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然，笔者从已知材料中知道，他的“美梦”是破粹了的、“宏愿”是没实现的。“青史留名”臆想，也显然失去 “初衷”之“光环”，不过是留给了世人一本游记。思之，令人“吊诡”。

大约在1905年的年中，他从日本广岛乘船直接到了中国上海，并于上海出发逆长江而上，经武汉、镇江、南京、芜湖、武昌、汉阳、宜昌、泰安、夔州，于11月2日到达万县。然后舍舟陆行、历时半月，经过梁山、大竹、渠县、蓬州、南充、蓬溪、射洪、三台、中江、金堂，横跨蜀野，于11月17日达到目的地成都。

在成都，他兼任成都补习学堂和优级师范学堂教习，直到1909年的春天因病离开去重庆。其后不详，可能从重庆直接乘船回了日本。

《重庆》一节，结束了《游蜀杂俎》的文字记录，也终结了他的“中国之行”。

《游蜀杂俎》准确说应是一本“笔记”，而不完全是游记，因为内容体裁驳杂。既有游览笔记，又有研究论文，还有物产表、价格表等。

中野孤山在中国生活、工作的地方主要是蜀都（即成都），时间大约是3年多一。所以，《游蜀杂俎》关于四川的记录分量较重。全书21章、143节，四川内容占了16章、95节、近7成；而关于乐山和峨眉的内容有22节、约1章半（眉山、彭山等在外），占全书约15%、四川23%。

他来中国主要目的不是为四川培养人才。自然地，在工作之余的闲时，在到成都的第二年就有了川西南之旅行考察，也就来到了乐山和峨眉山。

1907年7月15日上午，与他一起同行到乐山的有3艘船。

这不能说是“轻车简行”了。与徐霞客的旅行相比，简直显得“奢侈”。

那么，同行者有谁？书中没记。

人数也不详，但想来也不少。可能有他成都的同事、朋友或学生，或还有雇佣的船家、向导、伙夫等。船上载的除行李外，当有炊具、材火、粮食、蔬菜、肉类等。

（二）他在乐山和峨眉山都干了些啥？

当天上午10点，中野孤山一行3艘船，慢慢驶进嘉定府港。他见江面船只云集、往来嘈杂喧嚣，于是“避之”将船停驻在中岛。停驻中岛的位置，是“左岸”中岛岸边水面——今凤洲岛东北岸、肖公嘴东北面之岷江水面（位置考证见后文）。

嘉定府港，应当是今日之肖公嘴和铁牛门一带；中岛，则当为今日铁牛门对面之河心小岛——凤洲岛，也称大佛坝。

于是，自中岛开始，这名本人开启了他在乐山与峨眉山的“游历之旅”。停驻中岛的船，则成为其在乐山食宿的“根据地”，直到18日涨水，才移到府城岸边。当晚，他们同样住船上。

很显然，中野孤山是这一行人的“总指挥”。但他显得很是“小心翼翼”——没住客栈、停驻中岛；3船中，他们格外腾出一条船来做“应付之用”。

其一行人数较多，为何还 “小心翼翼”呢？

笔者推测，一方面他担心地方“治安”、害怕被打劫。另一方面，或许是因他初到嘉定府港，就看到停泊在此的两艘英法军舰。

关于“打劫”，书中其它篇章记录较多；而对后一解释，则可能是“时局”吧？

当时东亚时局，仿佛包括了晚清政府还有延续“以夷制夷”的政策、英法与日俄成为两对立阵营。中野孤山为日人，看到英法军舰，自然也就“小心翼翼”了。而后来在峨眉的一些记录则适成“反证”：不满保和客栈住宿条件而先征用地方小学堂再通告县长，会见县长与知名人士络绎不绝的拜访，爬峨眉山有县长派人护卫（兵丁当起向导和苦力），等等。则其态度行为又变得与“小心翼翼”相反、显得“大张旗鼓”了——有官方保护，自然不怕劫匪；英法的军舰肯定开不到峨眉山。

