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年自然灾害——信阳事件

1959年河南的“信阳事件”，是三年困难时期最惨烈的典型，是指1959年10月至1960年4月发生在信阳地区的大批农民饿死的事件。当时信阳地区所属的18个县市，有15个县市出现了大批农民非正常死亡。

　   历史背景　　

1959年3月，中央在上海会议上决定当年的征购1150亿斤，这是1958年的标准。但实际上1959年全国粮食大幅减产11%，而征购数却增加了14.7%，征粮当中相当一部分不是农民自愿交售的余粮，而是各省、地区、县、公社各级党组织执行中央的指示，“反瞒产私分”层层相逼，用专政的办法，强行从农民那里搜刮走的口粮，全国大形势如此，信阳也就在劫难逃了。

盛行的浮夸——竞放卫星　　

历史事实是：信阳地区是河南卫星放得最多的地区，第一个人民公社就出在该地区的遂平县(今划入驻马店市）。

1959年因为天灾大歉收，实产粮食20多亿斤，仅及大丰收的1958年的一半。但信阳地区各县都虚报产量，汇总到地区的总产量成了72亿斤，在虚报浮夸的再生产下，1959年的信阳地区，又是个跨历史的“特大丰收年”。

按指标征粮　　

1959年3月，中央在上海会议上决定当年的征购1150亿斤，这是1958年的标准。

但实际上1959年全国粮食大幅减产11%，而征购数却增加了14.7%。

信阳地区1958年的收成由于大炼钢铁等误了农时，没能及时收割，损失了10%左右的粮食。1959年因为天灾大歉收，实产粮食20多亿斤，仅及大丰收的1958年的一半。但地区各县都虚报产量，汇总到地区成了72亿斤，又是个“特大丰收年”。征购粮当然就按照这个虚数来报了，留给农民的粮食就所剩无几了，产量减少，征购数量却在增加。

为圆谎——只有反瞒产　　

产量减少，征购数量却在增加，有不能像上级汇报说减产了，怎么做到的呢？那就只能是“反瞒产”——不是没有粮食，是基层隐瞒了这些虚报的粮食，是被农民和基层干部“隐瞒”、“私藏”了的粮食。不然，谎言就暴露了。

为了完成上级下达的“反瞒产私分”的指示，信阳地委动用了民兵指挥各县委挨门挨户搜查。

在“反瞒产”过程中，信阳地区逮捕了万余人，劫掠了农民的口粮、种子粮、牲口饲料粮，征购任务于是圆满完成，全地区征收了16亿斤粮食，几乎达到当年产量的一半。结果农民的全年口粮只剩100多斤，仅够食用4个月，潢山、光山等县口粮甚至不足3个月。

信阳人民的集体反抗——不想死就逃荒 　　

　　1958年10月起，大部分公共食堂就停粮断伙，农民开始逃荒。1959年冬，尤太忠将军回到了故乡信阳光山县探望病重的母亲，他目睹当地乡民饥荒的惨状，所以心情极为痛苦。而 1998年的诺贝尔物理奖的获得者、美籍学者崔琦，他的双亲都是信阳人，就是在1960年饿死的。

征粮任务完成过程中的血泪　　

　　在河南省委和信阳地委的巨大政治压力下，信阳的公社和大队干部不得不把种子、饲料和剩下的一点口粮都作为“余粮”交了征购。但就是这样仍未完成征购任务，粮食上交了，食堂停伙了，谷糠、薯藤、野菜、树皮、草根吃光了，农民为了活命外出逃荒，地委又下令把外逃的群众当做“阶级敌人”和“流窜犯”来对待，到处设卡拦截。当年冬季共拦截收容46万人，其中不少人被打死，饿死在收容所内。有的人饿急了，偷杀了牲畜被发现了一律按破坏生产定罪，全区逮捕了2000多人，其中有被判死刑的，有被打死的，有饿死在狱中的。

隐瞒真相的手段——限制人身自由　　

为了隐瞒饥荒真相，信阳地委责令邮局对发往中央的信件一律扣留，当时被扣留下的信件有12000多封，被追查出的寄信人都受到了残酷批斗和处理。

隐瞒不了的事实——信阳农民非正常死亡70万　　

　　1960年2月，信阳地区大批农民非正常死亡，引起了卫生部的注意，信阳地区与河南省的领导已经无法一手遮天了。中央内务部的郭处长在地方严密封锁的情况下深入调查，发现当地饿死人的情况十分严重，他回到北京就向部领导汇报。内务部马上向国务院秘书长习仲勋汇报，习仲勋感到问题严重，立即又向中央监委书记董必武汇报，董必武派了中央监委的李坚、李正海两位处长到信阳调查。他们的工作同样受到了河南省委与信阳地委的阻挠，但是他们排除万难，在基层调查了3个月，掌握了大量第一手的可靠资料，查有实据的非正常死亡人数是70万人。

