卷吕南公，《四库珍本》本。

　　《尽言集》十三卷刘安世，《四部丛刊》续编本。

《淮海集》四十卷、后集六卷秦观，《四部丛刊》本。

《龟山集》四十二卷杨时，光绪五年重刊本。

《张右史文集》七十六卷张来，《四部丛刊》本。

《四明尊尧集》十一卷陈灌。

《姑溪居士集》七十卷李之仪，《粤雅堂丛书》本。

《忠穆集》八卷吕颐浩，《四库珍本》本。

　　《高峰文集》十二卷廖刚，《四库珍本》本。

《石林奏议》十五卷叶梦得，光绪归安陆氏影宋刊本。

《庄简集》十八卷李光，《四库珍本》本。

　　《昆陵集》十六卷张守，《常州先哲遗书》本。

　　《浮溪集》三十二卷汪藻，《四部丛刊》本。

　　《梁溪集》一八O 卷李纲，清福建刊本。

　　《忠正德文集》十卷赵鼎，道光吴杰刊本。

《松隐文集》三十九卷曹勋，《嘉业堂丛书》本。

《简斋集》十六卷陈与义，聚珍本。

　　《相山集》三十卷王之道，《四库珍本》本。

　　《斐然集》三十卷胡寅，《四库珍本》本。

　　《五峰集》五卷胡宏，《四库珍本》本。

《哪峰真隐漫录》五十卷史浩，光绪二十六年重刊本。

《梅溪集》五十四卷王十朋，《四部丛刊》本。

《盘洲集》八十卷洪适，《四部丛刊》本。

《南涧甲乙稿》二十二卷韩元吉，聚珍本，《丛书集成》本。

《文定集》二十四卷汪应辰，聚珍本。

《汉滨集》十六卷王之望，《湖北先正遗书》本。

《陆游集》（原名《剑南诗稿》及《谓南文集》）陆游，中华书局1976 年排印本。

　　《范石湖集》（原名《石湖诗集》及《石湖词》）三十五卷范成大，中华书局1962 年排印本。

《郑忠肃奏议遗集》二卷郑兴裔，《四库珍本》本。

《周益国文忠公集》二00 卷周必大，道光刊本。

《晦庵集》一00 卷、续集五卷、别集七卷朱熹，《四部丛刊》本。

　　《江湖长翁文集》四十卷陈造，万历刊本。

　　《浪语集》三十五卷薛季宣，《永嘉丛书》本。

《东莱吕太史文集》三十六卷吕祖谦，《续金华丛书》本。

《止斋文集》五十一卷陈傅良，《四部丛刊》本。

《攻  集》一一二卷楼钥，《四部丛刊》本。

《王双溪先生集》十二卷王炎，康熙王氏刊本。

《象山集》二十八卷、外集四卷、语录四卷陆九渊，《四部丛刊》本。另有《陆九渊集》，中华书局1980 年校点本。

《定斋集》二十卷蔡勘，《常州先哲遗书》本。

　　《九华集》二十五卷员兴宗，《四库珍本》本。

　　《东塘集》二十卷袁说友，《四库珍本》本。

　　《止堂集》十八卷彭龟年，聚珍本。

　　《絮斋集》二十四卷袁燮，聚珍本。

《水心集》二十九卷、别集十六卷叶适，《四部丛刊》及《永嘉丛书》（别集）本。

《叶适集》，中华书局1961 年排印本。

《勉斋集》四十卷黄翰，康熙闽刊本，《丛书集成》本。

《后乐集》二十卷卫径，《四库珍本》本。

《鹤山大全文集》一一O 卷魏了翁，《四部丛刊》本。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五十五卷真德秀，《四部丛刊》本。