中野孤山一行在乐山待了4天4夜、在峨眉5天5夜，至２４日才逆江而上、游历三苏祠等地后回成都。

当时四川的轿子

9天9夜中，在乐山与峨眉山的行止，笔者根据其记述，大致推测如下：

15日，上午10点，到嘉定府港——停泊中岛，休息、吃午饭、闲逛；下午，可能上岸逛县城和城门，后回中岛休息、闲逛，然后吃晚饭、在中岛附近闲逛后回船休息。

16日，上午，去游览东坡楼，中午就餐地不详；下午暴雨，可能一直在船上；当晚，江水上涨。

17日，一早，因中岛被淹把船停靠到府城岸边。当天可能闲逛府城，晚上回船上住宿。

18日，上午，上岸顺官道、过青衣江去峨眉；下午六点，到峨眉县最好的保和客栈投宿。但嫌住宿条件不好，征用小学堂后派人通告县长；同时指挥雇用的苦力搭床叠被；晚饭在10点之后。期间，有县长和较多地方知名人士拜访；深夜１点，还在卧室中应对住地臭虫的袭击，采用火烤、水淹等各种“作战”，想来当晚没睡好。

19日，开始攀登峨眉山，晚上住万年寺。

20日，离开万年寺，游览息心所、长老坪、洗象池、大乘寺、白云古刹、莲华寺、雷洞坪、接引殿、古太子坪、德与天齐、永庆寺、七天桥，普贤塔。游览中，有测试莲花宝石质地；有一路考察地质结构、并捡贝壳类化石；到金顶并夜宿。金顶寺庙中，接受僧人珍果招待。

21日，下山返回万年寺，并夜宿；上述寺庙之部分，也可能在此期间游览。

22日，离开万年寺返回小学堂。

23日，回到嘉定府，船上住宿。

24日，启程离开嘉定府。

对于昔日道路交通之落后，9天9夜时间游览乐山和峨眉山，为时可谓不长；游览地点，其实也不多。笔记中不见其有晚上行路的记载。以其“小心翼翼”，晚上可能最多是在住宿地附近散哈步。

峨眉5天，爬山需要大部分时间，这很好解释。但在嘉定府呢？所费时间将近总时间的一半。4天里，只记录去了东坡楼、参观了嘉定府。而城内如老霄顶，城外如凌云九峰、乌尤寺，甚至连著名的乐山大佛等都未见记录。

也就是说，4个白天里，他的“空闲”时间很多。那么，“空闲”时间，他又在干啥呢？

笔者推测，他在有目的“闲逛”，并在闲逛中，详细观察和记录乐山的城市、城门，以考察乐山当时的“战略地位”。书中详细记录了乐山25座城门的名字及其位置就是例证。

于是，我们可以想象：在那几天里，古老的嘉定府城里多了一个人影。他装扮如常却又“小心翼翼”、绝不与人交流，在城内城外东西南北走走停停，然后“偷偷”用笔或用心记录下各城门的名字、位置……

所以，就有了下述《参观嘉定府》中的这段文字： “府城四面围以坚固的城郭，面临岷江。府城设有城门，为数颇多。像蜀都这样方圆三十里、人口通常在八十万左右的城市才有的东西南北四个城门，而面积连十分之一都不到的嘉定府却设有二十道城门。其中安澜门、丽山门、育贤门、望洋门、来薰门等五门位于西南方，凌云门、紫丝门、天绿门、涵春门、太平门、福泉门、水星门、三码头、二码头、大码头、人和门、平江门、承宣门、兴发门等诸门面江；嘉乐门朝北。城内建有隔墙，设有迎恩、拱辰、福泉、庆春、会江等六门。府城共26道门，面江的门就有十四道，码头之繁华可见一斑。”

他观察得很仔细，而且记性也可能很好！

但不知为何？他把“福泉门”记重复了；把“丽正门”记成了“丽山门”、“天禄门”记成“天绿门”、“紫气门”记成了“紫丝门”；“26”的数量描述中只提到２５25个名号；把“得胜门”、“瞻峨门”和“定波门”记漏了；把“20”、“26”两个数字的定语也表述未清、显得含混……

老实说，如今日笔者，也没完全弄清楚当时的乐山府城到底有多少道城门？都是些啥名？位置何在？也难为了这位中野孤山：一方面，记得这样“全”；二方面，在成都当教习的他，应当容易在事后对证方志查出记录的简单错误却也没有修改，连重复也一任之。不知是为“保密” 其记录的行为呢？还是太自信自己的记性了？

