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世界百年变局和世纪疫情相互交织下，全球产业链供应链调整呈现本土化、区域化、多元化、数字化和服务化等新趋向。这对中国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发展而言既有挑战也有机遇，但综合看机遇大于挑战。短期内，上述调整不会对中国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产生实质性冲击，这主要得益于世界经济已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互依赖格局、中国已经取得的在位规模优势以及国内相对齐全的产业配套门类优势等。但如果不解决“卡脖子”问题，不抓住以数字技术为代表的新一轮信息技术革命带来的战略机遇，长期确实会对我国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带来较大影响。为此，坚定不移扩大开放，采取有效对策举措进一步强化抑制“脱钩”的各种有利因素，提高产业链完整性和自主可控能力，是保障中国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的关键。

关键词：百年变局　产业链供应链　调整新趋向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来，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快速发展和深度演进为世界经济的繁荣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近年来，国际国内形势发生重大而深刻的变化。从国际看，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进入加速演变期。一方面，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主题，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另一方面，国际形势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明显增加，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影响广泛深远，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人们开始反思产业链和效率的关系，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加速调整，出现一些新特征、新趋势。

一、    全球产业链供应链进入调整新阶段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来，全球价值链分工的快速演进推动了经济全球化迅猛发展，世界经济也由此实现了持续几十年的繁荣发展，人类物质文明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与传统国际分工模式相比，全球价值链分工的深度演进为发展中国家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只要条件具备、战略得当，发展中国家也能在对外开放中获得发展的机会。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开放发展取得的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就是明证。但是，在世界百年变局和世纪疫情相互交织下，无论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都存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调整的强烈需求。

（一）      来自发展中国家调整的需要

全球价值链分工虽然推动了世界经济的繁荣发展，但也积累了不少矛盾和问题，“机会不均等”和“地位不平等”就是其中最为突出的矛盾。所谓“机会不均等”，主要表现为许多发展中国家，尤其是诸如非洲等地区的许多国家和地区，由于受到要素禀赋、基础设施、地缘状况等条件约束，在国际分工中被边缘化。所谓“地位不平等”，主要表现为以往全球价值链分工的快速演进，主要是由发达国家跨国公司推动和主导的。因此，即便像中国这样的“全球化的受益者”，仍然面临着分工地位不高、附加值创造能力较低等问题。因此，推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调整，为更多国家和地区提供参与国际分工的机会，促进全球价值链分工朝着地位更加平等的方向发展，成为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普遍诉求。

（二）      来自发达国家调整的需要

在过去几十年经济全球化快速发展过程中，发达国家作为全球价值链分工的主要推动者和主要掌控者，虽然是最大的受益者，但同样有重构全球价值链的需求。随着全球价值链深度演进，尤其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和产品生产环节的国际梯度转移，发达国家内部出现一定程度的“产业空心化”问题。因此，发达国家中的经济全球化获益者主要是资本所有者和高级管理和技术人员，而作为普通劳动者则获益较少。如果说利益分配失衡问题在经济繁荣时期还能得到一定程度掩饰的话，那么一旦受到外部冲击或者经济变得不景气，贸易保护主义就有了“冠冕堂皇”的理由。２００８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发达国家的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和逆全球化思潮的兴起有着深刻的社会原因。２００８年全球金融危机冲击之后，部分发达国家开启所谓重振制造业计划、促使制造业产业回流等，就是它们对全球产业链供应链调整具有强烈需求的明证。

“东升西降、南升北降”的世界经济格局深刻变化，是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推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调整的重要动因。中国开放发展取得的巨大成就，改变了世界经济格局。从分工和贸易利益角度看，美国无疑是最大的受益者。中国虽然也是经济全球化受益者，但与美国相比，受益程度毕竟还存在相当差距。从大量关于贸易增加值测算的研究结果看，全球价值链分工中中国的附加值创造能力还不够高，大多从事的是低附加值创造环节。即便是持续多年的中美贸易顺差，也并不代表利益分配的失衡，更多是全球价值链分工的必然结果，是包括美国在内的跨国公司布局全球价值链的结果。而美国置事实于不顾，频频挑起对华经贸摩擦并不断升级，甚至对中国实施价值链排挤战、产业链排挤战、技术链排挤战。美国通过的“芯片法案”以及企图成立“芯片联盟”等，本质上就是企图对中国的发展进行遏制，这对全球价值链的安全稳定运行带来了严重冲击。

（三）      疫情冲击强化了调整需求

如果说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调整自２００８年全球金融危机冲击之后开始显现并日益明显的话，那么自２０２０年开始的全球新冠疫情更是进一步强化了这一进程。这主要出于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受到全球新冠疫情的影响，从宏观层面的国家到微观层面的跨国公司，开始重新思考全球价值链的布局问题。以往全球价值链的布局主要是受到效率因素驱动，较少考虑由于突发事件、自然灾害或者重大疫情的冲击可能引发的产业链供应链断裂造成的安全隐患。疫情使得全球价值链的布局不仅要考虑效率因素，同时也要考虑安全因素。二是新冠疫情也推动和加快了数字化技术进步及其在产业领域中的运用，对全球产业链供应链调整产生重要影响。

