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公元16世纪的明代政治舞台上，活跃着一位名叫海瑞的清官，他为民请命、秉公执法，深得老百姓的爱戴，被称为“海青天”。历尽时代的沧桑巨变，今天，我们只能从不多的文字记载和戏剧艺术中去了解和感受这位传奇人物。

　　公元1960年，北京市副市长吴晗执笔写成了一部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

　　当时正处于三年困难时期，毛泽东总结了大跃进以来的经验教训，提倡讲真话、做实事，号召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正是在这种历史大背景下，吴晗执笔写就了这部京剧。

　　历史与现实就这样不期而遇地作了一次碰撞。

　　1962年以后，党对社会主义主要矛盾的认识进一步走向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误区，到1965年，又错误地把八届十中全会提出的如何对待国内党内修正主义的问题，发展成为要整所谓“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这时候，江青频繁往来于京沪之间，与张春桥、姚文元秘密策划了《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文章。至此，一场由领导人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整个国家带来严重灾难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已经是山雨欲来风满楼。

　　历史与现实不期而遇地又作了一次碰撞。

　　时任人民日报社社长、新华社社长吴冷西说：“整个的文化大革命的突破口就是从文艺、从意识形态先突破，姚文元开了个头，因为他认为吴晗这个戏就是要提倡搞翻案，提倡搞单干，把海瑞来影射彭老总的冤案，后来主席讲了，这个戏的要害是罢官，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明朝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

　　1966年春天，邓小平率李富春、薄一波等人，悄然来到了地处崇山峻岭中的三线建设工地。此时，三线建设已经全面铺开。搞好经济建设，调整工业布局始终是他心目中最关注的问题。

　　吴冷西说：“1966年3月，中央常委在杭州开会，少奇同志去了，总理去了。本来主席要小平同志去，小平同志在三线，深山密林里面，交通不便，他没去。到了杭州以后啊，主席在那里开会，开小会，主席说，要再打电报，要催小平同志来。但第二天，小平同志还是回电报，一下子出不来，要走好几天才到飞机场，还是没来。不知道小平同志是不是对这个问题有点预感了。”

　　离开了三线，邓小平一行又来到了延安。这是他最后一次圣地重游。让人难以忘怀的是，当年共产党人正是在这里倡导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二十年过去了，眼前的这片黄土高原看起来变化不大。

　　经历过那场风雨的人们也许至今还记得，那年初夏的北京闷热多雨，一反往年。5月16日，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了 “五一六通知”，决定撤消原来的 “文化革命五人小组”，重新设立“文化革命小组”，会后确定以陈伯达为组长、江青等人为副组长、康生为顾问。

　　“五一六通知”是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错误地提出有一大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在各省、市、区和中央各部门都有代理人。过去的各种斗争形式都不能解决问题，只有实行文化大革命，公开地、全面地、自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才能把被走资派篡夺的权力重新夺回来。

　　在中央文革小组的策动下，平静的未名湖再也不平静了。5月25日，北京大学校园内贴出了一张题为《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的大字报，作者是该校哲学系总支书记聂元梓等七人。

　　时任北大“文革”工作组组长张承先说：“这张大字报一出来，在北大内部引起了激烈的争论，思想混乱，在社会上引起震动，当晚，周总理派李雪峰到北大召开了干部会，批评了聂元梓的做法，而且传达总理指示说，大字报可以贴，但北大是涉外单位，要内外有别，不能贴到外边。”

　　始建于1898年的北京大学，有着独特的历史和文化传统，是一所国际知名的高等学府，仅藏书就有几百万册。对于这里发生的一切，中央给予了高度的重视，派出了以张承先为组长的工作组进驻北大。此前，中央书记处还对北大的社教运动做过专门的结论。

　　张承先说：“中央书记处对北大的运动专门开了一次会，由邓小平同志主持，对北大社教运动提出了三点结论。第一点呢，是北京大学是办得比较好的社会主义大学；第二点呢，陆平，北大校长、党委书记，是好同志；第三点呢，运动有成绩，但是有问题，主要是没跟北大党的领导结合，把北大当成一个烂掉了、夺权的单位，斗争方式有问题。”

