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士友[1]

“中山”舰从1913年处女航到1938年在武汉会战中沉没于武汉江夏金口，历北京北洋政府、广州革命政府和南京国民政府三个时期，承载了中国近代史上的护国运动、护法运动、孙中山广州蒙难、“中山”舰事件、金口喋血等众多大事，从而成为一代名舰。“中山”舰一生所承载的诸多历史事件，不仅对中国革命有着深远的历史意义，而且对今天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也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由此，我们从以下三个方面来提出论点，以交流和求教于同行。

一、历史选择了“中山”舰

“中山”舰原名“永丰”舰，是晚清政府于1910年10月从日本三菱船厂订购的。因其与孙中山先生结下的深厚缘分，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先生病逝于北京后，广州革命政府为了表达对孙中山先生的纪念，于同年9月16日，经广东省省长胡汉民颁令，将“永丰”舰改名为“中山”舰。

1.“中山”舰与中国革命

“永丰”舰于1913年服役后，编入民国海军第一舰队。同年，在孙中山先生发动的“二次革命”中，“永丰”舰奉命赴南京，掩护北洋军阀冯国璋部进攻李烈钧、黄兴、陈其美发起的讨袁军，这是永丰舰第一次参加战斗，不过却是为了维护袁世凯的统治。1916年的护国运动中，永丰舰所在的驻沪海军宣布独立，加入护国队伍，给称帝的袁世凯以沉重打击。这是永丰舰作为集体成员，第一次投入正义进步的斗争行列。1917年7月，孙中山由上海到达广州，在广州揭起护法大旗，抗击段祺瑞主政下的北洋军阀政府，海军总长程璧光率永丰舰所在的第一舰队9艘战舰在上海起义，开赴广州，宣布拥护“护法”。次年5月，第一次护法运动失败，孙中山被迫离开广州前往上海时，所乘坐的就是永丰舰。1922年，军阀陈炯明在广州发动叛乱，围攻总统府，孙中山和夫人宋庆龄辗转至“永丰”舰，并在舰上指挥反击叛军，从6月16日至8月9日，时间长达50余天。

在国共两党第一次合作的国民革命中，“中山”舰又一次被推到历史的前台。1926年3月18日，时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军长、黄埔军校校长的蒋介石，派人以黄埔军校驻广东省办事处的名义电告海军局“派军舰调黄埔候用”。海军局政治部主任、代理局长兼“中山”舰舰长、共产党员李之龙于是命“中山”舰前往；当“中山”舰抵达黄埔后，校方却不知请调军舰一事。蒋介石便以此扬言“共产党阴谋暴动”，逮捕舰长李之龙，控制“中山”舰，扣留第一军和黄埔军校中包括周恩来在内的很多共产党人，包围省港罢工委员会和苏联顾问办事处，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中山’舰事件”。

1938年，北平、上海、南京等大城市相继失陷，武汉一时成为全国政治、经济、军事的中心。蒋介石为了争取时间把从上海、南京撤下来的重要战略物资运往重庆，亲自坐镇武汉，指挥武汉会战。武汉会战从1938年6月12日，日军波田支队攻陷安庆开始，到10月25日基本完成战略物资转运后，国民党军队撤离，武汉陷落，历时四个半月。“中山”舰在武汉陷落的前一天10月24日，在武汉江夏的金口水域与日机进行了激烈的海空战斗，最后被日机炸沉于金口水域，舰长萨师俊等24名官兵壮烈殉国。

时代就这样一次次地选择了“中山”舰，作为重大历史事件的直接参与者和见证者。

2.孙中山与“中山”舰结下不解之缘

“中山”舰伴随着孙中山先生走完他最后8年革命之途，与之结下了深厚的情缘。其原因主要有三个方面。

首先，北洋海军总长程璧光的重要作用。1917年7月，孙中山发动护法战争时，北洋海军总长程璧光深受孙中山的爱国精神的感召，与第一舰队司令林葆怿率领包括“永丰”舰所在的第一舰队9艘战舰在上海起义开赴广州，并发表海军护法宣言，痛斥北洋政府毁弃国会和约法，表示“必使已毁之约法，回其效力；已散之国会，复其原状；元恶太憝，为国蟊贼者，无所逃罪。”［1］程璧光作为海军总长，其言行对海军影响很大，使得后来的一批海军将士倾向于孙中山先生领导的革命。