二、    全球产业链供应链调整的主要趋向

在世界百年变局和世纪疫情相互交织下，全球产业链供应链调整呈现出以下五个方面的趋向。

（一）      产业链供应链本土化趋向

市场经济在本质上不仅要求形成统一的全国大市场，而且要冲破国家界限实现一体化的全球市场和全球经济。市场经济的最重要特征之一就是分工，通过分工的不断细化和深化，实现效率的提升。为了提升效率，市场经济会内生地推动分工演进和发展。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来技术进步和产业变革，分工效率不断提升，交通、物流、通信等交易成本也不断下降，从而使得国际分工朝着日益深化和细化方向发展。从区位布局角度看，全球价值链分工发展演变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具有不同要素密集度特征的产业以及产品生产环节和阶段，在地理空间上呈现向不同国家和地区集聚；以及具有相同或类似要素密集度特征的产业以及产品生产环节和阶段，在地理空间上向具有相似要素禀赋的国家和地区集聚。前者主要以“垂直分工”的形态存在，在全球价值链分工模式中通常被称之为“蛇形模式”；后者主要以“水平分工”的形态存在，在全球价值链分工模式中通常被称之为“蛛网模式”。这两种模式交织在一起构建了复杂的全球生产网络体系。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成为产业和产品生产环节国际梯度转移的重要承接地，并成为全球价值链分工的枢纽和核心之一。贸易保护主义和新冠疫情的冲击促使一些国家和地区意识到，一旦产业链条中关键环节和阶段出问题，就会危及产业链供应链的安全。出于产业安全考虑，原有全球价值链布局可能会出现一定程度的收缩，将相关产业和产品生产环节迁回本土。正如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指出：“当下的局势告诉我们，各国必须竭力在利用全球化与必要的自力更生之间取得更好的平衡。”美国等发达国家的重振制造业计划、日本拨出巨额贷款用于“供应链改革”项目等一系列鼓励产业回流的政策举措，无疑将加速全球价值链的区域布局，并朝着本土化方向发展（盛朝迅，２０２１）。如果将美国从亚洲地区进口制造业产品与其国内制造业增加值之比看作制造业回归指数或者说本土化发展趋向的话，那么根据联合国贸发会议发布的数据绘制的图１显示，就美国而言，制造业回归或者说产业链供应链本土化发展确实取得了一些成效。

（二）      产业链供应链区域化趋向

虽然生产网络的布局具有全球性特征，但区域生产网络在其中仍然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无论是从价值链的前向关联角度，还是从后向关联角度看，区域内的关联程度显然都要高于与区域外的关联程度。现有测算充分表明，从投入产出的关联性角度划分，当前全球价值链主要由三大区域价值链构成，即北美区域价值链、欧洲区域价值链以及亚洲区域价值链（杨耀武等，２０２０）。三大区域价值链之间通过投入产出关联，进一步构成了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形成过程中，区域价值链一直扮演着重要角色，显然是受到许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需要指出的是，在推动全球价值链分工演进的因素中，技术并非是唯一的，制度因素同样发挥着极为关键的作用。甚至可以说，制度因素在推动经济全球化和国际分工演进方面比技术因素更加重要。当前，制度因素成为促使价值链分工由全球性向区域性演变的关键因素。前一轮经济全球化的发展离不开贸易和投资自由化制度和规则的保障作用。然而，当前ＷＴＯ框架的原有国际经贸规则和治理体系，一方面由于未能与时俱进，从而在推动经济全球化发展和全球分工演进方面的作用明显下降；另一方面由于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主要是发达国家单边主义的影响，使得ＷＴＯ的作用大大减弱，其改革也面临巨大困难。在这一背景下，双边和区域性的贸易协定就成为一种必然选择。在ＷＴＯ改革举步维艰的情况下，各种双边和区域贸易协定的发展，必将对全球产业链供应链调整带来重要影响，推动全球价值链进一步朝着区域化方向发展。因此，基于这一判断，未来全球价值链中北美价值链、欧洲价值链和亚洲价值链所形成的“三足鼎立”发展格局的特征可能会越发明显。

麦肯锡全球研究院发布的《全球价值链变革与新“中国效应”》指出，随着运输和沟通成本下降，加之全球价值链向中国等发展中国家扩张，长距离海洋贸易往来愈发普遍，在２０００—２０１２年间，同一地区内的国际商品贸易（而非远距离贸易）占全球总贸易的比例已从５１％下降到４５％。然而，这一趋向近年来受到全球价值链重构的影响正在发生逆转，突出表现为区域内贸易占全球商品贸易总量的比例在逐步提高。这种变化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世界经济格局的变化，比如新兴市场的消费增长，尤其是亚洲地区的增长势头迅猛，而该趋向在全球创新价值链中表现最明显，因为这一类价值链需要密切整合许多供应商，才能展开准时生产排序。受到当前技术变化、逆全球化冲击等多种因素影响，全球价值链重构的区域化特征开始显现。