　　然而，运动的发展这时已经很难控制了，江青、陈伯达、康生更加起劲地煽风点火。一位经历过这种场面的红卫兵是这样回忆的。苏燕燕（时为首师院附中红卫兵）说：“我记得最早一次我们正在上课，突然学校喇叭里就开始广播了，就说学生都到操场去集合，就到操场去了，然后我们学校的红卫兵领袖就开始进行讲演，就开始讲我们要闹革命的意义，那么这样的话，最早一批红卫兵完全是血统论，龙生龙，凤生凤，耗子生儿打地洞。我现在回想起来，我们其实是被利用的一批，一煽就起来，因为那时候文革刚初期的时候，还没有分出两个明确的战线，因为毛主席的战略部署谁也不了解。”

　　8月1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在会上，毛泽东批评了刘少奇、邓小平向首都大专院校派工作组的做法。他在《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里提出，党内存在着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这次会议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刘少奇的排位由第二降到了第八，他和周恩来、朱德、陈云的中央副主席职务不再被提及，林彪实际上成为党中央唯一的副主席。会议还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进一步确认了“文化大革命”的指导方针。

　　一场大动乱开始了。一批批红卫兵喊着“造反有理”的口号走出校园，冲向社会，开始了所谓的“破四旧”运动。他们的锋芒所及，一批批文物古迹被毁，一处处人文景观遭到破坏。付之一炬的是被称为封资修的琴棋书画，接受批斗的是被称为牛鬼蛇神的各色人等。在南方的一所艺术院校里，批斗的对象竟然是教学的道具，这些石膏像统统被贴上了各种各样的标签。在北京，有的大街被改成了反修路，有的医院也成了反帝医院。穿军装，扎腰带，戴袖箍，挂像章，天安门前留张影，成了那个时代最时髦不过的事情。

　　风就这样刮起来了。

　　这是1966年8月18日，中央新闻电影纪录片厂拍下的镜头。这天，毛泽东身穿军装首次接见了来自全国的百万红卫兵，1500名各地师生代表登上了天安门城楼，和毛泽东等人一起检阅了游行的队伍。

　　苏燕燕指着当时的照片对记者说：“这是我，这是王艳丽，这后面都是我们师院附中的同学，这后面都是。你看看当时这个场景你就知道，当时是什么样子。当时根本你就听不见其他人说话，都是一片欢呼声。”

　　王艳丽（时为北京师范学院附中红卫兵）说：“而且看不到别的人，我这个旁边是林彪，刚开始我就根本没有看见他，我觉得有个人挤我，我就想往毛主席身边挤，我就挤他，我再一挤，我一看是林彪，我赶快给他让了个地方。只看见毛主席和林彪，其他任何人都没看见。”

　　苏燕燕说：“我都记不清了，只是疯狂地在那儿喊，毛主席万岁，激动的就不行啊，那个时候我们对毛主席崇拜真是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觉得好像毛主席只要和那个坏蛋聊聊天，这坏蛋就能变成好人，把主席真是当成神仙一样崇拜了。”

　　其实，那天走上天安门城楼之前，毛泽东并没有穿军装，在走过金水桥的时候，看到热情的红卫兵，他便不顾一切地推开了身边的警卫，坚持走上前去和他们握手。后来，工作人员给他找到了一套军装。从画面上可以看出，匆忙穿上的军装对身材魁梧的毛泽东来说并不十分合身。

　　一座靠近中南海西侧不远的住宅，1959年搬进了一位神秘的主人，性格有些怪癖。根据他的意思，房子进行了改造，窗子也被封死了，因为他怕光也怕风。只有办公室里的这个地球仪传达出主人的一些职业习惯。他就是林彪。在文化大革命中，他出现在公众场合时，总是这样一种姿势。

　　“8.18”之后，由红卫兵兴起的大串联运动迅速把文化大革命推向全国，不仅造成交通堵塞，而且给工农业生产带来了极大的破坏，大批的老干部被揪斗，全国因此陷入一片混乱之中。

