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劳动·教育:陶行知劳动教育思想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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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劳动·教育:陶行知劳动教育思想探析

2023-09-01 12:49| 来源: 网络整理| 查看: 265

陶行知劳动教育思想的内涵

一般,在探讨教育的起源问题时,都会论及教育的劳动起源说。这一学说主要以苏联教育理论界为代表,基于马列主义学说而创立,认为“劳动创造了人,因而劳动必然是教育产生的最初的本源(胡德海,1998)”。由此可知,劳动在人类社会发展和教育活动中具有重要的作用。苏联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曾认为,“劳动教育是对年轻一代参加社会生产的实际训练,同时也是德育、智育和美育的重要因素”。这同样表达了劳动教育在学生的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中的重要作用。关于劳动教育的内涵或定义,马克思曾指出:“教育同生产劳动相结合是提高社会生产的一种方法,教育同生产劳动相结合是改造现代社会的最强有力的手段,是造就全面发展的人的唯一方法。”《中国百科大辞典》(1990)指出,“劳动技术教育是全面发展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由劳动教育和技术教育两方面组成,劳动教育是以劳动实践为主,结合进行思想教育”。可见,劳动不仅是教育起源的重要方面之一,也是教育实践的主要内容之一。

概览中国现代教育史,陶行知是最早提出教育与生产劳动结合的教育家。陶行知生活教育的核心内容之一即以生活为中心的教育,而对于什么是生活,陶行知(1934)给出了简明扼要的定义——“劳动即生活”,揭示了生活的基本内涵。人类社会的劳动生活包括了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人想要什么样的生活,必须参加相应的劳动和生活实践活动。因而,教育与生产劳动和社会生活相结合是生活教育理论的内在需求。陶行知的劳动教育思想集中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手脑并用

“手脑并用”是陶行知生活教育理论的具体目标之一,也是其劳动教育思想的目的。陶行知(1928)曾说:“劳动教育的目的,在谋手脑相长,以增进自立之能力,获得事物之真知及了解劳动者之甘苦。”要想达到这样一种目的,则“非师生共同用手做事不可(陶行知,1928)”。而当时中国的教育方式是教育与生产劳动、社会活动相脱节,“教用脑的人不用手,不教用手的人用脑,所以一无所能(陶行知,1931)”,将中国的教育导向了歧路。因而,陶行知将教育与生产劳动、社会生活密切联系起来,以彻底改造这种教育,从而培养造就手脑并用的一代新人。陶行知针对当时中国存在的“软手软脚病”和“笨头笨脑病”,相应地开出了两副帖药,一副主要针对旧知识分子“呆头呆脑”的“脑化手”,另一副针对无产阶级的农人和工人“粗手粗脚”的“手化脑”。他(1931,1933)认为,“一个人要有贡献于社会,一定要手与脑缔结大同盟”,“中国教育革命的对策是使手脑联盟,结果是手与脑的力量都可以大到不可思议”。就此,他(1931)还专门作了一首《手脑相长歌》:“人生两个宝,双手与大脑。用脑不用手,快要被打倒。用手不用脑,饭也吃不饱。手脑都会用,才算是开天辟地的大好老。”这十分形象且深刻地阐述了教育与生产劳动、社会活动相结合的伟大意义。

在劳力上劳心,用心以制力

“在劳力上劳心”是陶行知劳动教育思想的理论基础。陶行知认为,在传统教育之下,劳心者与劳力者是相分离的,因而造成了“田呆子”(劳力者)和“书呆子”(劳心者)两个极端。当时的学校里存在严重的劳心而不劳力,读书而不做工的“书呆子”,“教书的人是‘教死书’‘死教书’‘教书死’;读书的人是‘读死书’‘死读书’‘读书死’(陶行知,1932)”。而社会上的“田呆子”只知道“做死工”“死做工”“做工死”。这种传统的教育方式已经严重威胁到国家的危亡,而要挽救危亡,必须做到两条:“(1)教劳心者劳力,教读书的人做工;(2)教劳力者劳心,教做工的人读书。(陶行知,1932)”只有人人在劳力上劳心,才没有废人,没有阶级,而且可以征服天然的势力,获得事物的真理。陶行知(1927)说,“在劳力上劳心,是一切发明之母。事事在劳力上劳心,便可得事物之真理”。这也就是说,不仅要有物质生产的劳动,更要有精神生产的劳动,要在物质生产劳动的基础上进行精神心灵的劳动,这才是陶行知所倡导的合理的劳动教育。这种“在劳力上劳心”的教育,“能够造就在劳力上劳心的人类,才能征服自然势力,创造大同社会(陶行知,1927)”。