在闲逛观察中，没有他和乐山市民交流的场景记录。到峨眉县后，接受县长和知名人士去拜访，也没记录他自己是否带有翻译。根据其书它地的记录，可知他能认识和书写汉字，并能懂得其意义，却不能讲汉语，也听不懂汉语。

（三）在乐山和峨眉山，他都看到了些什么？

9天9夜中，那时，他在乐山和峨眉山都看到了些啥？

第一， 看到了优美的自然和历史文化景致。

书中关于乐山部分的内容中，描述和赞叹乐山与峨眉山自然景观之美很多，也记录了部分历史文化遗存。

比如，记录游览东坡楼，赞叹“登楼远眺、景色绝佳”。对于诸多枝繁叶茂的黄葛树，赞叹其给嘉定府港口“增添别样风情”，认为其“气根下商贾云集形成市场”为“一大奇观”。中岛“四周寂静，景色优美”、草木“添彩”。还有关于峨眉山景致，他写道“寺院周围巨树有楠木、桢楠、皂角树等等，葱郁繁茂，给院内增添一道风致”；接引殿附近“景色绝妙无比”；佛光溪的“佛光呈扁圆形，大小计量，五彩缤纷，给人以灵光之感”，等等。

而对于古建筑，如前所述，写到了嘉定府古城门之多；在峨眉，他赞叹古刹寺院，规模宏伟、结构精巧，使其认识到“中国建筑技术的发达”；在万年寺，他看到了有名的大理石释迦牟尼巨像、铜铸巨象和六尺长的象牙。

第二、看到极佳生态、富集资源和丰厚物产。

书中记录了大量的动植物、农作物、矿物、手工产品等多种资源、物产的名称。其中，关于花草植物的记录很多。笔者粗略统计，大致有二三十种。如黄葛树、辟汗草、白茅、黄金草、接骨木、白根、枞树、楠木、桢楠、柳树、竹、皂角树、肉桂、山子金、通草、唐松草、岩雪羊齿、大山木、石楠、槭树、赤杨、枫树、朴树等；

水果，则有熊梅、野木瓜；中药材，雪胆、峨参；农作物，则玉米、芋头、稻谷；动物，则有水牛、白鹭、虎豹；矿产，有煤、水晶；手工产品，有白蜡、竹纸、绢织物等。

这些还只是关于嘉定府与峨眉山游记中的记录。在可能是事后抄录补记的“四川全省的物产”表中，“嘉定府”条列入1厅、6县55种物产。

第三，看到了当时嘉定府“水码头经济” 的繁荣。

初到乐山，他就看到嘉定港船舶云集：“20道城门”是为物流通道的畅通，“港内常有上千条船只停泊，形成一个码头城市”，黄葛树“气根下商贾云集形成市场”为“一大奇观”。

于是他下了一个结论：“乐山主要出产绢织物。不过其主要收益依靠船舶的进出、货物的集散。”

第四，他看到了淳朴民风与乡村的和谐安宁。

在中野孤山的叙述中，很有意思的一节文字是《雅河沿岸观白鹭伴水牛》。他记录说，在去峨眉途中经过雅河时，看到几只白鹭在水牛身边打转。白鹭不畏惧水牛、水牛也不厌恶白鹭。原因是蚊蝇会群聚水牛活动的地方，吸食水牛血液；而白鹭又会以蚊蝇为食。所以，他解释为，白鹭和水牛为一对罕见的“共生动物”——水牛因白鹭而免除蚊蝇之灾，白鹭因水牛而得食物之便、且跟着水牛可免除猎枪的袭击。

雅河，即青衣江。其解释对错姑且不论，而笔下的白鹭飞翔、田间牛儿吃草、附近雅河流淌，加上万顷良田中的玉米丰林——岂不是一幅和谐、美妙、安宁的乡村图画。

对民风的记录中，尽管大多体现出作者视作“愚昧”、“落后”等“鄙薄”、“偏见”的观感。但实际上，又何尝不是传统农业社会中的一种“淳朴”与“自然”。

在万年寺，他看到，许多朝香的民众纷纷去摸佛像，祈求得好运；在莲华寺，他看到了民众怀着朴素的信仰去摸宝物莲花石，以减轻或治疗疾病。在峨眉一家寺院，中野孤山甚至“偷窥”到和尚们如何用传统的技艺、细密的分工做汤圆出售……