　　时任《光明日报》总编辑穆欣说：“中央文革小组成立后，就有要乱和怕乱的矛盾，一方惟恐天下不乱，另一方就要力求保持国家的稳定，江青一伙压制不同意见，经常发生争吵。在一次会议上，中央文革小组的副组长、全军文革小组组长刘志坚，反映军队院校冲击国防部大楼的情况，话还没有说完，坐在旁边的戚本禹就粗暴地打断他，拍着桌子骂他，说你胡说八道，江青不但不制止戚本禹，反而指着刘志坚说：你是老家伙，怎么跟年轻人吵，他是我们中央文革的造反派，他可以造你的反。结果，刘志坚、陶铸、王任重和谢镗忠、尹达，我们几个成员都被打倒或受迫害。”

　　面对着文革初期的混乱局面，许多老一辈革命家与林彪、江青一伙表现出截然不同的态度。可以看出，他们每一个人都流露出困惑和不解。

　　9月15日，毛泽东第三次接见红卫兵。在天安门城楼上的休息室里，他认真审看了林彪的讲话稿，并要求周恩来也做一个发言，从不同的侧面分别强调文化大革命的重要性和抓生产的必要性。此时，广场上已经聚集了近百万焦急等待的红卫兵。毛泽东走出来时，神色有些严峻。后来，人们听到了两种不同的声音，看到了两种不同的反映。

　　林彪说：“你们的斗争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你们做得对，做得好。”

　　这时候，周恩来讲话了。广场上一片寂静。周恩来说：“搞好工农业生产关系很大，它关系到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关系到第三个五年计划，关系到城乡人们生活，我们一定要响应毛主席的号召，一手抓革命，一手抓生产，保证文化大革命和工农业生产双胜利。广大的工人、公社社员、科学技术人员和机关企业干部，都应当坚守生产岗位，不失时机地掌握生产环节，把在文化大革命中焕发起来的冲天干劲用到工农业生产和科学试验中去。”

　　为了控制运动初期的混乱局面，落实毛泽东抓革命、促生产的指示精神，周恩来先后起草了两个通知，要求暂停串连，保障交通，稳定生产，努力完成当年的国民经济计划指标。这两个通知经毛泽东批准下发后，对缓解因大串连造成的交通混乱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是，当时在那样一种局面下，要实现抓革命、促生产谈何容易。

　　时任国务院生产组成员谷牧说：“林彪上台以后，地方工作我看他没管过什么，他就是对付我这个以生产压革命整了我三个半天，就是那么训，那时侯我的口号就是白天生产、晚上闹革命，业余闹革命，以至于以后批判我的一条就是这个。我一直就讲，唉，工交系统的文化大革命不能像文教部门、像学校、像艺术团体那样的停产闹革命，学校停几天课还可以再补上，我说全国的（这么多地方），那时侯，我有个专门的报告，工交系统它是一环扣一环的，没有煤炭，那个铁路火车也跑不了，火车不能把东西送来，上海这些大城市，它拿什么来生产，它生产的东西往那里运？！”

　　1966年11月10日，上海西郊安亭车站，一下子涌来了2000多名上京闹事的造反派，使沪宁线中断了30多个小时。安亭车站党支部书记史卫国说：“这里还留有当时刻下的字，是这么写的：最最强烈抗议上海市委重重阻挠我们上京革命行动。”

　　时任中共华东局书记处书记韩哲一说：“当时呢，王洪文还是在幕后操作的。安亭这个车站不通之后，后续的火车进不了车站，就向下一直捱，一直停到南京。”

　　11月29号，由聂元梓、王洪文他们这一帮人策划的，冲击了《解放日报》。

　　当时这个上面居民人家都是很大的高音喇叭，对着这个《解放日报》。

　　时任《解放日报》社党委书记兼总编马达说：“他们那时侯的借口，就是用他们造反派的报纸来代替《解放日报》，一道发行。但是我们不同意，因此，造反派就占据了《解放日报》，占据了八天九夜，使得报纸在九天之内都不能和广大读者见面。”

　　在上海市委机关所在地――康平路。1966年12月28日到31日，张春桥、王洪文又挑动群众在这里制造了一次大规模的武斗，这是文化大革命中第一次有组织的恶性武斗事件，是全国大规模武斗的开端。