“行——知——行”

陶行知批评过去的教育以学校作为知识的唯一来源,将王阳明的“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的观念奉为圭臬。陶行知也曾经相信这一思想,但后来发现,需要将王阳明的话“翻个筋斗”,改为“行是知之始”,行才是知识的来源,也是创造的基础。陶行知(1931)曾对行动、知识与创造三者的关系进行非常形象的阐述,说“行动是老子,知识是儿子,创造是孙子”,不管是获取知识,还是进行创造,前提都必须行动,都须做或是实践,在实践中求得知识,然后进行创造。陶行知将行动放在首要位置,体现出他对实践的重视。而在学校中开展行动教育,培养学生的行动意识,即要求学生从事劳动,在劳动中获得知识,将知识应用于劳动,劳动是工具或方法,知识是目的,二者不可分割。陶行知(1927)曾对教育做出如此定义:“教育是什么?教育是教人发明工具,制造工具,运用工具。生活教育教人发明生活工具,制造生活工具,运用生活工具。”这不仅阐明了陶行知生活教育的内涵,也道出了陶行知劳动教育所遵循的逻辑“行——知——行”。

陶行知劳动教育思想的特征

陶行知劳动教育思想是隐含在其生活教育理论中的重要内容,是其生活教育理论不可缺少的重要构成之一,最为突出地表现为“做”。深入分析陶行知劳动教育思想的内涵,我们可以得出,其劳动教育思想具有两大特征——整全性与创造性。

整全性:以劳动为中心沟通科学文化知识

陶行知生活教育理论主张教育与生活不能分离,劳动与教育同样不能分离。陶行知(1926)在《中国师范教育建设》一文中,曾对“教学做合一”的原理做了系统论述,认为:“教的法子要根据学的法子,学的法子要根据做的法子。教法、学法、做法是应该合一的。”随后,他(1927)又在《教学做合一》一文中明确说:“教学做是一件事,不是三件事。我们要在做上教,在做上学。在做上教的是先生,在做上学的是学生。”由此可以看出,“做”在陶行知生活教育中居于核心地位,不管是教师教,还是学生学,都须通过“做”来完成,具体表现为在劳动中学习科学文化知识,在文化科学知识的学习中劳动。也就是说,劳动与科学文化知识学习是整体相连的关系。

陶行知特别注重学生科学文化知识的学习,他(1932)曾说“我们觉得要救中华民族,必须民族具备科学的本领,成为科学的民族,才能适应现代生活而生存于现代世界”,凸显了在全社会普及科学文化知识的重要性。他(1932)认为,“科学要从小教起”,儿童是科学教育的主要对象之一,并且,还为此主编了百种《儿童科学丛书》。他(1933)强烈批评当时学校教育中存在的“教员们‘教书死,死教书,教死书’,学生们‘读书死,死读书,读死书’”的现象。他(1932)指出:“科学的孩子必得动手去做,用脑去想。”对于科学文化知识的学习,陶行知坚持必须要去做、去劳动,在劳动中探求其所以然。他主张以大自然为生物园来进行生物科学的研究,学生身边一切的事物只要合适都是生物科学研究的对象。这既是教育与劳动相结合的内容,也是一种方法,将教师的教与学生的学通过实验、观察、活动等方式与实际生活结合起来。

