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21世纪以来，人类已经经历过多次世界性的粮食危机，其中就包括2007—2008年和2010—2012年的世界粮食危机。

    2007—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还在肆虐全球时，大量发展中国家还受到此前已然显现的全球粮食危机的严重影响。世界银行数据显示，2005—2008年，全球粮食价格上涨了83%。食品价格大幅上涨严重威胁世界中低收入人口的生存。其中，受粮食价格飙升影响较大的主要是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低收入缺粮国。

    2008年世界粮食危机之后，国际粮价并未回落至危机之前的水平。2010年后新一轮粮食危机爆发，国际粮价继续攀升。这轮粮食危机同样在一些国家引发了社会动荡。

    无论是2007—2008年，还是2010—2012年的世界粮食危机，除了气候与灾害、生物燃料挤出、金融市场投机、暴力冲突等在器物层面对供需的直接影响，其背后还有更加复杂、更深层次的制度原因，即新自由主义的全球扩张，造成发展中国家的粮食生产能力被发达国家政府、国际机构以及国际粮食巨头“合谋”剥夺，从而使这些国家弱化或丧失了调节生产和价格以应对粮食危机或饥荒的能力。

    发展战略方面 20世纪60年代以来，新自由主义的资本逻辑重构了世界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农业或粮食生产体系。先是发达国家在发展中国家推行增加农作物产量的“绿色革命”，宣称要在非工业国家实现农业现代化。“绿色革命”确实在一些国家实现了单产水平的提高，但由于其并没有扭转农业领域资源和产品分配向优势一方集中的趋势，产量提高并没有增加脆弱群体免于饥饿的能力，反而明显强化了发达国家控制的农业综合企业在市场中的权力。农业生态和生物多样性大量丧失，还造成一些发展中国家水位大幅下降，土壤盐碱化和侵蚀加剧，大批农民从农村迁移到城市的贫民窟，以往保证粮食安全的传统农业及食品生产体系也被放弃。

    金融方面 发展中国家在“绿色革命”中负债累累，此时秉持新自由主义理念的一些布雷顿森林机构代表发达国家粉墨登场。它们指导发展中国家开展债务重组，并要求后者实施开放市场、放松政府管制、金融深化等经济自由化举措，迫使发展中国家政府取消对面包、大米、牛奶和糖等商品的补贴，并大幅削减教育、卫生、住房和基础设施等方面的公共开支。在这些机构“指导”下，一些发展中国家货币被迫贬值，以使其本国产品出口更便宜，不过其国内购买力却随之下降；一些国家利率提升，在资本账户放开的条件下，为蜂拥而至的国际资本带来巨额回报，并在国际资本的一轮轮进出和收割中丧失对本国重要产业的控制权。这些措施导致相关发展中国家的人民陷入极端贫困状态。一些发展中国家在粮食安全方面对国际市场产生了较高依赖。

    贸易方面 发展中国家的关税壁垒被大幅削减，这为来自美国和欧洲的高补贴产品进入提供了便利。美国对农业综合企业的补贴约占其农业产值的四分之一，欧盟更是高达40%。巨额补贴之下，这些农产品的销售价格不仅低于其成本价格，而且低于发展中国家当地产品价格，严重破坏了当地的农业生产，发达国家的利益集团则获益颇丰。在国际机构“发展政策”的助推下，发达国家支持的跨国公司凭借其资本主义赢利逻辑支配的产业化的集约型粮食生产模式，摧毁了一些发展中国家传统的农业生产体系，很容易在粮食对外依存度高的发展中国家酿成危机。

    （《北京日报》5.8 冯维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