（四）关于部分史料的考辨

他的眼光是细致的、观察是认真的、思考也是“理性”的，并且文笔也还朴实、雅正，加上多为个人经历，所以《游蜀杂俎》书中的记录给我们留保存了极为丰富且有史料价值的“时代信息”。生物学的、地质学的，有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有历史的、文化的，更有民俗、宗教的，等等，实在太多了。

以下，笔者就其书中所记、可供乐山地方历史文化研究之参考处，“检讨”一二。

1、关于中野孤山停船位置考证

根据书中记录，中野孤山在乐山停船两昼夜的位置是中岛。

他描述中岛“是一沙洲，没有人家，四周寂静，景色优美”。再结合今日之环境，可推知中岛，即是今凤洲岛（又名大佛坝）无疑，但到底在今日的哪个具体的位置呢？

书中说，初到嘉定府港“把船移到左岸中岛江面”，并“在此停留两昼夜”。这个“左岸”是相对于嘉定府的“右岸”而言。所以，笔者最初以为，其停留中岛的位置，就是今凤洲岛北岸一带、大渡河水面，即今日铁牛门对面。

但这“以为”随后被推翻。因其书记录，嘉定府港上千船只云集。那么那一带肯定同样也拥挤不堪，他们不会去，也挤去不了。于是，笔者再推测，他们的船顺岷江来到今涵春门或乐山港一带水面时，看到附近船只太多不想靠岸，就很自然地会将船从乐山大佛面前附近的水面过去，慢慢绕到凤洲岛，寻找宽松的地方停靠。而“宽松”的地方，就应该是在凤洲岛的东南岸或南岸边一带大渡河水面。

当看到关于“左边可望东坡楼高耸云端，右边可见嘉定港帆樯林立”的记录时，笔者还在自我“迁就”这个停驻“东南岸或南岸边一带大渡河水面”的推测：中野孤山晚上记录时，在船上坐的位置可能是正好是面南朝北。

随即，笔者发觉自己错了。 “左边可望东坡楼高耸云端，右边可见嘉定港帆樯林立”说得很明确，是在中岛上“左边可望”、“右边可见”。则笔者又只好再放弃 “南岸或东南岸”的位置推测。因为，在凤洲岛“南岸或东南岸”，无论如何不可能是“左边可望”、“右边可见”。若是面北背南，只能是“右边望见”、“左边可见”；如果是面南背朝，他的脑袋又不可能左右转到至少120度以上。

要实现上述观感，中野孤山的“中岛”及其停驻位置，则必须在今肖公嘴东南、岷江水面一带。

乐山没有两个中岛（凤洲岛）。如果中野孤山没记错，当时他停泊的中岛是今日之凤洲岛，其停驻位置则在岛东北岸、肖公嘴斜对岷江的江面一带。他当时在中岛上面南朝北观察。

只是，当时凤洲岛之面积与今日相差甚大，且东北面的岛岸已经延伸到今肖公嘴东北面的岷江中较长的一段位置了。

2、关于乐山古城门记录

在书中，他记录乐山城门有26座，且列出了25个名号。关于此，笔者查阅到乐山文史专家唐长寿先生的一篇考证文章，记录乐山明代有城门10座、清代有17座，共27座，有27个名号。唐文说：“觐阳”后改名“涵春”，“北上”改名“迎恩”、“崇明”改名“拱辰”。据此，则27个只是命号，实际上应当是24座城门。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中野孤山记录的 “会江门”、“庆春门” 两名，不见唐文记录，不知何所来？

乐山的城门太多，又在不同时期重修改名、新建取名等交错混杂，在方志记录也是本难清的“糊涂账”。但对于研究乐山古城门的数量、名号、位置，中野孤山的记录，无疑也可供参考。

3、关于万年寺法会的记录

在《万年寺之热闹景象》一节的记录中，中野孤山写得绘声绘色：“门内门外、寺内庭前挤满香客、热闹非凡，寺内和尚敲铜锣鼓击铙钹，吹竹笛诵经文，在庭内整队游行，在门外对天放炮以添景气。咚咚咚、锵锵锵、嘀嘀嘀、哒哒哒……”