《蒙斋文集》二十卷袁甫，聚珍本。

　　《鹤林集》四十卷吴泳，《四库珍本》本。

　　《左史谏草》一卷吕午，《四库珍本》本。

　　《可斋杂稿》三十四卷、续稿八卷、续稿后十二卷李曾伯，《四库珍本》本。

《后村先生大全集》一九六卷刘克庄《四部丛刊》本。

《耻堂存稿》八卷高斯得，聚珍本。

　　《雪坡舍人集》五十卷姚勉，《豫章丛书》本。

　　《鲁斋集》二十卷王柏，《续金华丛书》本。

《本堂集》九十四卷陈著，光绪四明陈氏刊本。

《黄氏日钞》九十七卷黄震，耕余楼刊本。

　　《四明文献集》五卷王应麟，《四明丛书》本。

　　《湖山类稿》五卷、《水云集》一卷汪元量，《武林往哲遗著》本。

　　《叠山集》十六卷谢仿得，《四部丛刊》本，《丛书集成》本。

　　《文山集》二十一卷文天祥，《四部丛刊》本。

除了这些个人的文集以外，还有儿部总集也有不少史料：

《宋文鉴》一五O 卷吕祖谦编，《四部丛刊》本。

《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一一O 卷魏齐贤、叶菜编。

《历代名臣奏议》三五O 卷明朝黄维、杨士奇编，其中有不少宋人奏议是现存文集中没有的。明永乐刊本。

　　（三）笔记  宋人笔记流传下来的为数也不少，仅《四库提要》子部杂家类和小说类著录的就有一五一邹。笔记的材料虽然比文集更为分散零碎，而且是“随意录载”，许多得自传闻，有失实之处。但笔记中保存有大量十分珍贵的史料，值得我们认真地探取和鉴别。下面列举一些史料价值较高的宋人笔记：《王文正笔录》一卷王曾，《学津讨原》本。