同时,陶行知还十分注重对劳苦大众进行科学知识的教育,并通过创办工学团、推行送教上门的“小先生制”等途径来展开此项工作。工学团是通过集体的力量,将科学文化知识的学习与生产劳动、自立等结合起来,以达到“工以养生,学以明生,团以保生(陶行知,1932)”的目的。这是一种在劳动中进行科学文化知识教育的典型,体现了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思想。

创造性:在劳动中发扬学生的个性,激发他们的创造力

生活教育即创造的教育,创造的教育即行动的教育。陶行知非常注重儿童行动的教育,他(1933)曾说,“行动的教育,要从小的时候就干起。要解放小孩的自由,让他做有意思的活动,开展他们的天才”“有行动才能得到知识,有知识才能创造,有创造才有热烈的兴趣”。行动的教育是创造的教育的具体要求,创造的教育是行动的教育的目的。对于创造的教育的解释,陶行知(1933)认为:“创造的教育就是以生活为教育,就是生活中才可求得教育。教育是从生活中得来的,虽然书也是求知之一种工具,但生活中随处是工具,都是教育。况且一个人有整个的生活,才可得整个的教育。”因而,我们应该去做、去行动,而做或是行动的最高境界就是创造,创造与做或行动是不可分割的。

具体地说,对学生而言,做或行动即为劳动教育,陶行知非常注重在劳动中培养学生的创造思维和能力,这是其生活教育理论的基本要求之一。他(1944)认为,“教育不能创造什么,但能启发解放儿童创造力以从事于创造之工作”。因而,要彻底解放儿童的双手、头脑、嘴、时间、空间等,给他们以体力和心理上的营养,因材施教,培养良好的生活习惯,同时创造民主的环境,使得儿童的创造力得到最大程度的发挥。

对于如何开展劳动教育,陶行知认为应该有计划、有目的地组织学生参加集体的生产劳动和实践活动,让学生在劳动中体会到思维和行动的力量,由此才能创造出新的价值。而且,在学习时段上,学生应从小就被施以劳动教育,以此来培养他们的创造思维和能力,如在体力和心理上进行锻炼,良好生活习惯的养成等,都是对学生进行劳动教育的内容。他(1941)曾说:“我希望在创造劳动的洪炉里,他们会渐渐地克服自己的弱点,把自己造成手脑双挥的小工人。”陶行知劳动教育理念在他所开办的学校都得到了具体的施行。例如,在重庆育才学校,他既要求学生参加各种类型的生产劳动和生活实践活动,又在这些活动中注重发扬学生的个性,激发他们各方面的创造力。

陶行知劳动教育思想对当前中小学教育的现实意义

陶行知是中国现代教育史上较早提出将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教育家,劳动教育思想是其教育思想中的重要内容之一,这在21世纪的今天仍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习近平总书记在2018年全国教育大会上明确指出,要“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要在学生中弘扬劳动精神,教育引导学生崇尚劳动、尊重劳动,懂得劳动最光荣、劳动最崇高、劳动最伟大、劳动最美丽的道理,长大后能够辛勤劳动、诚实劳动、创造性劳动”。这是对马克思主义“人的全面发展”理论的坚守与继承,更是贯彻立德树人,培养新时代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内在要求。当前劳动教育已被确定为党的“五育并举”的教育方针之一,在思想高度上已确立了其重要地位,而在具体操作层面,则需要更多的研究与探索。回溯陶行知关于劳动教育的重要观点与具体实践,可为当前中小学的劳动教育提供诸多的启发和借鉴。

树立全民劳动观念,营造劳动教育文化氛围

劳动是人类的本质特征,社会上一切的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都来源于劳动,可以说,没有劳动,就没有人类的生活。因此,劳动教育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一直以来,社会上的不少人对于劳动的认识不够全面,对于劳动的内涵理解不够深入,持有的是一种片面的劳动观,未能从更深刻的内涵、更为广阔的领域去把握劳动观念,如重视脑力劳动而轻视体力劳动。尤其是在学校教育中,只有劳动之名,而未有劳动之实,如果有也只是象征性地进行一点体力劳动而已,未能充分认识劳动与教育之间的关系。新时期党和国家在战略高地明确了劳动教育在社会、学校中的地位,将劳动视为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必然要求之一,在观念上凸显了劳动教育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为把劳动教育落在实处,首先要在社会上树立全民劳动的观念,劳动不只是某一个人、某一类人的事情,而是全民共有的事业。作为国家与社会的一份子,每一个民众都有为了国家强大、社会发展而劳动的责任。我们要在全社会中营造一种劳动光荣、劳动有益的氛围,并加大宣传力度,弘扬劳动模范精神。尤其要更新教师、家长旧有的劳动教育观念,促使其重视劳动教育,践行劳动教育。只有全社会都树立了正确的劳动价值观,才能为下一代创设良好的劳动教育氛围。