党中央和毛主席对信阳事件的批示和处理　　

　　毛泽东对这个事件的批示是，这是打着共产党招牌的国民党在实行阶级报复。刘少奇主持了当时对信阳事件的处理，刘少奇对基层干部的处理是“思想教育从严，组织处理从宽”。当时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被迫三次向中央检讨，他承认信阳地区的非正常死亡是100多万人，承认自己“对河南人民犯了大罪”。

1959年2月，毛泽东在郑州主持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即第二次“郑州会议”)，提出重点解决人民公社管理体制和具体政策问题，调整国家和农民的关系。

在此次会议上吴芝圃仍津津乐道于几年内过渡到共产主义，毛泽东不客气地对他说：“不要一扯就扯到共产主义……。你说十年就过渡了，我就不一定相信。”。毛泽东提出人民公社要“三级所有，队为基础”，而吴芝圃却坚持大队为基础，毛泽东对他进行了严厉的批评：“你不要再这样搞了，还是以生产队为基本概算单位好”。毛泽东在1958年就提醒吴芝圃：“要把膨胀的脑筋压缩一下，冷静一下”。在看到吴芝圃没有改正的意思后，毛泽东很生气：“吴芝圃，你对，你搞得快，可能你是马列主义，我是机会主义。”并逐渐改变了对吴芝圃的看法：“这种人表面上‘左’，实际上是形‘左’实右，缺乏经验，不深入群众。”

　　1960年10月21日，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中央工作组根据信阳实地调查的情况，向中央提交了关于“信阳事件”的报告。10月26日，毛泽东阅后批示刘少奇和周恩来“即看”此件，“下午谈一下处理办法”。11月12日，毛泽东再派李先念、陶铸和王任重来到信阳调查。在陪同调查的过程中，吴芝圃又把责任全推到信阳行署专员张树藩的头上：“树藩同志，信阳地区发生的问题，省委事先一点也不了解，把省委蒙到鼓里了。听说你和路宪文认识不一致，你怎么不找我谈谈呢？如果早找我谈谈，不就避免了发生这样大问题吗？”。经过调查，陶铸发现问题严重，他在河南省委扩大会议上指出：“河南有两个突出的问题，一是1959年春季发生问题，反瞒产，没有在庐山会议上作检讨，庐山会议后继续搞。二是河南发生这么严重的问题，一直不向中央报告，后来被迫向中央写了报告，还是忸忸怩怩不真实反映情况，而且还封锁消息，这是很大的错误。”

　　1960年底。毛泽东又派身边的几位工作人员到信阳地区去调研。当他们到达河南时，吴芝圃却不让他们去信阳，而是把他们安排到了许昌地区的鄢陵县，不让他们看到信阳的真实情况。对于吴芝圃的所作所为，党中央和毛泽东提出了严厉的批评，认为他“破坏民主、堵塞言路，‘左’倾蛮干，死不回头”。

与吴芝圃推卸责任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心情沉痛的周恩来表示：“信阳发生了这么大的事件，我有责任。”当周恩来得知“信阳事件”中有许多群众被饿死，而国家的粮库就在附近，受饥饿的群众却没有一人去抢仓库时，被深深地震动了，整整一夜没合眼。

刽子手——吴芝圃　　

在信阳事件曝光后，信阳地区的一些县、公社的干部被打成了“国民党”、“阶级敌人”，受到了严厉惩罚。

但作为首要责任人和历史罪人，吴芝圃没有受到严重处分，在文革中，河南的造反派到了四川把吴芝圃抓到郑州批斗，称他是“屠杀河南人民的刽子手”。

莫名其妙的平反——吴芝圃的光环　　

1979年，吴芝圃获得了平反。1979年1月24日下午，在北京全国政协礼堂，邓xx亲自为吴芝圃平反并主持追悼会。悼词中宣布：“对于强加给吴芝圃同志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应予全部推倒，彻底为吴芝圃同志平反昭雪，恢复名誉。”说他“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共产主义事业鞠躬尽瘁，无私地贡献了自己的一生”。

憋在内心的疑问——谁该为70万冤魂负责？　　

信阳事件直接原因原因就是三个：一是放“亩产万斤”的卫星，并按“亩产万斤”制定指标来征粮；二是一切为了完成上级征粮任务不管实际情况的官本位的行政命令；三是饥荒发生后瞒灾不上报，并动用军警阻止饥民逃荒，让群众困死饿死。根本原因是一线工作的各级领导存在的“形左实右”的急于实现共产主义毛躁心理导致的脱离实际的“五风”工作方法盛行，各级领导为了实现自己的政绩而无视农民的死活。

谁该为70万冤魂负责？——是那些“形左实右”的背离人民利益的官僚们！　　

「 支持乌有之乡！」

您的打赏将用于网站日常运行与维护。 帮助我们办好网站，宣传红色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