　　《儒林公议》二卷田况，《稗海》本。

　　《嘉赫杂志》二卷江休复，《学海类编》本（作《醛泉笔录》）。

《东斋记事》六卷范镇，中华书局  年排印本。

《春明退朝录》三卷宋敏求，中华书局1980 年排印本。

《涑水记闻》十六卷司马光，《学海类编》本。

　　《文昌杂录》七卷庞元英，《学津讨原》本。

　　《座史》三卷王得臣，《知不足斋丛书》本。

《绳水燕谈录》十卷王辟之，《知不足斋丛书》本。

《梦溪笔谈》三十卷沈括，中华书局1962 年胡道静校注本。

《东坡志林》五卷苏轼，《稗海》本。

　　《龙川别志》十六卷苏辙，《稗海》本。

　　《湘山野录》四卷文莹，《津逮秘书》本。

　　《东轩笔录》十五卷魏泰，《稗海》本。

　　《泊宅编》十卷方勺，《金华丛书》本。

　　《甲申杂记》、《闻见近录》、《随手杂录》各一卷王巩，《知不足斋丛书》本。

　　《曲消旧闻》十卷朱弃，《知不足斋丛书》本。

　　《石林燕语》十卷叶梦得，《稗海》本。

　　《鸡肋编》三卷庄季裕，《琳琅秘室丛书》本。

《铁围山丛谈》六卷蔡烽，《知不足斋丛书》本。

《萍洲可谈》三卷朱或，《守山阁丛书》本。

　　《默记》三卷王钱，《学海类编》本。

　　《邵氏闻见录》前录二十卷、后录三十卷邵伯温、邵博，《学津讨原》本。

　　《枫窗小犊》二卷袁装，《宝颜堂秘岌》本。

　　《却扫编》三卷徐度，《学津讨原》本。

　　《墨庄漫录》十卷张邦基，《稗海》本。

《能改斋漫录》十八卷吴曾，《守山阁丛书》本。

《燕翼治谋录》五卷王标，《学津讨原》本。

　　《容斋随笔》五集七十四卷洪迈，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年排印本。

　　《夷坚志》洪迈，涵芬楼铅印本及光绪五年吴兴陆氏十万卷楼刊本。

　　《挥座录》前录四卷、后录十一卷、三录三卷、余话二卷王明清，中华书局1962 年排印本。

　　《玉照新志》六卷王明清，《宝颜堂秘岌》本。

　　《清波杂志》十五卷周烽，《四部丛刊》本。

《独醒杂志》十卷曾敏行，《知不足斋丛书》本。

《梁豁漫志》十卷费衰，《知不足斋丛书》本。

　　《云麓漫钞》十五卷赵彦卫，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 年排印本，《丛书集成》本。

《游宦纪闻》十卷张世南，中华书局1981 年排印本。

《四朝闻见录》五卷叶绍翁，《知不足斋丛书》本。

《涧泉日记》三卷韩挽，聚珍本。

《老学庵笔记》十二卷陆游，中华书局1979 年排印本。

《愧郊录》十五卷岳坷，《知不足斋丛书》本。

　　《程史》十五卷岳坷，《稗海》本。

　　《吹剑录全篇》（共四录）俞文豹，古典文学出版社1958 年张宗祥校订本。

　　《朝野类要》五卷赵异，《知不足斋丛书》本。

　　《癸辛杂识》六卷周密，《稗海》本。

　　《齐东野语》二十卷周密，《稗海》本。

　　（四）地方志  地方志的修纂，在宋代有很大发展，不仅数量远远超过前代，而且在内容上也有重大变化。《四库提要》史部地理类的序言说：“古之地志，载方域、山川、风俗、物产而己，… … 。《元和郡县志》颇涉古迹，盖用《山海经》例。《太平寰宇记》增以人物，又偶及艺文，千是为州县志书之滥筋。”关于乐史《太平寰宇记》一书的提要又说：“后来方志必列人物、艺文者，其体皆始于（乐）史。盖地理之书，记载至是书而始详，体例亦自是而大变。”唐以前的地方志，内容主要是自然地理方面，而从宋开始，人文地理方面的内容越来越丰富。对于后人来说，它提供了很重要的史料。