（三）      产业链供应链多元化趋向

如前所述，基于安全性角度考虑，全球价值链可能会呈现出一定的收缩，即价值链的区域布局可能会出现一定的本土化迁移现象，但分工的效率因素仍然是价值链布局的重要因素。也就是说，在两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虽然价值链分工可能出现一定程度的内卷化趋向，但可以预期的是，实现完全的本土化绝无可能。况且，经济全球化发展是社会生产力和技术进步的必然结果和客观规律，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而改变的。因此，分工突破国界而向外部拓展和深化，在尽可能大的范围整合和利用资源以实现效率最大化，仍然是企业的战略需求。从上述意义看，统筹安全和发展不仅是企业层面需要慎重考虑的发展战略，更是国家层面需要考虑的重大战略。因此，一味地以安全为由而无视效率，或者一味地为提升效率而不顾产业发展的安全，都不可取。为了解决好上述两个方面看似矛盾的问题，究竟采取何种发展模式和策略，取决于两种力量的对比情况。如果更加注重效率而将安全因素置于次要地位，那么分工的全球化趋向就会加强，并呈现出相同或相似要素密集度特征的环节和阶段在地理空间上相对集聚的现象，这正是全球价值链前一轮发展演变的基本逻辑。如果更加注重安全因素而将效率因素置于次要地位，那么全球价值链就会出现一定的“收缩”趋向。这正是全球价值链当前出现一定的产业回流和内卷化发展的基本逻辑。实际上，如果进一步理解所谓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问题，就不难发现其本质是一旦生产链条中某个环节遭到破坏，可能会导致整个生产过程难以继续运转的风险。例如，目前理论和实践部门重点关注的中国产业发展面临的“关键零部件”缺失或者关键技术“卡脖子”问题，一旦遭遇像新冠疫情这种外生冲击而导致供应链“断链”，或者因经贸摩擦升级而导致供给中断，就极有可能引发产业安全问题。为了避免这一问题，除了本土化和区域化之外，另一个解决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的重要方式就是尽可能保障产业链各个环节和阶段均具有可替代性，如此便能保证某个供应方中断合作时，也可以有其他供应方及时替补。因此，为化解产业链供应链安全隐患并尽可能实现效率最大化，未来全球产业链供应链调整将会朝着多元化方向演进。

（四）      产业链供应链数字化趋向

当前，世界主要国家纷纷围绕新技术新产业进行战略部署，力图在新一轮全球化中掌握主动权，这直接催动全球产业分工格局发生变化。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新技术的发展应用，不仅带来了产业思维模式的改变、催发了新需求的产生，还将推动不同生产要素的相对重要性发生变化，进而导致不同国家间的资源禀赋优势发生变化，最终影响全球产业分工格局。当前，产业革命和技术革命变革的一个重要发展方向就是数字化。作为生产要素的数据，无论是在生产还是在管理中，其重要性日益凸显。麦肯锡全球研究院在２０１９年发布的《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取得成功的六大因素》中曾指出，伴随数字技术的不断进步和发展，制造业已在众多数字化领域和方面取得了成功。例如，在汽车制造业，数字双胞胎、预见性维护和数字质量系统等多种颠覆性数字解决方案，已经能够在冲压、车身和油漆车间以及装配过程中释放安全、质量和生产效率等方方面面的价值。生产过程实现数字化意味着将依托数字化实现工艺创新和过程创新，实现工业模式的进一步转型升级（杨丹辉、渠慎宁，２０２１）。例如，在线监测可以通过在线监测和数据分析实现产品品质控制；依托数字化实现柔性制造和敏捷制造，解决小订单生产问题；依托数字化实现传统车间（工厂）向智能车间（工厂）的转型。在管理领域，依托数字化可以实现从低附加值向高附加值环节延伸和转型。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数字化转型可能会产生两个方向相反的影响：一是进一步深化专业化分工，从而促使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不断向纵深方向延伸，新模式、新业态和新产业将不断涌现；二是制造设备和工艺的数字化、智能化会提高一些行业一体化生产和本地化生产程度，导致部分领域和行业的专业化分工减少，从而引起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收缩。