程璧光是孙中山先生的坚定支持者，遗憾的是程璧光于1918年2月26日下午在长堤海珠码头被暗杀。1920年10月，粤军胜利凯旋回粤，桂军败退广州，重建军政府以后，孙中山选择程璧光遇刺身亡3周年纪念日，在广州举行隆重的纪念活动，并在程璧光牺牲的海珠公园侧竖立起程璧光的铜像。同时汪精卫撰写了碑文，给程璧光以高度评价：“故海军上将程公璧光，治海军四十年，于民国五年任海军总长。持大节，尚廉信，屹然为天下重。六年乱作，奉黎大总统命南下，遂与今总裁孙公定大计，偕今总裁林公率舰人至广州，倡护法，国命赖以弗坠。七年二月二十六日，被刺于海珠军次，天下痛惜，相与箔金铸像，垂哀思于无穷。”［2］孙中山隆重纪念程璧光，旨在增添包括中山舰在内的护法海军的荣誉，树立他们为国家效劳的精神，增加对海军官兵的影响。

其次，与“永丰舰”上的船员组成有关。孙中山坐镇“永丰”舰反击陈炯明叛乱时，“永丰舰”的船员不仅广东人最多，而且主要岗位上的官员多是广东人。舰长冯肇宪，大副梁文松，二副胡应球，二管轮梁大顺，三管轮谢羲琴，副电官陈某和书记史某，另水兵10余人，均是广东人。同时，另有两个士兵头目，如帆缆军士长崔锦荣，枪炮军士长刘殿臣，虽是外省人，但他们与广东人特别融洽［3］。孙中山是广东香山人，这种同乡之情在关键时候对保护孙中山的生命安全会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

再次，“永丰”舰上的官兵拥护孙中山的革命。陈炯明叛变后的第4天，广东省议会发出通电，宣布推陈炯明为临时省长，敦劝孙中山“下野”。而于此关键时刻，“海军官长士兵各举代表，前往永丰座舰，声明一致服从大总统，至死不渝。”［4］同时，包括“永丰”舰在内的各舰发表通告，表示“只服从护法之孙大总统。所云服从陈炯明，即谓我海军人员弃顺投逆，断无是理。”［5］接着为了表示拥护孙中山革命的决心，海军士兵还全体加入中国国民党，决心始终不渝跟随孙中山革命。可以看出，“永丰”舰上的官兵不仅始终拥护孙中山的革命主张，而且也誓死保卫孙中山的人身安全。

二、“中山”舰承载的历史意义

“中山”舰为中国近代民主革命和民族解放事业作出了不平凡的贡献，是20世纪前期中国历史的重要见证，承载着重要的历史意义。

1.孙中山先生对中国革命探索的逐步深入

毛泽东在1956年为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九十周年写的《纪念孙中山先生》一文中，把孙中山先生一生的革命概括为：中国民主革命准备时期、辛亥革命时期和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6］。在后两个时期，孙中山的思想发生了重大的转变，这种转变是孙中山对中国革命探索不断深入的结果。在这个探索过程中，“中山”舰始终与之相伴。

辛亥革命推翻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王朝，但是辛亥革命之后，中华民国政权被袁世凯窃取，后又落入军阀段祺瑞之手。为了保护和挽救辛亥革命的成果，孙中山领导了“二次革命”、“护法战争”等一系列军事行动，但是这些军事行动最后都失败了。特别是护法战争的失败，使孙中山思想发生重要转变，使他明白一个深刻的道理：革命不能依靠一个军阀打倒另一个军阀，必须有自己的革命武装。于是，孙中山开始重点扶持军事将领陈炯明，相继委任陈炯明为其政府陆军总长、内务部长、粤军总司令、广东省长等要职，希望建立一支真正属于自己的革命武装。

然而却“养虎为患”。1922年6月16日，陈炯明炮轰孙中山的住所越秀楼，孙中山不得不转移到“永丰”舰上指挥与陈炯明叛军的作战。永丰舰这时作为总统座舰，承载着太多的历史重任。在这50余天里，孙中山冷静地总结过去，对中国革命进行了认真深入的思考，其思想发生了重大转变。如1922年6月23日，孙中山托陈友仁去会见共产国际派遣来华的达林，并请转告达林：“在这些日子里，我对中国革命的命运想了很多，我对于从前所信仰的一切几乎都失望了，而现在我深信，中国革命的唯一实际的真诚的朋友是苏俄。”他还向达林表示，他愿意去苏俄，并写了一封信请达林转交给苏俄外交人民委员齐契林，说他正经受着陈炯明——一个完全受恩于他的人——所造成的“最严重的危机”，并请齐契林代他向列宁致敬！［7］

这说明陈炯明的叛变对孙中山的打击很大，他不得不另寻中国革命的道路。经过这次痛苦的折磨，他的思想发生了重大变化，深刻地认识到中国革命问题的症结在于帝国主义支持的军阀分裂割据。正是因为孙中山思想的这次重大转变，才促成了后来的第一次国共合作和轰轰烈烈的国民革命。

