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查阅和梳理已有研究文献的基础上，利用国际统计数据，从全球视角去比较和探索北欧、德国、日本、美国等发达经济体在兼顾效率与公平、推动共享发展的经验和问题，辩证借鉴并思考我国共同富裕实现路径，以期为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提供参考借鉴。

关键词：国际比较；共同富裕

一、相关研究的简要综述

党的十九大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界定为“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时代”，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到2035年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的目标。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场合强调共同富裕目标任务，形成新时代共同富裕重要论述。理论界和实践界也纷纷围绕共同富裕开展探索与研究。

（一）理论层面的研究

主要围绕以下几方面展开：

一是共同富裕思想的发展演进。有的梳理共同富裕思想的文化渊源、理论基础，有的分析在不同历史阶段的演变脉络，有的分析中国共产党的共同富裕思想的百年演变（方宁、郭瑞萍、王婷等，2021）。

二是共同富裕的科学内涵。习近平总书记从内涵和外延双重向度作了阐述，实现了对“什么是新时代共同富裕”的理论深化。各界对共同富裕的科学内涵达成共识，指出共同富裕可以简单理解为“富裕和共同”或“发展与共享”两个维度（刘培林、万海远等，2021），并指出认识误区，共同不是“同步同时同等”，“机会均等”不是“均贫富”，“先富带后富”不是“劫富济贫”，“做大蛋糕，切好蛋糕”不是“重切蛋糕”，全面共富既要“富口袋”也要 “富脑袋”而不只是物质共富等（黄祖辉等，2021）。

三是共同富裕的实现路径。有的指出推进共同富裕是经济社会发展成果在有效市场、有为政府和有爱社会共同驱动下，通过三次分配向全体社会成员扩散并不断缩小差距和巩固共享分配结果的动态过程（唐任伍等）；依据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提出实现逻辑（王生升等）；有的提出将促进共同富裕融入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乡村振兴战略、新型城镇化战略，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张来明等）；有的提出加强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体系建设，改善人居环境（付夏仙等）。

（二）在制度和实践层面的探索

2021年5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支持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意见》出台。浙江省委、省政府对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作出战略部署，6月召开的省委十四届九次全会审议通过《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实施方案（2021—2025 年）》，8月省委召开全省共同富裕重大改革第一次专题会议，省委书记袁家军对共同富裕的目标要求、实践路径进行阐述。此后相继出台《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重点任务清单、突破性抓手清单、重大改革清单和典型案例清单》《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绩效考评办法（试行）》等文件，并启动试点，出台各类专项支持政策扎实推动有关工作，以浙江先行为全国探路。

与此同时，国家和浙江统计调查系统也已着手开展定量研究，主要与推进共同富裕的内涵及有关工作要求相对应选择指标，探讨指标目标值的确定，以及实现程度的测算等。如国家统计局浙江调查总队从社会发展、生活富裕、精神富足和宜居幸福等4个维度构建指标体系，浙江省统计局从经济高质量发展、收入分配格局优化、公共服务优质共享、城乡区域协调发展、精神文明建设、社会和睦和谐等6个维度构建指标体系。

综上述，共同富裕在中国已由目标理念走向现实政策和实践。那么，到底发展到什么程度才算共同富裕，应该通过什么途径推动共同富裕，有必要从全球视角，更大视野、更深层次去思考和探索。

二、发达经济体兼顾效率与公平的经验

梳理相关研究（金灿荣、项兵、魏伟、陈骁、黄祖辉、叶海键等，2021），并查阅国际统计年鉴、世界银行数据库，可以大致看出发达经济体在兼顾效率与公平方面的经验和问题。

（一）仅有少数国家较好地兼顾了效率与公平

观察世界各国的人均GDP，2020年在2万美元以上的国家有43个，在3万美元以上的国家有29个，在4万美元以上的国家有23个。再观察各国的人类发展指数和居民幸福指数，人类发展指数在0.9以上的国家有26个，居民幸福指数在7以上的国家有17个。进一步观察基尼系数，北欧、德国的基尼系数在0.2-0.3的比较平均范围内，日本的基尼系数（0.33）在相对合理范围内，美国（0.41）略高于0.4的警戒线。综合各项指标，发达经济体中，仅有北欧、德国、瑞士、日本、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少数国家较好地兼顾了效率与公平（表1、图1）。