（五）      产业链供应链服务化趋向

伴随技术进步，全球价值链进一步从制造业领域向服务业领域拓展和延伸。当前服务业也是一个“碎片化”快速发展的行业，从而使得服务品的不同阶段和环节被日益分解，并被配置和分散到具有不同比较优势的国家和地区。全球价值链分工不仅发生在制造业领域，同样存在于服务业领域，服务业“全球化”和“碎片化”成为当前经济全球化重要表现形式和特征。麦肯锡全球研究院在２０１９年发布的《转型中的全球化：贸易和价值链的未来》报告中就曾指出，２０１７年服务贸易总额达到５．１万亿美元，这一数字与１７．３万亿美元的全球货物贸易相比虽然还有不小的差距，但在过去十年中，服务贸易的增长速度比货物贸易快了６０％以上。一些子行业，包括电信和ＩＴ服务、商业服务和知识产权收费，增长速度提高了两到三倍。这种变化一定程度上说明了全球价值链向服务业领域的拓展，即服务化发展趋向。随着服务业和服务贸易的发展，服务业不仅仅是中间投入，而且已经深入到价值创造的活动中、渗透到物质产品的生产活动中。比如，服务业创造了大约三分之一的交易制成品价值，研发、营销、财务和人力资源等都为物质产品的生产和进入市场提供了不可或缺的支撑；又如，跨国公司向其全球附属公司投入的无形资产蕴含着巨大的价值，包括软件、品牌、设计、运营流程以及总部开发的其他知识产权等，这些都是服务的范畴。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服务化发展趋向，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产业链供应链本土化区域化发展趋向。

需要指出的是，虽然由于受到外部突发事件的冲击，引发国家和企业层面对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安全问题的重视，但正如查尔斯·金德尔伯格、罗伯特·阿利伯在《疯狂、惊恐和崩溃———金融危机史》一书中分析指出，人们在遭遇危机冲击时往往会表现出过度恐慌，从而采取一些非理性举措。因此，当前部分国家的跨国公司重新考虑全球价值链的区位布局问题，极有可能是过度恐慌和过度反应的结果，因此，由此带来的产业链供应链调整是否具有长期性尚值得进一步观察。或许，在外生危机冲击之后，当人们的“理性”因素逐步恢复到“正常”水平时，效率因素可能会重新回归到主导地位，而所谓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又会退居次位。况且，排除贸易保护主义不论，产业链供应链能否依赖本土化、区域化解决安全稳定等问题，实际上是存在着很大疑问的。例如，本次世纪疫情冲击下，世界各主要国家尤其是起初防疫不力的美国等发达国家，其国内生产的停滞其实同样引发“断链”的安全稳定问题。

三、    中国产业链供应链升级面临的挑战

全球产业链供应链调整对中国带来了巨大挑战，一旦全球价值链重构的方向朝着发达国家意欲引领的方向发展，尤其是向着本土化方向调整，不仅会给中国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带来严重的安全和稳定隐患，而且还有将中国排除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之外的风险。

（一）      本土化发展趋向下产业回流一定程度上会动摇产业发展之基

在全球价值链分工条件下，中国产业尤其是制造业规模的迅速扩张，乃至实现一定意义上的转型升级，应该说得益于以开放的姿态承接了西方发达国家的产业国际梯度转移和技术扩散。目前，由于受到全球经济增长动能不足以及新冠疫情等因素的叠加影响，世界经济下行趋向较为明显。与此同时，中国当前正处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经济增长动力的关键时期，显然，结构性调整的过渡阶段往往会伴随着经济增长下行压力的加大（陈彦斌、刘哲希，２０２２）。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调整背景下，本土化发展趋向的产业回流，尤其是发达国家企图诱发本国跨国公司将产业和产品生产环节迁回国内，无疑会对中国产业发展特别是产业链供应链升级带来巨大调整压力。这是因为，一方面，结构性调整的过渡期本身就会面临经济下行压力，如果叠加产业外迁的“浮萍经济”影响效应，会进一步加大经济下行压力。“稳增长”和“促升级”之间的矛盾就会更加凸显。在巨大的下行压力下，为更好地平衡“稳增长”和“促升级”之间的关系，往往会采取放缓“促升级”的步伐以达到缓解经济下行压力的目的。另一方面，从静态看，产业外迁似乎只是一个具体的项目或者企业的转移，但是从动态角度看，更多是一种产业配套发展效应、技术和知识溢出效应，以及相关经济活动产生的长期动态效应的弱化。例如，与生产相关的技能培训、研发活动等，不仅有助于跨国公司投资项目自身，更为重要的是，还可以通过外部性等促进产业链供应链升级。这种效应显然会在本土化发展趋向下因产业回流而弱化。更何况，相比较而言，发达国家推动的“产业回流”更多觊觎于中高端环节，因此对中国产业链供应链升级可能产生的抑制作用会更大。

（二）      区域化发展趋向下技术之争一定程度上会抑制产业发展之速

众所周知，推动分工演进包括全球价值链分工演进的主要因素无非有三：一是要素禀赋结构，二是制度安排，三是技术变迁，三者共同作用推动着全球价值链分工演进。例如，全球价值链前一轮的快速发展，就是得益于国际生产分割等技术的快速进步，以及贸易和投资自由化等提供的制度保障，从而产业和产品不同生产环节和阶段，依据不同国家和地区要素禀赋优势，呈现地理空间的分散和集聚的特征。因此，作为全球产业链供应链调整的重要内容和趋向之一，区域化发展不仅受到未来一段时间内各主要国家的政策选择偏好影响，同时还会受到其他诸如技术变迁等因素的影响。为了在新一轮全球价值链分工演进中抢抓发展机遇和抢占制高点，各主要国家在新一轮技术革命和产业变革方面的竞争趋于“白热化”。这种竞争不仅体现在各国制定的产业发展规划和技术创新等政策支撑方面，还表现在一些不正当竞争方面，包括部分发达国家企图抑制其他国家技术进步而保持自身相对优势所采取的贸易保护主义措施。在全球化条件下尤其是技术进步日新月异条件下，各国之间更应进行分工协作以推动技术进步，共同解决经济全球化动能不足问题。然而，诸如此类的不正当技术竞争却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技术进步，阻碍了推动新一轮经济全球化发展动能的形成步伐，对中国产业链供应链升级也会带来消极影响。