由描述，笔者推测，可能他去的那天，万年寺正办法会，所以有此热闹。而记录却给人以误解，让人觉得万年寺天天都这样热闹。这可能是中野孤山不知佛教仪式而引发的“误解”吧？

4、关于白蜡的记录

中野孤山在记录了峨眉山麓村民种蜡树“养蜡”后，又在第19章用了6节、3000多字的篇幅，详细记述白蜡有关研究、白蜡树种植、白蜡虫养殖、白蜡生产、出口数量、价格（100斤60-70两）、省外饲养地等，这些无疑是峨眉山白蜡史的珍贵材料。

5、关于峨眉山

关于峨眉山，中野孤山用地质学知识，带着研究的态度，详细叙述峨眉山的成因、地质构成。

关于峨眉山的虎豹，它记录下听闻：白云古刹附近虎豹常出没、并时常有啸声；1906年，息心所附近，有4人遭遇老虎的袭击，这可备峨眉山珍稀动物之研究用。关于寺院，他记录了诸多名字，比如莲华寺、永庆寺、大乘寺，今日已少见记录或不见记录，剔开记错了，可供研究峨眉伽蓝记用；关于“崇佛”记录，记录了信教群众之多、小脚女人冒着虎豹和险途等危险进山朝佛的情形；关于寺院兴废，其记录当时“很多古代建筑已经破损荒废”，“各寺院僧侣的首要工作是接待香客，念经位于其次”。因为接待好了，捐施就丰厚，所以寺庙就兴盛。

而同样关于寺院“接待重于念经”、住宿不收费但需捐施、和尚生产汤圆出售、自己捐金考察莲花宝石质地等记录，则可视为清末佛教“世俗化”的一种佐证。这些都可作为峨眉山佛教发展史研究之重要材料。

6、其它

有关于民间技艺的。他记录自己在寺院“偷窥”到僧人分工制售汤圆的“秘密”，并记录下制作工具、过程、分工等，可备传统手工技艺研究用：

“我悄悄从寺院侧面进入汤圆制造房偷看。他们分工合作，负责磨粉的专门磨粉，负责揉面的专门揉面。面揉好之后切成小块放入一个大竹筛里筛圆。一筛子能做出几十个汤圆。筛子用从天花板上垂下来的绳子系着，前后左右摇晃这个筛子……接下来由专人把这些汤圆送到负责煮汤圆的人那里……

关于东坡楼，他记录有修业堂；楼为二层建筑，楼上有三尊雕像，其一即是东坡像。乐山造纸，他记述“有人从峨眉山的山谷中扛竹纸出来”。关于资源利用，他记录半山腰有石煤运出；关于种芋头，他观察到村民将芋头种在水田里。关于住峨眉小学堂中、大量臭虫袭击的记载，则可推知当时学校环境之恶劣。

此外， “英法屡屡驾驶军舰越过三峡险滩，经由重庆来到这里”，并在来乐山的当天看见英法军舰停泊嘉定府港；到峨眉先自征用客栈再通告地方官，县长和当地名士络绎来拜会；游览有军队护卫并当向导、当苦力……这些记录，或又可印证清末“官怕洋人”、洋人在我国如何“耀武扬威”的史实了。

当然，其记录也有不容理解的地方。

比如，中野孤山停驻乐山的地方是中岛、且停留了较长的时间，而这个地方就在乐山大佛的右斜对面，但书中却绝无记载。

是他没看见那时可能被丛生杂草和丰茂植被完全覆盖了的乐山大佛？还是他看见了，但对其绝无兴趣？如果是前者，即使被覆盖了，则他未必就没听过或读过关于其的资料吗？如果是后者，则其它看似无足轻重的都有所记录、而这个举世无二的乐山大佛在他看来，就真没值得记录的必要了吗？很难理解！

当时成都的皇城

（五）关于其人的推测

尽管金代的元好问有诗说：心画心声总失真，文章宁复见为人。但笔者因读中野孤山其文，还是想要“不揣冒昧”，就其个人之宗教信仰、学识程度、观感原因，甚或性格做些“大胆而合理”的推测。