　　在上海发生的安亭事件、《解放日报》事件和康平路事件，震惊了全国。

　　那是一段不堪回首的动乱岁月。1966年9月3日，著名的翻译家傅雷夫妇因不堪造反派的连日批斗，在家里自杀身亡。这位曾经在家书中反复教育子女如何做人的知识分子，不知是怀着怎样的一种心情告别人世的。也许只有这默默无语的小洋楼，还有这株在风雨中摇曳的棕榈树，忠实地记录着当时的情景。

　　在傅雷夫妇居住的上海江苏路一带，当年的户籍警告诉我们。左安民（时任上海市公安局长宁分局愚园村派出所户籍警）说：“我当时的那个户口段一共有六百多户，我那个户口段，就是从其上村愚园路1032弄，一直到江苏路285弄，这个地方整个一块都是我管的。这里头有600多户，抄家的近400户人家。因为我这个地方是洋房区，知识分子多，资本家多，还有那过去的海外的有敌对关系的多，所以抄家的也比较多。”

　　在遭受了最初的抄家和批斗之后，一些人被关进了“牛棚”，大批的机关干部和知识分子也被下放到五七干校劳动。

　　在北京，季羡林就曾在牛棚里蹲了8个月的时间。30年后，他写下了自己的回忆录《牛棚杂忆》。季羡林（北京大学教授）说：“8个月以后，把我放出来以后，我到商店里去买东西，不会买。一进门叫什么呢？叫那个售货员叫同志，她也知道你是黑帮，上去就是两个耳光，我怎么跟你是同志。你又不能叫小姐，叫小姐是太封建主义。所以进去以后见了售货员不知道说什么，东西都不会买了，一个人完全变了。”

　　时任上海市直属机关五七干校学员叶尚志说：“我一共住“牛棚”住了十年零四个月，那么在这个时候搞什么呢？就搞劳动，就搞批判，批判我们自己，别人批判我们，走资派还要在走，那么所谓学习，学习他们那一套，还有搞交代。”

　　即使是在那样的逆境中，诗人郭小川在五七干校还是写下了这样的诗句――

　　战士自有战士的性格：不怕污蔑，不怕恫吓； 　　战士的歌声，可以休止一时，却永远不会沙哑； 　　战士的明眼，可以关闭一时，却永远不会昏瞎。 　　不管怎样，且把这矛盾重重的诗篇埋在坝下， 　　它也许不合你秋天的季节，但到明春准会生根发芽。

　　1966年在一片混乱中过去了，转过年来的形势更加严峻。

　　年初，上海的造反派在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的煽动下，夺取了市委、市政府的领导权，成立了“上海人民公社”，在全国引发了一场夺权之风。此后不久，山西、山东、贵州、黑龙江等地相继夺权。在北京，竟发生了围攻中南海、揪斗共和国主席刘少奇的恶性事件。全国陷入了打倒一切、全面内战的动荡之中。

　　面对越来越混乱的形势，早在1967年1月至2月，中央军委和中央政治局就分别在京西宾馆和中南海怀仁堂召开碰头会，周恩来、叶剑英、谭震林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与中央文革小组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这就是当时著名的二月抗争，后来被江青一伙污蔑为“二月逆流”。

　　时任叶剑英办公室主任王守江说：“有一天开会的时候，叶帅就指着陈伯达讲，说我这个人，一不看书，二也不读报，我也不懂得巴黎公社的原则是什么，你是我们的理论家了，你来讲一讲巴黎公社的原则到底是什么？你们上海成立了人民公社，上海叫人民公社，那么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体制怎么办？中华人民共和国叫什么？你们考虑到没有？”

　　时为出席中央碰头会成员谷牧说：“碰头会这一天，谭震林，我们都叫他谭老板，（他）说提个问题，他看到张春桥他们进来了，他说我要问你们个问题，为什么各省的省委书记都可以到北京来休息几天，中央都有这个安排，就是上海的陈丕显不能来，什么道理。张春桥那也是，他说，什么道理，群众不让他来嘛。谭震林火了，你们动不动就是群众，还要不要党的领导了。也拍桌子了，那闹的那是到了非摊牌不可了。”

　　这年的二三月间，经过毛泽东的批准，中央接连下发了给农村人民公社和全国厂矿企业的指示信，要求认真贯彻落实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号召，并决定停止全国大串连。毛泽东还批转了聂荣臻的请示报告，要求迅速恢复国防科研和生产工作。