2021年，中国人均GDP为1.26万美元，浙江为1.75万美元；2020年，中国人类发展指数和幸福指数分别为0.761和5.3，低于上述国家，而基尼系数高于上述国家。

（二）北欧模式：大力发展高新产业和绿色经济，建立全生命周期高福利保障体系

北欧是全球福利最好的地区，北欧四国(芬兰、瑞典、丹麦和挪威)的居民收入差距小，幸福指数列全球前十。

北欧居民幸福指数高的主要原因在于：一是通过推动产业升级增强国力。大力发展信息通讯、生命科学和能源环保等高新产业和绿色经济，特别是信息通讯、半导体芯片和能源领域处于世界前列。有研究指出，2020年全球主要5G通信设备市场份额中，诺基亚、爱立信等在北欧地区的公司份额达48%（魏伟、陈骁等，2021）。欧盟统计数据显示，2020年北欧可再生能源消费占能源消费总量比重的均值约50%，其中挪威和瑞典超过60%，芬兰为43.8%，远高于欧盟平均水平（22%）。二是实行高额税收和大幅度的累进收入税，以支撑高福利，缩小收入差距。北欧四国税收占GDP 比重曾经高达50%，为缓解这种高税收带来的高财政压力，近年来北欧地区推进转型改革，财政压力缓解，税收占比下降。从图3可知，2019年四国的税收占GDP 比重20%-40%不等，已明显降低，但仍高于OECD成员国，也高于欧盟。三是建立高福利保障体系，北欧以完善的养老金制度和全面的社会保障体系，为全体公民提供免费或低价的公共服务，如医疗、教育、养老、住房等，同时致力于提高就业率，实现“从摇篮到坟墓”全生命周期的覆盖。2020年，北欧四国劳动参与率在78%以上，其中瑞典高达83.1%，高于欧盟（73.5%）和OECD成员国（72.6%）。2014-2019年，四国的教育支出占GDP的比重大多在7%以上，也高于欧盟和OECD成员国。

（三）德国模式：做精做强优势产业，打造均等教育和社会保障，中产阶级群体庞大

德国拥有庞大的中产阶级群体，比例始终保持在总人口的50%左右。德国的收入差距也较小，也是全球福利型国家的代表。

德国中等收入群体比重高且收入差距小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通过做精做强优势产业稳定就业。一方面，大力支持科技创新，2019年德国研发强度约3.1%，高出美国 0.3 个百分点；另一方面，支持中小企业发展，德国“隐形冠军”数量在世界遥遥领先。德国制造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多年来一直稳定在20%左右，2020年受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此占比降至18.2%，但仍高于美英法。2020年德国货物与服务出口占GDP比重达43.4%，主要是制造业特别是机电产品、运输设备在全球极具竞争力。发达的制造业和优质的中小企业使得德国工作机会丰富，失业率一直稳定在4.3%左右的低水平，且很多退休的老年人也能够重新获得工作机会。二是通过收入分配机制来调节收入差距。如在初次分配环节，推行工资集体协商制度，平衡劳资双方关系，改善劳动者在初次分配中的不利地位。在二次分配环节，通过税收、社会保障、社会救助调控，解决了一次分配后基尼系数高的问题。在第三次分配环节建立了完整的慈善捐赠的激励管理监督机制。三是均等的教育和公共服务保障。教育上，实行学术教育和技术教育并行的“双元制教育”，2020年德国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达14.2年，高于美英法日；住房上，从源头控制房价，同时加大保障性住房供给，规范租赁市场；社保上，是第一个将社会保障制度立法的国家，社保覆盖所有从业人员，保障了普通群体的基本生活质量。

（四）日本模式：国民收入倍增计划促进均衡发展

20世纪60年代以来，日本采取积极措施缩小收入和阶层差距：一是实施国民收入倍增计划。重视产业向高附加值制造业转型，重视人才和科技投入，劳动力素质得到提升，并通过提高中低阶层收入促进消费升级，劳动者报酬占GDP比重自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一直超过55%。二是着力解决“三农”问题，缩小城乡差距。立法稳定农产品价格，加大对农业的补贴力度，致力于推进农业机械化、现代化、产业化，推动城市化非农化，推动农民转型。1960年，日本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为63.3%，1970年提升至71.9%，2000年接近80%，2010年之后超过90%,2020年达91.8%。还通过最低工资制度和对富人增加税收与提高税率等缩小收入差距。三是推行教育机会均等政策，和德国类似，重视教育机会均等化，通过教师定期轮换等措施均衡教育资源，打通群体向上跃迁的渠道，扩充了中产阶层。四是建立“全民皆保险”的社会保障制度，加大养老医疗的公共支出，其在社会保障总支出中的占比超过70%。还通过提高医生薪酬和降低药价建立医药分离的现代化医疗制度促进医疗公平等。