第一，关于个人信仰。尽管中野孤山摄于蜀都官舍庭院的照片样子显示，其光头形象像一位僧人，但笔者推想其人应无佛教信仰或崇佛思想。原因有这些——

缺乏佛教历史文化知识。比如，对于万年寺法会或道场的“潜在”误会；对众多佛教场所无太大兴趣。

记载游览寺院数量少，对于凌云寺、乌尤寺等绝无记录；

对于佛教之法器、佛教徒和信教民众，殊无尊敬和“谅解”之意。比如，寺院“偷窥”、莲花石的测试、信士抚摸佛像、寺院及和尚“世俗化”的记录，等等，都体现出他的怀疑、鄙视等“有色眼镜”的态度。

第二，关于其个人学识。笔者判断其自然科技知识丰富，其“汉学”程度不高，对中国历史文化、民情风俗等认知，实在是浅薄得很。中野孤山很有自然科技的常识和知识，且记录显示水平还较高。比如，观其对佛光的解释、对峨眉山成因及地质构造的叙述、对于莲花石质地测验、移植或用四川的地瓜种子在日本试栽试种、对花木植物的熟悉程度等等，都可推证。其记录中岛上各种花草的名称：辟汗草、黄金草、芒草、葎草、醡浆草、接骨木等等，如今日的我们，亦未必能完全知晓。

“汉学”程度不高，例子在全书比比皆是。记录乐山峨眉山部分，则主要体现在：其一，对乐山、峨眉等地的历史文化及其沿革等记录极少甚或没有，一些地名记录错误、且多是记今而无古，可知其疏于对一地历史文化的基本认知、了解、探究和同情；其二，对峨眉山、东坡楼、古城门等建筑的记述，均言语不丰、知晓肤浅——仿佛既不知晓其风格、也不知晓其特点，都只是“空泛赞叹”。其三，书中绝无一首“汉诗”或楹联等的记录，而这在乐山东坡楼、峨眉山寺院等地，比比皆是。

第三，关于其性格。笔者推测，“功利色彩”浓厚是其一。书中多处对比日本的“用”。比如，自述来中国和四川的动机，对于物产“利用”的考察和地瓜引种的试验；对乐山稻米品质之好和玉米大面积种植、白蜡出产的“欣羡”。甚或，对于白鹭与水牛“共生”的观察，其重点依然是彼此“生”之利用。

“自大、处处以自我为中心”是其二。表现在：一，书中记录绝少提及其他人姓名。比如，来乐山和嘉定的同行者、峨眉县长、地方名士绝无姓名记录。在笔者阅读过程中，很多时候感受到作者对人、对可用之外的“物”等的“不肖”；二，在探究寺院宝物莲花石时的不尊重态度：在受到同行朋友阻止后，依然不顾一般信教民众的感受，在“捐献若干黄金”后，把宝石从台上搬下来、用铁锤敲、用小刀削……其只顾一己研究之用的私行，实可堪鄙。

那时四川的独轮车

第四，其“功利色彩”为何如此之重？其为何有此观感，乃至其部分性格如何为此？

笔者作以下推论：

其一，中野孤山是爱着自己的“天皇”的。当时的日本已跻身世界“现代工业国家”之林，但毕竟只是牺牲农业为代价的“现代化”，加上岛国资源贫乏，所以什么都以“用”为目的、以增加生产为目标。所以在记录中，也表现出处处为日本岛国着想。

其二，当时，满清则正走下坡路，中国无论是国力、科技，还是中国人民的智识、现代知识水平，都还落后于日本或日本一般民众。加之，中野孤山本人自然科技知识水平较高，所以自然明显流露出“自大”、“优越”的情绪来。

基于上述原因，所以他在游历、记录中，常戴“有色眼镜”、用“现代眼光”，去记录、观察、解释晚清乐山的社会、生活、民俗、生产等现状，但他可能忽略了重要的一点：即“现在自历史中来”的道理。所以，导致记录、观察往往“肤浅认识”多于“深切了解”、“盲目教训”多于“观照同情”——这或许也是其书、其人的最大“缺陷”吧。

参考书目和文章：

《横跨中国大陆——游蜀杂俎》

《嘉定府志》

民国《乐山县志》

民国《峨眉山志》

《峨眉伽蓝记略》

《乐山市志》

中外历史年表

唐长寿文：《乐山人的城门》

中国、四川大事年表

本文图片翻拍《游蜀杂俎》书中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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