　　宋代地方志虽多，流传下来的不过三十几部。但在元代、明代甚至清代的部分地方志中，还保存了一些宋代地方志的内容，可以参考。

　　下面先列举宋代修的四部总地志，再列地方志：

《太平寰宇记》二00 卷乐史，乾隆南昌万氏重刊本。

《元丰九域志》十卷王存，聚珍本。

《舆地广记》三十八卷欧阳态，《国学基本丛书》本。

《舆地纪胜》二00 卷王象之，道光岑氏刊本。

《长安志》二十卷宋敏求，光绪思贤讲舍重刻灵岩山馆本。

　　《景定建康志》五十卷周应合等，嘉庆金陵孙忠憨词刻本。

《吴郡图经续记》三卷朱长文，《学津讨原》本。

《吴郡志》五十卷范成大，民国南得张氏影宋刻本。

《重修琴川志》十五卷孙应时等，汲古阁刊本。

《咸淳昆陵志》三十卷史能之，嘉庆重刊本。

《嘉定镇江志》二十二卷卢宪，道光丹徒包氏刊本。

《玉峰志》三卷，凌万顷，《太仓旧志五种》本。

　　《玉峰续志》一卷边实，《太仓旧志五种》本。

《云间志》三卷杨潜，嘉庆华亭沈氏占倪园刊本。

《新安志》十卷罗愿，光绪黔县李氏翻刻本。

　　《乾道临安志》三卷（原本十五卷）周棕，《武林掌故丛编》本。

《淳砧临安志》六卷（残本）施愕，《武林掌故丛编》本。

《咸淳临安志》一00 卷潜说友，道光钱塘汪氏刊本。

《澈水志》常棠，《i 故水志汇编》本。

《嘉泰吴兴志》二十卷李景和，《吴兴丛书》本。

《乾道四明图经》十二卷张津，《宋元四明六志》本。

《宝庆四明志》二十一卷罗溶，《宋元四明六志》本。

《开庆四明续志》梅应发，《宋元四明六志》本。

　　《昌国图志》宝庆年间修，清抄本。

《嘉泰会稽志》二十卷施宿，民国影印嘉庆采鞠轩刊本。

《宝庆会稽续志》八卷张误等，民国影印嘉庆采鞠轩刊本。

　　《刻录》十卷高似孙，道光刊本。

《嘉定赤城志》四十卷陈着卿，《台州丛书》本。

《严州图经》八卷刘文富，光绪渐西村舍丛刻，《丛书集成》本。

　　《景定严州续志》十卷郑瑶等，《诵芬室丛书》本，《丛书集成》本。

　　《淳熙三山志》四十二卷梁克家，崇项刊本。

　　《仙溪志》四卷赵与泌等，铁琴铜剑楼抄本。

　　《临汀志》赵与沐等，中华书局影印《永乐大典》卷七八八九至七八九五。

　　上举诸志中，第5 部属今陕西，6 至14 部属今江苏及上海市，第15 部属今安徽，16 至30 部属今浙江，31 至33 部属今福建。

　　（五）其他

　　类书宋朝类书中史料价值较高的有江少虞《皇朝事实类苑》，彭百川《太平治迹统类》，章如愚《山堂先生群书考索》，谢维新《古今合璧事类备要》，佚名《翰苑新书》等。

　　目录书有王尧臣等的《崇文总目》等。特别是晃公武《郡斋读书志》和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每书都有或详或略的题解，有很重要的文化史料。

　　法律书有《宋刑统》等。特别是《庆元条法事类》和《名公书判清明集》，有重要的政治、经济、法律史料。

　　有关城市及商业诸书有孟元老《东京梦华录》、灌圃耐得翁《都城纪胜》、西湖老人《西湖老人繁胜录》、吴自牧《梦粱录》、周密《武林旧事》等。

　　有关民族关系资料关于宋辽、宋金、宋元关系情况，宋人记载虽多，也很重要，但究竟是一面之词，还．应参考《辽史》、《金史》、《元史》等。关干广西少数民族情况，可参考范成大《桂海虞衡志》和周去非《岭外代答》。

　　有关中外关系诸书有徐兢《宣和奉使高丽图经》、赵汝适《诸蕃志》和上述《岭外代答》等。此外，朝鲜郑麟趾的《高丽史》，越南佚名的《越史略》、吴士连等人的《二欠越史记全书》也很可参考。

　　有关自然科学史诸书农学有陈寡《农书》、楼铸《耕织图诗》，建筑学有李诫《营造法式》，法医学有宋慈《洗冤集录》，数学有秦九韶《数学九章》，天文学及机械学有苏烦《新仪象法要》等。

　　石刻资料《金石萃编》、《江苏金石志》、《两浙金石志》、《粤西金石略》、《山右石刻丛编》等金石书中，著录了不少宋代石刻，其中有许多是在文献资料中没有记载的，或可与文献资料相印证，也很可参考。

　　佛教史籍宋释志磐的《佛祖统纪》有关于佛、道矛盾及摩尼、火袄诸教史料；元释念常的《佛祖历代通载》时有宋末佚闻，如诚国公之死等，可补《宋史》、《元史》之阙。

　　其他如《武经总要》、《朱子语类》、吕祖谦的《历代制度详说》等等，都有关于宋代的重要史料。

[1] 并可参考《文献通考》卷五十，《职官考》四，起居。

[2] 《旧唐书》卷八九《姚  传》

[3] 《玉海》卷五一，典故。

[4]  《玉海》卷五一作二百卷，此据《文献通考》卷二O 一。

[5]参看徐光烈《'文献通考· 征榷考，校勘试释》，《上海师范学院学报》增刊，1980 年10 月。

[6] 《玉海，辞学指南》序。。

[7] 《玉海》李植序

[8]此据《宋会要辑稿》崇濡五之三六，《建炎系年要录》卷一八三作《续皇朝百官公卿表》。

[9] 《长编》乾道进书表。

[10] 《历代名臣奏议》卷二七七，国史类，高斯得进修史故事。

[11] 《建炎以来朝好杂记》卷首。

[12] 《元史》卷一三九《阿鲁图传》。

[13] 《元史》卷一五六《董文炳传》。

[14] 《滋溪文稿》卷二五。

[15]   见《宋史》卷四六一《方伎传》序

[16] 《朱史》卷一六四《职官志》四，宗正寺。

[17]参看周藤吉之《宋朝国史刀编纂巴国史列传》，收入《未代史研究》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