日本、韩国在推动经济增长的同时都实行了城乡之间、地区之间均衡发展战略和政策，推动农业农村现代化，实现了城乡居民收入均等，使得衡量贫富差距状态的基尼系数控制在0.3左右的合理范围内，至今仍然保持得比较好。

（五）美国模式：收入水平高但收入差距仍较大

美国居民收入水平较高，但收入差距问题一直是美国的难点，1980年-2019年，美国最高1%财富人群所掌握的财富从23%上升至35%。美国在减小收入差距问题方面也做出努力，如推动“第三次分配”、支持欠发达地区发展、健全反歧视反垄断政策等，特别是在推动“第三次分配”方面做出不少努力。由于信奉自由市场与资本主义，美国一次分配带来的收入差距悬殊，在二次分配上投入也较少，与北欧、德国、日本等国家相比存在较大差距。但是美国在三次分配上所独有的强大的慈善、捐赠和公益文化以及相对比较成熟的民间社会，对缓冲收入和财富分配不均确实起到了重要的积极作用。美国的有关“第三次分配”的系统解决方案（包括税收，如遗产税等制度设计）有助于培育富商及民众的捐赠文化，鼓励广大民众积极参与各种社团公益组织，聚焦社会问题的解决。美国的这些做法与探索也值得思考与探讨。    但美国贫富分化问题一直没能很好地解决，这与其实体经济萎缩有关。美国经济约一半与金融有关，虚拟经济比例过高。金融化的美国经济为金融垄断资本带来巨额利润，却加剧了产业空心化，并减少了大量底层人民的就业机会，制造了“铁锈地带”。近20年美国互联网寡头们的崛起与金融垄断资本的融合更是加剧了这种局面。

三、辩证借鉴国际经验，探索有中国特色的共同富裕路径

从上述国家实践可知：其一，共享发展具有全球普遍性，但每个国家的历史地理、发展阶段、禀赋特征存在差异，共享发展方式也存在差异。其二，各国在推进共享发展中存在不尽人意的地方，如北欧国家主要通过高福利方式来推进共享发展，但是这种高福利以高税收、高负债为基础，对发展效率产生不利影响，从“摇篮”到“坟墓”的社会福利体系甚至陷入拖累经济发展的尴尬境地；美国主要是以创新为导向，重视发展效率，但对公平的关注不足，近年来收入差距有扩大趋势。其三，推进共享发展的途径虽不同，但也存在共性方面，主要是以创新驱动产业升级来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通过三次分配调节机制缩小收入差距、以全面的保障体系为依托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其四，我国与其他国家在政治体制、经济基础与文化理念等领域均有差异，国外的共享发展目标与我国的共同富裕目标存在较大差异，不能盲目搬来作为对标对象，但可以适当借鉴参考其有效做法，结合本土国情制定具体政策。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对当今时代和当下世界来说，共同富裕是具有完全知识产权的“中国专利”。富裕是世界上每个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重要目标，而我国现代化追求的是共同富裕，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保驾护航的共同富裕，是有五千多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深厚滋养的共同富裕，是人人参与、人人奋斗的共同富裕。浙江省委书记袁家军提出用系统重塑思路方法，在建设高质量就业创业体系上探索突破，在完善高质量社会保障体系上探索突破，在扩中提低、缩小收入差距上探索突破，在推进公共服务优质共享上探索突破，在精神生活共同富裕上探索突破等，并指出要以高质量发展为基石，推动社会结构深刻变革，推动效率与公平有机统一，推动公共服务优质共享，实现共建共治共享的共同富裕。可见，当前推动共同富裕需要把握好三个方面：