2.国共第一次合作由合作到分裂

1922年6月，中国共产党在发表对时局的主张中指出：“中国现存的各政党，只有国民党比较是革命的民主派，比较是真的民主派”；但是他们党内那种“动摇不定的政策，实有改变的必要”。党在准备建立统一战线时，首先考虑同国民党合作，是很自然的［8］。7月，在党的“二大”上提出建立统一战线的设想。8月17日，中国共产党又在杭州西湖召开中央会议，发表了时局宣言，决定支持孙中山，并建议与孙中山领导的中国国民党建立统一战线，合作革命，统一中国。与此同时，共产国际和苏俄政府派来中国的代表也频繁同孙中山接触。同年8月15日，孙中山在上海会见俄国驻北京全权代表越飞的代表马林。他告诉马林，他现在感到与苏俄建立一个更紧密的联系是绝对必要的［9］。他还要马林向越飞转达他的意见：如果能实现同苏俄的联盟，他将在取得全国政权之后，允许苏俄参加中东铁路的管理［10］。可见，正是在1922年6月至8月，孙中山在“永丰”舰上反击陈炯明叛乱期间，开始迈向联俄、联共，肇始了国共第一次合作。

但是到了1926年1月1日至19日，中国国民党在广州召开“二大”，各地选出的代表中，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占多数，因此得以对参加会议的国民党老右派分子给予党纪处分。当时广东共产党组织的领导者主张打击国民党的右派，孤立中派，扩大左派，并计划给蒋介石以回击。但是在陈独秀和张国焘的影响下，对国民党新右派没有触动。这次大会选出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内，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处于次要地位，中央监察委员会内右派占了绝对优势。蒋介石原来在国民党内的地位并不高，国民党一大时还没进入中央执行委员会，而在这次大会上第一次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随后被选为常务委员。在国民革命军内，他原来只是一个军的军长，这时，又担任了国民革命军总监。这样，他在国民党和国民革命军内的地位都大大提高了［11］。这样，也肇始了蒋介石权利的膨胀的心理，肇始了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分裂。到3月20日，蒋介石在西山会议派和广州孙文主义学会分子的挑拨下，发动震惊中外的“中山舰事件”［12］，借助于“中山舰事件”排斥和打击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使国共第一次合作渐渐出现裂痕，加上我党处于幼年时期，党的主要领导人的一再妥协退让，最终导致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分裂。

3.中华民族抗战由防御到相持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之后，日本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9月22日，江阴海空保卫战爆发，中国海军主力集结于江阴封锁线，阻击日军沿长江西进。23日，第一舰队旗舰“平海”号巡洋舰，主力巡洋舰“宁海”号皆被日机炸沉，海军部陈绍宽部长闻讯，立即乘“中山”舰亲赴前线，指挥调整作战部署。之后，江阴封锁线被日军突破，“宁海”、“平海”、“逸仙”等主力舰也皆战沉，“中山”舰遂成为海军骨干。1938年1月，国民政府重整海军，“中山”舰编归第一舰队，撤往长江中游，担任布雷及运输等任务。1938年6月中旬，武汉会战伊始，“中山”、“永绩”等8舰奉命驻防武汉，在鄂东南之田家镇、武汉外围之葛店水域布防，协同陆军加固江防要塞。从在武汉上游参与抗击日机袭击海军总司令部的作战，到后来在长江中游运送炮弹，再到保卫长江新堤至金口（今武汉境内）的江防，阻击日军溯江西进，直至最后殉难于武汉金口，“中山”舰几乎历经了武汉会战之全过程。“中山”舰是这段历史的见证。武汉陷落后，中华民族的抗战进入了相持阶段。可以说，中山舰见证了中国抗日战争由防御走向相持，在中国抗日战争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三、“中山”舰的现实意义

龚自珍说过：“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灭人之枋，败人之纲纪，必先去其史；绝人之材，湮塞人之教，必先去其史；夷人之祖宗，必先去其史。”［13］历史对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何其重要！况“中山”舰所承载的那段历史是中华民族的一段屈辱史、一段抗争史、一段志士仁人寻找中华民族出路的历史。其所承载的历史对今天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也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中山”舰是以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的名字命名的，这对缅怀孙中山先生的伟大光辉业绩，“纪念他在辛亥革命时期，领导人民推翻帝制、建立共和国的丰功伟绩；纪念他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把旧三民主义发展为新三民主义的丰功伟绩”［14］，促进祖国和平统一具有重要作用。