（三）      多元化发展趋向下布局调整一定程度上会弱化产业发展之力

多元化发展一方面固然是化解产业链供应链风险的一种重要方式，但是在实践中，产业链供应链多元化发展趋向无疑会对产业协同发展之力产生弱化效应。特别是，在成本优势逐步丧失条件下，产业集聚等所产生的分工细化效应、知识溢出效应、技术进步效应、规模经济效应、产品异质性发展效应等，都将受到一定程度的抑制，对产业链供应链升级带来不利影响。根据联合国贸发会议发布的数据绘制的图２显示，美国从整个亚洲进口的中间产品中中国所占比重，以及从整个亚洲进口的资本品中中国所占比重，在最近几年确实有一定下降趋向。例如，前者比重在２０１８年、２０１９年和２０２０年分别为４０．５０％、３５．４６％、３４．３５％；后者比重在２０１８年、２０１９年和２０２０年分别为６９．１０％、６３．０６％和６１．１２％，上述变化趋向一定程度上说明“中国＋１”甚至“中国＋Ｎ”的多元化模式开始有所显现。

四、    中国产业链供应链升级面临的机遇

凡事皆有两面性，推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调整也有来自发展中国家的力量，或者说代表发展中国家利益诉求，从而推动全球价值链朝着优化方向发展，给中国产业链供应链升级带来重要战略机遇。

（一）      倒逼中国加快实施创新驱动战略的机遇

在全球价值链的前一轮深度演进过程中，中国以“被整合者”的身份和角色嵌入其中，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分工主要是一种互补关系，竞争关系不明显，并且主要以“低端嵌入”的方式融入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虽然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中主要从事低附加值环节和阶段的生产，但是作为一种跟随式和被动式发展，在不需要进行大量创新等活动条件下，依然可以获取一定的分工和贸易利益，因而大部分企业也就缺乏创新的激励和动力。这一时期参与国际分工实现的产业发展虽然也有创新，但主要还是局限于跟随、模仿和被动式创新，自主创新不够。当中国经济进入高质量发展新阶段后，产业链供应链逐步向中高端攀升，原有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中的互补关系也逐步向竞合关系演变。对中国来说，依托自主创新构建自主可控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对于保障产业链供应链安全极为重要。这将“倒逼”中国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促进产业链供应链升级。

（二）      突破发达国家产业链价值链的“低端锁定”的机遇

在全球价值链分工条件下，产业链供应链升级主要包括四个阶段，即工艺升级、产品升级、功能升级和链条升级。相对而言，实现前两个阶段升级较为容易，实现后两个阶段升级比较困难。这是因为，迈入后两个阶段可能不仅需要具备更高的技术水平等客观因素，而且可能会面临来自价值链“链主”的堵截等主观因素。这正是为什么发展中国家以“低端嵌入”方式融入发达国家跨国公司主导的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容易陷入“低端锁定”困境并难以突破的主要原因。现有研究表明，嵌入全球价值链对中国企业研发创新行为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进而阻碍了产业链供应链的升级。究其本质，固然有产业分工格局中不同专业化的创新能力、创新空间乃至依赖程度不同的原因，更有作为全球价值链主导者和控制者进行堵截的原因。但不论出于何种原因，“低端嵌入”的方式融入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的确面临着“低端锁定”的风险和困境。而以区域价值链为切入点，通过构建区域价值链并不断培育出众多“链主”企业，进而可以更好地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不失为突破发达国家“低端锁定”的一条重要发展路径。因此，从这一意义上说，目前全球产业链供应链调整朝着区域化方向发展，包括新一轮产业革命和科技革命，对于中国实现产业链供应链升级不失为一个重要的战略机遇。