　　1967年6月17日，从西北某机场起飞的这架轰5型飞机，飞临了罗布泊上空，机上装载着我国自行设计制造的第一颗氢弹。为了保证这次试验的成功，聂荣臻元帅亲临现场。

　　氢弹爆炸成功。这次试验是那个年代最有影响的事件之一。

　　时任二机部军管会科研生产组副组长李觉说：“文化大革命这一段，啊，那可是够紧张，那个时候研究搞什么东西，按照造反派的搞法，那坏事了。到后来他们要搞串连啊，点火啊，搞这搞那，抓走资派啊，抓反革命啊，抓叛徒啊，就是搞这些东西，那不给你抓乱了。这个时候，周总理和聂荣臻同志都很关心这个事，就指示，你们这个核工业系统，你们这个工业线上不能搞串连，啊，不能在那里闹，你们不能上街，抓住一个科学家到外头上街游行，挂上牌子，那不行，你们不能上街。为这个事，宋任穷同志还批评，他们发现朱光亚在街上在路边等车，就批评，说这不行，万一出了事。所以那个时候组织上对（科学家的）安全问题非常严格，保护这些科学家。从政治上保护，从生活上关心。这些科学家都有警卫，车子来回地接那都要安全啊。万一这个事搞不好，人家知道你是干这个事的，路上搞个坏人用汽车把你撞死怎么办，那就不好办了。”

　　试验成功后，聂荣臻元帅对在场的工作人员说：搞原子弹用的是裂变理论，搞氢弹用的是聚变理论。今天的成功，靠的正是大家聚合在一起的力量。这是元帅一生中最后一次来到基地。

　　就在氢弹爆炸成功的时候，南京长江大桥建设开始进入最紧张的施工阶段。

　　时任铁道部大桥局二处团委书记陈贞吉说：“造反派提出来，踢开党委闹革命，那生产指挥系统也基本上处于瘫痪状态了。在这样一个情况下，我们许多基层干部，出于对党、对国家的高度的政治责任心，他们就组织工人，要求工人要坚守岗位，坚持生产，生产不能停。你们搞文化大革命，你们搞你们的，我们生产不能停，南京长江大桥不能停。”

　　在当时，顶着压力抓生产的又何止是南京长江大桥的建设者，在三线基地，在大庆油田，在双水内冷发电机的生产车间，在工厂，在农村，在矿山，都有许多人顶着各种压力坚守在自己的生产岗位上。

　　1967年夏天，毛泽东悄悄地离开了北京，沿途视察了华北、中南和华东地区。一路上，他多次强调，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没有必要分成势不两立的两派；绝大多数干部是好的，要正确地对待干部，成立三结合的领导班子，实现革命的大联合。

　　正是在这次视察中，毛泽东提出，现在正是红卫兵和造反派有可能犯错误的时候。不久，根据周恩来等人反映的情况，先后批准逮捕了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关锋和戚本禹。这对江青一伙是一次沉重的打击。文革初期的动乱局面得到了一定的控制。

　　到1968年9月，全国除台湾外，29个省市自治区先后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实现了所谓“全国山河一片红”。从此，革委会成为各级政府的权力机构。

　　这时候，一些被称为文化大革命成果的新鲜事物纷纷走进人们的生活。其中最为突出的，莫过于那个年代人人耳熟能详的样板戏。

　　在许多中年人的记忆里，或许都刻下过这样的场景。这些十几岁的孩子，都是共和国的同龄人，他们曾经是中学生，也曾经是红卫兵，如今，他们又有了一个新的名称――知识青年。1968年底，一场轰轰烈烈地上山下乡运动开始了。大批知识青年像开了闸的洪水，去边疆，去农村。在送行的人群中，或许就有你的父母，你的兄弟，你的姐妹，当然也会有当地的领导。这时候，你的心情是兴奋的，尽管你并不熟悉你将要去的地方，但你坚信广阔天地大有作为。后来，你果然把一生中最好的时光留在了那里。

　　随着岁月的流逝，这些在城市里长大的年轻人渐渐变成了乡下人，开始的时候，他们觉得自己是在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但是，生活使他们变得务实起来，当初的热情消退了，他们后来陷入了困惑。