1989年10月24日，在纪念“中山”舰抗日殉国51周年座谈会上，专程从台湾赶到武汉的老海军陈务笃说：“月初，我来大陆观光前，会到了‘立委’胡秋原先生。胡先生知我将回武汉——也是胡先生的故乡，他说，‘台湾离不开大陆，大陆也离不开台湾。大陆离开了台湾就失去了东面海防，台湾若离开了大陆，便成为无娘的孤儿，随时有沦为殖民地的危险。’胡先生还说，‘以台湾目前之富加大陆之强，统一起来，就是一个完整富强的伟大中国。’看来，胡先生说得极有道理，两岸统一，谁敢欺我！要统一，就要摒弃前嫌，求得‘共识’。我们今天举行‘中山’舰悼念活动就是‘共识’的最好证明，我们今天的活动是爱国的活动，对促进祖国统一做了一次实际工作。”［15］

“中山”舰陨落在抗日战场上，时任舰长的萨师俊在牺牲前对全舰官兵说：“没有死的人，怎能见我中华民族之忠义？没有活的人，又怎能杀灭倭寇而争取胜利、保卫国家呢？”［16］体现了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在面对强敌时，不怕牺牲，英勇无畏，坚贞报国的情怀。抗日英烈的这种敢于为国捐躯的伟大精神，对激发中国人民，特别是青年一代的爱国主义热情，将永远产生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同在1989年的纪念大会上，陈燕明说：“抗战胜利，原海军总司令陈绍宽路过武汉，特地买了鞭炮、香、烛、纸钱，乘小艇专程到金口，在‘中山’舰殉国的江面上和上岸后到埋葬烈士的茔墓前祭扫；没有礼炮，陈将军以步枪向碧空鸣放21响，以寄托哀思。那时——旧中国海军太薄弱了，令人慨叹！今日新中国，国家兴盛，海军强大，谁敢觊目小看。纪念‘中山’舰的活动，使我们缅怀先烈，更好地建设今天的海军，决不能让军国主义者再来欺侮我们中华民族。”张书城说：“我是‘中山’舰殉国的目击者。旧海军四分五裂，令人痛心！欣喜今日人民海军的大团结，希望把这种团结发展到台湾去，则海军更加强大，海军幸甚，国家幸甚，人民幸甚。”［17］

可以说，“中山”舰承载的历史昭示我们，只有振奋自尊、自信、自强的民族精神，团结一切爱国力量，才能振兴中华民族，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中山”舰对武汉也有着重要的意义。“中山”舰是在1938年武汉会战的最后时刻被日机炸沉于江夏金口水域的。从此，“中山”舰与武汉结下了深厚的情缘，金口水域成了武汉人心中永远抹不去的爱国情结。1997年1月28日，在武汉市江夏区金口镇，“中山”舰被整体打捞出水面时，“中山”舰与武汉的情缘更为世人所瞩目，59年前的战争画面、爱国将士的英勇无畏精神又展现在世人面前；今天，当“中山”舰被修复，作为历史文物陈列于武汉金口时，“武汉人民对孙中山先生的敬仰和对中山舰及其抗日将士的缅怀之情，有了最恰当的表达方式。中山舰陈列武汉金口，给武汉人乃至华夏子孙留下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18］。“中山”舰在激励中华儿女爱国情怀的同时，也成了武汉吸引海内外炎黄子孙的一张红色名片。

参考文献

［1］莫汝非.程璧光殉国记.广州1919年版，第10—11页

［2］上海.民国日报.1921年3月6日

［3］胡应球.孙中山三次在广东建立政权.北京：中国文化出版社1986年，第198页

［4］蒋中正.孙大总统广州蒙难记.台北正中书局1976年，第8、10页

［5］鲁直之等编.陈炯明叛国史.上海1922年11月版，第153页

［6］［14］毛泽东.纪念孙中山先生.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311页

［7］陈锡祺.孙中山年谱长编.下册.北京：中华书局1991年，第1472—1473页

［8］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北京：中央党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41页

［9］马林在中国的有关资料.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44页

［10］马林.中俄中东铁路的冲突.二十年代的中国.纽约1976年英文版，第32页

［11］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北京：中央党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54—55页

［12］参见杨天石.中山舰事件之谜.历史研究，1988年第2期；李之龙.三二〇反革命政变真相.广东档案史料丛刊.中山舰事件，第8—26页，广东省档案馆，1981年

［13］龚自珍全集.第一辑.古史钩沉论二

［15］［17］士震，受光.追寻中山舰（上）.中州统战，1997年第5期

［16］邹小维.中山舰与民族精神.党史天地，2005年第2期

［18］陈丽芳.中山舰与武汉.湖北档案，1998年第2期

[1]徐士友，第二炮兵指挥学院军事基础教研室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