（三）      多元化扩大国际合作的机遇

上文分析指出，全球产业链供应链调整的多元化发展趋向的确会在一定程度上弱化国内产业发展之力，但这种弱化显然是针对现有产业。也就是说，发达国家出于降低对中国依赖，从而在产业链供应链上向其他国家和地区的转移，大多是针对国内现有成熟产业体系。因为只有基于成熟技术的成熟产业体系，并且在全球产业链分工格局上形成了较强的国际竞争力，才能谈得上所谓对中国产业链供应链的依赖。从这一角度看，成熟技术的成熟产业体系当然也包括已经失去比较优势的部分产业和产品生产环节。基于双循环测算的一项最新研究表明（黄群慧、倪红福，２０２１），从不同行业全球价值链对中国的依赖程度看，高度依存于中国出口的行业，主要集中于纺织、服装与皮革、家具、安防等行业。这些行业在国内市场基本已经属于成熟产业，具有相对完备的产业链体系。至于其他行业如计算机、电子和光化学、电子设备和其他机械等行业，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属于高度整合的行业，因此要想实现与中国供应体系完全切割，并非易事，甚至可以说几乎不可能。诸如纺织服装等这一部分产业链供应链向其他地区转移，实际上还能够产生至少两个方面的积极作用。一是为国内产业链供应链转型升级腾出资源和空间；二是在全球生产网络背景下，这种转移有助于中国与其他国家和地区开放合作范围的拓展，扩大“朋友圈”，以及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的关联度。如果说过去几十年中国经济增长是在开放条件下取得的，以及未来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仍然需要在更加开放条件下实现的话，那么无论是“朋友圈”扩大还是产业关联度提升，实际上都是扩大开放的表现，更加有助于我们在全球范围内整合和利用资源，尤其是利用高端和先进生产要素，助推产业链供应链的升级。辩证地看，全球价值链多元化发展下的“中国＋１”乃至“中国＋Ｎ”模式演变对于中国来说，何尝又不是化解产业链供应链不安全不稳定之风险的一条重要路径呢？

综上分析，全球产业链供应链调整既有主观需要，也有客观规律使然。换言之，在这一过程中，既有可能是国际分工自然演进的趋向和结果，也有可能是各主要国家主观政策选择导向的结果。伴随着数字化和服务化等技术进步，产业链供应链的专业化分工可能会超过本土化发展的力量，仍将不断向纵深方向延伸。特别地，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分工条件下，跨国公司的全球化属性越来越明显，而其国家边界越来越模糊，并由此导致企业利益与国家利益不再完全一致，贸易保护的有效性也大大减弱。因此，依托贸易保护手段并“恶意地”调整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也就难以取得预期成效。在当前新型国际分工模式下，各国之间已经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你我中有他，他中有你我”的相互依赖格局，违背客观规律的产业链供应链调整绝非易事。尤其是考虑到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角色和地位的变化，即从原先主要是经济全球化中的“因变量”，转变为现在的既是“因变量”又是“自变量”，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中已经成为重要的节点。违背经济规律的“调整”可能引发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震动乃至断裂。目前，中国制造业增加值已经超过美国、日本、德国的总和，是名副其实的世界第一制造业大国。与２０２０年和２０２１年全球疫情冲击下全球贸易不振相比，中国出口逆势增长的事实充分说明了世界经济对中国的依赖，说明了中国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基于上述分析，可以得出三个方面的基本判断：一是短期内由于受到对“安全”因素过度担忧的非理性因素作用，以及贸易保护因素的不利影响，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会出现一定程度的本土化和多元化发展趋向，但并不会从根本上改变产业链供应链的全球布局。全球产业链供应链调整不至于对中国产业链供应链带来实质性冲击。二是长期内受到技术进步等因素的推动作用，分工仍将向纵深方向拓展。特别地，发展中国家对全球产业链供应链调整需求，更能代表和符合经济全球化发展大势，而部分发达国家对全球产业链供应链调整需求，其实更多是违背经济全球化发展大势的。因此从这一意义上说，长期内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必然会朝着更加优化的方向调整，国际分工将进一步向纵深方向拓展。三是基于上述两个方面的判断，全球产业链供应链调整对中国带来的机遇仍然大于挑战。当然，机遇大于挑战并非意味着中国对当前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可能出现的调整趋向“坐视不管”，任由其发展，毕竟机遇只是一种可能性，要转化为现实还需要一定的条件。相比较而言，挑战则更多是一种现实，如果应对不力，二者关系完全有可能转化。需要看到的是，虽然已经成为重要的一极，目前中国在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中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力日益增强，靠的主要是体量优势和产业门类齐全的配套优势，但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在工作母机、关键设备、核心技术等方面仍然面临着“卡脖子”问题。全球产业链供应链调整虽然短期内不会对中国造成实质性冲击，但是如果不解决“卡脖子”问题，不抓住数字经济发展带来的战略机遇以构筑先发优势，那么国际国内环境的进一步变化以及中国自身传统低成本优势的逐步丧失，将可能使得长期内产业链供应链“去中国化”趋向进一步加速。这不仅会动摇和弱化中国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发展的基础，而且也不利于抓住机遇，提高中国产业链完整性和自主可控能力。

五、    对策思路

综上分析可见，在世界百年变局和世纪疫情相互交织下，全球产业链供应链调整新趋向，其推动因素多样而复杂。对于诸如数字经济和服务化等技术变迁带来的影响，中国无须过度担心，更不用抱着反对的心态和态度刻意抵挡，而是要做到因势利导。更确切地说，中国要顺应乃至引领经济全球化和国际分工演进发展大势，推动中国产业链供应链升级。中国要利用已经取得的在位规模优势，通过进一步扩大开放来整合和利用资源和要素，尤其是高端、先进和创新性的资源和要素，抓住以数字技术为代表的新一轮信息技术革命带来的战略机遇，构筑先发优势，从而实现开放条件下的融合创新发展，破解产业链供应链面临的“卡脖子”风险。