其一，做强实体，提高劳动参与率，这是强国富民的前提。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并指出“共同富裕要靠勤劳智慧来创造”。做强实体推动高质量发展，是强国富民的基础。从发达国家情况看，做强实体，就业率才会高，而就业率高，中等收入群体也大，收入差距也小。美国虚拟经济比例过高，产业空心化减少了普通人就业的机会，美国2019年的劳动参与率为73.1%，低于中国，更低于德国、日本和北欧，因此收入差距难以缩小。浙江制造业增加值约占GDP的1/3，实体经济根基厚实，劳动参与率高于全国，但与日本、德国、北欧地区相比，还有提升空间。因此，借鉴北欧、德国经验：一要以数字变革和科技创新催生新的发展动能，进一步提升原有的产业优势，加快推进“5G+工业互联网”工程，做优做强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培育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打响“浙江制造”品牌。特别是要激发浙江籍院士等科技人员的积极性，大力培育一批高端产业和隐形冠军。二要加快探索高质量就业创业体系，创造更多高质量就业岗位，打响“创业就业在浙江”品牌。

其二，建立完善三次分配机制，形成中等收入群体的增量。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抓住重点、精准施策，推动更多低收入人群迈入中等收入行列。中等收入群体是社会的“稳定器”，是共同富裕的一个重要特征。从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人均GDP之比看，美国、日本、韩国在50%左右，法国在60%左右，德国、北欧等高福利国家在70%以上，浙江由2013年的45.7%提升至2020年的52.1%。当然，国情不同，不能盲目对标，但可从一个侧面反映浙江促进居民增收取得的明显成效。浙江中等收入群体占比在全国有优势，2020年家庭年均可支配收入10万元到50万元（按三口之家计算）群体约占全省人口的67.4%，有望率先全国形成以中等收入群体为主体的橄榄型社会结构。因此，要继续深化改革，探索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制度安排，突出抓好“扩中提低”重点改革事项，如加大人力资本投入，激发技能人才、科研人员、小微创业者、高素质农民等重点群体活力，形成中等收入群体的增量；再如不断释放制度红利和政策红利，在做大“蛋糕”的基础上分好“蛋糕”，推动低收入群体持续较快增收。

三是推动教育、医疗、养老、住房保障制度体系重塑，促进公共服务优质共享。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强基础性、普惠性、兜底性民生保障建设，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数据表明，现阶段中国和浙江的公共服务水平还有较大的提升和改进空间。在教育领域，中国和浙江教育经费支出在GDP中的占比还不高。在养老保障上，根据OECD的统计数据，巴西、俄罗斯的养老支出占GDP比重约为9.1%，美国为7.2%。因此，浙江要加快推动社保制度体系重塑，加大公共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共建共享改革力度，通过提高教育、就业、医疗、养老、住房等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和质量，推动经济朝着更均衡、更公平的方向发展。

课题组：王美福、黄洪琳、吴诗慧

参考文献：

[1] 习近平，扎实推动共同富裕[J].求是，2021（20）：4-8

[2]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支持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意见》，2021.5

[3] 浙江省委、省政府，《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实施方案（2021—2025 年）》

[4] 王婷、苏兆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理论：演进脉络与发展创新[J].政治经济学评论，2021，12（6）：19-44

[5] 郭瑞萍，论中国共产党共同富裕思想的百年演变[J].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50（6）：26-34

[6] 刘培林、钱滔、黄先海等，共同富裕的内涵、实现路径与测度方法[J].管理世界，2021，37（8）：117-129

[7] 万海远、陈基平，共同富裕的理论内涵与量化方法[J].财贸经济，2021（12）：18-33

[8] 唐任伍、李楚翘，共同富裕的实现逻辑：基于市场、政府与社会“三轮驱动”的考察[J].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10）

[9] 黄祖辉等，推进共同富裕：重点、难题与破解[J].中国人口科学，2021（6）

[10] 耿茂城，习近平关于共同富裕重要论述的四维阐释[J].理论建设，2021（6）：60-65

[11] 项兵，以全球视野探求共同富裕[J].财经杂志，2021（8）

[12] 魏伟、陈骁等，从全球视角探索共同富裕的实现路径与成效，未来智库官网，2021.10

[13] 王生升，论新时代共同富裕的实现[J].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2021，7（10）：50-58

[14] 张来明、李建伟，促进共同富裕的内涵、战略目标与政策措施[J].改革，2021（9）：16-33

[15] 吴文新、程恩富，新时代的共同富裕：实现的前提与四维逻辑[J].上海经济研究，2021（11）：5-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