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一篇名为《疗愈体验与公共性：老年人在中国城市公共空间的领导角色》的文章引起了我们的关注。该文从健康地理学的角度出发，探讨了老年群体在公共空间中的使用情况，并分析了他们与其他空间使用者在创造共同疗愈体验方面扮演的角色。作者周佩玲副教授任教于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主要研究城市环境、社会转型与人类健康等议题。此篇文章源于她在2014-2017年期间对老年群体与公共空间的研究，通过在安徽和北京两地展开参与式观察，获得了充足真实的研究资料。

在老龄化趋势日益加剧的当下，周佩玲认为更多的老年人将会扮演新的有分量的社会角色，对各个层面带来深远的影响。

调查研究时拍摄的图片 受访者供图

【对话】

澎湃新闻：是怎样一个契机让你关注到了在公共空间里的老年群体？

周佩玲：自2014年起，我开始对公共空间中老年人的活动进行关注和研究。当时，老龄化已成为中国社会的一个普遍议题，并且舆论开始逐渐多元化，从简单地讨论老年人口增加带来的医疗、社会保障等问题，转向探讨老年人在社会中的角色。在这种背景下，人文地理学者开始专注于老年群体，我也在这样的背景下开始了研究。

在那个夏季，我在元大都遗址公园附近发现，不同时间段都有老年人从事各种各样的活动，无论是参与活动的群体还是围观人群，规模都相当可观。之后，我开始逛北京的各个公园，回到家乡安徽后，也在当地的公园和户外公共场所发现了类似的情况。

在当时的城市地理学研究中，人们更多地关注和担心的是公共空间是否能够被不同群体平等使用，以达到身份建构的目的，同时也担心这些公共空间建立起来的社会规范和关系是否已被资本裹挟，以及衰退的公共空间是否会导致犯罪等问题。

然而，在这些公共空间中，我很难感受到类似的担忧。这引发了我对城市公共空间的反思。为什么这些公共空间成为老年人活动的场所？老年人在其中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这些角色的扮演又如何影响老年人自身的福祉？这正是我当时进行研究的动机。

澎湃新闻：你是如何展开北京、安徽这两个城市的参与式观察的？在访谈过程中有遇到什么难题吗？有令你印象深刻的受访者吗？

周佩玲：我进行了将近八个月的正式调查工作。参与式观察是我常规的调查方法，在公园里对老年人的体育和娱乐活动进行了上午、下午和晚上的观察。每次观察1-2组，也会对一些团体或个人进行多次观察。我的研究重点是活动群体内部以及活动者与其他人和环境的互动。在观察之余，我还进行了一些开放式访谈。总体来说，观察过程进行得比较顺利，老年群体也比较好打交道。

在调查中，我遇到了很多让我印象深刻的受访者。其中一个值得一提的是在某个乌云密布的傍晚，尽管天降暴雨，但公园里仍有不少老年人如往常一样前来锻炼。我本来犹豫要不要去观察，但出于研究需要还是去了。那天我打算着重观察的一队广场舞群体也如期开始了活动。不过，由于狂风大作，她们只好在第一个八拍还没走完就停止了活动，和我一起躲进了附近的超市大堂避雨。躲雨的时候，队长告诉我：“我们会跳到最后一分钟。没有什么能把我们打败。”类似的情况并不止这一次出现，在极端天气下，比如雪天和雾霾天，老年人仍然坚持进行活动。显然，这些老年人并不仅仅把在公园里活动当作简单的锻炼和休闲娱乐。

2023年5月14日，北京，在公园内休息的老年人。视觉中国资料图

澎湃新闻：部分老年群体的公共空间使用其实一直有被污名化的倾向，在你的研究中强调了老年群体公共空间使用的正向作用。你希望帮他们去污名吗？

周佩玲：在公共空间中，老年人常驻并参与活动，对于年轻的父母带孩子来这里活动提供了安全感和秩序感。此外，老年人在公共空间中的身体表演也为其打上了“疗愈”的标签，将公园视作锻炼和搞活动的场所。值得注意的是，老年群体的活动实际上塑造了一种新的社会规范，即关注健康、身体和自我，这种趋势尚未完全排除阶层、经济水平和父权结构的影响。

然而，外界却往往污名化老年人，并报道老年人在公共空间与其他群体产生冲突的情况，忽略了老年人为公共空间带来的积极影响。因此，我希望我的研究能够改变大众对老年人在公共空间中的态度，让人们更加客观和理性地看待这些现象。虽然老年群体在公共空间的行为并不总是积极的，但他们确实主导了公共空间的规范、秩序和氛围，与其他使用者之间存在互惠互利的可能性。

此外，考虑到人口老龄化带来的社会生态变化，我们需要重新思考老年人在现代社会中扮演的角色，以更为开放性和包容性的视角考虑他们的角色潜能，更加重视老年人在未来社会中可能发挥的作用。

我的研究提出了一个“疗愈公共空间研究框架”，相较以往的疗愈景观研究，疗愈公共空间关注的是人人皆可使用的空间，这里的用户群体具有更大的异质性，因此不同群体之间、内部以及与周围环境的互动关系会影响到彼此的疗愈体验。研究发现，不同群体和空间中的物理和社会元素之间的相互作用可能产生互惠关系，从而促进不同空间使用者的疗愈体验。在这种互惠关系中，老年人扮演着主导作用，他们通过对自身锻炼者身份的构建、对疗愈领地的营造和分享，以及对公共空间社会规范的倡导来推动互惠关系的发展。同时，自然与人工、人类与非人类、社会和个人元素的组合也可以协调不同群体的疗愈体验。