（一）      以更高水平开放应对全球化逆流

基于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形成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相互依赖格局，是中国应对保护主义逆流的最大优势。因此，要通过不断扩大开放进一步密切中国与世界各国的产业关联。产业关联越是密切，“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融合程度越深，“脱钩”的难度就会越大，贸易保护的效果就会越弱。通过扩大开放，让各国分享中国大市场的机遇，使跨国公司与中国经济融合发展，从根本上夯实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的微观基础。

（二）      依托自主创新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虽然在全球化条件下，科学技术已经越来越具有超越国界的趋向特征，但是只要有国家的存在，科技之争就会存在，真正关键的、核心的、前沿的科学技术是不会轻易实现跨国流动的。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中国要强盛、要复兴，就一定要大力发展科学技术”“关键核心技术是要不来、买不来、讨不来的。”①中国要实现产业链供应链升级，实现弯道超车，从而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中某些环节和领域占据制高点，就必须依赖于科技进步，特别是抓住以数字技术为代表的新一轮产业革命和技术革命的机遇，率先在某些领域实现突破。这是解决我国产业链供应链发展面临“卡脖子”问题的必然选择。实现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发展，将某些环节和阶段尤其是关键环节和阶段“扎根”于本土，显然十分必要。要以关键共性技术、前沿引领技术、现代工程技术、颠覆性技术创新为突破口，走前人没有走过的路，努力实现关键核心技术自主可控。为此，在国家宏观层面，要加强国家科技战略力量，加强基础研究、注重原始创新，优化学科布局和研发布局，推进学科交叉融合，完善共性基础技术供给体系；在企业微观层面，要努力提升企业技术创新能力，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促进各类创新要素向企业集聚；在制度设计层面，要完善科技创新体制机制，深入推进科技体制改革，完善国家科技治理体系，优化国家科技规划体系和运行机制，推动重点领域项目、基地、人才、资金一体化配置，激发人才创新活力。

（三）      充分利用各种开放平台深化国际合作

顺应乃至主导全球产业链供应链调整大趋向，促进中国产业链供应链升级，本身就是开放发展的问题，因此需要在更加开放的条件下进行。具体包括三个方面：一是扩大开放范围，二是拓展开放领域，三是深化开放层次。扩大开放范围要求我们在继续向发达国家开放的同时，扩大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合作；拓展开放领域要求我们在继续做好制造业领域对外开放的同时，要有序扩大服务业对外开放；深化开放层次要求我们继续做好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的同时，更加注重规则等制度型开放（张占斌、黄锟，２０２０）。实现上述目标的关键在于利用好各种开放平台，如自由贸易试验区和自由贸易港等。利用好这些开放发展平台有助于紧扣制度创新这一核心，进一步对接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在更广领域、更大范围、更深层次形成各具特色、各有侧重的试点格局，推动全面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促进产业链供应链升级。当然，除了设立自贸试验区和自由贸易港等开放发展平台之外，新时代的开放发展还包括其他创新多样化的开放平台和载体，如加快实施国家间的自由贸易区战略、稳步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建设、进口博览会建设等，这其中无疑都涉及重要的规则等制度创新，都会在扩大开放范围和拓展开放领域等方面产生积极的推动作用，从而成为促进产业链供应链升级的重要平台，成为进一步提升中国与其他国家产业关联度的重要平台。

（四）      发挥本土市场规模优势集聚高端要素

发挥超大本土市场规模优势是当前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关键所在。目前，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并且有着庞大的中等收入群体，因此已经具有相当的在位规模优势。发挥本土市场规模优势，不仅可以通过充分发挥规模经济效应、需求引致创新效应等传统母市场理论所揭示的作用机制，而且在全球价值链分工条件下，伴随本土市场规模扩大，还能够产生所谓“逆向创新”效应、诱发价值链中高端向国内转移等重要作用机制。所谓逆向创新，主要是指伴随发展中国家本土市场规模扩大，跨国公司的生产经营活动在目标市场的定位上将会更加注重本土市场，从而采取基于本土市场创新并辐射全球的、与以往基于发达国家市场需求的创新并辐射全球完全相反的战略模式，因此被学术界称为“逆向创新”。与此同时，在全球价值链分工条件下，不同生产环节和阶段在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区位布局，不仅取决于要素禀赋情况，还取决于当地市场规模。更确切地说，本土市场规模越大，越有利于吸引更加高端的、高附加值创造的生产环节和阶段向本土市场转移。显然，高端生产环节和阶段通常而言属于高端要素密集型，因而本质上就是吸引和集聚高端要素。由此可见，无论是基于传统的母市场理论，还是基于全球价值链分工条件下的特有作用机制，发挥本土市场规模优势都可以通过吸引和集聚高端要素，促进产业链供应链升级。这也是新发展阶段中国所具备的新型比较优势。要利用好这一优势，就必须进一步扩大市场开放，让中国的市场真正变为世界的市场、共享的市场，吸引更多跨国公司来华投资，与国内企业融合发展。当然，充分发挥本土市场规模优势需要在深化体制机制改革、畅通国内大循环、充分释放内需等方面采取有力的对策举措。这也是有效应对短期“非理性”因素可能引发产业链供应链外迁的重要举措。