加强学校劳动教育课程建设,提高劳动教育的效能

为了使劳动教育在校园中落地生根,学校应以课程为重要载体和抓手,加强劳动教育的课程建设,以提高劳动教育的效能。首先,学校应在理念上确定劳动教育的重要地位,将劳动教育纳入课表,开足开好劳动教育课程,不让劳动教育课程有名无实,被其他课程所挤占。其次,学校应根据学生的心理发展特点,确定不同阶段的劳动教育课程目标,如小学生应注重基本生活技能、劳动意识与习惯的养成,中学生应注重劳动技能、价值观与精神的培养,大学生应注重职业能力规划、创新创业能力的锻炼等。再次,学校应该充分利用当地和本校的特色资源,积极地开发校本劳动教育课程,大力拓展学生劳动实践基地与场所,在校内外组织各种类型的劳动实践活动。最后,学校要充分挖掘国家课程中的劳动教育元素。劳动教育课程的开发和利用不是劳动教育的全部,在非劳动教育课程中也蕴含着劳动的因素以及劳动的需要。因而,学校要加强劳动教育在其他学科中的渗透,要积极推动非劳动教育课程与劳动教育的密切联系,让学生在其他学科的学习中也能体味到劳动的意蕴。如在思想品德课、语文课中进行劳动精神与价值的探讨,培养学生的劳动态度与观念;在物理、化学、生物等学科中,加强对学生劳动技能、动手能力的锻炼等。总之,劳动教育要渗透到学校日常生活中的方方面面,不管是专门的劳动教育课程,还是其他课程,都应自觉、自然地对学生开展劳动教育,从而提高学校劳动教育的效能。

聚合政府、学校、家庭、社会多方力量,推进劳动教育实践的多元化

开展学生劳动教育不只是学校的任务,而是政府、学校、家庭、社会各方应共同承担的责任。首先,政府层面应予以高度重视,明确劳动教育在教育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加大对劳动教育的政策支持,设立劳动教育的专项资金,为学生劳动教育的开展提供有力的支持和保障。其次,学校与家庭应密切联系与合作,探索适宜的家校合作模式。一方面,学校应该注意家庭劳动与学校劳动的衔接,让家长参与到学校劳动教育的具体实践过程中,同时,学校劳动教育的内容也应更加生活化、家庭化,激发学生在家劳动的积极性。另一方面,家长作为孩子的第一任教师,应该发挥其言传身教的作用,积极与学校配合,引导学生在家进行一些力所能及的劳动,还可带领孩子参与到社会上的一些志愿服务活动中去,培养孩子热爱劳动、自觉劳动的意识,切实做好孩子归家后的劳动教育,保证学生劳动教育的完整性,避免出现“5+2=0”的问题。再次,学校应与社会各界密切联系,如充分利用学校周边的实训基地、工厂、商店、田园等社会资源,为学生开展劳动教育实践提供多样化的内容、多种多样的场地,鼓励学生积极参与义工、志愿者等社会服务,让学生在参与社会建设的过程中明白劳动的价值,认识劳动教育的意义,从而爱上劳动。政府、学校、家庭、社会多方通力合作,劳动教育实践越多元,学生进行诚实劳动、创造性劳动的积极性就越能得到激发,其劳动价值观、劳动技能就越能得到有效的培养。

文丨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 陈梦越 孙邦华

原文刊载于《福建教育》总第1205期

责编丨陈勇生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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