2023年5月14日，北京，公园里弹奏乐器的老年人。 视觉中国资料图

澎湃新闻：在论文中你用“噪音”和“天然声音”的矛盾讨论了疗愈体验受损的问题，参与者之间是如何调和这种疗愈体验受损的？

周佩玲：我的研究发现，老年人在公共空间中与其他参与者之间存在利益协调的问题，比如广场舞音响噪音等。然而很有趣的是，公共空间中的非人类要素，例如绿地资源和建成环境，对于调和老年人与其他参与者之间的疗愈体验受损起到了重要作用。例如，在林间唱歌时，老年人的声音有可能和自然景观融为一体，产生了一种和谐的感觉，这是通过非人类要素参与声音景观的营造实现的。同样，城市公园中的亭台也是调和老年群体表演和其他参与者游园的好媒介。老年群体的表演构成了公园亭台景观的一部分，通过它们，老年人可以建构自身积极的社会身份。

需要强调的是，这种群体之间的疗愈体验是由不同的人类群体、非人类物质和非物质要素共同组合而成的。因此，规划设计师需要思考如何通过物质空间的设计和非物质环境的营造来尽可能满足公共空间中不同群体的需求。同时，这种对物质的重新关注也提示社会学者，公共空间中并不是一场零和博弈，人与人之间可以相互协调共赢。

澎湃新闻：你的研究也关注到了老年女性群体成为“街道眼”，互帮互助照看孩子等，提升了街道“安全感”的部分，可不可以说在构建老年群体空间主体性的同时，也增促了女性友好的空间？

周佩玲：公共空间是否对女性友好的衡量存在许多角度。从某些角度来看，这些空间确实具有助力女性的潜力，例如一些广场舞团队是女性主导的群体，为老年女性带来了福祉。在我的研究中，我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这些活动为老年女性提供了一种互相鼓励的氛围，同时老年群体还扮演着“街道眼”的角色，帮助照看孩子以及保障夜行女性的安全感。他们共同维护着公共空间的秩序，赢得了老年女性的积极社会认同。从这些角度来看，公共空间确实存在潜力成为女性友好的空间。

在我的研究中，我也观察到了一些不那么女性友好的现象。这可能需要进一步的探讨和研究。

周佩玲

澎湃新闻：你认为我们的城市需要怎样的疗愈公共空间？

周佩玲：公共空间是一个非常广泛的概念，在不同的文化背景、城市规模和类型的公共空间中，其所承担的职能具有很大的异质性。因此，并不是所有的公共空间都必须优先考虑疗愈功能。就我研究所聚焦的大中城市老年人主导的公园、广场等开放公共空间而言，促进这类公共空间的疗愈效果需要处理好公共性、疗愈性和商业化三者之间的关系。在人群层面上，我们需要处理好老年群体以及其他使用者和经营者之间的关系。

“疗愈体验与公共性”一文主要讨论老年群体与其他群体之间的关系，这些不同群体都有其各自的公共空间需求，包括但不限于促进健康。本文重点关注老年群体与其他群体之间是否存在互惠和共同疗愈的可能性，以及为了实现这种良性关系，应该由不同的参与者扮演何种角色并采取哪些措施，利用哪些资源。

然而，我的研究也发现，在当今中国城市的开放公共空间中存在大量商业活动，而许多传统意义上的商业空间如商场也逐渐承担起越来越多的公共空间职能。因此，仅仅考虑老年群体和其他使用者之间的关系不足以最大化疗愈体验，因为消费行为已经成为这些公共空间的重要组成部分。例如，在中国城市的开放公园或广场上，常可见到大量流动商贩，其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卖保健品”的商家，还包括各种老年人培训班等等。人们在公共空间中进行消费，但这些消费行为并不总是积极的、促进疗愈的，也可能存在商家为了牟利制造焦虑和恐慌、破坏公共空间疗愈体验的情况。我的另一篇发表在Health & Place上的论文专门探讨了公共空间消费活动对老年人疗愈体验的影响，以及哪些消费活动是积极的、哪些是需要担忧的等问题。

澎湃新闻：在人口老龄化将是今后较长一段时期中国基本国情的当下，你希望你的文章能够达到怎样的效果？

周佩玲：每个人都会死亡，且大部分的疾病是无法痊愈的。因此，健康地理学在实际的研究中更加关注人们如何应对外界的和自身的挑战，在不可逆的刺激、挑战、疾病或伤害已经发生的情况下如何保障日常生活和生存，重拾生命的意义与秩序，也包括如何重建主体性，协调自我与周遭环境的关系等等。

因此，健康不仅仅是一种生物医学意义上的概念，更是一种社会建构。比如欧美健康地理学研究中的老年人幸福感更侧重与个体的幸福感，而在我的研究中发现中国文化中的家庭集体主义让老年人对健康的定义更侧重一种家庭集体的福祉。家庭成员之间的密切关系与和谐的家庭生活成为中国老年人福祉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他们格外强调自我照料能力以及为家庭做出贡献。

更具体地说，我希望大家意识到，老年群体可以在社会中扮演积极且重要的角色，正如他们在公共空间的疗愈职能建构中扮演了一种相对主导的角色，未来应该探索如何唤起、安置和增强老年人的能力，使他们能够为健康城市的发展做出贡献；还有，公共空间具有疗愈潜能，而激发和促进这种疗愈潜能需要处理好老年群体和其他使用者的关系，但是不同公共空间使用者之间并不是零和博弈，有效的规划设计手段和空间运营模式可以让不同群体间达到互惠的效果，而如何通过这些手段达成互惠效果恰恰是公共空间建设需要重点考虑的问题。关于这一点，上海的一些社区公园微改造已经做了相关的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