（五）      利用区域高质量一体化释放集聚效应

伴随来自初级要素的低成本优势逐步丧失，未来中国全球产业链供应链调整，尤其是推动产业链供应链升级，需要培育竞争新优势。其中，形成并释放产业集聚效应不失为一条重要的路径选择。未来不论全球价值链的演进方向如何，产业空间演化将进一步呈现分工深化和产业集聚的趋向。这一点无论是从全球范围看，还是从一国或地区内部看，都是如此。中国应在产业的空间布局上打造更加适宜的条件和环境，提高中国产业链完整性和自主可控能力。应该说，在新形势下以区域一体化高质量发展为切入点和突破口，如长三角高质量一体化、粤港澳大湾区、成渝城市群等，强化创新突破和高端引领，在参与乃至引领全球产业链供应链调整中具有极为重要的战略意义，对于抢占全球产业链价值链中更有利的位置，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依托区域高质量一体化发展，有助于推动产业链跨区域协同发展和协同创新，促进产业资源和生产要素自由有序地在区域内流动，形成广泛的知识溢出效应、技术溢出效应、协同创新效应，从而有助于形成高端产业集聚。通过推动区域高质量一体化释放产业集聚效应并推动产业链供应链升级，在实践中已经取得了一定成效。例如，在长三角高质量一体化发展过程中，诸如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生物医药等领域龙头企业跨区域布局，在带动相关产业集聚和发展等方面已经取得了实际成效。

（六）      加快国内区域协调发展打造产业生态系统

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调整背景下，加快推动中国产业链供应链升级并不是说要放弃低端产业和产品生产的低端环节和阶段，而是要在现有产业基础上，进一步实现升级，从而打造更加完整的产业链分工体系。需要指出的是，产业发展本质上是一个生态系统，只有打造一个更为完整的生态系统，在此系统中实现资金流、技术流、产品流、产业流、人员流的不断输出、输入和交换，产业才能形成更为强健的筋骨。如果没有其所需要的相关和支撑产业发展，再高端的产业正常运转可能都会出现困难，更谈不上所谓国际竞争力了。中国作为发展中大国，在产业门类上最为齐全，但不同区域发展又呈现明显的不平衡和不协调现象。正是区域间发展处于不同阶段所具有的差异性，从而为构建更加完整的产业链供应链生态系统提供了历史性战略机遇。从这一意义上说，推动形成国内不同区域间的有效分工协作关系，合理布局产业链，不仅是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途径，也是打造产业链供应链整体竞争优势的重要途径。通过加快国内区域协调发展打造良好的产业生态系统，能够为产业链供应链升级构筑更加坚实的基础。

（七）      积极实施自贸区战略突破价值链低端锁定

如前所述，当前全球产业链供应链调整的另一重要趋向就是区域化发展，其中各种形式的自由贸易区或自由贸易协定成为区域价值链发展的重要平台。中国应该顺应乃至在引领发展中，抓住这一重要的战略机遇，在积极推动和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中，促进产业链供应链升级。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有助于中国依托区域价值链构建，突破以往发达国家主导的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众所周知，签订自由贸易协定不仅可以降低成员方之间的关税和非关税壁垒，从而进一步提升贸易创造效应，而且也有助于吸引全球对外直接投资。当前，全球经贸规则体系正朝着高标准方向发展，在此背景下，自由贸易协定的内容和议题已经远远超越了传统“边境开放”，涉及更多的则是边境后开放即所谓“境内开放”问题。因此，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不仅有助于显著优化区域内的整体营商环境，而且有助于推动制度型开放，在开放倒逼改革中推动规则等制度体系的优化。无论是进一步的“边境开放”，还是更好地推动“境内开放”，都将有助于促进区域内要素和产品的自由流动，加强区域内成员方之间的分工合作，推动区域内产业链、供应链和价值链的融合发展，扩大区域内市场规模的扩容和升级，进而推动区域内产业链供应链的发展和升级。尤其是考虑到中国在全球三大价值链中的亚洲区域价值链中已经具备的体量、规模、产业、资金、技术等方面的优势，中国有能力、有条件推动区域价值链朝着更加包容和互利共赢的方向发展，并据此突破长期以来全球价值链一直被发达国家主导和控制的不利格局。特别是中国应该在顺应和引领发展中抓住机遇，升级东亚自由贸易区战略，构建东亚“小循环”，促进全球大循环，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推动开放型经济迈向更高层次和更高水平。