　　就在知识青年大规模上山下乡的那年秋天，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了八届十二中全会。

　　这次会议通过了由康生、江青等人操纵的中央专案审查小组用伪证材料写成的《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决定将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并撤消其党内外的一切职务。制造了共和国历史上最大的冤案。会议上，林彪一伙还提出开除邓小平的党籍，被毛泽东制止。一年之后，邓小平下放到江西，刘少奇在河南开封含冤去世。

　　1969年4月，中国共产党召开了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这次大会上老干部进一步受到了排挤，原八届中央委员中仅有26人当选新的中委。九大进一步发展了文化大革命以来的“左”倾错误，并使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和实践合法化，加强了林彪、江青等人在党中央的地位。这次大会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指导方针都是完全错误的。

　　1971年9月13日，林彪因发动反革命政变的阴谋败露，乘飞机叛逃，摔死在蒙古温都尔汗。

　　9月18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首先向党内高级干部通报了林彪叛逃的消息。10月1日过后，又向党内外逐级做了传达。

　　时为上海下乡知青朱学勤说：“我到公社听了这个传达以后，当时真懵掉了。尽管在一个很闭塞的乡村，已经开始对“文革”的怀疑，但是确实不敢想象已经写进党章、刚刚写进党章的党的副统帅，居然是一个要对毛泽东下毒手的阴谋家。等于在自己的背脊上猛击一掌，它是整个一代人觉醒的一个起点，这个时候既有一种形而下的一种改变生活状态的这样一种要求，就是想做工人、吃皇粮、拿工资，回到城里过一种有起码的文明保障的生活，另外也有一种想摆脱被愚弄受蒙蔽的这种精神状态。”

　　林彪事件的发生客观上宣告了文化大革命从理论到实践的失败。毛泽东也因此陷入了深深的困惑和痛苦之中。

　　“大雪压青松，青松挺且直，欲知松高洁，待到雪化时。这首诗的作者是性格豪爽、乐观刚毅的陈毅元帅。

　　1972年1月6日，陈毅元帅逝世。病中的毛泽东出人意料地出现在陈毅追悼会上，他左顾右盼，竟没有发现几张熟悉的面孔。面对这位从井冈山起和他一起走了近半个世纪岁月的老战友，毛泽东想起了许多往事。在和张茜的谈话中，他谈起了陈毅，谈起了邓小平。

　　毛泽东的言行，给“文革”中受到冲击的老干部发出了一个明确的信号。此后，他们纷纷给中央写信，要求出来工作，得到毛泽东的批准。

　　以陈毅追悼会为契机，在周恩来的紧密配合下，党的干部政策得到积极的调整。 此时，远离北京的邓小平在江西新建县的这幢小楼里，已经度过了两年多的时间。

　　除了去不远的一家机械厂做工，这位年近70岁的老人，每天总要抽出一定的时间来锻炼身体。清晨或者黄昏，他在院子里来回踱步，反思“文革”中的失误，思考困境中的出路。久而久之，围墙根下的荒草地被踩出了一条小路，后来人们称它为“邓小平小道”。

　　1972年8月，邓小平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表达了复出工作的愿望。毛泽东很快对来信做了批示。不久，邓小平接到中央让他外出考察的通知，随后，他去了赣南。12月8日，他到了会昌。

　　在江西会昌，他没有去看自己当年工作过的地方，却来到了毛泽东在会昌城外的旧居。当年，毛泽东因受到第三次“左”倾路线的打击，曾住在这里养病。

　　时为赣南地区公安处干部黎新泉说：“8号下午，我们随行人员陪同小平同志到了文武坝这个地方以后，小平同志×就参观了主席当年在这里的旧居。看完旧居站在旧居门口，似乎心情很沉重地讲了一句，主席当年也是受排挤的。我们随行人员当时谁也没有吭声，都不好说什么东西。上面要求我们不要向小平同志提什么问题，不能要求请他照相之类的。所以，这次没有留下一个镜头，很遗憾，一个镜头都没留。”

　　在瑞金，邓小平还考察了一些工厂，那里的人们特别记得他说的两句话，一句是“人们的生活变化不大”，另一句是“我还可以再干二十年。”

　　从赣南考察回来后不久，邓小平悄悄地回到了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